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论命名的“神话”特征及其背后的历史动因
周成龙1，崔司宇2
(1.雅盖隆大学 美国与波裔社群研究中心,克拉科夫 30-063；2.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吉林长春 130024)
摘 要： Vermeer为何采用“skopos”一词为目的论命名一直以来都是译学界的研究盲点，神话学的研究成果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有效思路。Vermeer采用“skopos”一词，一方面可能是为目的论的宣传造势，并让其在与对立的语言学范式的斗争中取得优势；另一方面则是突显目的论的前卫性，从而使之更容易为当时的译学界认可。神话学理论的应用彰显了翻译跨学科研究的优势，即透过全新的角度、在更大限度上厘清翻译理论的来龙去脉，揭示翻译理论现象的历史真容。
关键词： 目的论；神话学；命名
翻译研究的“目的论”(skopostheorie)是德国功能主义学派(functional approach)语用学传统孕育出的重要果实。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中，目的论在颠覆了传统语言学范式(linguistic approach)的基础上，代表一种“更具功能性且以社会文化为导向的范式”[1]116进入人们的视野，“skopos”一词也因此为人们熟知。关于该词，Vermeer只简单解释道：“希腊语单词‘skopos’意为目的、目标，就目前而言，我们将以下术语全部视为同义词：purpose，aim，function和skopos。”[2]86而对其为何选取“skopos”而非“purpose”“aim”“goal”甚至“function”来为目的论命名则语焉不详。针对这一问题，Anthony Pym也坦承“这一希腊术语为何必要，原因尚不明确”，但他似乎缺乏深入探讨的热情，只草草解释为：“……或许正因为希腊字的些许晦涩才令我们明白我们并不清楚‘skopos’到底意有何指。”[3]45Pym的这一态度在译学界极具代表性，多数学者并不热衷于探讨以“skopos”命名的始末，或认为其并不重要，抑或认为无从着手——这反映出目前学界对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缺乏由点入面、见微知著的能力，间或导致我们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翻译理论史的认识流于表面化。
本文以人类社会学的研究成果——神话学理论(mythological theory)作为理论依据，运用社会学研究的惯用方法——演绎法(deductive method)设计研究过程，其具体步骤为：选择理论、作出假设、实际考察、验证假设、得出结论，旨在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揭示Vermeer以“skopos”一词为目的论命名的原因，进而深化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翻译理论史的整体理解与把握，藉此彰显翻译学跨学科研究的优势——在本研究中体现为透过全新的角度、在更大限度上厘清翻译理论的来龙去脉、揭示翻译理论现象的历史真容。
分析结果。根据投入与产出数据，利用DEAP2.1软件，运用投入导向型VRS分析模型可计算出华南四省在2011年至2014年经济发展的效率值，如表1。
一、理论的选择：内涵与特征
(一)“神话”的内涵
Joseph Campbell在论及“神话”(myth)的定义时，将其比作海神Proteus，意在暗示“神话”难以捉摸、不可测透的属性，并直言“没有解读‘神话’的最终系统，永远也不会有”[4]353。给“神话”一词下定义的困难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虽然如此，尝试解读者仍不在少数：有人将之解释为原初的、探索性的解释自然世界的一种努力；或是史前时期诗化的幻想产物，但在后继的年月中被误解了；或是贮藏寓言性的指令的处所，它可根据团体的需要塑造个人；或是一种集体的梦幻，是人类灵魂深处的原始冲动的症候；或是人类最深沉的形而上的洞见的传统载体；抑或是上帝对其子民的启示。[4]353-354所有这些定义的共通点在于它们将“神话”置于原初的社会、宗教语境中，企图概括出它的某种共性，而对其如何运作，即如何在过去和现在服务人类缺乏观照——让人不禁产生“神话”在现代社会业已消亡的错觉。