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面临的挑战——“新世纪文学学术战略名家论坛”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二十一世纪论文,名家论文,中国文学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新的世纪分分秒秒地向我们走来之际，中国的文学研究者都在思考：这个世纪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我们又将在新的世纪做一些什么？怎样去做？面对这一系列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了“新世纪中国文学学术战略名家论坛”，邀集全国各地的知名学者六十余人，从1999年11月8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了为期四天的会议。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江蓝生代表院长李铁映到会表示祝贺并致词。她指出，“在下个世纪，中国人民不仅要圆四个现代化的梦，而且还必须要对传统文化进行更新和改造，使之与时代精神、科学精神融为一体，再铸我们民族的现代人文精神。文学、文学学术对于传承、光大和更新传统人文精神有着独特的重要作用。”文学所所长杨义在开幕词中提出，这次会议是本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压轴戏”，是研究者通过交流，生长思想金苹果的盛会。
一、迎接全球化的冲击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经济的全球化，使所有非西方文化都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古国，在全球化的冲击面前，我们应取一个怎样的姿态，这是与会代表们极为关注的课题。杨义认为，在强势文化在世界流通时，怎样保留文化的深度，为这世界多保留一份精彩，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强势文化正在对众多的非强势文化进行一种“脱色”处理，使这些文化面临灭绝的危险。这种灭绝大于物种灭绝给我们人类的生态带来的危险。对此，他提出，我们所寻求的是与西方对话，而不是对抗。我们要寻求共同的话题，不同的声音。有共同的话题，才能引起对话，有不同的声音，才能引导对话的深入。共同的话题，指的是共同的智慧水平上和人类共同关注点上的对话，而不同的声音指的是立足于不同的文化资源，发挥不同的独创性。如果一个学者能够在西方自封为神圣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上，发现一种有缺陷的世界性，就具有一种犀利的理论能力，我们的很多创造，可能就从这里开始。因此需要返回中国古代的文化原点，参照西方的理治，贯通融合古今文史，以创新的体系。
孙歌在发言中谈到了在亚洲思考的定位。她提出了一些供人们思考的问题：亚洲是否可以作为与西方对立的理念来理解？亚洲内部的历史紧张关系，包括战争的记忆，邻国之间的许多摩擦，等等，是否有可能进入亚洲视野？西方学者在建构世界体系时不包括亚洲，那么，亚洲研究是对西方学者建构世界体系的一个有效的呼应。她在发言中提到《在亚洲思考》一书中的两个相互补充的观点：浜下武志提出了一个相对于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的另一个体系——朝贡体系，也就是说，自从有了朝贡这个东亚社会的基本秩序以来，在亚洲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世界体系，而且近代以来，它通过海洋逐渐波及到全球。他的缺陷是，试图建立一个整体的框架，但忽视里面的紧张和冲突，沟口雄山等人则专门处理局部的紧张关系。这两类研究者提供的张力场，会给我们今后从事文学研究的人提供启示。
谈到民族主义问题，孙景尧对那种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既要反欧洲中心；也要反民族主义的观点进行了辨析。他认为，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一种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是沙文主义的代名词；另一种是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不仅与民族意识、民族情结、民族传统、民族认同等紧密相关，而且还与该民族生存与否的基本人权紧紧相连。他还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西方比较文学家一再重提歌德的“世界文学”命提，但是，他们常常忽视这一命题的基本精神。歌德的原意是要人们将视角越出欧洲语言文学的狭窄圈子而转向世界，而比较文学学科形成时期，却被“欧洲文学”研究的主流所淹没。
