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文化自信
——基于其“对外讲中”实践的研究
罗 玲
（安徽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摘 要： 胡适一度被贴上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的标签，但其“对外讲中”的实践，却表现出强烈的文化自信。为消除西方的歧视和偏见，在数百万字的英文著述中，他积极宣传中国文化、捍卫中国文化的尊严，以使她得到更好的理解和应有的尊重。胡适“对外讲中”这一实践本身，在英文著述中所表现出对传统文化及当代文化的认同、对本土文化不断进步发展的肯定、对她光明未来的信心以及对外来文化开放包容和选择性吸收的态度，都是其文化自信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 胡适；文化自信；“对外讲中”；英文著述
胡适，20世纪著名的思想家、学者，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长期以来被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者、否定者。由于年少时便开始接触西方文化，之后的留美学习更是浸润其中，胡适深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推崇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同时，由于认识到中国之所以落后，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腐朽的封建文化，胡适在盛赞、宣传和积极倡导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毫不留情地批判中国文化，呼吁并推动文化改革以实现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大力推崇西方文化的言行，一度给他贴上提倡“全盘西化”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标签。从其大量的对中国传统价值观、习俗、语言、文学甚至民族性格等的严厉批评中，人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胡适对中国文化持否定态度，是没有信心的。然而，这一结论不够全面客观。胡适利用英文著述向西方世界宣传中国文化的实践，充分体现出其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信心。
一、文化自信及其判断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自此，国内学术界就“文化自信”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界定了文化自信的概念和内涵，有人将它看作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有人将其定义为对本土文化发展繁荣前景的信心；也有人认为，文化自信是人的精神文化需求满足后的状态，是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结果，是建立于理性认识之上的精神成熟，表现为对其他文化的包容力、抗压力和反思性等[1]。从已有的研究成果不难看出，文化自信既包括对本民族文化的态度，也包括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是一种文化上的知己知彼。综合来说，文化自信是特定群体或个人对本土文化的热爱和自豪，是建立在知晓本土文化正价值和正能量基础之上对其过去与现在的高度认同、充分肯定和坚定信念，是继承、发扬和宣传本土文化的高度自觉和敢于承认其缺点并有改造她的勇气与魄力；也是对外来文化的理性认识、客观评价以及乐于学习、善于吸收的胸怀和智慧。
文化自信是一种态度，而“态度是由感情、认知和行为的成分组成的，它们与个人对态度对象的评价、知识与行为的心理倾向是符合的。”[2]感情和认知可以通过评价和行为来表达，因此，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文化自信，既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当言行不一时，行为则是最直接最真实的指标。
二、胡适的“对外讲中”实践
“对外讲中”是国内一些学者在研究林语堂“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时所使用的简称[3]。本文借用此表述，意指一切向世界人民介绍、宣传中国及中国文化的活动。
从1912年开始，胡适在长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数百万字的英文著述，包括专著、学术论文、演讲、回忆、信函等，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根据主题，这些英文著述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有关中国文化及中西文化关系的研究与介绍；二，时评政论；三，外国文化评介。三类作品中又以前两类为主要内容[4]。第一类中直接介绍中国文化的著述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译介、传统价值观的新解、中国新文化运动及中国社会变革的介绍，涵盖了哲学、历史、宗教、文学、社会等多个领域的内容。第二类作品也直接或间接地包含中国文化的评论和介绍，例如在时政评论中，他常通过中国传统思想和历史渊源的剖析，为中国辩护呐喊。由于这些英文著述大多涉及中国及中国文化，因而胡适用英文写作的行为便是他“对外讲中”的具体实践。
