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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2)02-0074-06
制度往往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元代的公文制度并没有随着元朝政权退出中原立即消失，而是在元明鼎革之后，进入了明代朝廷的施政机构。事实上，元朝遗留下来的这种公文制度并不尽如人意，明人对此是这样评价的：“元末官府文移案牍最为繁冗，吏非积岁莫能通晓，欲习其业必以故吏为师，凡案牍出入，惟故吏之言是听，每曹自正吏外，主之者曰主文，附之者曰贴书，曰小书生，骫文繁词，多为奸利。”[1]2010这样的公文制度不仅极大降低了朝廷的办事效率，还会产生奸利害政的后果。为了革除这些弊端，朱元璋着手对公文制度进行改革，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重新建立公文书写规范。
(一)公文书写内容的改革
朱元璋是位极其务实的皇帝，凡事皆以实效为前提。培养选拔人才时，很注重实际才能。洪武二年(1369)六月，他召国子生问道：“尔等读书之余习射否？”国子生回答说：“皆习。”朱元璋又问：“习熟否？”国子生回答说：“未。”朱元璋说：“古之学者，文足以经邦，武足以戡乱，故能出入将相，安定社稷。今天下承平，尔等虽专务文学，岂可忘武事？”(娄性：《皇明政要》卷十二)明初国子监开设的课程主要有《四书》、《五经》、《说苑》、律令、御制大诰等，可以看出，朱元璋此处所说的“文学”，并非现代意义上着重于审美的文学，而是指治世安邦的经世之术。他希望学校培养出的人才文治武功样样精通，而不是只会读书的腐儒。他曾就此出敕问题：“朕观上古圣贤之言，册而成书，智者习而行之，则身修而家齐，为万世之用不竭，斯良之至也。今之儒不然，穷经皓首，理性茫然，至于行文流水，架空妄论，自以善者矣。及其临事也，文信不敷，才愆果断，致事因循，将何论乎？请论之。”[2]137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诏停科举考试，其原因在于及第的考生缺乏处理政务的实际能力，不能为朝廷所用，所谓“朕设科举以求天下贤才，务得经明行修、文质相称之士，以资任用。今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观其文词若可与有为，及试用之，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甚寡。朕以实心求贤，而天下以虚文应朕，非朕责实求贤之意也！”[1]1443
培养才能之士是兴邦的前提，而如何有效使用才能之士则是兴邦的重要保证。为了防止这些进入朝廷政权机构的才能之士空言废政，朱元璋对他们的言论行为提出了具体要来：
自汉以来，惟贤志者得与君同游，稽其所任之事，则宰国朝之典章。凡侍左右，必慎容仪、致礼节于上。若言则阐先圣之威德、尧舜之道统，无稽之言不语，故职名曰五经博士。以今言之，则翰林院官之职是也。于斯之职，非博通今古，己身己修，己家己齐，善恶之人美恶，口无择言，行无颓迹。古人以此数事而能之，乃得升是任而辅君弼仁，以踵先圣先贤之事，若否，安得居此任而同君游乎？朕今特以尔某为翰林某官，尔当一前人之道，助朕未知，则扬名者矣。[2]47
他要求臣工以圣贤之道作为言论之准则，以达成辅弼君主治世的目的，切不可以毫无根据的奇谈怪论、阿谀之辞欺蒙害政。对于言论与王朝兴衰之间的关联，朱元璋有着十分清楚的认识：“责难之词，人所难受，明君受之为无难；谄谀之语，人所易从，昏主信之为易入。朕观唐虞君臣，赓歌责难之际，气象雍容。后世以谄谀相欢，如陈后主、江总持，污秽简策，贻笑千古。”[3]71规劝的话虽不好听，但可以兴国；阿谀之辞虽悦耳，却可以导致亡国。正是鉴于此种认识，他特意告谕侍臣：
朕观前代人君，多喜佞谀以饰虚名，甚至臣下诈为瑞应，以恣矫诬，至于天灾垂戒，厌闻于耳。如宋真宗亦号贤君，初相李沆，日闻灾异，其心犹存警惕。厥后，澶渊既盟，大臣首启天书以侈其心，群下曲意迎合，苟图媚悦，致使言祥瑞者相继于途，献芝草者三万余本。朕思凡事惟在于诚，况为天下国家而可以伪乎？尔中书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灾异及蝗旱之事，即时报闻。[1]1255
