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莎士比亚作品的接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莎士比亚论文,中国论文,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表明，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一定历史时期总是要不同程度地、有选择地接受吸纳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翻译是文化接受的基本途径，而解读则是接受的理论形态。翻译是不同民族文化交融的起点，翻译的水平直接影响着接受的程度；特别是对其他民族文学巨擘的宏篇巨制的翻译，不仅需要精通其他民族的语言，而且需要具有比较深厚的本民族文学的根基，否则就不会有成功的翻译；即使播译出来也难以被本民族文化所吸纳，不能融入本民族的文化之中。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接受莎士比亚的作品是一个半世纪中国接受外国优秀文学作品的一个典型现象。由于中国社会状况与西方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层面，所以对莎士比亚作品的接受——包括翻译与解读，始终处于一个变异与趋真相结合的辩证过程：接受过程中对原作的某种变异是不可避免的一种必然性的文化交融现象，而追求认知其本来面目乃是文化接受的本质属性和终极目标。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对莎士比亚的接受大致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衔接、相互交叉、相互平行的六种状态，即（1）接受的准备；（2）接受的过渡；（3）接受其个别作品；（4）接受其全部作品；（5 ）接受外国学者对莎氏批评的模式；（6 ）用历史新时期中国人的眼光接受莎士比亚的审美价值。本文将只评述中国接受莎士比亚的第三种与第四种状态，即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本文为作者于1997年12月12日至12月14日参加香港莎士比亚学会与香港浸会大学英文系主办的“莎士比亚在香港”学术会议时所提交的论文《变异与趋真的独特历程——中国对莎士比亚及〈哈姆莱特〉的接受》的节选。）
1921年田汉翻译的《哈孟雷特》第一幕第一、二、三场发表在《少年中国》第12卷2期上，第二年即1922 年《哈孟雷特》全译本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田汉《哈孟雷特》译本的出版，在当时并未引起特别的注意；但是，从中国莎学的角度来看，它却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中国第一部用白话散文形式译出的莎翁戏剧作品。中国接受莎士比亚经过了70多年的酝酿、准备，至此，才开始以其戏剧家的本来面目进入中国。田汉说他初读《哈孟雷特》是在1918年于东京读书的时候。译出这部剧本之后，他计划翻译10部莎翁戏剧，称“莎翁杰作集”，但除1924年翻译出版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其余8种未能如愿。20 年代继田汉之后陆续出现了一些莎剧译本，但其译者多非新文学运动名家， 少有人知， 如1924年译出《天仇记》（《哈姆莱特》）、1925年译出《罗马大将凯撒》（《裘力斯·凯撒》）的邵挺。到1928年吴宓对他所译《天仇记》虽评价很高，但对译者情况却一无了解，所以在刊物上公开询问译者的情况及住址。吴宓说“邵挺的《天仇记》用文言，辞藻俊美，而短歌尤奇绝，其人善于风骚，乐府古诗根底甚深，又富于文学鉴别力，故其译笔工而不谐俗……惜邵君之译本不见称于世，邵君之职业处所亦未悉，爰特表彰之，尤望邵君能努力续译莎士比亚其余名剧，以完全功也。”文下加小注曰“有知邵君住址者，务祈赐告本刊编者以便通讯”。（注：吴宓：《弗列得力希雷格尔百年纪念》，《学衡》第67期（1929）第30页。）
20年代莎士比亚的作品在中国大量介绍世界文学的热潮中开始被正式接受，不同文学团体的作家都曾不同程度地评价过莎士比亚，但并无任何一个文学派别将莎士比亚奉为楷模。吴宓在20年代初论述诗人想象力时引用了莎士比亚（注：见吴宓《诗体总论》，《学衡》第9期（1922）。），后在纪念德国诗人、 翻译家弗·施莱格尔的文章中称赞过莎士比亚，但他认为在欧洲文学史上成就最高者为歌德，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应“以歌德之志为志，以歌德之法为法”。（注：吴宓：《弗列得力希雷格尔百年纪念》，《学衡》第67期（1929）第30页。）梁实秋1926年回国后在大学里讲学，他所推崇的是美国文学批评家白璧德，讲莎士比亚的目的则在于阐述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和普遍的人性。鲁迅则针锋相对地批评梁实秋的观点。（注：鲁迅：《文学与出汗》，见《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57页。）