为本土文化正名、争取得到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的理解和支持是胡适“对外讲中”最直接的动因。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及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遭遇歧视和贬低，“黄祸”一词非常流行。初到美国留学的胡适很快发现，西方的“汉学家”对中国的认识多为一隅之说，因而他认定，向世界介绍真实的中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而非汉学家来完成，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5]。为消除西方人的偏见，使中国及中国文化获得应有的理解与尊重，胡适借助英文写作，开始了向西方世界宣传中国的实际行动。在整个留美学习期间，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参加征文比赛，撰写博士论文，主要内容均与中国文化及国内形势相关。之后的几十年里，胡适一直没有停止这一工作。作为著名学者，他利用访问欧美、参加各种国际会议的机会，围绕时政和学术做了大量的演讲报告，向世人展示真实的中国和中国文化；在美担任大使期间，更是通过广播等新闻渠道发表演讲，介绍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和近况时局，加深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和同情；卸任后寓居美国多年，继续著书讲学，内容涵盖了中国的哲学、宗教、教育、政治等多方面内容。胡适的英文著述，也有一部分于生活在大陆和台湾期间撰写，发表在国内的英文期刊杂志上。由于这些作品使用的是英语语言，预设读者显然也都是西方人，因而本质上也是“对外讲中”的有益实践。
胡适旅居海外约26年，与英美学术界人士保持广泛接触和频繁互动，他的活动和言行受到这些国家主流媒体的关注，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言人，在英美国家具有极高的影响力。同时，由于了解西方世界的学术动态、观点以及普通读者的兴趣，胡适敏锐地把握了西方对中国的误读或关注焦点，及时给予回应。此外，胡适在“对外讲中”实践中非常注重论述策略[6]，因而他的英文作品很容易被西方读者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西方人正面理解和看待中国、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胡适的英文写作不仅实现了中国人与西方世界直接的沟通与对话，而且这一“对外讲中”活动是卓有成效的[7]。
当然啦。你揭不开他的蹊跷,摸不着他的底细,他就万无一失呀。卢一平停一下,话锋突然一转。既使这样,我还有把握赢他,你信吗？
三、胡适“对外讲中”的中国文化态度
这衣服我们不穿谁穿？我一下买回来两套，我和你姥姥每人一套。母亲站起来，扯着衣襟原地旋转了一圈。年轻时穿，太俏，怕人家说。现在再不穿，还等什么时候？
（一）肯定过去，认可现在
在胡适的一些作品中不乏对中国及其文化的直白肯定和赞美。在《逻辑与哲学》（Logic and-Philosophy）中，他将中国定义为拥有光荣过去和独特文明的国家[8]；在《中国的文艺复兴》（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他坦言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值得自豪，相信未来的人们定会为此欢呼[8]。而更多时候，这种肯定态度则体现在对中国文化特殊角度的诠释上。
如前所述，胡适英文著述的主要内容涉及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政治制度、风俗习惯、文学、艺术、宗教等多方面内容以及它们的历史沿革和现状，这些文字对中国文化内容的选取和呈现方式均折射出胡适对中国文化的情感和立场，体现了他文化自信的态度倾向。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和接受，胡适试图用西方的概念来阐释中国的传统，肯定古老文明中蕴含的现代进步元素。1959年7月，第三届东西方哲学讨论会在夏威夷大学举行，会上胡适发表了题为《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The Scientific Spirit and Method in Chinese Philosophy）的演讲。演讲梳理了近八百年中国思想中科学精神与方法的发展历史，用孔子、老子、王允、朱熹等学者为例，力证中国哲学传统中蕴含着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比如：儒家有着自由问答、自由讨论、独立思想、怀疑、热心而冷静的求知传统以及追求知识上的诚实理念；道家提倡的自然主义最可代表大胆怀疑和积极假设的精神；王允用人的理智抗衡无知和虚伪、用创造性的怀疑和建设性的批评反对迷信和盲目的威权；朱熹建立了一套关于研究探索的精神、方法、步骤和原则。最后他信心满满地宣告：正因为有大胆怀疑与小心求证等科学精神和方法的伟大传统，处于近代科学新世界中的华夏儿女不会茫然无措，相反能够做到轻松自如[9]。
