西方意识形态具象化运演的三重逻辑 〔*〕
——基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语境的分析
杨乐强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具象化运演具有三重逻辑：一是与物化及文化工业过程、技术统治过程、景观收摄过程、消费侵蚀过程相联系的感性逻辑；二是追逐意旨下潜、观念殖民和价值整合的目标逻辑；三是对人的生存屈从的塑造、对多样化拜物教下人的客体化的强化、对社会一体化的构筑的效能逻辑。三重逻辑交织在一起，一方面共同维系着20世纪的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却同时以具象化的方式消解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的主体性。
〔关键词〕 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具象化运演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问题的持续探究，揭示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从思想上层建筑向社会现实的统治转化过程，是通过具象化运演进行的，其中包含着三重逻辑的交织作用：一是与不同社会情境的具体融合过程中通过具象化为物化及文化工业、技术统治、景观收摄、消费侵蚀等呈现出来的感性逻辑；二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具象化运演是一种矢量运动，在意旨下潜、观念殖民和价值整合的共同追逐中呈现为一种目标逻辑；三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具象化对人的生存屈从的塑造、对泛拜物教支配下人的客体化的强化、对资本主义一体化的构筑而展陈出来的效能逻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具象化运演的三重逻辑，共同促进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维系，但也同时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对人的自由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否定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具象化运演理论，为我们认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复杂性打开了一个窗口。
一、与物化、技术、景观、消费的结合：意识 形态具象化运演的感性逻辑
如同文学要通过具象化的话语叙事和具象化的情境影响人一样，一个社会也总是要以意识形态的具象化运演显现其对观念秩序的整合和行为秩序的规范，这是意识形态显现其统治机能的基本惯式。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维持它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独立性的同时，也要不断地监视和干预社会现实，调适社会大众，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意识形态这一维度的运作看作是朝向生活世界的具象化运演过程，即通过与物化或文化工业、技术、景观、消费的融合，显现为意识形态对生活情境的具象化操控。
第一，物化和文化工业作为意识形态具象化的根本载体及具体表现，在整体上促成了商品物及其运行法则对人的支配，促成了文化工业对人的具象化包围和侵蚀，人无法摆脱商品物及其体系化的根本控制，无法超脱物化和文化工业的整体封堵。
物化原本是指商品体系化建构对人的影响问题，人的活动和人的意识状态都必须遵循商品物的运行机理，遵循物体系的运行惯势，从而呈现出人服从物的物化态势。卢卡奇则把物化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运行联系起来，指认这种物化及其造就的物化意识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观念体系的具象化，它以感性化的方式承载着应然性的意识形态指令，并为资本增值及其逻辑运程提供现实基础，物化的具象化运演使人失去了他作为人的本质，他越是被物化具象化操纵，“他就越不可能是人”〔1〕。而马尔库塞则看到了发达工业社会是商品绝对统治的社会，为商品而活“成了人们生活的灵魂”〔2〕，商品的物化特性侵蚀了人的全部生活，也左右着人的各种需求和社会想象。卢卡奇和马尔库塞的见解，得到了鲍德里亚更清晰的提升，鲍德里亚说，物化的具象化既是人的心理“受到一个体制和它的形象所灌注”〔3〕的过程，又是人身上被物品“不连续的节奏，它们不连续而又突然的在那儿的方式”〔4〕所强加的过程，人被物化具象化浇筑，他当然不能以人的节奏显现对物化的改变。
物化具象化的演进，促成了它与文化的交织，文化工业的崛起，是这种复杂交织的产物。在文化工业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具象化的操控，就是一个以工业化的文化产品充斥生活世界、以多样化媒体包围人的情感世界、以亲和影像契入人的想象世界并不断地过滤现实的过程，它以其吊诡逻辑承诺对日常苦役的逃逸，所推送的“快乐本该帮助人们忘记屈从，然而它却使人们变得更加服服帖帖了”〔5〕；它越是役使人们“不断证明自己面对社会的道德品质”〔6〕，然而它却越是使人们表现出鲜明的受虐的特点。