在其论战中虽然都提到了莎士比亚，但他们都没正面涉及对莎士比亚的评价。20年代中国开始接受莎士比亚的作品，由此莎士比亚才真正以戏剧家的身分被中国的读者所接受。在当时中国大量翻译世界进步文学作品的热潮中，又陆续出版了近10种莎剧译本。因为译者并非新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大多名不见经传，并且都只译出一两部莎剧之后就不见了，所以这个时期对莎翁作品的接受，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并未产生什么影响，20世纪20年代的10年间，中国对莎士比亚作品的接受是个别的、少量的，在整个新文学运动中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中国接受完整的莎士比亚作品是从30年代初提出这个要求的，到最后完成，经历了1／3世纪的时间，比一些文化比较发达的非英语国家接受的时间晚。比如日本的坪内逍遥于1909年翻译出版了日文的《莎士比亚全集》，而中国的第一部《莎士比亚全集》中译本完成于1967年。
1934年，鲁迅先生在谈到莎士比亚的时候曾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有莎士比亚的译本。在我们深恶痛疾的日本，《吉诃德先生》、《一千零一夜》是有全译的；莎士比亚、歌德……都有全集；托尔斯泰有三种，陀斯妥也夫斯基有两种”（注：鲁迅：《读几本书》，见《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1页。）。鲁迅这段话概括了中国全面接受莎士比亚等外国优秀作家作品的时代要求。早在1930年底，胡适给梁实秋的信中提出成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问题，并拟组织一个委员会，由他任主任，梁实秋、徐志摩等人为委员。由于1931年徐志摩遇难，除梁实秋外其他人对莎士比亚不感兴趣，此计划流产，而梁实秋则由此开始了他漫长的翻译莎士比亚的系统工程。
梁实秋是中国第一个由个人译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家，而第一个计划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则为曹未风。曹未风1935年翻译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莎剧译本《该撒大将》，到1944年共译出11部莎剧，后以《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为名出版。50年代又译出3部莎剧，60 年代初逝世宏愿未遂。梁实秋于1936年翻译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莎剧译本《哈姆莱特》，到1939年共翻译出版了8种莎剧，后来中断翻译，60 年代在台湾重新译莎。1964年由台湾文星书店出版了梁译《莎士比亚戏剧20种》；1967年出版了《莎士比亚全集》40册，300万字，由台湾远东图书公司出版，成为中国第一部由个人完成的《莎士比亚全集》译本，梁实秋因此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传人”。1967年8月6日台湾的“中国文学协会”、“中国语文学会”等团体联合发起并举行“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出版庆祝会”，与会者近300人。
中国另一位为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做出贡献的是年轻的诗人、翻译家朱生豪。1935年他与世界书局签订了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合同，计划两年之内全部译出。当时朱生豪给他女友宋清如的信中说：“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Shakespeare 译成功以后。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注吴洁敏、朱宏达著《朱生豪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页。）朱生豪“决心译莎，除了个人兴趣等其它原因外， 在日本帝国主义欺凌中国的压力之下，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大概也是主要的动力”。（注：朱文振：《朱生豪译莎侧记》（1981），见前书（6）第288页。）可见朱生豪“把译莎工作是作为民族英雄的事业来看待的”。（注：朱尚刚：《朱生豪的爱国思想》（1985），见前书（6 ）第297页。）1936年8月朱生豪译出第一部莎剧《暴风雨》，到1937年6月间，已译出7、8部莎翁喜剧，但交到书局的译稿毁于1937年8月13 日日军进攻上海的炮火。1938年朱生豪去中美日报馆工作，继续译莎，译稿第2次毁于1942年12月8日日军占领上海的炮火。