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西夏石窟分期研究之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敦煌论文,西夏论文,石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术史家谢稚柳先生是这样评述敦煌西夏绘画的：
自来论绘事，未有及西夏者。西夏当宋仁宗之世，离宋自立。西北万里坐拥200年。其画派远宗唐法，不入宋初人一笔，妙能自创，俨然成一家。画颇整饬，但气宇偏小，少情味耳。榆林窟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第二十诸窟画，俱出西夏人手。[1]
谢氏总结“自来论绘事，未有及西夏者”，用语中肯，可谓一语中的，告诉我们西夏绘画在历史中的地位，从侧面阐述了西夏绘画珍贵的历史价值，而此方面的资料，敦煌保存最为集中，最为丰富，最为珍贵。但是就整个敦煌艺术而言，西夏艺术为人们所认识、所重视，包括学术研究，相比较其他各时代艺术就显得单调了许多。另一方面，由于涉及到瓜沙地区复杂的历史背景，敦煌西夏艺术和瓜沙地方曹氏艺术、沙州回鹘艺术、藏传佛教艺术、宋代绘画等之间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最终形成一类独特的地方艺术。同时，由于历史文献记载的含混不清，瓜沙曹氏晚期、西夏初期、沙州回鹘三者之间的历史不够明了，专家学者们的研究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自从不同的专业方向和研究视角出发，观点不同，相互之间出入比较大，以致最终人们对敦煌西夏艺术的认识和分辨产生困难，总体来讲比较混乱，不够明确。
鉴于此，我们觉得有必要就敦煌西夏艺术及其分期的相关问题，作些梳理，或许对学界的认识有所帮助。
由于资料丰富而且集中，因此，对于西夏时期敦煌石窟的调查研究，很早就引起西夏学和敦煌石窟研究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早在1964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共同组成敦煌石窟西夏调查小组，对敦煌莫高窟、安西（今瓜州）榆林窟的西夏洞窟进行了系统考察，经过三个多月的实地考察，对相关洞窟从文字题记到艺术风格进行科学记录和研究，初步作了分期，最后将莫高窟、榆林窟的西夏洞窟由原来的几个增加到几十个，对这一时期的壁画艺术及其特征有了总体的认识。这次调查的成果对后来敦煌西夏洞窟的划分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国内学术事业的逐步繁荣，敦煌西夏艺术的研究也步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当初参加敦煌西夏洞窟调查的专家学者陆续发表当初的调查资料，从不同的角度发表相关的研究成果。1980年，王静如先生分别就壁画中所见反映农业和手工业内容、人物发式与服饰、《国师像》与《玄奘取经图》作了研究[2]。同年，白滨、史金波两位先生对莫高窟、榆林窟相关洞窟中发现的有关西夏的各类资料作了概述性介绍，内容包括洞窟断代、代表洞窟、各类题记、代表壁画与供养人画像、西夏人姓氏、建窟文字资料、文献文物等[3]。
就具体洞窟分期而言，宿白先生有指导纲领性研究[4]，最后由敦煌文物研究所西夏石窟研究专家刘玉权先生在前期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完成具体的洞窟分期，1982年发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一文，从敦煌石窟中分出属于西夏时期的洞窟，其中莫高窟有77个洞窟，榆林窟有11个洞窟。这是首次对敦煌西夏石窟的分期，其实也是最早对敦煌石窟中西夏洞窟的全面研究，使得学术界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初步认识到敦煌西夏石窟的基本面貌[5]。具体分期如下。
