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引外资影响对外投资吗？——基于全球层面数据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吸引外资论文,层面论文,对外投资论文,数据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言 近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吸引外资以及对外投资呈现双双增长的态势。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有了飞速的增长，根据UNCTAD的统计数据，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流量占全球对外投资的比例已从1990年的4.9%上升至2010年的31.8%；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浪潮的不断深入，“开放式”的发展战略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广泛采用，2010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占全球FDI总量的52.7%，首次超过了发达国家，往日发达国家在吸引外资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业已打破。与此同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全球化的舞台上也开始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990年，全球前100家非金融类跨国公司全部来自发达国家；2010年，前100家中已有7家来自发展中国家。 一国的对外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国在全球化条件下利用国际资源为本国经济利益服务的能力，因而它也从一个侧面更加真实地反映了该国的国际竞争力。因此，面对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蓬勃兴起，我们尤为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是否具备了对外投资的能力，而这种对外投资能力的形成是否与其大规模吸引外资有关？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吸引外资有效地促进了本国产业和企业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打造本土企业的对外投资能力，这也许是该国采用“开放式”发展战略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 国际经济学和管理学大师Dunning所提出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以下简称IDP理论）最早将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关联了起来，该理论认为一国的经济发展和其国际投资的发展之间存在着系统的相关性。依照Dunning（1981）的理论，在一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随着人均GNP的提高，其对外净投资（对外投资减去吸引外资的差）将会经历由负转正的发展过程。具体说来，一国的对外净投资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经济发展处于初级水平，对于外资缺乏吸引力，同时也没有积累起对外投资的能力，因此其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都非常少，对外净投资表现为接近零的负值；第二阶段，随着人均GNP的增长，吸引外资开始快速增长，虽然对外投资也有所发展，但其增长速度慢于吸引外资的增长速度，因此对外净投资小于零且绝对值不断增加；第三阶段，人均GNP进一步提高，处于该阶段的国家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对外投资能力，其对外投资开始快速增长，并且增长速度超过了吸引外资的增长速度，因此对外净投资开始进入正增长阶段，但净投资本身仍然为负值；第四阶段，对外投资已经超过了外资流入，因此对外净投资由负转正，并进一步增加。根据IDP理论的描述，随着经济的发展，一国将经历从FDI的净流入国逐渐发展出自身的对外投资能力，进而最终成为FDI的净流出国的发展路径。 IDP理论提出之后受到了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Dunning本人以及其他学者都对其进行了不同方面的发展。观察到20世纪末期国际投资出现的新现象，Dunning又进一步提出了IDP理论的第五阶段，在该阶段，美国等一些国家一方面保持着强大的对外投资能力，同时也因其拥有有价值的创造性资产而吸引大量的外资，因而在这一阶段，这些国家的对外净投资会在零附近震荡（Dunning，1986）。进而，针对旨在获取战略性资产的跨国并购的蓬勃兴起，Dunning and Narula（1996）又在五阶段论的基础上对投资发展路径理论进行了再次修正。他们认为，一方面，近年来这种战略资产获得型FDI（如跨国兼并收购）的出现可能会提高发达国家的吸引外资水平；另一方面，即使所有权优势相对较弱的企业也可以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水平也将提高，从而使传统的投资发展路径曲线变得更为平缓。日本学者小泽辉智（Ozawa，1996）以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国的投资发展路径为例，在行业层面进一步发展了IDP理论，他将每一个行业从吸引外资到对外投资的发展路径称为中观投资发展路径（meso-IDP）。小泽辉智指出，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一国将会经历从低附加值、低技术的行业向高附加值、高技术的行业发展，从而形成一系列的中观IDP曲线，各个行业的投资发展路径所形成的包络曲线恰恰就是Dunning的宏观投资发展路径（macro-IDP）。 