通过对老约翰绘本馆的调查和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宁波市十分注重对少年儿童的阅读推广工作，正多举措推广亲子阅读，意在掀起全民阅读热潮。基于这样的形势和社会环境，我们可以得知宁波市儿童阅读推广现状总体表现良好，阅读人群持续增加，阅读形式呈好转态势，儿童阅读地位有所上升。但是透过老约翰的发展瓶颈，我们也不难发现，宁波儿童阅读推广尚存在不少问题：儿童阅读的推广未做到分层分级，将推广重心置于低收入家庭，忽视中高收入家庭的需求；专业人才匮乏，缺少具有高素质的推广人才和职业化的推广团队；公益性社会组织和商业机构多而不精，未形成品牌效应；对受众的宣传和普及不到位，教育者和家长未真正理解和践行“共读”。
胡适通过英文著述向西方宣传中国，是其文化自信的积极行为体现；利用西方文化概念来解读和阐释中国文化，使中国在世界上成功发声并得到理解，是其文化自信的有效行为结果。
1912年，康乃尔大学刊物 《康奈尔世纪》（Cornell Era）发表了胡适的《给中国一个共和国》（A Republic for China）一文。针对世界对中国共和思想的耻笑，他直陈西洋人认为民主不合乎中国国情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民主在中国是源远流长的。他引用了《尚书》“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和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论证了中国民主的根基；接着指出，在没有宪法的帝制中国，正是由于圣贤的伦理道德，统治者的权力才依然受到约束[10]。
在《中国之婚俗》（Marriage Customs in China）中，胡适对早婚做出如下解释：早婚不仅能解除年轻人寻找配偶的焦虑，而且能促使年轻人保持专一、忠诚和纯洁。对于父母包办这一习俗，他认为，父母丰富的生活阅历有利于为孩子的婚配做出恰当的选择，尤其适合中国传统大家庭对新妇的要求；父母出面，还避免了当事人的尴尬、维护了女性的尊严、贞洁和稳重。最后胡适得出中国的婚姻是“以责任为基础”的结论。文中胡适直言，揭示中国婚俗中存在的合理因素（理性），目的就是为了帮助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婚姻制度，希望他们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婚俗长久存在的根由[11]。通过这个例子不难看出，对于他自己深恶痛绝并且广受批判的一些文化现象，胡适的评判依然能够做到一分为二。
(2)通过对比分析基本查明了沁南区块F4断层的性质、走向、落差、倾角等断层要素：确定了F4为一正断层；F4正断层在QN-06V井区附近走向为N72°E，倾向为SSE，F4正断层落差为205～315 m；QN-06V井位于F4正断层的断层带上，F4正断层在QN-06V井断点落差为315 m；QN-06V断失地层为二叠系中统上石盒子组中下部(P2s2、P2s1)，二叠系下统下石盒子(P1x)，二叠系下统山西组(P1s)中上部大部分地层。
在不少类似的英文作品中，胡适通过对中国历史传统独特的阐释，挖掘出中国传统思想实践中所蕴涵的先进因子，为中国的当下做了解释和辩护，这不仅体现出胡适对本土文化自我肯定，更使他的“对外讲中”事半功倍，既宣传了过去，又肯定了现在，可谓一箭双雕。
（二）坚信进步，乐观未来
除了高度肯定中国传统文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胡适还反对西方人士有关中国及其文化的发展早已停滞的论调。在《乐观主义者看中国》（An Optimist Looks at China）一文中，胡适依然坚持从历史的角度分析问题，通过引举辛亥革命后中国在政治、法律、社会、教育、科学等多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力证了中国和中国文化一直在发展进步，尽管并非尽善尽美，比如：缠足恶习的禁止、世袭君主制的推翻、法律法规的修订和法律程序的改革、新学的开办、大中学校教员的激增和本土科研人员多个领域大量富有成效的原创性研究工作的开展等等[11]。
来自香港旅游协会的资料表明,增加1美元在旅游宣传投资上,能使旅游收入增长123美元。近年来，柯村老区充分利用本区域优美生态环境，挖掘红色旅游资源，将“红”与“绿”灵活结合，加快统筹可持续发展的步伐。一个包含爱国主义教育、摄影、休闲、乡土情怀为一体的旅游目的地已初显成效，也成为皖南旅游的一大亮点和特殊。柯村老区若坚持把宣传红色资源作为重点，结合自然环境资源和人文历史资源，吸引更多游客旅游参观和企业投资，一定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知名度，带动老区经济的发展。
在他的英文著述中，也不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缺陷的承认和批判。比如胡适曾指出，中国在艺术上，特别是在建筑和音乐领域，从未获得高层次的发展，而其中的原因恰恰是儒家、墨家、道家等传统思想的偏见（A Historian Looks at Chinese Painting）[11]。再如，在独幕剧《终身大事》（The Greatest Event in Life,a Farce in One Act）[11]中，胡适对婚俗中的封建迷信等陋习进行了讽刺和批判。结合《中国之婚俗》可以看出，胡适既认可中国传统婚俗合理的一面，也承认其有荒诞的一面。
以上列举的文字无不清晰地表明，胡适相信，中国文化的历史即是她不断变革、不断更新自我的历史，她的未来也必将是不断焕发生机的未来。
（三）一分为二，理性客观
有学者认为，胡适在英文著述中对中国文化的肯定、褒扬和辩护，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在外国人面前为中国文化装点门面的心理[11]。但这一结论同样有失准确。胡适“对外讲中”的目的，是为了纠正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和偏见，只有将中国及其文化中积极的一面呈现给读者，才能达到此目的；况且他的英文著述也不乏对于落后与腐朽一面的承认和批评。既有肯定也有否定，反映出胡适对国家和本土文化客观全面、一分为二、“实事求是”[12]的态度。