Mircea Eliade在揭示“神话”所反映的原始状态的同时，敏锐地捕捉到了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蛛丝马迹，“神话”的定义才趋于公允：“‘神话’讲述的是现实如何通过超自然存在的行为成为现实……因而，‘神话’是一种关乎‘创造’(creation)的叙述，它所涉及的总是某物如何被创造从而成为存在。”[5]5这一定义为一切创造性的活动披上了“神话”的罩衣，以至于一种行为模式、一个机构、一种做法如何建立，在一定程度上都成为“神话”在现代社会的表征，这也是为何“神话”构成了一切有重要意义的人类行为范式的原因所在。[5]18因此，“神话”总是与创造相关，它讲述的是存在如何成为存在；不管是古人还是今人，我们或多或少都生活在“神话”当中，并在某种意义上为某种神秘而崇高的力量所驱使和主宰。
至今我都还记得，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法国的一场演讲。他从雨果的《悲惨世界》、司汤达的《红与黑》、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谈到法国的绘画艺术，那渊博的知识、深厚的人文素养，令我由衷钦佩。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这是一个曾经让我十分好奇的问题。直到最近，阅读了《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我终于找到了答案。
在韩宇的带领下，万柏林区局高起点、高标准，全面推进食品药品基层监管能力标准化建设。完成基层站所标准化建设，并在全省食品安全工作会上进行经验交流和推广。局机关和11个监管站全部解决独立办公用房，为每个执法人员配备了移动执法终端和便携式蓝牙打印机、执法记录仪等执法装备，并为每个基层监管站至少配备1～2辆执法用车。在局机关和各站分别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快检实验室，涵盖日常工作的常规检测，真正做到“两个责任”的落实。
(二)“神话”的特征
1.回溯性
Eliade在论及早期基督教与“神话”的关系时，曾指出早期神学家们总是试图重构“原初的神话”(original myth)，后者孕育了耶稣的角色并最终成就了基督教；尽管对“原初的神话”的认识因人而异，但上述行为透露出的是人类身上所葆有的对原初状态的一种怀恋(nostalgia)[5]163。这种怀恋具体体现为人类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常常会受本能的驱使，将新创造的事物与古老的、崇高的和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事物相关联，本文中称之为“回溯性”(returnity)。Eliade在考察了许多原始部落针对病人的治疗仪式之后，认为“回溯性”作为一种基因惯性根植于人类对于健康的渴望之中，因为“对于古代社会而言，生命是不可修复的，只有通过回溯源头方可获得重生”；这种“回溯性”行为带给人类心灵上的暗示是，“所有消极的、绝望的以及显然不可挽回的情境都可通过‘神话’的重述得以逆转”[5]30-31。在古代社会，回溯本源的重要性一至于斯；在现代社会，本源的诱惑力也无处不在，Eliade认为，“当某一新事物被制造出来后，它都被理解或呈现为是对本源的回溯”，并以近代欧洲社会为例，展现了回溯本源的几种可能的方式：宗教改革开启了向《圣经》的回溯，并意图恢复最初的宗教教堂体验(church experience)，甚至是恢复最早的基督教教区；法国大革命将古罗马和斯巴达作为范式原型(paradigmatic model)；欧洲第一次成功的激进革命的启蒙者与领导者们认为他们是在恢复由Livy与Plutarch所盛赞的古代美德。[5]182-183可见，“神话”的本质是一种人类怀恋原初状态的创造性行为，这一本质使得新事物的创造过程总是以某种原初的状态作为依归，“神话”的书写过程因而始终伴有这种“回溯性”特征。
·算术的内容：自然数，整数，分数及小数；度量；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百分数，比例，比率等等；是一个人生活和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技能.