朱元璋此番言论意在阻绝空言之风，扫除害政之患。在此基础上，他对明代朝廷公文书写提出了严格要求：“今后笺文，只令文章平实，勿以虚辞为美也。”(余汝，楫：《礼部志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他要求公文书写要做到内容平实，不可铺陈空言。为了使臣工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洪武五年(1372)七月，朱元璋专门颁布诏令，废除了中国历史上沿袭已久的臣工向君主进贺圣节、冬至表笺的传统[1]1390。
(二)公文书写语言的改革
在朝政事务中，用浅显直白的语言形式表述施政方略，更容易被百姓接受，也更容易收到良好的施政效果。对此，朱元璋有着极为清楚的认识。
早在建国前夕，即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的十月份，朱元璋把熊鼎、朱梦炎两位儒士征募到建康(今南京)，让他们改编《公子书》与《务农技艺商贾书》，理由是：
公卿贵人子弟虽读书，多不能通晓奥义，今集古忠良奸恶事实，以恒词直解之，使观者易晓，他日纵学无成，亦知古今行事可以观戒。民间商贾子弟亦不读书，宜以所当务者直辞解说，作务农技艺商贾书，使通知大义，可以化民成俗。[4]1551
朱元璋的目的非常明确，他试图借助浅显直白的语言形式，最大限度地将书中的内容传播开来，最大范围地影响百姓、教化百姓，进而达到治世的目的。或许是他的这一举措确实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建元之后，他继续积极推行此项政策。洪武六年(1373)正月，他命令孔克表、刘基、林温等“取诸经要言以恒言释之，使人皆得通其说而知圣贤之旨意”[4]1557。洪武二十年(1387)前后，他又“以将臣于古者善恶成败之事未能通晓”为由，“特命儒臣编集申明，以鉏麑、樊哙、金日磾、张飞、钟会、尉迟敬德、薛仁贵、王君廓、仆固怀恩、刘闢、王彦章等所为善恶为一编”，定名为《武士训诫录》，“释以直辞，俾莅武职者日亲讲说，使知劝戒”[4]1562～1563。“恒言”，常言，通俗的话；“直辞”，直白的语言。都是指明白通俗的表达形式。
与此同时，朱元璋还将这一原则运用到了公文语言的改革当中，规定：
古人为文章，以明道德，通事务。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诵之，使人忠义感激。近世文士，立辞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相如、杨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事务者，无事浮藻。[5]2173
他要求公文能够以直白的语言形式为朱明王朝的统治服务，而不至因为语言障碍影响朝廷政策的实施。洪武时期的《律令直解》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产生的。当时，朱元璋就该书的编撰宗旨对周祯说：“律令之设，所以使人不犯法，田野之民，岂能悉晓其意？有误犯者，赦之则废法，尽法则无民。尔等所定律令，除礼乐制度、钱粮、选法之外，凡民间所行事宜，类聚成编，直解其义，颁之郡县，使民家喻户晓。”[3]17在他看来，律法是用来约束和保护百姓的，只有在百姓完全懂法的前提下，这一目标才能实现。如果没有浅显明晰的语言形式，文辞古奥，百姓看不懂，完备严整的律法，不仅不能起到保护百姓的作用，还会产生害民害政的恶果。
(三)公文书写格式的改革
在庞杂繁忙的朝政事务中，大大小小的案件日以万计，准确高速的办事效率对提高朝廷的执政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公文简洁与否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显然是不容忽视的。而洪武初期的公文情况又是如何的呢？陆容是这样描述的：
职方掌边务，复奏封事颇多事，必引援经史，断以大义，比诸司章奏，稍涉文墨，盖故事因袭如此。至何行宜掌司时，一奏之中，引经大半，而处置事体处，反欠精神。[6]121