第二，技术统治作为意识形态具象化的主导载体，锤炼实证思维，规化顺世主义操行，扩展认同感，达于向心力的凝聚。20世纪中期的资本主义普遍步入发达工业社会，“技术已经变成物化——处于最成熟和最有效形式中的物化——的重要工具”〔7〕，技术的运用，在带来生产增长和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在微观方面改变和支配人们的意识活动，锤炼实证思维；在宏观层面塑造社会秩序，通过倡导顺世主义和随大流的行为标准，以技术贬损道德，人在“道德上的‘停滞’使得技术进步的身价大增，成为一种稳固的价值，成为我们的社会的终极作用机制”〔8〕。技术的自动化运用，使得物和物体系承载着科技变化的本质层次，而在“需求及实用的心理或社会学层面的变化则是非本质的”〔9〕；作为意识形态具象化的载体形式和具体表现，技术自动化与人的个性化相融洽，它“不过是个性化在物品层次的梦想实现。它是枝节部分最完满和卓越的(呈现)形式，而人和物之间的个性化关系，便是透过这种边际性的分化作用来进行”〔10〕，这正是技术的普遍化统治和具有亲和性的具象化操持在引导统一和制造分化中呈现的根本影响力。在其作用下，认同既定的秩序，忠诚制度体系，便成为意识形态具象化律令的显现。
第三，景观作为意识形态的具象化，以他性构境收摄社会生活过程，统摄人的具体期望，促成景观化对实际生活和具体生存历程的取代。所谓景观，是指资本主义社会运行过程的镜像化再现所生成的偶像境遇和形象范例，其中，商品陈列是以实物偶像展陈的镜像，它的无处不在构成了人们必须膜拜的日常遭遇；而新闻、宣传、广告、娱乐表演则是以影像化运演展示并规定为生活的魅力和生活的范例。景观作为再现出来的标准模式和“楷模化”的镜像运演，遍及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作为支配性的过程铸造着资本主义“表象的肯定和将全部社会生活认同为纯粹表象的肯定”〔11〕。景观执行资本主义的分离原则，以镜像化的拟像分离真实的世界，涤除各种现实的不确定和陌生成分；它也极尽资本主义颠倒秉性，翻转真假、是非、善恶关系，唯景观之真才真，唯景观之是才是，唯景观之善才善；景观将人的生存非我化，“个人的姿势不再是他自己的；它们是另外一个人的，而后者又将这些姿势展示给他看”〔12〕。景观其实就是“将社会现实认同为在它自己的影像中改铸全部现实的意识形态”〔13〕，并且作为意识形态的顶点曝光了全部意识形态的本质就是“真实生活的否定、奴役和贫乏”〔14〕。换言之，景观意识形态的具象化运演，“抹煞了自我和世界的界限”，“抹煞了真与假的界限”；〔15〕它的使命在于“必须通过混合以碎片形式与社会合理性相一致的表象因素来包围观众。它必须转移被统治秩序禁止的那种满足的欲望”〔16〕；通过强迫人们把满足等同于生存，实现对全社会不平等结构和多样化生命活动进行高度统摄和禁锢，彰显景观统治的意识形态旨趣。
第四，消费作为意识形态具象化的转型载体和拟像运演，以消费符号诱导人的需求，侵蚀人们的真实选择，固化着社会的差别。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从一种非生产中心的附属性现象变为全部生活的主导，通过不断彰显其符号价值和政治因素的统摄，显现其意识形态具象化的“代理人”。马尔库塞指认消费对虚假需要的媒体渲染和文化张扬，以消费平等的假象俘获人心；弗洛姆则将消费视为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培育重占有的生存方式的核心途径；而鲍德里亚则从总体上揭示出消费是意识形态观念秩序的符号具象化统摄和侵蚀过程，它构成了人们一切价值选择的坐标和行为活动的直接语境，它通过取消“人们之间真实差别，使人们及产品都同质化，并同时开启了区分鉴别统治的一种工业垄断性集中”〔17〕，即通过把生产和消费的不同内容如财富、产品、服务、关系、差异等联系起来，消费的符号化语境就能够作为一种权力机制和社会控制的逻辑，促成社会整合的符号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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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意旨下潜、观念殖民和价值整合的追逐： 意识形态具象化运演的目标逻辑
〔3〕〔4〕〔8〕〔9〕〔10〕〔法〕尚·布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9、182、144、3、132-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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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不同的意识形态具象化运演承载着意识形态的意旨下潜，即意识形态从思想上层建筑具象化为公共准则、交往范例和日常生活的导向，通过这些准则、范例和导向，意识形态的意志张扬、权力叙事和制度看护的话语威力就以一种具象化的变体临现于现实生活，监视和控制着社会不同领域的运转。意识形态意旨的这种下潜，是意识形态从意志话语、权力话语、利益话语转化为实际的效能支配的本质诉求，也是它从“高高在上”的位势转向对社会“基层”显示整体控制力的根本要求，更是它彰显其根本的应然性律令的方向指针。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照到的意识形态具象化运演承载的意识形态意旨下潜，有多种目标指向，包括意识形态话语对交往话语的训导和同化、对现实生活过程的规整和塑造、对顺世主义应然律令的普遍遵从等方面。卢卡奇、列斐伏尔等人指认日常生活的异化、生活方式的同化机理对人们个性的磨灭、现代性的分裂特性，根源于这些领域对意识形态意旨下潜及其操控作用的承载；弗洛姆、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指认技术统治与真正生活的对立，实证主义对认知过程和认知方式的操控，日常语言的诱导性质等等，根源于意识形态目的下潜及其支配导致的意识形态具象化控制的结果。