莫高窟计77窟。
第一期：第368、356、408、65、352、327、281、142、355、354、460、70、30、27、353、430、35、29、38、265、34、6、88、87、16、350、263、291、84、83、81、78、224、450、234、376、378、348、382、169、347、165、130、223、345、365、366、151、233、351、326、328、344、252、432、400、367窟。
第二期：第237、164、140、307、308、306、363、399、418、409、244窟。
第三期：第207、310、330、309、245、97、206、491窟，4号塔。
榆林窟计11窟。
第一期：第21（后室）、22、26、13 、17、14、15窟。
第二期：第21（前室、甬道）、39窟。
第三期：第29、2、3窟。
以上各期又可合并为敦煌西夏石窟三大期。
第一期：包括莫高窟第一、二期，榆林窟第一期。
第二期：包括莫高窟第三期，榆林窟第二期。
第三期：榆林窟第三期。
以上各期洞窟的年代如下。
第一期相当于西夏历史的早期，或相当于曹氏晚期到西夏统治瓜、沙二州的初期。以有1085年西夏文功德题记的莫高窟第65窟为标尺窟。
第二期相当于西夏历史的中期。
第三期以建于1193年的榆林窟第29窟为标尺窟，约相当于西夏历史的晚期。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刘先生主张西夏占据瓜沙的历史从1036年算起，至1227年被蒙古人取代[6]。因为我们注意到对于西夏最初占领敦煌的具体时间，以及是否有效统治或有效统治的时间等问题，学界观点不尽一致，分歧比较大[7]。
在洞窟分期的基础上，敦煌文物研究所另一位石窟美术史专家万庚育先生发表有关敦煌石窟西夏艺术专文，主要分早、中、晚三个时期就西夏洞窟壁画内容、艺术特征作了概述[8]。同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出版《莫高窟内容总录》，其中西夏洞窟的划分，基本沿用前面的分期成果，同时，史苇湘先生对西夏石窟及其艺术作了简单的介绍说明[9]。至此，作为敦煌石窟管理机构的敦煌文物研究所为学界正式公布和介绍了敦煌的西夏石窟。
综观敦煌专家们的观点，根据西夏在河西的统治历史，敦煌西夏石窟艺术，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其中早期属曹氏晚期洞窟之后，继承五代宋瓜沙曹氏地方画样画风，属曹氏艺术的继续，基本上为改绘前期洞窟，壁画以简单的净土变、千佛、供养菩萨为主，主要集中在莫高窟，以莫高窟第65、327窟等为代表；晚期则发生较大的变化，以藏传密教题材为代表，同时融入辽、金、南宋等多种艺术元素与画样画风，呈现多样化特征，集中在榆林窟，以榆林窟第29、2、3等窟为代表；中期属二者之过渡，但仍以前期艺术特征为主流，受高昌回鹘壁画艺术的影响，开始有所创新。由于西夏统治的中心在瓜州（今甘肃瓜州县，原安西县），故瓜州境内的榆林窟、东千佛洞的西夏洞窟虽在数量上不及莫高窟多，但其壁画艺术成就却比之为高，更具有时代特征和代表性，如榆林窟第2、3、29窟及东千佛洞第2、7窟的壁画，就是稀见的西夏艺术奇葩。
这一分期的研究成果，成为日后学术界对敦煌西夏洞窟研究的指南，被广泛引用。最有代表性的是段文杰先生的《晚期的莫高窟艺术》[10]、《榆林窟党项蒙古政权时期的壁画艺术》[11]及刘玉权先生自己发表的《瓜沙西夏石窟概论》[12]，均以敦煌研究院的分期成果，对西夏石窟艺术作了概论性研究。1985年，《西夏文物》、《西夏文物研究》[13]以及宿白先生对莫高窟密教遗迹调查中的西夏部分[14]，均没有超出这一分期的界定。以至于像近年出版的《西夏美术史》[15]、《河西西夏佛教研究》[16]等专著及部分学者的研究论文中[17]，虽然也充分吸收了刘先生后期的调整意见与近年来学术界相关的新研究成果，但总体上仍没有超出这一分期的基本思路与结果的限定。