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由于IDP理论所涉及问题的普遍性，自其创建之后各国学者纷纷以不同时段、不同国家的样本对IDP理论进行了检验。从国际上看，众多学者利用多国横截面数据或单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模型进行检验，大部分结论直接支持了IDP模型的理论假说。例如，Buckley and Castro（1998）利用1943-1996年的数据对葡萄牙的研究，Twomey（2000）针对加拿大20世纪的研究，均发现对外净投资和人均GDP之间的确存在投资发展路径理论所描述的相关关系。Barry et al.（2003）利用1980-1999年间爱尔兰和美国的双边直接投资总量数据分析了爱尔兰对美国的投资发展路径，也验证了投资发展路径理论的U型曲线特征。此外，Gorynia et al.（2007）针对波兰的研究，Boudier-Bensebaa（2008）针对中、东欧国家的研究，Fonseca（2008）使用2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以及专门针对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研究等都验证了IDP理论所描述的发展路径。中国学者对于IDP理论的实证研究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刘红忠（2001）、高敏雪和李颖俊（2004）、陈漓高和黄武俊（2009）等针对IDP模型本身的检验，都证实了投资发展路径理论的合理性；而针对中国的实证研究中，刘红忠（2001）、姚永华等（2006）、李辉（2007）等均得到了中国投资发展符合IDP理论所描述的曲线路径的结论。 可以说目前各国学者对于IDP理论所描述的投资发展路径的存在性已经给出了肯定且较为一致的答案。然而，IDP理论虽然描述了一国从FDI净流入发展成为FDI的净流出的发展路径，但对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展路径、其内在机制又是怎样却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解释。近年来，IDP理论的创始人之一Narula及其他学者已开始关注IDP理论的内在机制问题。Narula和Guimon（2010）基于对IDP内在机制重要性的认识，提出了广义IDP（broad version）的概念并指出：狭义的IDP（narrow version）主要是聚焦在FDI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由此简化生成的二维图形可能会掩盖它们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而广义的IDP则聚焦在FDI和发展之间的深层作用机制方面。目前，对于IDP理论内在机制的研究更多地聚焦于经济发展与吸引外资或对外投资间的相关性上，而对于IDP理论中的两个重要变量——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之间的关系却鲜有研究。Gu and Lu（2011）对于该问题率先进行了初步探索，他们采用1985-2007年41个国家风险资本行业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资以合资方式进入会对东道国企业对外投资产生正向影响，而独资进入则会产生负向影响。该研究虽然从实证的角度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研究的缺陷，但仍存在如下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仍然没能合理解释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的作用机制；二是该研究所采用的对外投资数据只是投资企业的数目而不是金额，而且仅仅采用了风险资本行业的企业，其他行业的企业没有涉及，因此其结论是否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仍有待进一步考察。 针对上述现有研究的缺憾，本文将在IDP理论的基础上，围绕“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的影响”这一核心问题进行研究，以期探究其内在作用机制；由于我们的研究采用了全球层面的大样本数据，从而使得相关结论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从理论意义上看，本文的研究将是对IDP理论内在机制的一个重要补充。本文后续部分安排如下：第1部分从理论层面剖析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的作用机制，并考察东道国的特征对该作用机制的影响，进而引申出本研究的理论假说；第2部分通过全球层面的数据对所提出的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第3部分给出本文的基本结论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1 机制分析及理论假说 1.1 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的作用机制 根据前文中我们对IDP理论的描述可知，IDP理论所描述的投资发展路径在实证研究中已得到了广泛的证实。IDP理论实际上暗含了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吸引外资的不断扩大，其对外投资也会随之发展起来这一基本假说，因此在IDP理论的基础上，一个自然的引申就是：吸引外资会对一国的对外投资产生促进作用。 在作用机制方面，我们进一步将这种促进作用细化为微观层面的影响机制和宏观层面的影响机制。 首先，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的微观层面的影响主要是指吸引外资产生溢出效应，从而直接提高行业与企业的对外投资能力。根据国际投资相关理论，跨国经营的实现通常要求跨国企业具备高于东道国本土企业的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所有权优势（Dunning，1979）。而由于跨国企业无法完全内部化其在东道国带来的好处，从而产生外资技术溢出效应（
