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价格竞争与人民币汇率传递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民币汇率论文,竞争论文,实证研究论文,价格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分类：E31；F31；F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246(2009)05-0009-13
一、引言
近年来，中美两国之间巨额的贸易不平衡成为阻碍我国国际贸易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为此人民币汇率也承受了巨大的升值压力。传统的国际收支弹性分析法认为：一国货币升值可以影响该国商品的相对价格，从而使出口减少而进口规模扩大，并最终导致国际收支恶化；所以有些学者就认为可以通过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来减少中国对美国巨大的贸易顺差，从而缓解中美两国之间剧烈的贸易摩擦。
然而人民币升值是否真的能够缓解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从理论上分析，这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人民币名义升值能影响中美两国商品的相对价格；第二，两国相对价格的改变将使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减少而进口增加，从而达到平衡国际收支的目的。我国大多数学者在对第二个条件进行重点研究的同时，似乎忽视了对第一个条件的验证。因为在传统的国际经济学分析框架下，名义汇率的波动会完全地反映到出口商品的外币定价中，所以这时名义汇率就和实际汇率呈现出同等程度的变化，第一个条件自然成立。然而Krugman(1987)和Dornbusch(1987)从理论上对这个传统框架提出了质疑，讨论了名义汇率变动对进出口价格的影响程度，这也就是本文将要分析的汇率传递(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问题。
自从汇率传递问题提出后，无论理论研究还是实证检验都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在理论研究方面，汇率传递的程度不仅会对汇率决定产生重要的影响(Betts和Devereux，2000)，而且还将直接决定着国际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Woodford，2007)。在实证检验方面，许多研究工作主要还是集中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实情况，对我国人民币汇率传递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本文就是在考虑国际价格竞争的基础上，把我国对美国出口价格的汇率传递程度进行了实证度量，并以此来揭示人民币升值对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有效程度。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对汇率传递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简单回顾；第三部分提出了实证模型，并对实证数据进行了必要的说明；第四部分则是通过协整方法和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对人民币汇率传递程度进行了实证检验；第五部分是稳定性分析；最后一部分给出了本文的主要结论。
二、文献回顾
汇率传递最早起源于一价法则与各国价格收敛问题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末，对汇率传递的研究则集中于产业组织领域，强调了汇率在国际价格歧视中所扮演的角色。Krugman(1987)和Dornbusch(1987)较早对汇率传递效应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理论模型都是以寡头垄断市场为基础，这时出口厂商的加成定价就不再固定，能够随着汇率的波动进行调整。例如，当进口国货币贬值时，外国进口商就可能会调整以本币标价的价格，从而使以进口国标价的价格相对稳定。这种行为可能是对短期汇率波动的被动反应(Marston，1990)，也可能是为了维持市场份额的需要(Kasa，1992)。
最近关于汇率传递效应的讨论则和最优货币政策、汇率制度的选择等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①，这些争论研究了一种与之相关的重要现象——当地货币定价(Local Currency Pricing，简称LCP)。当国际贸易存在一定的障碍时，出口厂商就可以根据不同的市场分别进行定价，他们既可以选择以本币表示的价格，也可以选择外币表示的价格。一般把前者简称为“生产者货币定价”(Producer Currency Pricing，简称PCP)，后者则称为“当地货币定价”。如果所有出口厂商都采用PCP，汇率传递效应就为1；反之，如果都采用LCP，汇率传递效应就为0。Devereux和Engel(2001)与Bacchetta和Wincoop(2003)的两篇重要文献内生化了出口厂商定价货币的选择，并且发现汇率波动小或者货币政策相对稳定的这个国家货币更容易成为交易货币，因此呈现出较低的价格传递效应。Goldberg和Tille(2005)对此则有不同的观点，通过实证检验，他们发现定价货币的选择更多的是取决于一国出口商品的结构，而不是宏观因素。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假说来解释不完全汇率传递效应，包括汇率风险规避措施的实施，贸易商品结构的改变(Campa和Goldberg，2005)等。