高建平说，经济的全球化与文化的多元化是相辅相成的。通过文化的国际交流，我们可以学习很多的东西，但同时，也应在与西方对话中发展自我，并将找们文化中的精华向国外介绍。有一位美国教授曾写道：我们要多和中国人接触，告诉他们我们所讨论的而他们不知道的一些有趣的话题。—些中国学者对此感到很不舒服，不满意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但是，光不满，没有用。重要的是，我们能否也告诉他们一些我们所知道而他们所不知道的有趣的话题？平等对话，需要的是一种平等心态；而怎样实现有效对话，则需要了解对方。我们可以从世界上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中切入我们的思考，引导到我们的话题上去，再以我们的话题展开，达到丰富人类文化的目的。
邓绍基指出，我们可以借助西方的思想框架，展开对中国文学现象的研究，再以对中国文学现象的丰富经验，突破西方的思想框架。在这方面，一些先生所从事的叙事学，就是一个例子。运用西方的叙事学研究成果展开对中国文学的叙事学研究，又从中国文学的独特的叙事方式中总结出一种中国叙事学。推而广之，我们对其它文学学利的研究，也可采取类似的方法、这对于发展切合中国情况的文学研究，对于中国与西方对话，对于丰富全人类的思想宝库，都是有益的。
针对全球化的大趋势，陈晓明提出找们介人全球化体系是一个现实存在的状况。现代化的列车已经开动，问题已不是上不上这趟列车，而只是上车的成本。我们要大量地借用西方现成的观念和手段，来考虑我们中国自身的问题，可能会使我们的机会成本降低到最低。他提出“后后结构主义”的概念框架作为转型时期的学术战略。这个概念的意思是，文化研究并不是标志着后结构主义的终结，而是进入了一个更加综合的趋势。文化研究中的一些流派，例如新历史主义，实际上是后结构主义的翻版，在后结构主义理论方法中加入了一点它自己的方法而已。因此，从文化研究中，我们发现了对后结构主义的综合运用所激发出的学科的活力。在当前的全球化过程中，过份强调中国人要说自己的话，会阻碍我们对一些现有的比较好的知识的运用和展开。
刘扬忠从唐宋词研究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应。他说，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中如何加强中华民族自身的人文建设，以使找们在新世纪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中不致失落自我，这是每一个人文科学工作者必须思考的大课题。在这方面，我们以为古典诗词研究者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一部古代诗史是中华民族心灵的发展史，其中富含东方民族的智慧和哲学，凝聚着古代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人格风范和文化精神。开掘这个巨大的精神宝库，尽可能多地吸取其人文资源来重新建构当代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心理，提升我们的文化品位，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专业责任。我们应将研究的范围从所谓“唐宋名篇”扩大到三千年的整个诗史中去。为达此目的，就不能仅仅停留于传统的考据学和资料整理的层面而要加强理论的、审美的研究和建构，面向新的世界和人生，实现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改造和转化。
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张炯则提出，考虑文学发展战略，必须注意两个前提；一是世界的大趋势，二是我们文学学科的状况。世界的大趋势，一是全球化，一是多极化。21世纪，是全球化与多极化的双向逆反运动。全球化迅猛发展，但20世纪没有解决的问题，南北差异，宗教矛盾，意识形态冲突等，到了21世纪仍会存在。我们要做的，是在多极化中加强我们这一极，防止全球化变成某个超级大国化。加强我们这一极，就相当于经济中加强市场份额。经过20世纪这一百年，我们的文学学术有了很大的变化，出版了许多著作。21世纪要踩在20世纪的肩膀上前进。讲战略，要有战略目标：一、继续弘扬中华文化，把我们的好的东西介绍到世界上去；二、促进我们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这种繁荣是健康的，而不是畸型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不是不利于这种建设；三、促进各种具体学科的建设。