and Kokko，2001）。现有研究表明，吸引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主要通过如下几种渠道发生：行业内的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行业间的关联效应以及由于人员流动产生的溢出效应（
and Kokko，2001）。其中行业内的竞争和示范效应主要是指在特定行业内，外资的进入促进行业竞争，迫使东道国企业提高生产效率，从而产生“竞争效应”；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外资企业同时带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为东道国企业提供了学习和模仿的机会，因而“示范效应”往往伴随着“竞争效应”而同时发生。行业间关联效应主要通过进入的外资企业与分属于不同行业的东道国企业形成了产业链的上下游而产生。外资企业进入东道国，往往需要东道国相关企业提供原材料与中间产品，其所生产的中间产品也大都会进入到东道国有关企业的生产链而被进一步加工处理以形成新的产品，这种外资企业与东道国企业在产业链上形成的上下游产业关联关系，可以使得内资企业扩大产品规模、提高产品质量，甚至开发全新产品，行业间或企业间的关联效应也随之发生。人员流动产生的溢出效应主要产生于如下情形：进入东道国的外资企业中被雇佣的本地人员离开外资企业后再进入本土企业，或者成立自己的企业或公司。这类离开外资企业的人员将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带到了本土企业，提高了本土企业的技术水平及管理水平，增强了本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人员流动产生的溢出效应随之发生。而各国学者针对不同国家的经验研究也确实证实了上述外资技术溢出效应机制的普遍存在性（陈涛涛，2003；Javorcik，2004；Kokko，et al.，1996；Lall，1980；王滨，2010）。另外，除了上面所述的技术溢出之外，FDI还会带来与来源国及其他海外市场环境相关的信息，从而对东道国本土企业的海外拓展起到积极作用（Rademaker and Martin，2012），我们可称其为FDI的信息溢出效应。 其次，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的宏观层面的影响，主要是指吸引外资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资本形成、就业扩展、税收增加产生促进作用，甚至直接影响着东道国的进出口规模和国际收支的变化（
and Kokko，2001），而东道国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又会给东道国各个行业与企业带来良好的经济环境，增强企业的投资信心并刺激东道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增长。 综上所述，外资流入在微观层面可以通过技术溢出与信息溢出对东道国产生溢出效应，促进东道国本土企业对外投资能力的提高；外资流入在宏观层面可以通过提升东道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全面改善经济环境、提高东道国的投资信心而影响着东道国的对外投资行为。当然，微观层面的机制与宏观层面的机制也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与信息溢出效应必然会提升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而国家整体经济环境的改善也会促进FDI两类溢出效应的进一步发挥。据此，我们首先提出假说1。 假说1：总体来看，吸引外资会对对外投资产生正向影响。 1.2 影响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作用机制的东道国特征因素 上文的分析表明，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外资的进入产生了溢出效应，进而提高了东道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能力。然而FDI的溢出效应并不是自然发生的，外资溢出效应能否发生以及发生溢出效应的大小都会受到东道国自身特点的影响（Kokko，1994）。作为期待从吸引外资中提高自身能力的东道国更为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条件更有利于这种促进作用的产生？这需要从东道国自身特点出发，从东道国对FDI的吸收能力、东道国市场规模以及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等角度进行进一步分析。 1.2.1 东道国对流入FDI吸收能力的影响 并不是所有的东道国都能够有效地利用FDI的所有权优势，如果东道国自身的吸收能力没有达到一个特定的“门槛”，则无法有效地吸收FDI的溢出效应，并很有可能在与外资的竞争中被超越甚至挤出。当跨国公司的技术能力和东道国的吸收能力不匹配的时候，流入FDI的作用将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存在企业间的知识转移，也不能保证本土企业能够由此而获益（Narula and Driffield，2012）。而在对吸收能力的相关研究中，很多学者认为人力资本对于技术吸收能力的大小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并将其作为吸收能力的衡量指标。Borensztein et al.（1998）利用1970-1989年69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只有当一国的人力资本足够丰裕时，东道国才能够有效地吸收FDI的外溢技术，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类似地，Xu（2000）采用40个国家1966-1994年的数据对美国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是影响该国是否能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中获益的关键因素。而Varum et al.