公文重在陈述存在的问题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不必旁征博引进行道义阐说。引经据典阐说道义不仅会掩盖事实，还会因篇幅繁冗，浪费大量的写作、阅读时间，致使朝廷的办事效率严重降低。朱元璋对这种书写形式甚为不满，对侍臣詹同说：
六经之文简奥，《史》、《汉》之文太繁，至于唐、宋愈加繁矣，所以后人不如古人也。予于文不喜其繁，唯爱简直。孔子曰：“辞达而已矣。”卿当辞命，宜以简古为尚，不以艳丽为工也。[7]267
他认为，在公文的创作中，只要以简短文字把问题说清楚就够了，不必繁文缛词。为了明确公文这一写作要求，朱元璋专门颁布了上书陈言之法，诏示天下：
若官民有言者，许陈实事，不许繁文，若过式者问之。[2]194
诏令规定，官民进言要就事论事，不得枝蔓衍说，须省去不必要的言辞，所谓“如问钱粮即言钱粮，如问水利即言水利，孰得孰失，务在典实，不许敷衍繁文。遇当写题处，亦止曰云云，不必重述”[8]448。
(四)公文书写风格的规范化
华美的辞采能够给人以娱情悦性的审美享受，这对文学作品来说无可厚非，如果将这种华美文风带入到公文写作中，显然就不合适了。公文是用来处理朝政事务的，不是用来休闲娱乐的。华美的文辞不仅会转移读者的注意力，还会喧宾夺主，遮蔽文章内容，使事理不明，给朝政事务的处理带来不便，这显然是朱元璋无法容忍的。建国初期，他着手对元朝遗留下来的这种华而不实的文风进行整治。
洪武六年(1373)九月，他对群臣说：
唐虞三代典谟训诰之辞，质实不华，诚可为千万世法。汉、魏之间，犹为近古。晋、宋以降，文体日衰，骈俪绮靡，而古法荡然矣！唐、宋之时，名儒辈出，虽欲变之而卒未能尽变。近代制、诰、章、表之类，仍蹈旧习。朕常厌其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谕臣下之辞，务从简古，以革弊习。尔中书，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1]1512～1513
朱元璋以唐虞三代典谟训诰为法，反对晋、宋以来的骈俪绮靡文风，下令公文以质朴为尚，不得使用华丽的骈体文。洪武十四年(1381)七月，礼部再次颁布政令：“表笺文词不得用骈丽，务在典雅”[1]2171。
如果说质朴的文风有利于公文内容的传达，那么庄重的风格则对政令的有效执行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公文作为用以处理朝廷政事的媒介，与朝廷的形象有着甚为密切的关联。朱元璋对此相当重视。洪武六年(1373)九月，他对礼官说：
朝廷，礼法之所自出，天下之所瞻视。凡文武官于朝班奏对之际，言辞当详雅切实，勿为浮溢之语。若莅事临下，须有惠有威，使人畏服，切戒忿怒及恶言加人。先圣云：“非礼勿言”。《礼》云：“君子恶言不出于口”。卿等为礼官，当致谨于此，庶无忝于尔职也。[1]1509
“有惠有威”、“不忿不怒”，即要求文章在语气平和的同时，又不失其作为官方文书所应该具有的威慑效力。在朱元璋看来，以这种语气来书写公文，不仅可以树立朝廷威严、垂范礼治，还有利于朝廷政令的顺利执行，对于维护王朝的稳定显然是积极有益的。
为了有效推行建立起来的这套公文书写规范，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申明禁令
洪武十一年(1378)罢除中书省后，朱元璋的公务日益繁忙，据孙承泽说：朱元璋在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的时间里，“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事”，平均每天要处理400余件事情[9]。所以，在洪武九年(1376)之后，他又曾多次下令禁繁词：洪武十六年(1383)十一月，令“内外奏札宜减省繁文”[1]2447。洪武二十五年(1392)，刑部尚书开济上奏：“钦惟圣明治在复古，凡事务从简。今内外诸司议刑奏札动辄千万言，泛滥无纪，失其本情，苟非禁革，习以成弊。”朱元璋说：“虚词失实，浮文乱真，朕甚厌之！”(雷礼：《皇明大政纪》卷三，明万历刻本。)随即命刑部会诸司官吏讨论成式，并榜示中外。为了使此一规定发挥长久的约束效力，朱元璋还令人将它写入了《大明律》：