早期对汇率传递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采用单方程估计的方法，如Goldberg(1995)对美国汽车行业进口价格的汇率传递效应考察。但是，单方程估计存在着自身难以避免的问题：这种方法不能正确度量其他变量随汇率波动而引起的内生调整，从而对汇率传递效应的估计产生偏差。Coricelli等(2006)就同时用协整分析和单方程估计两种方法度量了欧盟的四个新成员国的汇率传递效应②，结果发现单方程估计低估了汇率传递的程度。通过对比分析，他们总结了协整分析的三个优点：首先，协整分析抓住了变量之间长期均衡的内在含义；其次，汇率传递真正含义就是在给定的结构冲击下反映出价格对汇率的弹性；第三，协整分析能够区分汇率波动的长期和短期影响，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因此，近年来对汇率传递问题的实证检验大多数都是基于协整技术的分析。此外，Barhoumi(2006)还尝试用面板协整的技术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汇率传递问题。
国内学者对人民币汇率传递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毕玉江和朱钟棣(2007)通过一位数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对中国不同种类商品出口价格的汇率传递效应进行了经验检验；陈学彬等(2007)则在考察中国各行业分类商品出口汇率传递程度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出口商的盯市能力。但是他们采用的都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因此难以准确度量名义汇率变动对出口价格的传递程度。陈六傅和刘厚俊(2007)采用名义汇率指标对我国汇率传递效应进行了分析，发现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对我国进口价格的影响程度相当低。以上分析都是基于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分析，衡量的是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所有外币标价价格的平均传递程度；而我国一直以来主要采用的是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所以本文将重点放在度量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出口传递程度，并以此来考察人民币汇率名义升值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调节能力。
三、实证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结构
汇率传递实证研究主要是考察汇率波动对贸易品进出口价格的影响程度，本文则主要是考察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价格的汇率传递效应。根据Goldberg和Knetter(1997)的观点，汇率传递被定义为：当进出口国之间汇率出现1％的波动时，由此产生以当地货币标价的出口价格的百分比变动。这样汇率传递效应直接表现为当地货币标价的出口价格对汇率波动的弹性关系，实证检验就基于下面的方程：
Campa和Goldberg(2005)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关系仅仅反映了非结构性的统计关系，而缺乏经济解释；因此他们认为一个正确的实证模型还应该包括和当地投入要素相联系的出口厂商的成本
)。Barhoumi(2006)则进一步认为出口商品的生产国货币标价就应该是在其生产成本上的一个加成，这样出口商品的加成幅度就必然受到国际销售市场上其他国家出口商的竞争。
根据前面的分析，为了准确度量汇率传递程度，就必须把国际价格竞争对出口价格的影响剔除。因此，本文将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的美元标价表示为美国其他进口国商品价格、人民币名义汇率、国内生产成本等变量的函数：
考虑到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价格难以对汇率和国内成本产生明显的反向影响，所以我们在后面的实证研究中把其他国家的出口价格作为内生变量，而把汇率和国内成本作为外生变量。
(二)数据的选取和说明
本文选取的是从2003年12月到2007年8月的月度数据。由于需要考虑中国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上面临的国际竞争情况，所以首先要对美国的主要进口贸易伙伴国进行分析和选择；在我们进行实证检验的时间序列期限内，加拿大、中国、墨西哥和日本始终是美国前四大进口伙伴国(见表1)，并且这四大贸易伙伴国的进口总计占据了美国同期总进口的50％左右。其中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同属于一个经济一体化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所以加拿大、墨西哥在对美国进口中享有更多优惠的政策和措施；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与加拿大、墨西哥两国的竞争程度可能要小一些，而和日本竞争性可能更加显著。另一方面，墨西哥和中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更加类似，所以两国商品之间的替代性也更大。综上所述，本文选取日本和墨西哥作为中国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的主要竞争者，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和典型性；在稳定性检验中，我们再考虑加入加拿大的影响。
本文计量数据的具体说明如下：