二、拓展文化与学术视野
文学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拓展研究者的文化和学术视野。关于这个问题，严绍
提出，应树立中国文学研究的国际文化意识。他反对一种把‘冲国文学”作为一种“家传遗产”来看待的小心理状态，认为，“中国文学”是在整个人类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具有世界性意义，因此，要把中国文学研究这个大题目做到世界上去。这种国际文化意识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是从“文学发生学”的领域看，文学都是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产生的。文化语境具有不同方面的内容。目前，我们注意得比较多的是“本民族的文化特征”的语境。在此之外，还有“体现异质文化渗透与融合的文化语境”和“体现人类思维共性的文化语境”。中国文学中具有世界文化和文学的共同的精神因素，它的发展是与世界文明的进程完全同步的。第二个层面是，中国文学在城外的广泛传播，研究国外对中国文学的研究的情况。第三个层面是，从世界精神发展史的研究角度看中国文学对世界的影响。
郭延礼提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学的发展与外来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有很大影响，但同时，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学也有影响。如中国文化对俄国的托尔斯泰，对德国的歌德，对法国的伏尔泰的思想和创作，都有影响。20世纪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转型期，也是中国文学发生根本变化的一个世纪。可以这样说，20世纪文学，从文学观念、文学思想、文学内容、文学表现形式，到文学价值取向和文学传播手段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对这一变化过程，应深入研究。
周发祥认为，建构新的理论需要各种文化，尤其是与找们的文化迥然有别的西方文化的补充。学界先驱，例如朱光潜先生就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众采多种西论，成一家之言。中外学术有着许多明显的不同，西方学者勇闯新路的探索精神，为学术界带来了无限生机。在面向新世纪之时，我们应对他们的成就认真加以总结，并进而借鉴，以利于制定未来学科建设的策略。
古典文学研究者张伯伟提到了一个过去常被忽视，但实际上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即“域外汉文化”领域。在中国历史上，汉文化曾给周边地区和国家以很大影响，形成了汉文化圈，除中国以外，主要还包括朝鲜、越南、日本、琉球等地。直到20世纪初，汉文化因主要以汉字为书写工具，这一文化圈里的人写了大量的汉文作品。对这些材料的研究将极大地扩大我们的视野。
三、突破学科界限以实现研究的深入
跨学科是这次会上的一个热门的话题，很多学者都对此表述了很好的意见。实际上，这次会议将文学理论、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古代文学研究者聚在一起，本身就形成了一种学科间的碰撞。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钱竟在发言中，提出了发展文学理论的两个思考维度：一是文化史维度。拉赫金对拉伯雷的创作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为了很好的实现文学理论的文化史维度的研究，理论家要关注重大的、富有理论价值的文学现象。二是学术史继度。乾嘉时期有“义理、考据、辞章”学术三分，而到了梁启超和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辞章”之学消失了，我们今天有必要将它重新接续起来。他呼吁，文学理论工作者对于文学史的一些重要问题，不能等待文学史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必须亲自动手。