陈言事理并要直言简易，每事各开前件，不许虚饰繁文。(刘惟谦：《大明律》卷一二，明嘉靖范永銮刻本。)
(二)严惩违禁者
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大开言路，诏告天下臣民向朝廷进言。当时的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了一份篇幅为17000字的奏疏。待奏疏呈上之后，朱元璋让中书郎中王敏读给他听，当读到6370字时，还没有进入正题，这让朱元璋极其愤怒，不等王敏念完，就派人把茹太素召来痛责了一顿。待到次日深夜，朱元璋躺在榻上，让人继续给他读茹氏的这封奏疏，当读到16500字以后，所言内容方才进入正题。在剩下的500字当中，茹太素共谈了5件事情，其中有4件事情切实可行，当日早朝朱元璋就命令中书都府御史台将茹氏所言的4件事情执行了[2]193。
在处理茹氏的这件事情上，朱元璋触动很深，他感言：
古今上书陈言者，未尝不为国为民而为君，而言者虽有，责人以难，故要其名者亦甚不多。今朕厌听繁文而驳问忠臣，是朕之过。有臣如此，可谓之忠矣。呜呼！为臣之不易，至斯而见。惜哉。[2]194
朱元璋在为茹氏满腔忠诚感动的同时，也对他的这种谏言形式深感厌恶！
(三)颁行范文
为了让臣工遵守公文书写规范，朱元璋令身边的儒臣“择唐、宋名儒表笺可为法者”进呈，经过其亲自裁选，最后将柳宗元的《代柳公绰谢上表》、韩愈的《贺雨表》作为模仿的范式，颁行天下[1]1512。
鉴于明初绮靡文风鼓荡不止的情状，朱元璋特命刘三吾、王俊华二人撰拟了一种固定格式，颁行到各个行政机构[1]3576～3577，兹摘录这一格式如下：
某衙门某官臣某，某年月日，钦蒙(给赐某物、升授某职)，谨奉表称谢者。臣某诚欢诚忭，稽首顿首。上言，伏以圣恩敷布，广大如天，凡在臣民，均霑雨露，恭惟皇帝陛下，圣神文武，治同百王，春育海涵，兆民忻戴，是以天心永眷，而基业愈昌也。臣某等，深蒙恩宠，补报是图，惟坚葵藿之诚，上祝万年之寿。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8]439
臣工在使用这种文体时，只要将致谢事宜填入括号内即可。可以说，这种格式极大地限制了作者自行组织语言的自由，以如此手段遏制绮靡文风确实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不过这一文体也会因此而失去活力，成为了一种毫无生气的固定套式，丧失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失去了文章的生命力。
(四)列入教学科目予以规范公文写作
洪武二年(1369)十一月十八日，朱元璋对各地社学的课程设置做了明确规定：
侵晨，讲明经史、学律；饭后，学书、学礼、学乐、学算；未时，学习弓弩、教使器棒、举演重石。学此数件之外，果有余暇，愿学诏、诰、奏、笺、疏、议、碑、传、记者，听从其便。[10]
为了对乡村实施有效管理，明代朝廷设有里甲制度，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其余一百户为十甲，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而社学即指设于里中的学校，基本属于私学性质。洪武时期，朱元璋要求里中建立社学的目的是“明伦敬身”，“导民为善，乐天下之乐”(林希元：《林次崖文集》卷十，清乾隆十八年陈胪声诒燕堂刻本)。可以说，这种机构虽然也参与国家人才的培养，但不是致力于直接选拔人才，所以从社学设置的课程来看，诏、诰、表、笺等公用文体只是选修课目，不作为学生学习的硬性规定。
与社学的课程设置相比，公文写作训练在国子监中则显得尤为重要。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的“博士厅”是明代国子监的前身。至正二十五年(1365)九月，朱元璋将集庆路学改为“国子学”。洪武十五年(1382)三月，正式将国子学更名为“国子监”。在国子监的学规教条中，朱元璋规定：