1982年，史金波、白滨两位先生发表了当初调查的另一成果，即莫高窟和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的调查研究，公布了大量发现于洞窟中的各类西夏文题记，在38个洞窟中共找到各类西夏文题记100余处，计235行，1200余字，其中有西夏人开窟的功德记文，也有各类游人题记等，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是了解西夏时期人们在敦煌从事佛教活动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时代最早者是发现于莫高窟第65窟的西夏文墨书惠宗大安十一年（1085）之题铭。敦煌石窟中还有不少与西夏历史文化有关的汉文题记，时代最早者为惠宗天赐礼盛国庆二年（1071）的题记，也已引起学界的重视[18]。
1988年，西夏学专家史金波先生在专著《西夏佛教史略》中专设《西夏的寺庙》之“石窟寺”及《西夏佛教艺术》章节，即以莫高窟、榆林窟西夏石窟为主要讨论对象，其所据即是前述文物研究所专家的分期，就其中的代表洞窟与代表壁画作了评述，事实上这一成果也是史先生1964年亲自参与调查的结果[19]。
但是，随着学术界对沙州回鹘问题的讨论，明确的沙州回鹘历史也引起了人们对敦煌沙州回鹘洞窟艺术的探讨，事实上，早在20世纪40年代，张大千在莫高窟调查临摹之时，就已确认了5个回鹘洞窟[20]。刘玉权先生本着科学的态度，1987年发表文章，从原定为西夏的洞窟中分出23所洞窟，是为沙州回鹘洞窟，具体如下。
莫高窟第306、307、308、363、399、418、244（甬道）、409、237（甬道、前室）、148（甬道及内室局部）、309、97、330、310、245、207窟，共计16个窟。
西千佛洞第4、9（甬道）、10（甬道）、12、13窟，共计5个窟。
榆林窟第21（前室甬道）、39窟，共计2个窟。
其中仅莫高窟第330窟为新建，其余均为整体或局部重修重绘前期洞窟。具体可分前后两期。
前期——莫高窟第306、307、308、363、399、418、244窟，榆林窟第21、39窟。
后期——莫高窟第409、237、148、309、97、330、310、245、207窟。
前后两期的年代分别为：
前期——11世纪初至11世纪后半期，约1030年（上限可至1019年）至1070年间；
后期——11世纪后半期至12世纪初，约1070－1127年间。
前后期的艺术风格分别为“敦煌北宋式”和“高昌回鹘式”[21]。
把沙州回鹘洞窟从原分为西夏的洞窟中划分出来，主要是据洞窟中出现的回鹘供养人画像，因此有科学的依据，故受到学界特别是从事回鹘研究的专家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引用。但是，就这些洞窟的具体时代而言，对于前期，学者们没多大异议，对于后期，却有不同的看法。杨富学先生指出：“作者是把这23个洞窟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相对年代与本文所述的沙州回鹘国的年代大致相当。后期的莫高窟第409、237、148等窟中都有回鹘可汗、回鹘王子或回鹘汗妃的供养人像，说明这些洞窟都是属于回鹘王室的，故不可能开凿于沙州回鹘王国灭亡之后的西夏统治时期。”[22]按李正宇先生、杨富学先生对沙州回鹘政权（国）的研究，该政权建立于1036年回鹘人从西夏人手中夺得沙州，至1067年被西夏人灭亡[23]，因此，这些洞窟的下限应不会晚于1067年，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考虑到西夏正式占领沙州之后回鹘人仍活动在敦煌一带，因此也仍会有洞窟的营建活动，当然在西夏人统治时代，从道理上讲，的确是不会出现回鹘王子、王妃供养像这样的洞窟的。