（2011）的研究也表明，即使对于OECD国家，其人力资本也需要达到一定的门槛值，从而才有利于东道国吸收外资技术进而转化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部分学者对中国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如赖明勇等（2005）以中国1996-200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是提升中国东部地区外资技术吸收能力的重要因素，而Hale and Long（2011）在对中国微观企业的研究时也指出，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的缺乏是导致国有企业无法有效吸收FDI技术外溢的一个原因。据此，我们提出假说2。 假说2：一国人力资本越发达，对FDI的吸收能力越强，因此，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的正向影响作用越大。 1.2.2 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外资对东道国溢出效应的大小除了与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密切相关外，还会因FDI的进入动机不同而不同（Narula and Dunning，2000）。而影响FDI进入动机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就是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正如前文所述，外资对东道国不仅会产生正向影响，还会在竞争中攫取东道国企业的市场份额，导致一些竞争力较弱的东道国企业退出市场，产生所谓“挤出效应”（Aitken and Harrison，1999）。我们认为这种挤出效应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 从FDI的进入动机来看，如果东道国市场规模较大，国际资本的流入可能更注重对东道国的市场开发与占有，此类FDI属于市场寻求型FDI。市场寻求型FDI更关注本土市场的需求，同时更多地采购本土的中间产品，从而客观上能与本土企业形成较多良性的联系与互动，有利于本土企业的模仿和学习，从而促进溢出效应的产生。何洁（2000）以及赵榄和常伟（2007）分别针对中国的研究都发现市场规模的大小在影响外资的溢出效应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相反，对于市场规模较小的东道国来说，国际资本的流入往往缘于东道国廉价的资源、劳动力或具有优势的出口区位。此类FDI往往是资源寻求型的，其生产环节已处于标准化阶段，技术含量较低；同时，此类生产的原料更多来自世界各地，产品也销往世界各地，其生产和销售与东道国企业的关联程度较低，从而难以对东道国的企业产生实质的“溢出性”影响。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多为市场规模小的资源型国家，Musonera（2007）对这一地区的实证研究表明该地区确实普遍缺乏FDI的溢出效应。 从FDI的“挤出效应”来看，Backer and Sleuwaegen（2003）指出，至少在短期内，FDI在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上的竞争会“挤出”东道国的企业。然而，在长期内，由于东道国企业的学习，以及与跨国公司的联系最终会产生正向效应从而逆转这一挤出效应。但是我们认为，这种长期效应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的市场容量。当东道国市场容量较为狭小时，FDI进入初期的“挤出效应”将很大程度上使得跨国公司占据整个市场份额，此时，如果东道国企业自身能力不足则可能被完全排除出市场，从而无法实现后期的逆转。在这种情况下，外资的进入将会对东道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产生负面影响。相反地，对于市场规模较大的东道国来说，由于国内有足够的市场发展空间，外资的进入不会完全挤出东道国企业，更有可能与当地企业形成良性竞争，从而对国内企业的对外投资能力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另外，对于具有较大规模市场的国家来说，其国内市场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复杂性（比如中国），而国内企业更加熟悉这样相对复杂市场环境，因此可能在外资竞争的刺激下更加高效地利用本土市场，从而赢得实现规模经济的机会做大做强并最终“走出去”。据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说3。 假说3：市场规模越大，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的正向影响越大。 1.2.3 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直接影响着其对流入FDI的消化、吸收能力，但除了这一直接影响因素外，东道国的基础设施水平、金融市场环境、市场制度与法律制度等因素也可能影响着其对流入FDI的吸收效果并影响着东道国进一步的对外投资水平。现有的对于FDI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已发现，FDI在大部分发达国家都产生了正向的技术外溢作用，而在发展中国家则有所不同（Javocik，2004；Knell and Rojec，2011）。对于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学者们普遍认为，一方面是发达国家由于人力资本水平较高而具有更强的吸收能力，因此能更有效地吸收FDI带来的知识和技术（