朱生豪失业后回故乡嘉兴，贫病交加，在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中译出莎剧31部半，因盛年早逝而壮志未酬，1944年12月26日逝世时他才32岁！他是中国将生命殉于莎学事业的杰出的天才的翻译家。1947年在他逝世之后的第3年， 他所译出的27部莎剧由上海世界书局以《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为题出版（共3辑）。朱生豪是中国所有莎氏翻译家中速度最快、成就最高的，他被公认为中国译界楷模，他的译作被公认为翻译文学中的杰作，他为中国近代翻译界完成一件最艰巨的工程。因为朱生豪是一位在中英两种文字上皆有很深造诣的、才华横溢的诗人，所以他的译文虽为散文，却以其富有诗意的译文较好地体现了莎剧的风貌与神韵。1954年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朱生豪译的全部莎剧（31部），以《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为名分12册出版。
1957年台湾大学教授虞尔昌译出莎士比亚历史剧10部，与朱生豪所译27部莎剧以《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为名由台北世界书局出版，署名朱生豪、虞尔昌合译。1947年虞尔昌应聘去台湾大学任教时带去了朱译3卷本《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他对朱生豪的译笔和精神十分钦佩，痛惜其英才早逝，为莎学而献身。虞尔昌决心完成朱生豪未竟之业，在当时很艰苦的条件下（翻译时所用桌椅都是别人弃而不用的）利用课余时间完成了10部历史剧的翻译。1957年由台北世界书局出版了朱生豪、虞尔昌合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这是中国第一部汉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译本。1961年虞尔昌又翻译出版了莎士比亚的14行诗。他与朱生豪合译的莎翁作品距离全部译出只差那么一点点而没有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1984年12月26日，虞尔昌逝世，正好是40年前朱生豪逝世的日子。难怪方平教授这样说：“这两位译坛前辈真可谓中国文苑的双子星了。”（注：方平：《序——纪念虞尔昌先生》， 虞尔昌译：《文艺杂谈》，同济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196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出版以朱译莎剧为主体的《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未译之6部莎氏历史剧和全部诗作皆由其他翻译家译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部《莎士比亚全集》直到1978年才得以问世。历史所给予的补偿就是它的出版成为中国莎学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标志。以朱生豪中外文学诗词的造诣、才华、热情和能力，他完全可以在两年内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但由于中华民族不幸的历史，竟经过了40多年的漫长岁月，且由他人补译才得以完成遗愿。这部《莎士比亚全集》中除朱生豪所译的1部莎剧外，其余莎剧、 莎诗的译者分别为：方平译《亨利五世》，章益译《亨利六世》（上、中、下），杨周翰译《亨利八世》；梁宗岱译154首14行诗， 张谷若译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杨德豫译《鲁克丽丝受辱记》，黄雨石译杂诗（包括《情女怨》、《爱情的礼赞》、《乐曲杂咏》、《凤凰和斑鸠》）。
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贡献，已被历史认可。在他80诞辰纪念的时候，他已获得了3重的历史桂冠：1989 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吴洁敏、朱宏达合著的《朱生豪传》，该书荣获中国第4 届国家优秀图书2等奖；1991年9月嘉兴电视台筹拍电视剧《朱生豪》，1992年4 月纪念朱生豪80诞辰时首播，不久中央电视台转播；1992年4月18、19 两日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于上海师范大学举行“纪念朱生豪80诞辰学术讨论会”，中莎会会长曹禺题词：“正义凛然、贡献巨大”。到70年代末，海峡两岸两部《莎士比亚全集》中译本相互辉映。