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创始性”(initiation)与上文的“创造性”并非同义词，后者涉及“神话”的本质，前者才是“神话”的特征。创始性源自精英阶层的“神话”创作及体验，它以文艺作品为载体，初步表现为文艺作品的不可理解性，最终预示着一场克服理解的困难之后的“狂欢”(revel)。[5]188-195精英阶层视不可理解性为前卫，在这种思维的引导下，艺术家们普遍的做法是在艺术品与大众之间构建起理解的壁垒，以至于“这些作品所代表的封闭的世界、神秘的宇宙是不可进入的，除非克服巨大的困难，正如古代社会创世的困难那样”；基于此，解读这一困难会有一种“创始”的体验，这种体验令精英们对艺术品的不可理解性着迷，这种奇异的美感正是让精英们迷恋Van Gogh和Picasso，并在《芬尼根的守灵夜》(Finnegans Wake )无调音乐(atonal music)以及斑点派(tachisme)中狂欢的源头。[5]188Eliade认为，对困难的迷恋表现出了人类发现世界上和生命中新的、神秘的、迄今为止未知的意义的欲望，通过克服这种(因未知而导致的)困难，艺术宇宙被降至其最原初的状态(materia prima)，之后便是一个崭新的世纪。[5]189-190艺术创造的“神话”借不可理解性之便回溯上帝“创世纪”(genesis)的本源，精英们的“神话”书写因而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创始”的痕迹。
2.创始性
二、作出假设：基于“神话学”的猜想
通过以下较为宏观的论述，我们对语言学范式在其时译学界的地位可以有一个整体和大致的把握：“……这一基础的语言学范式与Noam Chomsky的句法理论(theory of syntax)与生成语法(generative grammar)的相似性并非偶然，它对欧洲60、70年代翻译理论的影响甚至要大于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对直白的语言学理论而非动态功能主义(dynamic functionalism)的关注从Eugene A. Nida的著作被赋予的重要性上就可看出，这一观点在现代翻译理论研究中体现得尤为鲜明”[6]5-6；“截至70年代，德国有很长的口、笔译培训的历史，但一般都以语言学为导向，其理论基础借鉴自语言学理论，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各单位间的对等是从未被质疑过的衡量翻译质量的标准……课堂中的翻译训练多被用以提升学生在源语与目的语的语言与风格方面的熟练度，且培训者也是语言学讲师，他们在翻译领域大多没有或仅有很少的经验”[7]120-121；“70年代见证了功能主义翻译研究方法的发展，在此之前，从50年代到70年代，占据统治地位的语言学翻译理论认为翻译仅为一种意义的转换，并试图解释用哪种方法可以实现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间的对等”[8]157。
(一)基于回溯性的假设
“神话”的回溯性特征决定了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习惯以某种原初的、崇高的、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本源”为依归，Eliade认为，拥有一个建构良好的“本源说”意味着一种出身高贵的优势：18、19世纪的罗马尼亚学者在发现了罗马尼亚语与拉丁语的血缘关系后，为自己的古罗马血统深感自豪，对于他们而言，意识到自己是拉丁文后裔这一事实伴随着一种自己也是古罗马伟业的参与者的优越感。[5]182神圣“本源”在19世纪欧洲的诱惑力之大曾引发了一种对于家国历史的激情，以致人们担心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可以说与不存在别无二致，这一焦虑很快转变成一种对历史编纂学的热情……其目的是找到足以佐证自己神圣“本源”的证据，而这些证据则成了宣传与政治斗争的工具。[5]183
因此，以希腊语“skopos”命名这一行为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回溯古希腊的原始冲动，对Vermeer来说，古希腊代表着目的论的神圣“本源”，暗示着目的论的“高贵血统”。这一回溯行为在心理上为目的论营造了一种“出身高贵”的优势，考虑到目的论在20世纪70年代末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范式首次提出的事实，我们基于回溯性的假设是：Vermeer用“skopos”一词的终极目的是为目的论的宣传造势，并让其在与对立的语言学范式的斗争中取得优势。
(二)基于创始性的假设