et al.，1994；赖明勇等，2002）；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具有更加发达的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的制度以及金融市场等，而后者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东道国对流入FDI的吸收效果（Durham，2004；Narula and Dunning，2010）。由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越高，这些影响吸收效果的因素水平就会越高，因此本文进一步提出如下假说4。 假说4：一国的经济发达程度越高，对FDI的吸收效果会越好，因此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的正向影响作用就会越大。 2 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2.1 模型设定 为了考察FDI的流入对东道国对外投资的作用机制，以及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和市场规模对这种作用机制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采用一个更宽泛的全球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模型的设定上，本文以IDP理论的原始检验模型为基础，并针对本文的核心问题进行转化和拓展。IDP理论的原始检验模型为：
该模型刻画了人均净投资
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对应关系。为了考察FDI的流入对东道国对外投资的影响，我们将IDP理论模型中的对外净投资拆解为对外投资（OFDI）与吸引外资（IFDI）两个变量，并让后者作为独立的解释变量进入模型。在控制变量的选取上，仍然保留原IDP检验模型中的人均GNP，只不过根据现代国民经济核算的基本概念，GNP已被国民总收入GNI所取代；除此之外，根据Dunning et al.（2001）的研究，如果将贸易并入到投资发展路径，则出口作为东道国国际化经验的积累，对于其对外投资能力的形成可能起到促进作用（李辉，2007；Liu et al.，2005），因此我们进一步加入人均出口（EX）作为控制变量。据此，本文设定如下基本的检验模型：
进一步，本文还将考察东道国的具体特点是否会影响外资流入与对外投资间的关系。为此，还需对模型（2）改进如下：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为研究对外投资与吸收外资之间的关系，本文使用了1980-2011年全球面板数据作为本文实证分析的总样本。排除部分数据缺失严重的小国后，本文的有效样本国家数达到146个，覆盖了全球各洲的主要国家。本文的数据来源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统计数据库以及世界银行（World Bank）统计数据库。另外，由于上述数据库提供的是以美元现价表示的数据，考虑到32年间美元通胀水平的变化，本文进一步使用了以2005年为基期的美元GDP平减指数对所用到的价值量指标进行了价格平减。① 在被解释变量的衡量上，本文使用以美元GDP平减指数调整的一国当年对外投资存量作为指标；相应地，对解释变量，本文使用同样的方法获得了以美元不变价表示的一国吸收外资的存量②。控制变量中，使用经价格调整的人均GNI作为人均收入的指标；而使用经价格调整的出口额与全国当年人口之比作为人均出口指标。另外，模型（2）还涉及了另外两个变量：一国的人力资本与一国的市场规模。前者用高等教育入学率指标来衡量，后者用经过价格调整的以美元计价的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表1列出了本文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与主要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3 实证结果与检验 3.1 基本回归结果 我们的研究采用了146个国家32年的相关数据，因此具有典型的面板数据特征，需要采用panel data方法进行计量分析。在面板数据分析中，一方面，需要控制两类非观测效应——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另一方面，需要在混合最小二乘估计（POLS）、固定效应估计（FE）、随机效应估计（RE）中进行有效估计方法的选择。
首先，正如我们在模型设定时所指出，虽然本文的数据具有典型的“短面板”特征，可以只关注国家效应而不考虑时间效应（Greene，2003），但32年本身是一个不“短”的时期。因此，我们在不考虑时间效应与考虑时间效应两种情形下，对基本模型（2）式进行3种方法的估计并选择相对最佳的估计方法。表2给出了相应的估计结果以及相关的检验。
表2的估计结果显示，对于基本回归模型（2），无论是否考虑时间效应，混合OLS估计、固定效应估计以及随机效应估计都显示出FDI的流入是影响东道国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该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符合本文的假说1。这一结果表明，对于全球各国普遍而言，吸收外资有助于东道国获得对外投资能力从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上看，人均GNI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一国的经济越发达、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其对外投资能力越强。这一结果与IDP理论的描述是一致的，并且也从侧面印证了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的间接影响途径的存在性。对控制变量人均出口来说，在混合OLS估计显著为负，但在未引入时间效应的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中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而在引入时间效应的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中估计系数又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在没有进一步考虑其他控制因素时，出口对对外投资的真实作用在基本模型（2）中是不确定的。 当然，从计量检验的角度看，首先，无论考虑时间效应与否，模型的3种估计都显示固定效应估计与随机效应估计要比混合OLS估计的方法更适用；其次，Hausman检验进一步显示，在考虑时间效应的模型中以及不考虑时间效应的模型中，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固定效应估计与随机效应估计无差异的假设，因此，应当选择固定效应估计方法来估计原模型；第三，对是否引入时间效应的检验显示，时间效应是显著存在的，表明虽然本研究的面板数据具有“短面板”的特征，但时间效应却不能被忽略，否则将带来估计的偏误。