1.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商品价格指数。由于我国没有发布国别出口价格指数，所以我们这里是以美国劳动统计局按进口来源国统计的美元进口价格来代替我国对美国的出口价格指数，数据来源于美国劳动统计局(BLS)网站。但是该数据仅仅开始于2003年12月，所以本文计量分析的时间序列数据为2003年12月到2007年8月的月度数据。
2.日本、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对美国出口的商品价格指数。这三类数据也都是来源于美国劳动统计局(BLS)网站。
3.直接标价法下的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人民币汇率升高意味着人民币兑美元贬值，数据直接来源于中国经济信息网(www.cei.gov.cn)中人民币汇率的月度数据。
4.中国的消费价格指数。在对汇率传递效应的实证检验过程中，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学者都是采用消费者价格指数来衡量国内出口价格的成本，所以本文也采用该指标来代替出口商品的生产成本，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信息网。
5.中国的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为了检验本文实证检验的稳定性，我们还考虑以生产价格指数来反映国内生产成本；但是由于国内缺少生产价格指数的月度数据，所以这里以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来代替，数据也来源于中国经济信息网。
四、实证检验
为了考察国际商品竞争对人民币汇率传递程度的影响，本文采用协整技术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分两步来进行实证检验。第一步，因为本文重点强调了美国市场上各国进口商品之间的相互竞争，所以我们以向量自回归模型为基础对美国市场上各国进口商品价格的关系进行协整分析；第二步，我们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国际商品竞争和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价格的影响。
协整关系只能反映非平稳序列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所以首先要对美国市场上各进口国价格进行平稳性检验。我们采用ADF检验来考察各国对美国出口价格的平稳性，结果表明(见表2)中国、墨西哥、日本和加拿大对美国出口价格都是一阶单整(I(1))序列。需要说明的是，我们采用的回归模型如下：
而四国出口价格指数的一阶差分都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了单位根零假设。因此，四国对美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都是I(1)序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美国是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各国进口商品彼此之间的竞争也相当激烈，如Banik和Biswas(2007)在研究美国摩托车进口市场时，发现加拿大摩托车的出口价格对日本出口美国的摩托车价格的影响程度高达25％。因此，为了正确度量人民币的汇率传递效应，我们有必要考虑美国市场上各国出口商品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图1显示了四国出口价格之间相互影响和波动的趋势：中国与日本的价格波动幅度和相关性最为接近，其次为墨西哥，而加拿大出口价格的波动幅度最大，并且与中国的相关性也不是很明显。这也说明了作为美国最为密切的贸易伙伴，加拿大与其他出口国的竞争性不大，所以定价策略也最为灵活；结合前面的分析，我们首先忽略加拿大的影响，只对中国、日本和墨西哥三国的出口价格关系进行协整分析。
协整检验一般可以采用Engel和Granger提出的EG两步法，即首先用最小二乘法对向量进行回归分析，然后再把回归得到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但是，当对两个以上变量作协整检验时，这种方法就存在一个较大的缺陷：当以不同的向量作被解释变量时，就可能得到向量之间不同的协整关系。所以，检验多向量之间协整关系时，现在用得更多的是Johansen协整检验。Johansen是在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来估计模型的长期均衡关系，从而得到一个有效的无偏估计；这种方法不仅克服了EG两步法的缺陷，还可以精确地检验出协整向量的数目。
通过检验，根据AIC和SC准则判断出本文这个VAR模型的最大值后期取2比较合适，前两期的其他国家的出口数据都对本期中国出口价格指数有显著影响。通过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上半部分第一列是特征值，第二列是似然比检验量的值，即迹统计量，第三、四列分别是5％和1％水平的临界值。最后一列是结论部分，依次列出了4个检验的原假设，并对能够拒绝原假设的检验用“*”表示。本模型所有三个迹统计量都大于5％水平下的临界值，而且其中有一个的显著性相当高，达到了1％的显著性。因为本文主要是考察中国出口美国价格和其他出口国之间的竞争关系，所以这里以1％的显著性为标准，拒绝第一个原假设：“没有协整关系”，而接受后两个原假设：“最多只有一个协整关系”和“最多只有二个协整关系”。因此，我们最后只得到了一个标准化的协整关系。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价格指数和日本、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价格指数的同向波动揭示了在美国市场上中国商品和日本、墨西哥商品的相互竞争关系。结论表明：在美国市场上，日本出口商品对中国的竞争性最大，日本商品价格每上升1个百分点，就会拉动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上升约0.5个百分点；而墨西哥出口商品价格波动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影响就小得多，还不到日本商品价格波动影响的一半。究其原因：虽然墨西哥和中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结构比较类似，具有较大的替代性，但是由于墨西哥和美国同属北美自由贸易区，享受了许多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优惠条件，所以其对中国商品的竞争程度反而没有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大。