对此，近代文学史研究者王飚回应过：文学史家对于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也不能等待文学理论家的研究，必须亲自动手。
董乃斌则指出，下一个世纪的文学研究，包括古典文学研究会出现一个强大的理论化的发展趋势。文学研究包括两大块，一是文学史，是对已经凝固了的文学的研究，一是文学现状，即现在还活着的，还没有凝固的文学研究。文学理论应产生于这两者之中，既以这两者为基础，也能够阐释并指导它们。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成就的大小。与他们对文学史和文学现状的把握直接相关。如果他们的研究道路可以概括为从理论出发，不断地走向文学史和文学现状的话，那么，文学史和文学现状的研究者，就可以说是从史实和现状出发，不断地走向理论。这是一个互动的，不断趋近的过程。新世纪的文学研究呼唤这两类研究者携手共进。这是文学研究的大势，也是新世纪文学研究能够取得进展的关键。
陶文鹏说，本世纪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与创新的著名学者王国维、陈寅恪、鲁迅、胡适、闻一多、钱钟书等人的学术告诉我们：在新的世纪，古典文学的理论研究要取得更大的突破与创新，必须要做到文献学与文艺学，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传统研究方法与现代研究方法，古代文论研究与古代文学史的研究尽可能地结合；同时，学者在研究工作中也应当努力做到文学与历史、哲学和其它社会科学门类的贯通，中学与西学的贯通，古与今的贯通。当然，这些结合与贯通，应当通过学者本人努力地拓宽视野，扩大知识面，提高自觉的结合与贯通意识来实现；同时，这些结合与贯通又应当立足于古典文学研究的基点上，而不是失去自我。
陈平原从个人研究的经验出发，讲了跨学科的定位与处境。他说，现在搞文科试验班，要打通文史哲，贯通中西，我怀疑这么做的效果。我对此的想法是，承认边界，了解边界，然后跨越。所有的学者，当跨学科时，有立足处，有根基，然后才能八方游荡，四面出击。没有一个具体学科的底子，然后在四周没有边界的世界里活动，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愿强调自下而上，自小到大，从问题导向主义。老一辈学者做学问是顺藤摸瓜，书引书，凭着兴趣追踪，最后水到渠成，文史哲的边界不再存在了。这是读书中悟出来的，而不是理论设计需要而想出来的。这样做不致太生硬。而不像我们，先设定一个学科，然后决定这一个学科怎么来做。现在的跨学科给我的感觉是太生硬了。假如让我来做，我会不预设太硬的理论框架，强扭的瓜不甜，不同的学科不一定能嫁接得起来。所以，我希望问题本身迫使我跨，而不是学术潮流迫使我跨。也就是说。跨与不磨，取决于对象的可能性。在走这条不规则的路的时候，在我看来，最大的问题是补课，补完课才有发言权。
王富仁表示，陈平原提出两种研究方法，一是理性的方法，一是顺藤摸瓜方法。两种方法是可以互补的。理性的，模式化的方法，更像西方的方法；顺藤摸瓜的方法，则更像中国传统的方法。可以实现两种方法的结合。
四、文学史的重写与再重写
樊骏先生在发言中对90年代以来出版的几本文学史作了评述。他指出杨义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图志》、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杨守森主编的《20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等，以各不相同的视角，线索，审视梳理文学的历史，向读者展现独特的侧面和领域；既拓宽了文学历史的空间，也克服了编写工作长期存在的单一、雷同的弊病。洪于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虽然在外在形式上不像上述几种那样别具一格，贯串其中的文学观、文学史观，包括对于当代文学的基本估计，都是史家个人独立思考的成果，甚至连所使用的话语都极富个人色彩。这也是突破原先的“大一统”局面，出现多样性文学史的内在原因。像杨义的《图志》密切结合出版、新闻传播工作说明文学事业的演变，实质上是抓住了文学作品开始具有商品性质，进入市场运作这一历史性变革；傅璇琮的《编年史》“先用概括的语句叙述一件事，作为纲；然后引用有关材料，注明出处，表示言必有据”，所表现出来的是文学史家应有的坚实功力和严谨学风；洪子诚力求将作品“‘放回’到‘历史情境’”，“以增加我们‘靠近’‘历史’的可能性”，既扭转了长期以来文学史只是孤立地逐个介绍作品，使这等同于作品提要汇编的写法，也避免了近来出现的以主要精力构筑文学的环境空间，却相对地忽略了文本分析的倾向。这些著作在方法论上给我们的启示，可能比所提出的一些具体结论更有意义。当我们展望新世纪的文学艺术的发展时，不要忽略本世纪末的这些成果以及从中透露出来的动向。