每旦，祭酒、司业坐堂上，属官自监丞以下，首领则典簿，以次序立。诸生揖毕，质问经史，拱立听命。……所习自《四子》本经外，兼及刘向《说苑》及律令、书、数、《御制大诰》。每月试经、书义各一道，诏、诰、表、策论、判、内科二道。……六堂诸生有积分之法，司业二员分为左右，各提调三堂。凡通《四书》未通经者，居正义、崇志、广业。一年半以上，文理条畅者，升修道、诚心。又一年半，经史兼通、文理俱优者，乃升率性。升至率性，乃积分。其法，孟月试本经义一道，仲月试论一道，诏、诰、表、内科一道，季月试经史策一道，判语二条。每试，文理俱优者与一分，理优文劣者与半分，纰缪者无分。岁内积八分者为及格，与出身。不及者仍坐堂肄业。如有才学超异者，奏请上裁。[11]1677～1678
在国子监中，公文写作是学生学习的必修课程和积分做官的主要依据，此主要因这一机构的教学目的所决定。明初朱元璋制定的人才培养政策，可大体概括为作养于学校、简拔于科举、抡升于岁贡三个步骤。而国子监则通储广蓄人才，待学生业精行成，即可依次擢应时需[12]98，任行省布政、按察两使，及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官。当时虽然间行科举，但监生与荐举人才参用者居多，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12]101，国子监堪称是培养和选拔朝廷官员的重地。在朱元璋看来，写出符合规范的公文是这些官员的必备技能，如果这些准官员不能熟练掌握公文写作规范，日后势必无法很好应付朝政事务。与此同时，朱元璋还将公文写作作为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主要依据之一。洪武三年(1370)，设科取士诏中规定：“第二场试礼乐论，限三百字以上，诏诰表笺。”[13]1540洪武十七年(1384)颁布的科举考试成式又规定：第二场试论一道，判语五条，诏、诰、表、内科一道[8]448。
(五)勤政纳谏，培植实言进谏之风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朱元璋向来以勤政之君著称于史。他是这样描述登极以后生活的：“朕自即位以来，常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晡时而后还宫，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观天象，见一星失次，即为忧惕，或量度民事有当速行者，即次第笔记，待旦发遣。”[1]1882对于进谏之人，不论职位，不分官民，他都尽力接见，扩充视听，兴利除弊，培植实言进谏之风，刘珝在《开言路疏》中是这样说的：
太祖高皇帝临御之时，自公侯以及守令，下至军民匠后诸色人等，皆得言事。其言中理，即为施行，且或予之官，或给之赏；言不中理，亦置而不问。盖诱人使之言也，犹恐人不得尽言，再设登闻鼓于左右长安门外，应有可言之事，许直至御前陈列，所以广耳目，不偏听，防□蔽，而通下情也。故当是时，虽闾闾之间，细微之事，无不周知。[14]670～671
经过朝廷的强力推行，在永乐前后，公文一改元末遗风，步入了朱元璋制定的书写规范之中。此一结论当基于两个方面的认识：第一，在永乐之后、正德之前的这一段时期内，不论是在朝廷政令中，还是臣工言论中，基本看不到申斥公文书写规范的内容了，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明初公文写作存在的弊端有所扭转；第二，从不同权力阶层官员的公文写作案例来看，也的确如此，如杨士奇《开经筵疏》：
伏惟皇上肇登宝位，继承□列圣，统御万邦，必明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以兴唐虞三代之治，然其根本在致力于圣学，自古圣贤之君，未有不学而能致治者也。去年十月内，宣宗皇帝御左顺门，召臣士奇论之曰：“明年春暖，东宫出文华殿读书，凡内外侍臣俱用慎择贤良廉谨之臣。”不幸宣宗上宾，中外哀戚，臣未敢□言，然此事至重，不敢久默，臣闻《尚书》曰：“王，人求多闻，时维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经筵侍讲之官，实为学之资本。皇上进学养德，当预择讲官，必得问学贯通，言行端正，老成重厚，识达大体者数人以供其职，庶以上副先帝之意。