第二步，我们来考察人民币汇率对中国出口价格指数的短期动态影响程度，即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正是因为国际价格竞争能够影响一国出口价格的汇率传递程度，所以陈学彬等(2007)就可以通过考察出口汇率传递率来研究中国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于是，为了更准确地度量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出口价格的影响程度，我们有必要在出口价格波动中剔除国际价格竞争的影响。结合前面得到的各国出口价格的长期协整关系，我们就可以利用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人民币汇率传递的短期动态情况。一般而言，名义汇率和国内生产成本也是出口价格变动的重要原因，但是出口价格的波动难以对汇率和国内成本产生反作用。所以在误差修正模型中，我们把人民币汇率和国内生产成本作为模型的外生变量，而将各国出口价格作为内生变量来研究人民币汇率传递问题。
误差修正模型的表示如下：
则是长期协整关系得到的中国出口价格指数的滞后一期和日本与墨西哥出口价格指数滞后一期数值的偏差，反映了变量在短期波动中偏离它们长期均衡关系的程度。通过AIC和SC判定标准，最优的滞后阶数为2期。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中对长期均衡关系偏离的调整速度是以系数Ψ来表示，它反映了出口价格对长期均衡的调整程度。
这里我们采用Eview5对误差修正模型的系数进行估计，通过对比筛选，我们发现其中Δ
和Δ
的三期滞后变量显著性最高，而且其他期滞后变量的存在也并没有显著影响最后的实证结果。考虑到模型的简洁性，所以我们只把它们作为外生变量，具体回归系数结果见表4。日本对美国的出口价格每上升1％，会导致下一期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价格波动0.297％；同样墨西哥对美国出口价格的提升也会对中国出口价格产生显著的影响。所以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遇到的激烈竞争。但是与此同时，中国出口价格的波动对日本和墨西哥出口价格的影响就不是很显著。尤其是日本的出口价格只受到自己滞后价格的影响，而基本上完全和中国与墨西哥出口价格的波动情况无关；墨西哥的出口价格则会受到日本出口价格的一些影响，但与中国的出口价格波动没有明显的关系。
根据实证检验的结果分析，日本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上定价策略较灵活，主要是根据自身发展情况来调整价格，完全不受其他出口国竞争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日本是发达国家，出口商品技术含量较高，引领着美国市场上商品发展的走势，所以它是定价的领导者，其价格波动只会单方面影响美国其他进口国的价格。墨西哥虽然和中国同属于发展中国家，但是由于历史和地缘因素，使墨西哥成为美国经济一体化的合作伙伴，从而可以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框架下有效地回避来自于中国商品的竞争；而中国则因为享受不到这些优惠政策，所以只能作价格制定的追随者，从而受到墨西哥出口商品价格波动的冲击。因此，实证结果表现为：墨西哥出口价格会影响中国出口价格，虽然持续时间比较长，但是影响程度却大大低于日本对中国出口价格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出口价格对墨西哥出口价格没有显著的影响。
从调整系数的速度来看，中国和墨西哥的出口价格调整速度明显要快于日本，而且都存在自身稳定调节机制，有回归长期均衡关系的趋势。日本调整系数理论上应该是正数，这样才存在回归长期均衡关系的趋势；然而实证得到的日本调整系数则是负数，显著程度也不高。这可能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日本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上处于价格领导者的地位，而中国和墨西哥的出口商则是美国市场上的价格追随者。
下面我们来讨论人民币汇率的传递效应，当剔除了美国市场上各个出口国之间的竞争影响时，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出口商品价格的传递效应显然应该更加精确。实证结果表明，如果人民币兑美元升值1％，即汇率下降1％，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价格就会上升0.188％。这和我们理论分析的定性结论一致，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对美国出口变得更加昂贵，所以中国会减少出口，从而改善两国的贸易不平衡；但是本文度量的汇率传递程度远远低于完全PCP的情况，人民币的汇率传递程度只有不到20％。这与毕玉江和朱钟棣(2007)结论类似，他们考察人民币有效汇率对中国总体出口价格影响时，发现汇率传递程度也只有16％左右。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消费者价格的波动对中国出口价格影响比较小，而且显著性也不高。因此，汇率传递的实证检验表明中国出口商在美国市场上面对着富有弹性的需求曲线。中国出口商担心价格的调整会失去美国可观的市场份额，所以国内生产成本的波动对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价格不会产生显著的影响。