综合起来看，我们将采用双向固定效应的估计方法来进行本文的后续研究。 3.2 引入东道国特征的进一步检验 前文的机制分析中已指出，FDI的进入能否对东道国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以及这种溢出效应的大小还与东道国某些因素的特征密切相关。本文关注了两个最为重要的直接因素：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市场规模大小。人力资本水平直接影响着东道国对所流入的FDI的吸收能力，进而影响着其对外投资的水平；而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则从外资流入的动机和内资与外资在东道国市场能否产生“良性”竞争的渠道，影响着内资企业对外投资的状态，即内资企业在竞争中能否发展壮大并获得对外投资能力以进入国际市场，而不是在竞争中被“挤出”市场。如果说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直接影响着对流入FDI的吸收能力的话，东道国市场规模则从市场竞争渠道影响着东道国企业的成长壮大，进而影响着其对外投资能力的提升。表3列出了引入东道国这两类特征性因素时，它们与流入FDI的交互作用对东道国对外投资产生的影响。 首先，当单独引入人力资本因素时，表3的回归Ⅰ显示，人力资本确实影响着对流入FDI的吸收能力进而影响着东道国的对外投资水平。人力资本与流入FDI交互项的参数估计为正，且通过1%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表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显著影响着东道国对流入FDI的消化吸收能力，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更容易把外商直接投资所外溢的技术转化为自身的技术，从而促进其海外市场的拓展。其次，回归Ⅱ显示，当单独引入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变量时，代表市场规模的GDP与流入FDI交互项的参数估计也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市场规模越大，越能形成内资与外资的“良性”互动，进而提高东道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能力。
以上分析均仅考虑了东道国某一个方面的特征因素，而这两个因素往往是同时发生作用的。回归Ⅲ显示，当同时引入人力资本及市场规模与IFDI的交叉项时，它们在模型中都显著为正，进一步印证了我们的理论假设：即东道国的人力资本与市场规模确实能够与流入FDI交互作用而对东道国的对外投资能力产生影响。需要注意的是，两类交叉项同时引入后，发现单独的IFDI项的参数估计变量不显著了，主要原因在于该变量与所引入的交叉项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共线性。通过假设检验，我们拒绝了该三项参数联合为零的假设③，意味着这里并不能简单地将单独的IFDI项排除在模型之外。与表2所示的基本回归的结果相一致，在引入人力资本以及市场规模与流入FDI的交叉项后，人均国民总收入对东道国的对外投资仍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经济发达程度确实是促进对外投资的一项重要因素。 3.3 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机制及稳健性检验 在上述回归分析中，用人均国民总收入作为经济发达程度的代理变量并以控制变量的形式进入到回归模型之中。无论对基本回归模型还是对引入人力资本及市场规模的体现东道国特征的扩展模型，都显示出经济发达程度对东道国的对外投资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经济越发达的国家与地区，往往拥有更加发达的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的金融市场、更加合理的管理制度。这里，进一步提出如下问题：相对发达的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的金融市场等是否会直接提高东道国对流入FDI的吸收效果，从而促进东道国对外投资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换言之，经济发展水平是通过直接提升东道国对流入FDI的吸收效果而促进其对外投资水平提高的呢，还是通过改善整体环境、通过吸引FDI流入量的增加而间接地促进了东道国对外投资水平的提升？为此，我们需要引入代表经济发达程度的变量与流入FDI的交叉项来进一步探寻这一机制。 本文中已采用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来代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因此我们首先引入流入FDI与人均GNI的交叉项进行考察。表4中回归Ⅰ表明，流入FDI与人均GNI的交叉项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东道国的经济越发达，其对流入FDI的消化吸收能力越强，从而更容易增进其对外投资的能力。当然，由于流入FDI与GDP的交叉项、流入FDI与人均GNI的交叉项以及人均GNI 3个变量间存在较强的多重共线性④，从而导致流入FDI与GDP的交叉项以及人均GNI这两个变量独立地看都不显著。当然，我们通过假设检验拒绝了该3项参数联合为零的假设⑤。 为了排除共线性的影响，我们用收入等级虚拟变量代替人均GNI，进一步考察经济发达程度与流入FDI的交互作用对东道国对外投资可能产生影响的机制。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将所考察的样本国家分为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4组⑥，并以低收入组为比较基准组，对其他3组引入取值为0或1的虚拟变量。表4回归Ⅱ显示，无论是高收入组、中高收入组还是中低收入组，它们与流入FDI的交叉项的参数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与低收入组相比，该3组对外投资关于流入FDI的弹性都要大一些。这一结果意味着，发达国家要比欠发达国家更大程度地吸收流入FDI的溢出效应并加速其对外投资。这一结果也同时揭示出，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发达程度更是通过其发达的基础设施、完善的制度环境而直接提高了对流入FDI的吸收效果，进而促进了东道国的对外投资水平，即更多的是直接作用，而不是间接作用。