马尔库塞用他的“潜化”理论指认自我把“外部的”移置为“内部的”那一整套相对自动的过程，〔18〕正是对意识形态具象化承载的意识形态意旨下潜造成的现实微观功能的证明。阿尔都塞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指认支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是家庭、学校、班组和诸如教育在内的社会综合活动，正是意识形态具象化对意识形态意旨下潜的实际贯彻，才在根本上使得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综合功能得以伸张出来。正因为如此，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十分鲜明地概括了意识形态具象化运演的多样性及其所秉承的意识形态意旨下潜这一实质内容。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仍呈迅速上升趋势。全球每年约有880万人死于癌症，占全球每年死亡总人数近1/6，死者大多数在中低收入国家[13-14]。每年有1 400多万新发癌症病例，预计到2030年将增加到2 100多万。癌症带来的经济影响较大且在不断加剧，2010年由癌症导致的年度经济总费用约为1.16万亿美元[15]。目前30%～50%的癌症可通过避免危险因素和落实现有循证预防策略进行预防，通过癌症早期发现和癌症患者管理可有效降低癌症负担[16-17]。如果做到早期诊断和充分治疗，许多癌症会有很高的治愈率[18-19]。
第三，意识形态的具象化运演追逐统一的价值整合，即对资本主义矛盾本性造成的危机、分裂和各种对抗进行价值调适，从而达到对社会稳定性的功能支配和系统整合的目的。早在19世纪上半期，马克思就洞悉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本性置其经济过程于周而复始的危机之中，也会将其社会生活不断撕裂或摧毁，诚如当代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在体会马克思思想真谛时所说的，资产阶级社会建设的“每样东西都是为了被摧毁而建设起来的”〔20〕，并且，只要有利可图，资产阶级成员就会拆除整个世界，他们“通过不知疲倦的交易和发展，使大量的人、物、金钱在地球上到处横冲直撞，侵蚀和破坏每一个人的生活基础”〔21〕。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统治机制的调整及其对社会运行过程干预在应对20世纪的危机和具体对抗中的作用，但他们更看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具象化运演促成的价值整合的作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认这种价值整合主要表现为：其一，通过阉割文化的超越性，利用文化的世俗亲和力，调适人们的当下情感，肯定人的自我向度，在不断增强文化愉悦和放大当下的文化满足感中，遏制文化生活中的变乱因素，实现文化价值的整合；其二，通过把启蒙时代高扬的诸如自由、平等等等现代性原则转化为社会成员的生活体验，促成社会成员在行为倾向上自觉与当下社会图景步调一致，在生活方式领域实现行为价值的整合；其三，通过实证主义和工具理性的合理化操作，涤除一切不可检验的和不可量化计算的因素，使人们在理性上通过认可可检验的意义合理性和可量化可计算的操作合理性，达到对社会现实的服从，实现操作价值的整合。文化价值整合、行为价值整合和操作价值整合，构成了意识形态具象化运演所追逐的价值整合的功能基础和目标指向，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探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问题过程中揭示出来的深层机理。
三、对屈从、拜物和一体化的塑造：意识 形态具象化运演的效能逻辑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采取具象化的运演过程，就在于具象化运演具有直接的感性契合力，它有助于推动意识形态从社会统治的意志话语转变为社会大众的自我叙事，从权力中心的观念张扬转变为个体自觉的生存操持，从抽象的原则守护转变为具体的实践再现，因而，意识形态具象化运演，必然在社会宏观运行和社会微观演进历程中形成多重效能。
首先，意识形态具象化运演服务于资本主义利益原则，在不断诱导社会成员的过程中，促使人们对资本统治和资本增值的普遍屈从，对自己物化命运的屈从。资本统治既是一种对自然的统治也是一种对人的统治，把人及其诸种属性(身体、欲望、理性等)变成物件，变成可带来增值的东西并能纳入可量化可计算的效率程序中，是资本增值空间扩张的一种深化，也是资本增值得以生成的便利条件。卢卡奇指出，合理机械化的和可计算性的原则遍及生活的全部表现形式，社会所有成员的命运都由这种统一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来决定，在它的作用下，“人的功能变为商品这一事实，最确切地揭示了商品关系已经非人化和正在非人化的性质”〔22〕。它表明，资本主义通过直接的物化意识形态对资本增值的渲染和具体操作，发挥着“毁坏人性的作用”〔23〕，即人的特性和能力不再同人构成有机联系，而是作为可以占有和出卖的物与人分离，以至于“人们相互关系的任何形式，人使他的肉体和心灵的特性发挥作用的任何能力，越来越屈从于这种物化形式”〔24〕。跟随卢卡奇这一理路，马尔库塞把人的物化处境解读为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状态，指认它是“由人作为一种单纯的工具、人沦为物的状况来决定的。作为一种工具、一种物而存在，是奴役状态的纯粹形式”〔25〕,这种状态是物化凭借其技术形式倒转了人和物的关系，强化了物化对人的主宰，物化成了人的精神品性的界定者和言说者，即“生产机构充当着道德动因的角色。良心则依靠物化、依靠事物的普遍必然性而得到解脱”〔26〕。人对物化的屈从，在根本上是对资本主义统治权的屈从，是对资本主义根本的意识形态统治的屈从，但以物化意识形态为表现形式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具象化运演遮盖了物化背后的真实统治关系和压迫关系，也彰显了意识形态具象化运演以在场的功能支配执行着根本性的意识形态统治。