“神话”的创始性特征多凝聚在精英阶层的文艺创作及文化与社会反响方面，它以艺术作品的不可理解性为外部表征，间或导致以艺术作品的晦涩程度成为判断其是否前卫的标准，以致艺术家们“唯一害怕的是不够前卫，并因此导致在这个将艺术定义为第一眼看上去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东西的时代，自己的天才难以得到认可”；因而，在艺术创作中，“他们越是大胆，越不因袭，越荒谬，越让人难以接近，他们就越容易得到认可、赞扬、宠爱和崇拜”[5]187。此外，Eliade认为，理解的困难与艺术语言的非常规性甚至破坏性密切相关，这些难以理解的话语充斥着众多的意义与价值，并拥有一种关于“创始”的奇异美感，当人们发现这些话语源自现代希腊、斯瓦西里语时，由于人们大声并快速朗读时会因非常规的辅音而变形，并充满了奇妙的暗示和可能的双关语——此时，那种美感变得尤为明显。[5]189-190
另一方面，翻译转码说认为，翻译是一个语言学过程，“是两种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6]7；翻译行为说则认为，“翻译并不是把一种语言中的单词、句子通过转码译入另一种语言的过程，而是一种复杂的行为模式，在这种行为模式中，某人(译者)在新的功能、文化、语言条件(condition)以及新的情境(situation)下给出关于某一文本(源语言材料)的信息，并尽可能地保留(原文的)形式方面”[20]。这一冲突导致语言学范式下的翻译转码是一种以译者为唯一主体的、孤立的、封闭的语言学操作，而目的论则视翻译为一种行为，一个完整的、由代理人(agents)执行的行为网络，它将发起者(initiator)、译者、受众(recipient)、客户以及其他可能与上述人员合作的专家，如术语学家(terminologist)等，都包含在内；语言学范式下的转码过程即全部的翻译过程，目的论则认为翻译过程除了制造这种信息转送机制(message transmitter)外，还必须将该机制用于更高一级的行为系统中以便与行为、交际合作(actional and communicative cooperation)相协调；语言学范式规定译者转码时进行的决策完全以源语文本为导向，而目的论之下的译者在做出决策前不可仅仅依赖源语文本，其他任何从客户处得来的材料、或从别处收集的信息同样重要。[8]157-159
《罗德里奇翻译研究百科全书》(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关于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范式的定义为：它是一种理论模型，该模型将笔译和/或口译视为语言学过程，并因而主要以语言学理论为指导，此外，凡是以语言学理论为专门基础来解释口、笔译现象的特定方面的研究亦属语言学范式的范畴。[1]148关于该范式在20世纪70年代译学界的地位，我们在搜集并分析众学者相关论述的基础上，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文献考察结果进行了分类、整理和归纳。
三、实际考察
在本阶段，我们有重点地搜集、整理、分析和归纳相关翻译理论史料，对上文中的两个前提，即在20世纪70年代的译学界旧的语言学范式占据压倒性优势和目的论所代表的新的范式与语言学范式之间存在深刻的冲突，分别进行了实际考察。
后来，他试图点火发动车子。可是怎么也点不着。他看了她一眼，微微一笑，走下车，并没有关闭车门，拿出电话。
(一)关于语言学范式在学科内地位的实际考察
综合以上两种假设，Vermeer以“skopos”为目的论命名，无论是出于方便宣传，从而在与对立的语言学范式的斗争中取得优势，还是出于更容易为译学界认可，两者必须兼具两个共同的前提方可成立：第一，在20世纪70年代的译学界，旧的语言学范式占据压倒性优势；第二，目的论所代表的新的范式与语言学范式间存在着深刻的冲突。因而，诉诸翻译理论史，只要找到足以证明上述两个前提的证据，我们的假设就是符合逻辑的合理推断，Vermeer选择“skopos”一词的社会、历史原因也就可见一斑。
根据上文中提及的“神话”的内涵，即它是一切关乎创造的人类活动，反观Vermeer以“skopos”为目的论命名这一行为，不难发现，无论从选词还是从理论意义的角度，整个命名过程都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其创造性不言而喻，“skopos”的“神话”色彩故此鲜明。基于此，根据“神话”的两个重要特征，即回溯性和创始性，就Vermeer用“skopos”一词为目的论命名的原因作出假设。