五、稳定性检验
下面我们对上述实证结论的进行稳定性检验。为了和前面的分析结论进行对比，我们依然还是选取消费价格指数和人民币汇率的三期滞后值作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外生变量，然后再把加拿大也作为美国市场上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伙伴。表5第三栏给出了稳定分析的结果，这时人民币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价格传递效应为0.185，没有出现的明显的改变。虽然加拿大出口价格对中国出口价格影响的显著性较强，但是影响程度却不高：加拿大的出口价格每上升1个百分点，中国的出口价格一期后就会相应的提高0.04％，二期后则提高0.02％左右。与此同时，日本和墨西哥两国对中国的价格影响依然显著，而且影响程度没有出现本质的变化。
另一方面，我们还考虑了生产成本的度量标准问题。理论模型认为国内生产成本的变动是出口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我们的标准检验却没有得到中国消费价格指数对中国出口价格的显著性影响。相对于消费价格指数，生产价格指数可能是度量生产成本的一个更好的指标。但是我国没有发布生产价格指数的月度数据，所以我们这里以中国的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的波动(Δppi[，t])来代替生产价格的变动趋势进行稳定性检验。表5第二栏给出了实证检验结果，生产价格对中国出口价格的影响依然不显著，而影响程度也不高；人民币的汇率传递效应为15.4％，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
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日本出口价格对中国出口价格的显著性影响消失了。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和日本都是石油进口大国，这样两国国内的生产成本就会出现同向波动的趋势；而日本作为价格制定的领导者，其出口价格的调整显然要受到其生产成本的影响，因此，中国的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就可能与日本的出口价格表现出相当的正相关性。表6的Granger因果检验也验证了我们的分析，日本出口价格与我国消费价格指数之间没有显著性关系，但是和我国的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日本出口价格是我国成本价格的Granger成因。
除了这里提到的两种稳定性检验之外，我们还进行了许多其他方面的稳定性分析：考虑生产成本和人民币汇率不同滞后期的影响，中美两国需求对中国出口价格的影响等。所有的这些特定分析都得到了基本一致的结论：美国市场上的国际商品竞争是中国对美国出口价格波动的最主要因素，其中日本对美国出口商品对中国出口价格的影响程度最为显著，其次则是墨西哥对美国出口的商品；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的调整对中国出口美国商品价格的影响程度并不是很大，汇率传递程度只有15％～20％左右。
六、结论
本文利用协整技术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实证研究了国际价格竞争与人民币汇率传递的问题。结果表明国际价格竞争是影响中国对美国出口定价的重要原因，这样就弱化了汇率变动对出口价格的直接影响，从而导致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并不大。出口商品的当地货币定价是影响支出转移效应的一个重要环节，汇率变动通过影响出口价格来改变中美两国的相对价格，而相对价格的变化就会直接作用于中美两国的进出口，从而最终对中美两国的国际收支产生重要影响，所以关于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的研究对中国国际收支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特别是现在中美两国间巨额的贸易不平衡已经成为两国贸易摩擦的焦点，因此对人民币汇率传递程度的度量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的实证分析得到了以下几个结论。第一，中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不是很高，所以容易遭受国际价格竞争的影响；相对而言，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商品受到了以日本为首的国际商品的冲击，是美国市场上的价格追随者。第二，剔除了国际价格竞争的影响后，汇率变动对中国出口价格的影响并不大，因此不完全汇率传递降低了名义汇率调整的支出转移效应。第三，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还处于利用低层次价格竞争来扩大美国市场份额的阶段，所以中国出口商品的美元定价基本上和国内的生产成本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注释：
①这些研究主要都是在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框架的基础上展开的，如Corsetti和Pesenti(2001)、Betts和Devereux(2000)、Devereux和Engel(2001)等文献资料。
②四个国家分别为波兰、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