其次，意识形态具象化运演塑造了拜物教的泛化体系，使人在接受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同时，又在全部生活过程中遭受无处不在的拜物教泛化形式的控制。作为意识形态具象化运演的一个样态，物化本身就是一种拜物教，它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不能改变“他也仍旧是事件的客体，而不是主体”〔27〕的命运，物化拜物教向人们显明，“物化了的世界最终表现为唯一可能的、唯一从概念上可以把握住的、可以理解的世界，即为我们人类提供的世界”〔28〕。而在物化扩张的文化工业、技术统治、景观收摄和消费侵蚀的各个意识形态具象化运演形式中，都分别包含着支配性的中心力量，并具体作为文化拜物教、技术拜物教、景观拜物教和消费拜物教发挥着它们对全部生活的主导作用，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实际生存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些拜物教作为商品拜物教的泛化形式，加深了资本主义统治的复杂性，也在资本主义的不同境遇中加重了对人的限定和束缚，人的意义活动过程、人的当下价值、人对生活目标的追求等等，都需要分别通过确信或膜拜这些拜物教提供的中心主旨才是可能的。这些拜物教总体上共同诱导着资本主义社会个人同制度体系保持统一，与资本主义运转节奏保持同步，遏制了人们对真实生活的向往和对应然性生存的期盼，在它们共同作用下，人的生活碎片化，充满不确定性。这也证明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具象化运演塑造的泛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的隐性统治机制，是资本主义对人的全面役使的效能表现。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具象化运演逻辑的发掘，为我们展陈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各种观念意识形态和各种具象化的意识形态载体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多翼共舞”的过程，如同资本主义通过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霸权主义、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观念“共筑共舞”一样，物化作为资产阶级阶级意识对人的具象化役使无疑是意识形态“多翼性”舞动的“一翼”，它总是伴随着意识形态具象化的技术之翼的舞动，技术作为意识形态的具象化之“翼”又总是伴随文化的或消费的或景观的具象化意识形态在场。资本主义正是这样通过不同的具象化意识形态的交替出场，互补共舞，从而能够在框照社会进程中控制个体成员，遏制不满和可能的叛乱，阻止社会的质变。
技术统治的具象化运演所带来的一体化，同样是景观统治和消费控制也能实现的，只是它们发挥作用的处境和作用方式有着叙事再现的差别，这种差别不能否定不同形式的意识形态具象化运演促进资本主义一体化这一效能生成的共同性。
四、评判和启示
美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逊曾经指出，“在我们这一时代，商品本身就是其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按照这一观点，消费和保护消费的实践本身就足以使资本主义制度再生产合法化，无论你信奉何种‘意识形态’。这样，现在占据‘意识形态’(从整体上讲)职能地位的就是内在的日常生活实践，而不是那些抽象的观念、信条、思想以及哲学体系。”〔31〕詹姆逊的这个说法，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具象化运演的必然性和普遍现实性，也以他实际的体验证实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关于意识形态话语言路的合理性。
不可否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作为资本主义思想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进行了历史的和逻辑的批判，既包括对资本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和各种政治法律观点及经济学等意识形态的批判，又包括对资本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文化优越论等等意识形态的批判，这种批判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立场、原则和方向上把他们自己的理论叙事区分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就如同本雅明把资本主义文化视为是资产阶级成功的装饰而对之采取“格格不入”的立场和态度一样，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资本主义思想上层建筑及其变体是否定的，也是拒绝的。