事实上，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的另一个疑问是：沙州回鹘洞窟划分的同时，如何考虑这些洞窟与西夏洞窟时间上的重合关系？也就是说刘先生并没有告诉我们，1127年以前是否还有西夏洞窟。按先前对西夏洞窟的划分时代关系，似乎是并列的两条线。显然，这种情况按主张沙州回鹘政权专家学者的观点，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若考虑到这些新划分出来的洞窟原本被划入西夏洞窟，是通过壁画题材、布局特征、艺术表现特征、图像风格等多种因素综合比较的结果，是建立在佛教石窟分期科学方法上的结果，至少表明了这些洞窟与其他西夏洞窟在各方面的一致性关系，这些特征是不能因重新划分而人为分隔的基本因素，再次彰显这些洞窟在艺术风格特征上与西夏洞窟的重合关系。当然，这种重合的前提是已经人为界定的，因此需要作再考量。孙修身先生明确指出了瓜、沙二地西夏艺术的区别，以及产生这种区别的历史背景，究其原因则是瓜、沙二地西夏人占据的时间不同所导致[24]。
另一方面，随着敦煌学相关问题研究的进展，特别是学界对藏经洞所在洞窟第16窟表层壁画时代的讨论，以及第130窟表层壁画供养人新资料的公布，证明第130窟为曹宗寿期间（1002—1014）重修[25]，说明原定为西夏的一些具有曹氏晚期艺术风格的洞窟，其时代有待再研究，似不大可能为西夏时期重修，而应为曹氏晚期重修。
事实上，参加西夏洞窟调查的白滨先生似乎一开始就不同意第16窟为西夏早期说，而认为是曹氏晚期的宋画，并进一步指出：“所以我认为第16窟重绘壁画应定为曹家晚期，即在西夏占领瓜沙之前，上限为咸平之后，曹宗寿或其子曹贤顺初期所为。”[26]贺世哲先生则根据同时代第130、256窟发现的供养人题名，非常信服地推断第16窟表层壁画与第130、256等窟重修时间一样，为曹氏晚期曹宗寿时期，即公元1002—1014年，并最终指出藏经洞当封闭于这一时间段[27]。荣新江先生亦持相同之观点[28]。
因为有以上不同意见和洞窟新资料的不断发现，1998年刘玉权先生又对敦煌西夏洞窟的分期作了适当的调整，对那些有回鹘王子、王妃等回鹘人供养像的洞窟时代提出疑问，又对以莫高窟第130窟为代表的一批具有曹氏画风的洞窟时代提出新的看法。同时，把五个庙、东千佛洞西夏洞窟也纳入其中，然后把整个敦煌西夏洞窟分为前后两期，其中仅有莫高窟第206、491、395窟及4号塔，榆林窟第29、2、3窟，东千佛洞第2、5窟，五个庙第1、3、4窟为晚期，其余均为前期。二期时间分别为1036—1139年、1140—1227年。事实上，对于前者，刘先生已在1987年关于沙州回鹘洞窟划分中交代明白了，似无必要作此说明。至于后者，也没摆脱传统西夏分期的制约，仅把第130窟从西夏洞窟中划分出来归入曹氏晚期，但对与第130窟同类的一批洞窟没有提出新的看法，实属遗憾。因为事实上我们感觉到，刘先生本人对此问题和现象确已产生了困惑和疑问，但却没有跨出这重要的一步[29]。
既然学界已把莫高窟第16窟、第130窟从西夏洞窟中分了出来，归入曹氏晚期洞窟，那么，和这二窟题材、画风、表现形式等极为相似的其他洞窟的时代该作何思考？
莫高窟第16窟现存表层壁画的基本内容是，甬道南北二壁供养菩萨各一排，上层画说法图各一排。主室千佛变，四壁全为千佛。东壁门上画有一大莲花，是同时期洞窟壁画中常见此位置表示千佛变中“末法度人”情节的缩略简图。在莫高窟中与第16窟题材和表现形式完全一样的大致同时代的洞窟另有如第94、152、233、29、256等窟。对于这些以千佛为主要题材的洞窟壁画，梁尉英先生有研究。对现存于敦煌石窟原定为归义军、回鹘、西夏时期洞窟壁画中部分表现较为特殊的千佛画，即包括第16窟在内那些一般位于甬道顶或在主室东壁门上画有海水、宝瓶、大莲花，或画诸佛、千佛、密迹金刚，或绘帝王、王妃、王子、比丘尼、比丘等者，认为是依据《密迹金刚力士经》和《大悲经·礼拜品》二经的内容，相互结合在一起，共同表现“贤劫千佛宿世因位受记和今世（贤劫）果位兴世”，代表洞窟有莫高窟第16、94、256、152、233、29等窟，是为《贤劫千佛变相》[30]。