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方面可能存在着差异，如果发达国家的样本点过多，将导致本文的检验结论很可能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为此，我们将样本范围缩小至发展中国家。表4的回归Ⅲ显示，流入FDI与人力资本的交叉项以及与GDP的交叉项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力资本仍是直接影响东道国对FDI吸收能力的重要因素；同时，市场规模大小对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的影响作用也是显著的。但此时流入FDI与人均GNI的交叉项不显著，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该交叉项与流入FDI与GDP的交叉项间存在着较强的共线性⑦。表4的回归Ⅳ显示，如果引入市场规模大小的虚拟变量LARGE与流入FDI的交叉项来替代流入FDI与GDP的交叉项⑧，则发现这时流入FDI与人均GNI的交叉项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表明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水平对其对外投资的影响，可能也是通过直接影响对流入FDI的吸收效果而发挥作用的。 3.4 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工具变量回归 在本文的实证研究中，我们主要考察流入FDI对流出FDI的影响，但由于两者间可能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这将导致模型设定时可能出现内生性问题。一方面，吸引外资可以通过产生溢出效应等渠道促进东道国对外投资能力的提升；而另一方面，对外投资作为外部技术和资源获取的有效途径，将有助于提升母国竞争优势（Dunning，1992；Kokko，2006； ，2002），从而吸引更多外资进入。内生性问题将导致前文面板固定效应回归产生偏误，为了克服这一问题，我们这里采用工具变量法对前文的主要模型的估计进行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由于内生性变量最大的问题是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存在同期相关性，同期相关性的存在将导致估计既有偏，也不一致。但如果克服了同期相关性，即使存在异期相关，估计量也具有一致性。为此，我们借鉴潘文卿等（2011）以及许家云等（2015）的做法，采用解释变量IFDI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对模型进行估计。主要的估计结果列于表5。 表5中的回归Ⅰ是使用工具变量对原始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的回归结果。与表2中的回归V的结果相比较，发现工具法变量估计结果与未采用这一方法的面板固定效应估计结果基本一致：流入FDI确实是流出FDI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人均GNI也显著地影响着FDI的流出。表5中的回归Ⅱ为加入了东道国特征变量的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表中数据显示，流入FDI的两个交叉项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进一步表明东道国人力资本与市场规模这两个因素显著影响着流入FDI对流出FDI的作用程度，即在人力资本更发达、市场规模更大的东道国，流入的FDI对FDI的流出的促进作用更大一些，这也与表3回归Ⅲ的估计结果相一致。表5中回归Ⅲ和回归Ⅳ依照表4的做法，通过工具变量法进一步检验了全球样本和发展中国家样本中国家经济发达程度对FDI流出的作用。结果显示，从各变量参数的估计值与显著性方面也均与表4中未应用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相一致。综上所述，即使考虑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本文的结果依旧稳健。
4 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Dunning的IDP理论虽然描述了一国从FDI的净流入国发展为FDI的净流出国的投资发展路径，然而对于该理论的内在机制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解释。特别是IDP理论中的两个重要变量——“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涉及较少，对于两者的作用机制问题也鲜有研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与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改革开放、吸引外资成为中国的一项重要国策；与此同时，伴随着30年来FDI的大量流入，中国的对外投资也逐渐发展起来。在此背景下，我们迫切需要了解的是，这种全球化、开放式的发展战略是否对东道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能力产生了正向的促进作用。如果是的话，中国企业的“走出去”将与吸引外资密切相关，因此就不应忽视这种外资流入对国内企业“走出去”所可能带来的影响。本文在一个更大的全球层面的数据下，着重考察了“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的作用机制。 首先，从全球总体层面来看，一国吸引外资对该国对外投资确实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一国通过吸引外资从而促进本国企业对外投资能力的提高这一发展路径的范式是普遍存在的。