由此，学术界多年来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理解和界定为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无疑是有根据的，但如果我们的探究仅仅止于这种一般性的和十分概览性的结论，那么，我们显然不能进一步把握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孜孜不倦的理论初心及其叙事旨趣，不能体会到他们长期跟踪分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真正原委，不能探究到他们揭示的意识形态具象化的多样性和具象化功能演进的复杂性，从而，也就不能在学理上把捉到他们探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独特深度和总体性。要避免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资本主义实际的意识形态运演等问题上的不深入和不准确，就必须从整体上全面、具体和动态地开展在这类问题上的再研究，而本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具象化运演理论做出从载体、表现方式到实质内容和综合效能的分析，还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意识形态眷顾的真实意旨和应有理路，一方面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发掘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丰富性，避免把他们的理论作字面理解，或简单化对待；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借助于这一理论探寻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实际运行的复杂性和它对人的生存的消极作用。事实上，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具象化运演之复杂逻辑的揭示，开启了我们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吊轨运行的跟踪和批判，为我们从整体上认识资本主义提供了学术根据和话语源泉，我们从中可以作出如下评判和启示：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具象化运演的三重逻辑的揭示，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伴随着意识形态的具体统治，20世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不仅路径多样，而且追求效率，亦即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始终注意从作为思想上层建筑向不同处境下的主导趋势的融合，以具象化的运演方式展陈出资本主义统治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在使20世纪的资本主义呈现为技术资本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景观资本主义、消费资本主义和总体上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等不同样态的过程中，使其面临的各种实际的和可能的危机得到化解，使其不同阶段的发展动力得到重构。
第三，意识形态具象化运演生成和强化了资本主义的一体化。在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追求一体化的实现，是它实现政治统治的不变宗旨，也是它走向垄断统治的必然要求。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跟进并探索到资本主义国家在宏观层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但他们更加注意对资本主义在微观层面所实现的一体化功效的探究，他们指认意识形态具象化运演是形成资本主义一体化的根本性和持续性的力量。以技术统治这一意识形态具象化形式为例，它通过如下方式促进和增强着资本主义一体化：其一，以合理性观念和实证哲学规范人们的认知，使人们从思维方式和理智判断上服从于给定的原则和运行程序，对任何看似合理和看似客观的观念、规则、运作方式的肯定，尤其是对来自社会上层的策略的合理性的认同，事实上会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对某种政治力量主导的生活方式或制度要素的就范，导致对社会倡导的不断进步的需求的就范，“进步的冲击使理性屈从于现实生活，屈从于产生出更多和更大的同类现实生活的强大能力。制度的效率使个人的认识迟钝，使他对不表达整体之压制力量的事实视而不见。如果人们发现自己身处构成其生活的那些事物之中，那是他们接受而不是创造了事物的规律的结果，不过这一规律并非物理规律，而是社会规律”〔29〕。其二，技术在降低体力的耗费、促进“蓝领”工作的“白领化”、推动劳动者的价值满足感和社会认同感的建立的同时，也在政治上突现它是有效统治的得力工具，通过技术控制最终促使各种异质抉择同化，消解分歧和对立，达到政治一体化。其三，技术把政治变成一种科学程序和技术操作过程，其具体运作的合理性和效率成功地促成了政治支配从刚性到柔性的现实转化。