中国翻译莎诗也始于30年代， 朱湘发表12 首莎士比亚14 行诗，1936年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诗集《番石榴集》。1934年曹鸿昭发表了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的译作。40年代初梁宗岱发表了《莎士比亚的商籁》，包括1篇论文和30首14行诗译文， 它在中国莎诗翻译中产生了较大影响。70年代梁宗岱译出莎士比亚全部14 行诗（154 首）， 收入1978年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梁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1983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50年代屠岸出版了译作《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全部译出了莎氏的154首14行诗，为中国第1部莎士比亚14行诗全译，后来多次再版重印与修订出版， 印行数量很大，到80年代末印行将近100万册。80年代初， 杨熙龄翻译出版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90年代以来，又出版了几种莎诗新译本，如曹明伦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全集》（漓江出版社，1995年），陈才宇等的《莎士比亚诗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半个多世纪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约有20多位诗人、翻译家翻译过莎士比亚的诗作。
孙大雨是中国第一个提出用诗体翻译莎剧的翻译家。1943年提出翻译的最高标准是译文与原作形神酷肖，主张用汉语的“音步”来译莎剧中的“无韵诗”（Blank Verse），“原作用散文处译成散文， 用韵文处还它韵文”，孙大雨说，他翻译《黎琊王》即“以此为目标”（注：引文见孙大雨《〈黎琊王〉译序》，《民族文学》1943年1卷2期。），孙大雨按此理论译的第一部莎剧《黎琊王》出版于1948年，几乎经过半个世纪的时间，他的诗体译本《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于1995年1月问世。
中国出版的第一部莎剧诗体译本是40年代初曹禺译出的《柔密欧与幽丽叶》。他是应剧团演出的要求而翻译的，采取了“诗剧的翻译”形式，1944年在成都演出时受到好评，这是中国著名戏剧家的著名莎剧译本，译本出版后受到普遍欢迎。这个译本被认为是一部比较接近理想的译作，是中国最好的莎剧译本之一。它译出了莎翁原作的插科、打诨、俏皮话、双关语等等，表现出原作的幽默感， 译文语言具有音乐性。1980年曹禺率代表团访问莎翁故乡斯特拉福时向“莎士比亚中心”赠送了这个译本。
50年代，方平、卞之琳、吴兴华、林同济、杨烈等都开始了用韵文翻译莎剧的工作。方平从1953年起先后译出《捕风捉影》（1953）、《无事生非》（1955）、《莎士比亚喜剧五种》（1979）、《亨利五世》（1978）、《奥瑟罗》（1980）、《李尔王》等。1956年卞之琳出版了诗体译本《哈姆雷特》，他说，“译文中诗体与散文体的分配都照原样。在无韵诗场合，也避免用韵，照汉语规律，每行用‘五顿’，合‘五步’”（注：见卞译《哈姆雷特》“译本说明”第2页，作家出版社，1956年8月出版。）；30年之后，卞之琳译的《莎士比亚悲剧四种》于1988年出版。1957年，吴兴华的诗体译本《亨利四世》（上、下）出版。译者特别强调莎士比亚历史剧“对群众的吸引力是以沸腾的爱国热情为基础的”。吴兴华说，在“形式方面是遵照原文的。诗用相当于原来格律的‘五步无韵体’，散文用现代口语”。（注：见吴兴华译《亨利四世》（上、下〈译本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983年出版了林同济的诗体译本《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悲剧》，1984年杨烈发表了诗体译本《麦克白斯》，在“译后记”中说他的翻译方式为“元曲、京戏的有韵腔调”，他认为这样可以达到通俗易懂、有韵易诵的目的。（注：见陆谷孙主编《莎士比亚专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0页。）又过10年，杨烈出版了他的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的译本，收入杨烈等译《莎士比亚精华》（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90年代初以方平为首的一些翻译家开始了诗体《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工程，现已接近完成，不久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就这样，自40年代初孙大雨提出以散文译散文，以韵文译韵文的译莎主张以来，中经许多翻译家的实践和探索，到90年代末将推出以方平为首的翻译家的第3个《莎士比亚全集》中文译本，这是一部新的、 诗体的汉译《莎士比亚全集》，它的翻译与出版反映出中国翻译家力求以更加真实的面貌来接受莎士比亚的强烈愿望。