微观上，我们着重考察语言学理论在构建翻译学科、给出翻译定义、制定翻译目的方面的影响力：“结构语言学(structuralist linguistics)，语言代码说(language as a code)以及语言共性论(conception of language universals)等的兴起助长了这样一种幻象——语言和作为语言学操作的翻译可以是一种严肃的科学研究的客体，与自然科学领域的客体们具有同等价值；在此之前，翻译仅仅被视为一项技艺，而现在，翻译界的学者们很乐意将他们开展的活动视为一门科学，并通过使之成为应用语言学(applied linguistics)的分支得到学术界的认可”[6]6。语言学理论在令翻译成为一门科学方面厥功至伟，这成为其统治其时译学界的正当理由，以致一段时间内许多翻译的定义都是在强调其语言学方面：严格意义上的翻译(translation proper)是用其他语言的语言符号来解读某一语言的语言符号的过程；[9]翻译是一种语言(源语言)中的文本材料被另一种语言(目的语)中等值的材料所替代的过程；[10]翻译是在目的语中复制源语信息最贴近而又自然的对等物的过程；[11]翻译是将一种语言中的书面信息或语句用另一种语言中相同的信息或语句进行替代的过程。[12]此外，语言学理论的地位还体现在其时学界对于翻译目的认识上：Fritz Güttinger认为，任何翻译行为的目的都是目的语文本在与目的语受众的交际过程中，必须能够取得源语文本在与源语受众的交际过程中所取得的同样的效果；Otto Kade假定翻译的目的是必须取得“内容层面的不变性”(invariance at content level)；Werner Koller寻求的是一种“效果的不变性”(invariance of effect)；而Anton Popovi则致力于一种“风格的对等”(stylistic equivalence)[2]116-117——所有上述观点可归纳为寻求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在某个层面上的对等，这一翻译的文本目的代表了其时译学界的主流，而“对等”的概念可追溯至言语行为理论(verbal behavior)，该理论包含两个基本模式，即选择与组合(selection and combination)。若以“孩童”为信息的主题，说话人首先会在一定范围内选取意义相似的名词，如孩子、小孩、儿童、小东西、少年等，这些词汇在某一程度上相互对等，然后说话人选取语义相关的动词，例如睡觉、瞌睡、打盹、小睡等，最后在语链(speech chain)中两相组合。可见，所有的选择都是基于对等，这就是言语行为理论中的对等原则(principle of equivalence)，[13]语言学理论的统治地位使得该原则被译学界引进和吸收，并最终成为翻译研究对等的学科范式的理论初基。
(二)关于新旧范式内在冲突的实际考察
关于目的论所代表的新的文化范式与旧的语言学范式的内在冲突，《罗德里奇翻译研究百科全书》认为，“文化范式产生于语言学范式之后，并纠正了语言学范式理论上的官能不足(inadequacy)，因而广为人知”，进而直截了当地指出，“所以两者之间是冲突，而非互补关系”[1]148。澳洲学者Peter Hodges认为，这一冲突的根源在于两种对立，即结构主义语言学(structural linguistics)与功能主义语言学(functional linguistics)的对立以及“翻译转码说”与“翻译行为说”的对立[14-15]，这两种对立直接导致语言学范式与目的论在相关翻译问题上的认识相互龃龉甚至截然相反，以致“目的论所代表的功能主义成为一次针对广泛的语言学理论的学术细节的实际反动(practical reaction)”[16]。基于此，我们在这一部分分别考察了这两种对立——结构主义语言学与功能主义语言学、“翻译转码说”与“翻译行为说”的具体内容，进而推导出它们在哪些具体的“学术细节”上造成了语言学范式与目的论的冲突。
结构主义语言学以字、句的意义(meaning)作为关注的焦点，假定译者不受外在文化因素的干扰、在封闭的语言系统中进行语言转换活动，因而对某些译者而言，“翻译全部的目的就是追求(字、句层面的)对等，目的语文本必须尽可能地匹配(match)原文”；[17]功能主义语言学认为，翻译发生在特定的语境之中，受外在文化因素的影响，因而翻译必须从字、句的微观层面上升到文本的宏观层面，在交际效果与功能方面寻求对等。[2]128在这一对立下，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的语言学范式认为，文本对等是唯一的翻译目的，“谈翻译即谈各种形式的文本对等”[3]6；目的论吸收了功能主义语言学的文化元素，但它仅仅将文本功能的对等作为一种低级目的，它既要服从于目的语文本的交际目的，即“文本内连贯性”(intratextual coherence)的目的，更要服从于翻译过程中的整体目的，这就是Vermeer所谓的“目的等级”(skopos hierarchies)[2]92,102-103。语言学范式翻译目的的唯一性决定了“任何与相应的源语文本不对等的目的语文本都不叫翻译”[6]7，而目的论认为“一个文本可以按不同的方式翻译以实现不同的翻译目的”[3]49。语言学范式中翻译目的由封闭的语言系统中的译者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对等既是翻译目的也是翻译标准，这一身份的叠加强化了对等的权威；而在目的论中，“翻译目的由翻译纲要(brief)规定”[18]，后者由客户(client)或译者根据客户的要求拟定，以目的语受众的预期为导向，译者的翻译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目的的整体需要。语言学范式下，源语文本具有“统摄功能”(dominant function)[3]18，而目的论则是对源语文本权威性的“罢黜”(dethronement)[6]25，它强调目的语文本在目的语文化中的预期功能，表明译者站在了目的语读者的一边。[19]