其四，它把社会成员的忠诚由自我中心的向度转向对国家和制度的忠诚，使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源自于群众忠诚的向心力及其他精神资源，能够有效抑制各种社会纷争和麻烦，防止各种危险因素的滋生，同时，又能保证把群众的忠诚同各种私人的资本增值形式整合起来。其五，“科学的物化模式变成了社会文化的生活世界，并且通过自我理解赢得了客观的力量。技术统治意识的意识形态核心，是实践和技术的差别的消失”〔30〕。这就表明，科学技术不再属于纯粹生产力范畴，它变成了推动资本主义新的合法性的政治力量，是作为新的意识形态发挥其支配作用的。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具象化运演的感性逻辑、目的逻辑和效能逻辑的洞悉，彰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表面上的开放性和实质上的限定性和规制性，即它在呈现对日常生活开放、灵活多样地契合人们所谓“现实诉求”的同时，也要在实质上实现它对生活世界的系统支配，对社会大众进行持续规控和具体训导，达到总体性的一体化规束，所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观念系统的开放在根本上是为实现资本主义整合和规制服务的。
其次，意识形态具象化运演秉承着观念殖民这一共同使命。所谓意识形态的观念殖民，是指用规范的意识形态观念体系和观念秩序改变和取代人们多样化原生观念，逐渐建立一种适应意识形态总体指向的观念世界的过程。西方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观念殖民看作是意识形态各种具象化运演的目的和动力，指认观念殖民构成了意识形态的多重具象化运演样态的根本内容。只是由于资本主义问题变迁和境遇转化的不同，其意识形态作用于社会大众所产生的观念殖民在方式、过程、范围等方面表现出较为隐秘或微观的特性，才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观念殖民的研究视角和具体的叙事理路呈现出多样性，但对资本主义通过具象化殖民意识形态主旨观念则是共同的。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人的主观世界的征服和控制，包括了对人的心理结构的改造、对多样性需要的调适、对想象的诱导、对意志活动的规整等等，这些过程最终只有以对观念这一主导部分的殖民才是有效的。卢卡奇早年对阶级意识及其作用的分析，晚年对观念本体论的探究，无疑是对观念殖民的持续跟踪；葛兰西对资本主义文化在观念上造成的领导权的分析无疑是对观念殖民的文化效能的捕捉；赖西、弗洛姆等人对人们心理结构的探究、对权威主义家庭观念、种族观念和法西斯主义等等的分析，代表了他们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观念殖民的深刻性和隐秘性的揭示；阿多诺、霍克海默以及马尔库塞等人，更是从历史与现实、个体与社会、进步与退步等等维度上，分析了包括想象、需要、合理性、自由、幸福诸观念被控制、被塑造、被颠覆的结局对人们产生的不幸影响，证明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具象化运演的观念殖民的实质。居伊·德波直接声称“景观就是商品完全成功的殖民化社会生活的时刻”〔19〕，表明他认定景观的广泛扩张和整体统治的实质，就是要役使人们在观念上接受资本主义景观的侵蚀和景观观念的系统“殖民”。早期鲍德里亚把消费的含义及功能演进和消费在观念上对人们的征服看作是消费意识形态具象化运演的在场使命，人们对消费符号的追逐和对消费秩序的就范，无疑是消费观念殖民的现实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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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具象化运演服务于资本主义对完美罪行的设计和对人的主体性的扼杀，它与启蒙运动理性设计和人的主体性张扬背道而驰，是资本主义启蒙时代意识形态虚伪性、欺骗性的当今表现。理性变成钳制人的铁笼，生活变成资本主义施行完美罪行的便利场所，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具象化运演则是以遮盖铁笼和完美罪行的在场亲和力隐藏着资本主义虚无化人和人的生活的真实企图，在其作用下，人不是目的，人的主体性始终是被清理、铲除和扼杀的对象，换言之，人是不能作为能动的主体发挥作用的，除了加深物化统治，维护资本的增值，这种意识形态具象化运演不会形成与人的任何积极关联，不会维护人的中心地位，更不会在整体上促进人的终极幸福。
本文某特定构件的局部成组方案是指设计人员所关注的构件与其他构件组合而成的构件集合，该集合从属于最终模块划分方案中的某个模块。系统中构件的局部成组方案可以表示为
注释：
无论如何，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具象化运演的三重逻辑的理论叙事，虽然最终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但对于当今时代的我们来说，无疑是有启示意义的。我们不仅要防止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直接入侵，也要注意防止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具象化渗透，对资本主义花里花哨的东西，我们不应该随声附和，而应该保持警惕和审视的精神状态，这是搞好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基本前提。