杨匡汉结合自己对当代文学的研究，从宏观的角度谈了一些设想。他说，50年来，我们无论从事创作还是从事研究，都有一种非常急的心态，这对创作和研究都是不利的。在新世纪到来之际，首先，要做一个学术的战略调整。为此，我提出一个共和国文学的概念。在目前的阶段，研究中国主体部分和地区的文学。即50年来，我们这个地区的文学是怎样跟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步伐前进的。下一个阶段，要考虑建立大中国文学，包括研究港台文学，以及国内少数民族文学。第二，思维的方式的调整，要建立三个文化理论视点，一是一体多元，二是和而不同，王是资源共享。第三，中国当代人要研究当代性问题。要对前辈的学术成果进行再反思，提出质疑和再思考；要直面当代人生，追问当代文化的问题；要着眼于立，而不是着眼于破；要注意内在的智慧和心灵的再开掘；要有全球化的精神。第四，目前不一定急忙搞大而无当的文学史。要推进我们的研究，不妨从专题研究入手。
孙绍振表示，应该有各种各样的文学史，按照各种不同的学术资源写各种不同的文学史。现在文学史都有教材的痕迹，是作家作品的罗列。文学史写作的尺度是多元的，但在一本书中，尺度应该是一元的，这样才能达到目圆其说。我最反对大家一起编文学史。与其这样，不如让一个人慢慢写。越是代表个人观点，越有生命力。在条件不成熟时，强迫划一，是一件残忍的事。他郑重呼吁，不要再搞集体文学史了。
作为对孙绍振这一观点的回应，张炯说，我赞成有多种多样的文学史，不排除既有集体写的，也有个人写的。因为；新出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量非常大，个人写史，力量达不到。
从事美学研究，但同时也关注文学史写作的周来样说，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不能仅仅罗列事实，而要写出真正对作品的体验。第二个想法是，文学史是按规律发展的，应该揭示出规律来，否则就不成其为史。
与规律性有关，刘纳则对文学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问题作了思考。文学发展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但又不能不承认历史的一次性，不可变更性。历史被人们作出了多种解说。人们在说明历史的必然性时，总会出现许多假设。例如，陈独秀的《新青年》没有办起来，鲁迅没有生活在“五四”时代，或者没有出现“五四”，会是怎么样？文学发展赶上什么时候是大不一样的。有人拿“五四”与唐诗、宋词比，是否可比？文学史的描述不必落入文化论争的陷井。比方说，困扰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学术界一个世纪的问题，即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问题，今后还会争论下去。我们关注这个问题，是否就影响了我们对文学现象的关注。中国的文艺思想，在20世纪，也出了一些思想家，但从文学角度，从梁启超，到沈雁冰等，基本上是介绍型的。我觉得更有价值的还是象李健吾。他没有体系；但能给人以启发。那些想建立大框架的，等框架一不行了，就没法看了。我觉得，在东西方文化的论争中，在今天一个新观点，明天一个新方法的重新梳理中，曾经有一些人浪费了自己的才华。
另外有一些与会者则思考了一些文学史方面的更为具体而专门的问题。关爱和认为，本世纪前20年间所发生的两次文学变革，推动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转换的进程。这两次文学变革，前一次是1902年前后兴起的文学改良运动，后一次是1917年前后发生的五四新文学运动。文学改良运动借助西方异质文化的力量，使进化如飞矢的观念深入人心，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作了准备，两者前后有着严密的逻辑关系。
吴福辉在发言中指出，20世纪中国文学是走向新世纪文学的基点，其中一些线索至今远未清理明白。如果对左翼、京、海这三种文学形态作一合论，会有助于对其真面目的识别。左翼文学是现代政治社会的产物，依托—代激进青年，可借以寻觅百年来斗争的人们的精神解放、困窘及拯救历程。京派背景是“北平”文化社会，反映出中国乡镇世界在西方文明冲击下保持自重、自爱，并不断反观现代人性缺失的忧虑感。海派自然来于现代商业社会。表达新市民遭受物质灰色平庸和眩目美丽的双重“压迫”。文学中心主义实际瓦解，三种文学在民族国家文学的完型中又内面充满个人文学的处处突围。