据此，作为精英阶层的Vermeer在“文艺创作”，即创造新的翻译范式的过程中，为使自己的艺术品——目的论得到学界的认可，必须令其从命名到内涵均足够前卫，“在这个将艺术定义为第一眼看上去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东西的时代”，不可理解性成为Vermeer的一种合理的追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用于新的翻译范式创作的“语言”，相对于旧的语言学范式来说，必须具备非常规性，甚至破坏性——出自语言学范式的“purpose”“aim”“goal”以及“function”过于“循规蹈矩”，只有希腊语“skopos”才能打破常规、颠覆传统。因而，基于创始性特征，我们的假设为：Vermeer选词的非常规性和破坏性是为了让目的论更加前卫，从而更容易为当时译学界的精英所认可。
四、验证假设
就Vermeer为何用“skopos”一词为目的论命名这一问题，在上文基于“神话”的“回溯性”和“创始性”特征分别做出了两种假设：其一，促进宣传，进而使目的论在与对立的语言学范式的斗争中取得优势；其二，使目的论更容易为译学界认可。在总结、概括相关考察数据的基础上，现以考察结果对上述假设进行验证。
首先，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语言学范式在20世纪70年代翻译学科内的地位进行考察：宏观上，德国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Christiane Nord与阿斯顿、Christine Schäffner先后于三部著作中直接点明语言学范式在当时的译学界占统治地位；微观上，Nord在她的著述中明言语言学是建构翻译学科的基石，这直接导致译学界对翻译和翻译目的的早期界定都以语言学理论为依托，这体现在50至80年代著名翻译理论家们的著述中，包括Roman Jakobson(1959)、John C. Carford(1965)、Kade(1968)、Nida和Charles Taber(1969)、Koller(1972)、Popvi(1972)、Newmark(1982)。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均证明语言学范式在70年代的译学界占据统治地位。
其次，根据Hodges的观点从两个角度，即结构主义语言学与功能主义语言学的对立、“翻译转码说”与“翻译行为说”的对立的角度，对新旧范式的内在冲突进行考察：第一个对立导致语言学范式与目的论在翻译目的、译本形态、翻译目的的决定因素、源语文本的地位等问题上各从其志；第二个对立则使得二者在翻译活动所牵涉的主体、翻译过程所涉及的层面以及影响译者翻译决策的因素等问题上莫衷一是。上述“学术细节”提取自西方翻译理论家Douglas Robinson、Katharina Reiss、Vermeer、Pym、Nord、Lawrence Venuti等在不同时期对20世纪50至70年代翻译理论史的论述，从多个方面证实了语言学范式与目的论之间确实存在深刻的冲突。
既然语言学范式确实在20世纪70年代的译学界占据统治地位，且它又和新兴的目的论之间存在深刻的冲突，那么对Vermeer用“skopos”为目的论命名的原因的假设，即方便宣传，进而使之在与语言学范式的斗争中获得优势，以及使之更容易为译学界认可，都变成符合逻辑的合理推断——基于神话学的假设因而通过考察并成功地得到了验证。
2.治疗：艾滋病患者结核病的治疗原则与非艾滋病患者相同，但抗结核药物使用时应注意与抗病毒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及配伍禁忌。
五、结论
本文以神话学理论为依据，采用演绎法就Vermeer为何选用“skopos”一词为目的论命名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研究，经过选择理论、作出假设、实际考察、验证假设四个步骤，现得出以下结论：Vermeer以“skopos”为目的论命名的社会、历史原因在于为目的论的宣传造势，并让其在与对立的语言学范式的斗争中取得优势。此外，“skopos”也有利于突显作为新兴理论的目的论的前卫性，进而使之更容易为当时的译学界认可。这一结论是在神话学理论的基础上，以演绎法为机制推导而出，故并不排除Vermeer采用“skopos”一词仍有其他原因的可能性。那么，其他原因是什么？另外，就算这是Vermeer的真正动机，那它究竟是一种有意识的“操纵”还是无意识状态下的“妙手偶得”？这些问题随着这位大师在2010年的谢世变成了翻译研究永恒的盲点，我们的结论距离历史的真相究竟有多远无从得知，但可以确信的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有利于我们对翻译问题开展整合性研究，其优势在本研究中体现为透过全新的角度、在更大限度上厘清翻译理论的来龙去脉，揭示翻译理论现象的历史真容。