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归义军及其后此类《贤劫千佛变相》的讨论，主要是限在讨论千佛画外其他多画于甬道顶或东壁门上的包括画有海水、宝瓶、大莲花，或画诸佛、千佛、密迹金刚，或绘帝王、王妃、王子、比丘尼、比丘等内容的部分，也就是主要考察了“贤劫千佛宿世因位受记和今世（贤劫）果位兴世”的情节与内容，作出让人极为信服之解释，使多年来敦煌石窟这一疑问得以冰释。这的确是从根本上解决此类洞窟壁画千佛画的唯一途径，真可谓抓住了问题的核心，最终以《密迹金刚力士经》和《大悲经·礼拜品》二经的内容使这一问题真相大白，给我们研究石窟内容以极大的启示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此类千佛变有深刻的佛经依据与佛教思想性充满其中，强烈地反映着这一时期千佛信仰所主导的末法思想的流传。换言之，敦煌晚唐五代宋以来末法思潮在当地流传开来，具体表现在这些洞窟壁画千佛变中。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些洞窟均是后期重修前期洞窟所为，其中的第16窟前文已述为曹氏晚期重修洞窟，第256窟因为有归义军慕容家族供养人像，时代也是明确的，即曹宗寿时期（1002—1014）[31]。梁尉英先生限于讨论主题，没有对这些洞窟重修时代作讨论，只是沿用敦煌研究院的传统分期。但是，考虑到题材与艺术风格特征的一致性关系，又均是重修前期大窟，因此，可以认为是时代接近的一批洞窟，具体则应与第16、256窟重修时代相当，即均为曹氏归义军晚期洞窟，而非西夏洞窟。在此基础上，笔者就藏经洞的封闭谈过自己的看法[32]。
这一观点也为关友惠先生的最新研究成果所证实。关先生从图案和画风入手，把原分期为西夏第一期的诸洞窟重作分期，划入北宋曹氏归义军晚期，并指出这些洞窟是瓜沙曹氏的地方样式，与归义军前期洞窟一脉相承，其大体的时间范围即应在曹宗寿或略晚的曹贤顺时期（1002—1036）。同时又把原定为元代的个别洞窟如莫高窟第3、61窟划入西夏洞窟（其中第61窟甬道表层壁画的重绘时代，笔者也主张为西夏而非元代[33]），对回鹘和西夏洞窟作了进一步确认[34]。具体如下。
典型的宋代装饰纹样的宋曹氏中晚期洞窟有莫高窟第16、25、35、55、58、67、89、94、118、130、152、165、169、170、230、243、256、264、289、368、376、378、427、431、437、449、467窟，天王堂。这些洞窟的营建或重修时代部分是明确的，代表如第55、130、256、427、449、天王堂等[35]。其中像第16、130、35、165、376、378等窟原被划入西夏前期。
原认为属西夏前期，但从纹样和画风上仍属宋中晚期曹氏瓜沙地方样式的洞窟有莫高窟第27、29、30、38、65、70、78、81、83、84、87、88、142、151、223、224、235、263、265、291、326、327、328、344、345、347、348、350、352、353、354、365、366、367、382、400、450、430窟。这些洞窟原与第16、130等窟均被划分为西夏前期洞窟，艺术风格上完全为曹氏中晚期风格的继续，因此，关友惠先生在这里将这些洞窟归为宋曹氏晚期洞窟，是有一定道理的。就其中原作为西夏前期洞窟划分标志的第65窟及西夏文功德记作了特别的说明，认为并非西夏人在洞窟施工间歇所写，而是洞窟完工后西夏人所为。这样使得西夏早期洞窟的参照系第65窟的时代发生了变化，无法作为西夏早期洞窟的标型窟，于是，便把大量原定为西夏前期的洞窟归入宋曹氏晚期。