乞预命吏部、礼部、翰林院公同推荐，具名陈奏，取自上裁，如或其人学术不正，立心行巳素无□誉者，不得滥预。盖师友之臣，即他日辅道之臣，不可不择也。又闻《书》曰：“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谀，厥后自圣，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盖言仆臣贤否，系君德重轻如此，自古圣贤之君，左右使令公用正人本，皇上富于春秋，凡起居出入，一应随侍，及使用之人，皆宜选择行巳端庄，立心正当者，使在左右庶不正之言、不正之习皆屏远，不得以上惑聪明。如或其人举动轻佻、语言亵慢、立心行巳不正者，皆宜早去之。若随侍既久，言听计从，后来欲去其势，难矣。古语云：“与善人处，如入芝兰之室；与不善人处，如入鲍鱼之肆。”盖言慎所渐染也。此在常人尚须谨择，何况天子之左右乎？[14]612～613
该文写于正统元年(1436)，在当时，杨士奇以内阁重臣的身份主持朝政。观此文章，并无阿谀虚饰之辞，语言极其平实，既没有用典，也没有生词僻字，更没有华丽的辞藻，尽显公文端庄典雅之气，这对于朝政事务的处理而言，是不无裨益的。
再如王恕《选用进士疏》：
照得每科第三甲进士，前七、八分多选在外知县等官，后二、三分俱选京职，所以进士该外选者，或告养病，或因公差□家延住，俟不选外任，方才赴部，希冀京职之除，若不处置，诚恐递相仿效，非惟有坏选法，抑且有坏士风。今后除丁忧，起复进士，仍照常例，遇缺随众选除外，其余养病、公差回还者，上下各除选给事中、御史、中书舍人，并王府官外，如已选外任，亦选外任；已选京职，亦选京职，庶人心得平，而选法不坏矣。[14]683
王恕为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由选庶吉士授大理寺左评事，进左寺副，后任扬州知府、江西右布政使、河南巡抚、南京刑部左侍郎、左副都御史、南京兵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官至少傅兼太子太傅等，并没有攀到杨士奇那样显赫的地位。他的这篇疏文极为省净，在短短100多字的篇幅中，将当时朝廷选用进士存在的弊端、原因、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以及所应采取的具体措施都作了清楚交代，可谓文词简洁，文意明确。不论是书写，还是阅读，都十分省时便捷。除此以外，他还写了《议覆公选法疏》、《选用进士疏》、《选任运司官疏》、《议工完升赏疏》等。
在遗存至今的永乐、正德年间的公文当中，还可以举出大量这样的文章，如永乐十九年(1421)进士，历任御史、山东提学佥事、大理左少卿、大理寺丞、南京大理寺卿、礼部右侍郎、翰林学士、左侍郎的薛瑄写有《缉熙圣学疏》；永乐十九年(1421)进士，历官监察御史、兵部侍郎、兵部尚书的于谦写有《乞止渔猎疏》；五朝元老马文升写有《乞停送武当神像疏》；正统七年(1442)进士，历官吏科给事中、南京刑部右侍郎、左侍郎、礼部尚书、礼部尚书的姚夔写有《弥灾修德疏》；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历任吏部侍郎、翰林学士、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职的王鏊写有《史官议》；历任吏司主事、贵州龙场驿丞、江西庐陵知县、南京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南京兵部尚书等职的王守仁写有《宥言官以章圣德疏》，等等。它们皆是在朱元璋积极提倡公文意明言简、文辞朴雅的文化政策背景下产生的。
概而言之，政府公文作者是一个对政治变化反应极为敏感的文人群体，对于政治上的任何细微变化，他们都会以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反映到政府公文文风的走向上来。值得注意的是，一种文风兴起之后要绵延很长一段时间，即使促成这种文风兴起的动因已经完全消失，洪、正年间政府公文写作能够就范于朱元璋制定的书写标准，得力于洪武时期的严厉整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