对于采取开放式发展战略的国家来说，这一结果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吸引外资对东道国对外投资促进作用的大小与东道国的特征密切相关；人力资本与市场规模这两个因素直接左右着东道国通过引入FDI进而影响其对外投资的能力。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直接决定了东道国对流入FDI的吸收能力，从而直接影响着东道国的对外投资能力，因此，东道国不仅仅需要关注吸引FDI的数量和特点，还应充分重视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以便更有效地吸收FDI带来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同样地，由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也影响着流入FDI的类型以及是否与国内企业产生“良性”互动。因此，对于像中国这种具有较大市场规模的国家来说，应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有选择地吸引更多的对本国企业发展有利的“市场寻求型FDI”，并通过与这类流入的FDI的“良性”互动，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为本土企业“走出去”创造更广阔的空间。 第三，虽然人力资本是吸收流入FDI溢出效应的最直接的因素，但它不是唯一的因素。东道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基础设施水平、金融市场环境等都可能影响着其对流入FDI的吸收效果，而这些因素都与东道国的经济发达程度密切相关。本文的研究虽然主要将代表经济发达程度的人均GNI这一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但考虑到上述因素可能直接影响着东道国对流入FDI的吸收效果，本文在研究中引入了代表经济发达程度的人均GNI与流入FDI的交叉项来考察这一机制。研究发现了这种机制是存在的，而且具有稳健性。因此，东道国提高基础设施水平、完善金融市场环境、加强制度建设都将有助于对流入FDI溢出效应的消化吸收，进而有助于国内企业对外投资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当然，本文的研究虽然从全球层面对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的影响进行了经验分析，而且这种全球层面大样本的研究能够从总体上获得更加可靠的实证结果，然而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的影响都是以一个个具体国家为单位进行的，影响机制也会在不同的国家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因此，以具体国家为对象、结合东道国自身特点进行更为细致的国别分析和案例研究将在我们的后续研究中逐步进行。另外，本文从国家层面考察流入FDI对流出FDI的影响机制，然而吸引外资对对外投资的作用更加直接的表现是在行业和企业层面。不同行业特点不同、开放程度也不同，它们都会影响这一作用机制的发挥。这些问题也将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去探索。 ①本文中选用的美元GDP平减指数来源为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②我们关于存量的数据直接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统计数据库，该数据库详细统计了每个国家相关年份的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的存量。根据其对于指标的定义，我们使用的数据指的是一国在每一年当年整体在国外的实际总资产的价值（或统计在本国所有外资资本的价值），而非使用流量进行加总。由于这个数据库没有排除价格变动的影响，为严谨起见，本文使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的美元GDP平减指数做了调整，从而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数据库的潜在偏误。 ③对ln（IFDI）、ln（IFDI）*HC、ln（IFDI）*ln（GDP）的联合F检验结果为：F（3，2186）=47.34，Pr＞F=0.00。 ④检验发现ln（IFDI）*1n（GNI）与ln（IFDI）*ln（GDP）的相关系数为0.934，ln（IFDI）*ln（GNI）与ln（GNI）的相关系数为0.796，ln（IFDI）*ln（GDP）与ln（GNI）的相关系数为0.593。 ⑤对ln（IFDI）*ln（GDP）、ln（IFDI）*ln（GNI）、ln（GNI）的联合F检验结果为：F（3，2185）=18.2，Pr＞F=0.00。 ⑥按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08年的最新收入分组标准为：人均收入低于97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976～3855美元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3856～11905美元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190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 ⑦该两个交叉项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93。 ⑧当发展中国家的GDP水平（以2010年为例）在全球平均水平之上时，我们认为该国的市场容量较大，定义虚拟变量的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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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外资对外商投资有影响吗？基于全球一级数据的研究_人力资本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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