至于像莫高窟第244、306、307、308、363、399、418、409、237、148、309、97、330、310、245、203窟，榆林窟第21、39窟，西千佛洞第4、9、11、12、15窟，因为其中多有回鹘供养人画像，因此，时代关系相对比较明确，属沙州回鹘时期没多大疑问。但是，关先生对那些没有供养人的洞窟时代提出了疑问，认为“其中没有回鹘人供养画像的洞窟也不一定是回鹘人修绘的了”。并指出“从总体上看，这些窟内的壁画装饰并未脱离北宋曹氏瓜、沙地方的样式，其时代仍然可称北宋，或北宋回鹘窟”[36]。其说确有道理，因为沙州回鹘与归义军一起成长，特别是到了曹氏中后期，归义军曹氏逐渐回鹘化[37]，而到了曹宗寿、曹贤顺时期归义军名存实亡，成为沙州回鹘的傀儡，沙州回鹘最终取代归义军曹氏而成为沙州地区的主导力量[38]，特别是到了1036年以后沙州回鹘政权正式建立，与西夏人对抗。所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回鹘人洞窟延续瓜沙曹氏地方样式则是完全可能的。
当然，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沙州回鹘洞窟的上限是否可以更早，具体应早到曹宗寿、曹贤顺时期。如此，则沙州回鹘早期洞窟与归义军曹氏晚期洞窟在时间上是并列的，则题材、风格样式必然相互交错影响。即使是1036年曹氏彻底灭亡之后的沙州回鹘时期，极有可能仍有曹氏后裔或归义军各大家族、佛教僧团等活动于此，洞窟的营建也在继续，因此，艺术题材与风格样式仍在继续前期的样式。所以，若是没有回鹘供养人画像，要在如此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划分出明确的回鹘洞窟并非易事。
而对于西夏的洞窟，按关先生的划分，从装饰纹样与画风上与曹氏晚期、原误定为西夏前期、沙州回鹘洞窟四者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全为新建，壁画内容以藏密和汉密图像为主，突出显示了西夏信奉藏传佛教的特点。壁画装饰纹样新颖华丽，色调清新明快，仿佛殿堂彩画一般。与瓜沙曹氏后期那样连接成片在前代窟抹泥重绘，壁画内容贫乏，形式单调的装饰完全两样，是瓜沙地方前所未见的新风格”[39]。具体洞窟有：
榆林窟第2、3、10、29窟，东千佛洞第2、4、7窟。若按关先生的意见，另有莫高窟第3、61窟。
至于东千佛洞西夏洞窟，张宝玺先生有专文研究，计有4窟，第2、4、5、7窟，有西夏装供养人画像、国师像、藏密与汉密曼荼罗，以及西夏风格的装饰图案，也有西夏流行的代表色彩，还有个别洞窟中的西夏文题名，因此，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可供参考[40]。
至此，若考虑关先生的划分意见，除去23个沙州回鹘洞窟，再结合原刘玉权先生对西夏洞窟的分期，莫高窟西夏洞窟则剩有第368、356、408、281、355、460、34、6、234、169、233、351、252、432、164、140、206、491窟、4号塔，榆林窟第21、22、26、13、17、14、15窟，东千佛洞第2、5窟，五个庙第1、3、4窟。加上另有关先生肯定的西夏洞窟莫高窟第3窟，笔者作过考定的第61窟，榆林窟第2、3、10、29窟，东千佛洞第4、7窟。以及敦煌研究院后划入西夏的第464窟[41]和新近被学者们考定为西夏的莫高窟第465窟（后论），即是西夏洞窟的基本情况。
另有莫高窟第285窟禅室内西夏补画有供养人和藏式佛像，有西夏文题记，另据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和日本大阪大学、东京文化研究所合作，通过碳－14数据测年，表明窟内方坛始建于西夏①。莫高窟北区石窟中也有为数不少的西夏洞窟，或改修或新建，代表除第464、465窟以外，另有北77窟，该窟内主尊背屏属典型西夏藏传特征[42]，后被鄂登堡带走。按宿白先生研究，第464、465二窟周围的小窟均为各自的附属禅窟类窟群，因此，也应建于西夏时期[43]。
前述的分期，主要是关先生在图案和画风比较的基础上得出的结果。其中把大量的原划为西夏的洞窟归入宋曹氏晚期，对此似乎过于把大量的晚期洞窟“宋化”，显示出曹氏晚期地方样式与画风的绝对影响，从理论上是成立的。但是，若考虑曹氏地方画院对敦煌当地艺术的长期而深刻的影响这一基本事实，我们相信到沙州回鹘和西夏初期仍有相当数量的洞窟表现出曹氏晚期地方样式与特征，则是完全可能的。这一点也是第一次西夏洞窟分期结果所展示给我们的基本现象。即使是具有西夏新时代艺术特征的藏传密教洞窟中的装饰纹样中，仍反映出强烈的中原艺术特征与元素[44]。