90年代以来，中国对于接受莎士比亚作品显示出极大的热情，在同一时期的非英语国家中这种情况大概并不多见，它表明莎士比亚作品的审美价值已经被中国文化所接受，它可以满足中国今天的时代要求，已经成为中国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种积极力量。它所蕴含的真、善、美有助于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这种接受莎士比亚作品的极大热情主要表现在莎士比亚作品—戏剧、诗歌以及全集的相继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新版6卷本的《莎士比亚全集》（1994），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在大陆第1次出版了梁实秋译2卷本《莎士比亚全集》（1996）。此外，时代文艺出版社还出版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英文编辑苏福忠等人校订翻译的两卷本《莎士比亚全集》（以朱生豪译31部莎剧为主体，文心等人补译其余6部莎剧）（1996）。 译林出版社也将推出这样一部由索天章等人补译朱生豪译本的《莎士比亚全集》，等等，真可谓洋洋大观，以致引起出版家惊呼“莎士比亚著作出版大撞车”！（注：《中华读书报》1996.2.7。）
从1921年10月出版莎士比亚的第一部莎剧译本以来，中国翻译莎剧的译者有40多人，加上20多位莎诗译者，中国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诗人、学者、翻译家有60多人。（注：中国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译者分为两部分：莎剧译者和莎诗译者。下列莎剧译者按所译莎剧数量多少和翻译莎剧的时间顺序排列，括号内为所译莎剧部数。梁实秋（37，全部莎诗），朱生豪（31），曹未风（14），虞尔昌（10，全部14行诗），方平（8，长诗1），文心（6，长诗2），孙大雨（4），卞之琳（4），杨烈（4），章益（3），田汉（2），邵挺（2），周平（2），吴兴华（2）；下皆为翻译一部莎剧的译者：诚冠怡、曾广勋、张采真、邓以蛰、缪览辉、戴望舒、张文亮、顾仲彝、夏鼐、彭兆良、袁国维、陈治策、蒋镇、周庄萍、孙伟佛、邢云飞、曹禺、柳无忌、杨晦、邱存真、张常人、吕荧、方重、杨周翰、英若诚、孙法理、杨东霞、罗汉；合译一部莎剧的译者有许绍珊与邵挺，余秋楠与王淑英；译出一部莎剧片断的译者有朱维基、徐志摩等。莎诗译者按翻译年代顺序排列：梁宗岱、曹鸿照、邱锽、梁遇春、丘瑞曲、张晋臣、朱湘、戴留龄、屠岸、张谷若、杨德豫、黄丽石、杨熙龄、苏明伦、陈才宇、马海甸、刘新民、王徇中等。）译本最多的为Hamlet，有11种译本，现在通用译名《哈姆莱特》（采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中的译名），其余翻译Hamlet的译名分别为《哈孟雷特》（田汉译）、《天仇记》（邵挺译）、《哈梦雷特》（周庄萍、周平译）、《哈姆雷特》（梁实秋、卞之琳译）、《汉姆莱特》（曹未风译）、《汉姆莱脱》（朱生豪译）、《哈姆雷》（林同济译）、《罕秣莱德》（孙大雨译）、《汉姆来提》（杨烈译）。Shakespeare 的汉语译名多达二十五个，而现在通用的是1902年梁启超的译名“莎士比亚”。（注：Shakespeare的中文译名有（按出现的时间顺序排列）：
1、莎士比河（林则徐编译《四洲志》（19世纪40年代）；
2、舌克斯毕（慕维廉译《大英国志》，1856）；
3、舍克斯毕尔（郭嵩焘《日记》，1877）；
4、沙斯皮尔（谢卫楼《万国通鉴》，1882）；
5、狭斯丕尔（严复译《天演论》，1894）； （鲁迅：《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等用此译名，1908）
6、筛基斯比尔（艾约瑟：《西方启蒙十六种》1896）；
7、显根思皮尔（《李鸿章历聘欧洲记》1896）；
8、莎士比亚（梁启超：《饮冰室诗话》，1902）； （《胡适日记》1914.7.17用此译名，鲁迅于1934年写《莎士比亚》， 《又是莎士比亚》亦用此译名。）
9、索士比亚（佚名译《澥外奇谭》，1903）；
10、索士比尔（《东西尚友录》1903）；
11、沙斯斯比尔（李提摩太：《广学类编》1903）；
12、夏克斯芘尔（李思·伦白·约翰译《万国通史·英吉利卷》，1903）；
13、莎士比（林纾译《吟边燕语》，1904）；
14、希哀苦皮阿（《大陆》，1905）；
15、叶斯璧（《近世界60名人画传》，1907）；
16、沙克皮尔（《世界名人传略》，1908）；
17、索斯比亚（严复译《名学浅说》1908）；
18、昔士比亚（康有为：《康南海先生诗集》1909）；
19、沙士比（《苏曼殊致高天梅信》1910）；
20、萧思璧（《胡适日记》，1911.2）；
21、萧士璧（《胡适日记》，1911.8）；
22、莎士比尔（《苏曼殊：《断鸿零雁记》1912）；
23、萧士比亚（《胡适：《建设的革命文化论》，1918）；
24、沙士比亚（鲁迅：《读几本书》，1934）；
25、沙斯比亚（袁昌英：《沙斯比亚的幽默》，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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