1942年3月23日，胡适在华盛顿的华道克利夫俱乐部作了题为《中国抗战也是要保卫一种生活方式》（China,Too,is Fighting to Defend a Way of Life）的演讲。演讲词中胡适强调，中国是一个民主和平的国家，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自由和平的生活方式。通过回顾历史，胡适论证了这种生活方式的理论和哲学基础：春秋战国时期，尤其在纪元前600—200年间，中国的思想和文化获得创造性的大发展和大繁荣。伴随这个时期学术、哲学上的成就，中国的自由、民主、和平观念与理想应运而生，道家的“无为而治”、墨家的“兼爱非攻”、儒家的“有教无类”等等这些包含民主自由的哲学思想，都在两千多年帝制的中国得以实践[10]。
胡适对于本土文化的继续发展和美好未来同样抱有乐观态度，他坚信，二十世纪初正在发生的文化变革，最终定会实现 “文化复兴”（The Chinese Renaissance）[8]。基于对中国文化与生俱有的同化能力和自我更新能力的信心，面对西方文化，胡适认为人们完全不必害怕失去本土文化基础及民族认同，因为人类历史确切地证明，文化受众的民族和历史核心根深蒂固，因而绝不会被所需的外来文化因素所摧毁，相反，却有能力去同化吸收这些外来文化（The Exchange of Ideas Between the Occident and the Orient）[9]，所以在《中国的传统与未来》（The Chinese Tradition and the Future）中表示“从不担忧中国文明因为抛弃了许多东西又采纳了许多东西，而蚀坏、毁灭”[8]；更何况历史证明，中国的文化传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系列重大历史变化或进化的结果[8]，这些变化是缓慢的、自发的，构成了一个长期曝露、自动吸收的型态[8]。这种吐故纳新的自我革新能力，使得中国古老的文化得以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延续几千年。
《中国近一千年是停滞不进步吗》（Has China Remained Stationary during the Last Thousand Years?）是胡适1926年在剑桥大学所作的演讲。演讲中，胡适批驳了威尔斯关于中国文化早在7世纪的巅峰之后便停滞进步的论断。通过例举唐朝之后中国在艺术、文学、戏剧、宗教、哲学等不同领域所取得的引人注目的成就,证明唐朝并非中国文化发展的巅峰，而是持续发展的开始，比如九世纪出现的雕版印刷、十一世纪中叶的烧泥活字印刷和后来的金属活字印刷，就是印刷术的一次次革新；唐代之后的绘画成就，尤其是山水画，远远超过了唐代；十三世纪出现的戏剧、十六及十七世纪出现的小说，700—1100年间的禅宗改革，宋代本土世俗哲学的复兴，十七、十八世纪形成的科学态度和方法，无不是中国文化不断进步的有力证明[8]。
在涉及政治领域的一些作品中，同样能看到这种批判。在《中国帝制复辟分析》（Analysis of the Monarchial Restoration in China）一文中，对于袁世凯的称帝行径，胡适以讥讽的口吻表示“欢迎”这个改变，因为两年之前，当袁世凯为其称帝做出一系列准备之时，民国便已夭亡，“共和”名不副实，而恢复“帝国”之名，倒是消除了对“共和”二字的侮辱。文章还无情讥讽和揭露了袁世凯的真实面目，提示人们警惕帝制可能给中国带来的种种危险[13]。
胡适在呼吁中国现代变革的文章中，大多以揭露和批判封建文化糟粕为基础。在《中国的文学革命》（A Literary Revolution in China）中，他将中国的近代文学称为“死文学”；他认为从明朝开始，除了有限的几本小说，中国的文学从未摆脱对经典的模仿和空洞的形式主义，而一个重要原因是落伍的“死语言”（文言文）这只旧瓶再也无法装盛现代生活的“新酒”；为从旧的桎梏下解放出自己必须使用白话文，因为只有“活语言”（白话文）才能为“活文学”的产生做好准备[11]。在《文学的复兴》（The Literary Renaissance）[11]、《中国小说》（The Chinese Novel） [11]等文中，都能看到类似的批判和反思。
四、胡适“对外讲中”的外来文化态度
在其英文著述中，胡适大力宣传并呼吁学习外来的先进文化——西方文化，因为他始终认为，文化的发展有赖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旧文化与新世界直接交流后产生新动力与新态度，在这种新动力和新态度的影响下才会迎来旧文化的新生[13]（The Chinese Renaissance）。 所以面对外来文化，胡适呼吁要有开放的态度，即人民须有接触新思想新做法的自由和做出选择的自由；同时他认为，外来文化的传播具有相对性和选择性，文化吸收是一种文化借用，而非全盘西化，这种借用是受众根据自己的需要所作出的选择（The Exchange of Ideas Between the Occident and the Orient:A Case Study in Cultural Diffusion）[9]。他坚信，中国历史上任何的文化进步都是现代文化精华与中国文化精华成功结合的结果，而如果外来新文化全盘代替旧文化引起旧文化的消亡，将是人类的一大损失；同时胡适坦言,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之与我们自己的文化协调一致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Logic and Philosophy）[8]。
胡适明晰地指出，只有西方文化中的先进成分，即科学和民主的文明，才“触发”了中国文化的革新进步；而中西文化结合后所产生的新文化，即“中国的文艺复兴”，即便看起来带有西方的色彩，本质上却依然是中国文化的根底（The Chinese Renaissance）[8]。