第五，资本主义是不道德的和有害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具象化运演则不断地掩饰着它的不道德，隐藏着它的有害性，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寻求有效的方案。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超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具象化的社会境遇及其危害，在于寻求意识革命，在于引导个体的觉醒和联合体的构建，在寻求社会主义想象的积极的构境追逐中，不断拒绝和否定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在涤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具象化侵蚀中，谋求社会解放和观念解放带来的社会进步及生活跃升。虽然这逐渐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共同期盼，但也是他们理论局限性的表现，他们不能从解构资本主义制度上寻找主体出路，不能谋求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劳苦大众实践的参与，不能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马克思所高扬的“物质武器”相结合，不能提出统一的可操作的实践方案，不能直接投身于对资本主义的现实改变等等根本局限，注定了他们的学术要真正发挥变革现实的社会作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22〕〔23〕〔24〕〔27〕〔28〕〔匈〕乔治·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14、157、160、167、214、179页。
〔2〕〔7〕〔18〕〔25〕〔26〕〔29〕〔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0、153、10、32、73、11页。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不同境遇下对意识形态具象化运演的载体和表现形式的勘定，实质上展陈出他们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意旨下潜、观念殖民和价值整合等共同内容的探究，既表明他们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具象化运演的目标支配的把握，也显示他们对不同意识形态具象化运演样态的共同本质的厘定，体现出他们探究意识形态具象化问题的深度。
〔5〕〔6〕〔德〕马克斯·霍克海默、〔德〕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段》，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8、139页。
〔11〕〔12〕〔13〕〔14〕〔15〕〔16〕〔19〕〔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10、99、99、101、129、15页。
〔17〕〔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福、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2页。
〔20〕〔21〕〔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27、129页。
长江河道采砂管理已形成以《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为核心，以地方政府规章和各种规范性文件为补充的采砂管理法规体系。而沂沭泗地区江苏境内的河道采砂管理，虽然出台了《徐州市河道采砂管理条例》，但由于没有配套的实施细则，操作性不强，在没有国家法规或配套规章的情况下，很难执行。因此，在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采砂管理条例”及配套制度出台的同时，对于采砂管理中遇到的迫切和关键问题急需权力机关作出相应的、可具操作性的立法解释。
〔30〕〔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71页。
太阳慢慢地落下山去，天地渐渐地变得朦胧起来。夏国忠抬起头，看着天幕慢慢合上，想起那些战死的兄弟，两滴滚烫的泪水从他满是血污的脸上滑落下来。
式中:mw为热水器的进水流量，L/min；Cw为水的比热容，kJ/(kg·K)；T为t时刻管内热水的实际温度(数值上应等于出口温度Tout)，℃；Ct为热水器系统的热容，kJ/K；Gw为稳定状态下的燃气进气流量，m3/s；H为燃气高热值，H=39.82 MJ/m3；ξss为稳定状态下的热效率，取热水器1级能效标准，ξss=98%。
〔31〕〔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25页。
作者简介： 杨乐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
〔*〕本文系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创新研究”(项目号：17ZDA001 )阶段性成果。
DOI： 10.3969/j.issn.1002-1698.2019.08.004
〔责任编辑：汪家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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