当然，对于那些具有浓郁藏传密教特色的洞窟，把其归入西夏应该没有多大疑问。至于分别具有回鹘供养人与西夏供养人的部分洞窟的时代，也是没有疑问的，并可据此建立可靠的标尺，对其他洞窟进行再分期。
其中的榆林窟第29窟窟主及其营建年代，刘玉权先生有专文讨论，据洞窟供养人题名，榆林窟第19、25窟相关题记，结果认为该窟窟主即是男供养像中排名第一的西夏沙州监军司中任职的赵麻玉，并有儿子、孙子三代人作为施主，整体洞窟即是赵麻玉的家窟，具体营建于西夏第五代国主仁宗李仁孝乾祐二十四年即1193年[45]。可作西夏晚期洞窟分期的代表窟，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莫高窟第465窟按谢继胜先生的最新研究成果，其营建的时代应为西夏初期，而非传统认为的蒙元或元代。谢先生通过对洞窟主尊上乐金刚坛城流行的时代背景、前室正壁门上的黑帽上师像、壁画中出现的花纹等与黑水城西夏唐卡、莫高窟西夏第464窟的比较分析，认为该洞窟为西夏早期洞窟[46]。这一观点也得到霍巍教授、黄英杰教授、林怡惠女士等人的认同[47]。其中黄英杰先生大作，则从藏传佛教各宗派的发展及其供奉本尊、护法、空行的关系入手，与第465窟相关图像进行比较分析，得用排除法，并结合洞窟中出现的上师相关文献记载的时代判断，从根本上否定了吐蕃与蒙元说，而秉持西夏末期说，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基本上理清了第465窟的时代问题，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在谢继胜教授断代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
至此，第465窟营建于西夏时代，则为西夏时期河西藏传佛教的传播与发展谱写新的历史篇章，也为研究西夏藏传佛教艺术提供独一无二的新资料，无疑是敦煌西夏艺术最精彩的一页②。
对于以上各家都可归入新考定的西夏洞窟，我们的另一个疑问是：除像有西夏供养人或上师像的榆林窟第29、2、3窟，莫高窟第465、61、285窟，东千佛洞第2、4窟，五个庙第1窟等窟以外，其他像莫高窟第3、368、356、408、281、355、460、34、6、234、169、233、351、252、432、164、140、206、491、464窟、4号塔，榆林窟第10、21、22、26、1 3、17、14、15窟，东千佛洞第5、7窟，五个庙第3、4窟等窟均没有明确的西夏供养人画像。对这一现象如何理解，是需要讨论的问题。因为既然在那些具有深厚藏传密教色彩的洞窟中出现了西夏的供养人的画像，为什么在这些具有敦煌传统画样与风格特征的洞窟中却完全不表现供养人呢？于情于理都似乎讲不通，也不符合佛教造像与石窟营建的传统做法，在敦煌本地就有可以比较的丰富资料。有趣的是，这些洞窟的壁画以宋式归义军曹氏地方样式特征为主。
对此现象，笔者曾以莫高窟第16窟及相类似的一批大窟如第29、94、152、233等窟为例作过专门的研究[48]，发现这些洞窟均为归义军曹氏晚期洞窟，功德主也是以曹氏归义军为主或相关者，如归义军各大家族或佛教界之高僧大德，他们营建这些洞窟的同时，归义军在瓜沙二地已是名存实亡，成为沙州回鹘的傀儡，在这样独特历史背景下，有可能沙州回鹘在瓜沙一带推行本民族政策，如语言文字、服饰等，恰好我们在沙州回鹘洞窟的供养人画像中看到独特的供养人服饰新现象，男供养像全为回鹘装，女供养像则有回鹘装、曹氏传统的汉装两种并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归义军曹氏为主的敦煌地方传统势力在莫高窟等地继续从事洞窟的营建，但是要像以前一样画入大量的男女供养人像，则面临着对回鹘服饰的取舍问题，不得已的情况下，这些心怀传统的曹氏拥护者们，选择放弃，在洞窟中不再画入供养人画像。类似的情况在敦煌中唐吐蕃统治时期的洞窟就已出现过，对此，笔者也作过专门的研究[49]。因此第233窟可归入归义军曹氏晚期洞窟，而从西夏洞窟中划分出来。