基于概率洪泛算法的异构网络模型的明显优点主要体现在平均路径长度和聚类系数这两项主要指标上，另外在成本比较上其耗电量只有传统网络的20%，能减少广播碰撞，实现短的传输延迟，并减少功率消耗。这种新算法的实现简单，易于实现低成本的控制，同时应该指出的是，由于特殊节点的存在，需为特殊节点配备专用发射功率的收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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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ythological Thought ”Behind Skopostheorie 's Nomenclature and Its Historical Reasons
Zhou Chenglong1, Cui Siyu2
(1.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and Polish Diaspora, Jagiellonian University, Cracow, Poland 30-063;2. Faculty of Educatio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JiLin 130024)
Abstract :The reason why Vermeer has used the word “skopos” to nominate his theory remains a blind spot in translation studies, until mythology provides us with a new way to deal with this question. On the one hand, “skopos” was used by Vermeer, probably, to build up publicity for the “skopostheorie” as a new paradigm, so as to gain an edge in competing against the opponent linguistic paradigm; on the other, “skopos” as an avant-garde word, believed Vermeer, would make it easier for the academic circle to accept his “skopostheorie”. Mythology sheds light on the advantage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which is, via a new angle, clarifying the hidden ins and outs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thus revealing the truth of translation-theory-phenomena to a larger extent.
Key words :skopos;mythology;nomenclature
中图分类号： B932.19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3079(2019)04-0102-07
DOI: 10.3969/j.issn.1671-3079.2019.04.015
收稿日期: 2018-11-02
作者简介： 周成龙(1990- )，男，山东淄博人，波兰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硕士生，研究方向为翻译学 ; 崔司宇(1992- )，女，河北石家庄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翻译学。
网络出版时间： 2019-03-01 17:40:50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3.1273.Z.20190301.1555.002.html
(责任编辑 富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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