深度挖掘和利用地域特色应在保护南山片区现有旅游资源的基础上,开发具有乡土特色的旅游资源类型,发掘内在价值,增加南山片区旅游资源的吸引力,以满足“显山露水、自然通透、乡村野趣”的要求。建议道路交叉口节点、沿线景观较丰富的资源点做出特色。现有乡村旅游公路中能够体现溧阳风貌的特色元素较少,建议融入游子吟、史侯祠、伍子胥等溧阳特色元素,多方面体现乡村地区的民族性、文化性。
以上列举的这些观点，反映出胡适对西方文化选择性接受的态度，同时也体现了他对中国文化融合吸纳外来文化并保持自我的能力信心十足。
笔者对青年编纂在各自任职期间发表的学术文章（指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对某领域有专门研究的成果）进行检索，共查找到78篇。其中，以文献整理为研究对象的文章有57篇（见表5）。
五、结论
胡适用英文向西方社会讲述中国，体现了他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高度自信。在他的英文论著中，对中国文化既有批评更有褒扬。批评是文化自信的间接体现，因为批评源于深刻的了解和诚挚的热爱，只有认知才有评判，只有爱之深才会责之切；批评也是信心，因为敢于自我批评才能发展和进步；批评更是理性与客观，因为全盘的否定或肯定，只能陷于盲目的自卑或自负。而对中国文化的正面解读与宣传，则是文化自信的直接体现：对本土文化历史和现在的肯定、对未来发展的乐观，是胡适对中国文化蓬勃生命力的充分自信。此外，对西方文化的虚怀若谷和明智理性，是胡适对中华文明强大融合吸收能力的充分自信。正是这种多维度表征的文化自信，促发胡适开始“对外讲中”实践并持续了半个世纪，直至生命的终点；正是这种文化自信，激励他潜心哲学、文学、宗教、历史、政治等诸多领域的研究并取得卓越成就；正是这种文化自信使胡适勇于直面种种落后与腐朽并无情地进行自我批判；也正是这种文化自信，为胡适大力提倡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促进中华文化自我更新提供了底气。胡适这种充分的文化自信远非仅仅停留在态度上，而是指导和落实到了他一生的行动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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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Shih'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A Study Based on His Practice of"Telling China to the World"
LUO L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Hefei Anhui230036）
Abstract: Hu Shih was once labeled as a national culture nihilist.But through the study of his practice of"telling China to the world",his confidence in Chinese culture can be verified.With million-word works in English,Hu introduced and defende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ts status in quo for the purpose of eliminating westerners'discrimination and prejudice against it,gaining deserved respect and better understanding from the world.The practice itself,his approval of the traditional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his awareness of the progress of the culture,his faith in its bright future,his open-mindedness and selective acceptance of alien cultures are all embodiment of hi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Key words: Hu Shih;cultural self-confidence;"telling China to the world";English writings
中图分类号： H3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868（2019）01－0116－05
DOI: 10.12152/j.issn.1672-2868.2019.01.019
收稿日期： 2018-11-16
基金项目：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项目编号：SK2016A0314）；安徽农业大学质量工程项目“英语专业中国文化课程建设改革”
作者简介： 罗玲（1965-），女，安徽黄山人，安徽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
责任编校：郑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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