另外，第234窟有两僧人供养像，其服饰与第61窟甬道的西夏僧人区别较大，洞窟中所画具有典型波罗艺术特征的千手千眼观音像属晚唐宋同类题材特征，不具藏传特征，刘永增先生有相关研究可供参考[50]，按刘先生的研究，我们也看到该窟题材风格与晚唐五代宋敦煌同类题材的密切关系，因此该洞窟也不能归入西夏③。
按此逻辑，结合之前中唐和沙州回鹘两个民族统治时期敦煌石窟中供养人服饰的变化，我们推测，在西夏统治敦煌时期，出现类似的现象，西夏推行本民族文化，其中即有披发、辫发、髡发、蹀躞的西夏民族服饰特征[51]，这些民族举措对处在西夏统治下的曹氏后裔或者说归义军统治集团的后人们，心系中原，不愿意穿上西夏的民族服饰，不得已仿效沙州回鹘和中唐时期汉人们的心理做法，而在自己发心营建的具有曹氏样式特征的洞窟中，放弃供养人画像。当然，对此现象的深入分析，仍需更多的资料佐证，但不失为一种解释的有效手段。否则，从画样和特征上容易把这些洞窟归入曹氏晚期和沙州回鹘时期，因为这种特征的洞窟主要集中在莫高窟，而榆林窟则以藏传密教题材的西夏绘画为主，并有可资证明的西夏供养人画像。
刘玉权先生在多篇文章中一再强调，西夏瓜沙时期的统治中心在瓜州而非沙州，孙修身先生以高度概括性的语言[52]，给我们分析了西夏瓜州榆林窟艺术和沙州回鹘（他认为其隶属于西州回鹘，是受森安孝夫先生影响[53]）艺术、沙州同时期艺术的区别，及瓜、沙二州处在不同政治统治下的历史背景。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也看到作为西夏统治中心的瓜州，西夏人营建的洞窟以藏传密教题材为主，全新的佛教信仰观念与艺术风格，国师像和瓜沙地方最高统治者监军司等出现在第29窟“秘密寺”，一般的男女供养人画像也出现在第2、3等窟，而像与莫高窟大量曹氏画风类似西夏洞窟中几乎没有出现供养人画像，结合西夏晚期出现的莫高窟第465窟上师像，及同样具有深厚藏传艺术特征的东千佛洞第2、4窟的西夏供养人像，似乎表明西夏时期在河西瓜、沙二州大力推行藏传密教的历史事实，莫高窟第465窟最具代表性和独特性。而传统曹氏样式与风格特征的洞窟仅在莫高窟一带流行，亦非西夏人所推崇，当为敦煌地方传统势力集团所喜好。如此，这批洞窟的营建时代则不会太晚，基本上应该属西夏有效统治沙州的初期，而不会到晚期。
作为本文的总结，在分析各家研究之后，以下洞窟可归入西夏时期。
莫高窟第3、6、34、61、140、164、169、206、285、351、252、355、356、368、281、408、432、460、464、465、491窟、北77窟及第464、465窟周围的卫星式小窟群（具体洞窟需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4号塔，榆林窟第10、21、22、26、13、17、14、15窟及榆林窟第29、2、3窟，东千佛洞第2、4、5、7窟，五个庙第1、3、4窟。
以上洞窟其中有西夏供养人画像及藏传题材与艺术特征之洞窟，应没有多大疑义，其他则需详细科学的分期，或可有排除者，也许还有需加入者。
注释：
① 资料未刊，感谢保护所郭青林博士提供给笔者相关的测年数据。
② 同样，具有浓厚藏传密教彩色的榆林窟第4窟，虽然有蒙古装供养人像，但是由于供养画像在布局上的不协调性关系，以及地仗层位的多处疑点，窟内坛城曼荼罗强烈的西夏艺术特征，2010敦煌论坛：吐蕃时期敦煌石窟艺术国际研讨会期间，考察洞窟的西夏藏传绘画研究专家谢继胜先生、黄英杰先生口头表达了对原定该洞窟为元代之疑问，而倾向于西夏时代。详细的断代则需专门的研究。
③ 该洞窟编号实为第235窟，详细说明参见笔者拙稿《莫高窟报恩吉祥窟再考》，载《敦煌研究》2008年第2期，第30页注第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