许子东先生接着吴福辉的思路，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线索作了进一步梳理。他提出。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有了新的东西进来，原来的东西的位置就会被改变。如果我们的现代文学史是从1917到1949的话，那么，过去理出来的线索是两条，一条是“革命文学”，从上海到延安，最后到北京，另外一个线索是文人文学；即吴福辉先生所说的北平文学，我们过去都是考虑这两条线的对立。处于这二元对立之外的一些作家只能作为异数来看待。但我们如果从1900年到1999年这个长时段来看的话。就会发现，除了这两条线外，还有其它一些情况。例如，鸳鸯蝴蝶派，原来被理解成作为背景存在，到了1949年后，它继续发展，从上海到香港，到了金庸那里，则一扫原先张恨水具有的自卑。金庸认同巴金，认为自己也一直在忧国忧民。另外，还有以张爱玲为代表的一些作家，以市民的角度，以常人的价值观观，挑战所谓超人，启蒙的价值观。许多受她影响的作家，也同样忧国忧民。这是过去长期一直被忽视的。张爱玲所代表的是一个现代主义的，女性主义的，市民价位观的，不回避大众传媒的作家类型。
黄修己反思中国现代文学学科50年的建设，认为我们尚未有学科理论和大家认同的学术规范，史料工作也不够完备扎实，既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又缺乏坚实的史料基础，严重影响成果的学术价值。20世纪学术的重理论、重见解的风气，很可能延续到下一世纪。因此，我们应该提倡坐冷板凳，强调学术质量，区分当代批评和历史研究两种范式，形成与之相应的学术规范。
五、古典、民间与现代
与会代表们围绕着近年来倍受关注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话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陈伯海认为，可能会有不同的转换方式。第一种是以传统文论中的某个观念（如“意境”）为核心，在此基础上生发出新的理论思考，整合进当代以及外来的理论范畴，以形成新的逻辑结构。这样建构起来的理论规范，将是一种具体浓烈的民族色彩的话语系统，可能更适用于中国古典文学及与之相近的文学现象的批评与阐发。第二种是以西方理论（包括马列文论）为框架，吸取中国传统文论中有用的，予以改造出新，丰富和充实其原有的话语系统，这样的理论形态当更适应于西方文学和一部分中国文学作品的研究。或许还有第三条路子，即立足于当代中国文艺运动的实践，侧重开发其独特的话题，总结其实际的经验教训，并以之与古代和外国的类似的经验、问题相比照，逐步上升到原理高度，从而建立起一种有着较强的实践性而又不失其理论品格的新型话语。
与这个问题相关，杨义讨论了“失语症”的命题，提出要想克服“失语症”，就需要返回中国古代的文化的原点，对古代的经验进行现代性的还原。他还接着提出了读经典，阐释经典，从中发展出理论的治学方法，张中良则提出，对现代文学的经典也要重读，通过文本的解读与当代对话。
与会的两位民间文学研究者，则围绕着“民间”与“现代”的关系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高丙中对“民间”范畴在现代的建构和重构的历程作出了描述。他认为，“民间”是现代性的派生范畴，具有巨大的内在张力：1)它被用作前现代的社会文化现象的标签，与封建、落后等价值判断相联系，知识分子是启蒙者，民众是被教育的对象；2)它被用来承载民族根源和民族精神，并且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塑造下，派生出承载着历史的“人民”范畴，而知识分子成为被改造的对象。于是我们看到，中国的国民在一定的范畴下是社会行动的主体，而在另外的范畴下却是社会行动改造的对象。在当前的后现代知识状况中，一些知识分子把自己定位于“民间写作”，这可能预示着“民间”范畴的那种张力正在被消解，知识分子与民众的那种对立关系正在发生战略性的转化。
吕微对“民间文学”—语中“民间”概念作了考察。提出，前现代的民间概念并不构成真正的社会实体，将之理解为实体，是由于现代的知识精英们对于传统的想像的结果。通过想像构成了民间社会的表象，通过赋予这个表象以多种现代性内涵，再通过操作这个表象，以达到他们改造中国，改造传统的目的。但是，自从前现代的宗教知识被启蒙知识分解以后，现代性多种原则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民间表象企图对这多种现代性原则加以整合，表现比较突出的是“五四”时期对于“民间”这个词的激烈的争论。但是，结果似乎并不如人意，“民间”、“劳动人民”、“人民大众”最后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独断性质的词汇，在现代性的理念中具有轴心性质。这表达一种单一的现代性，而这种现代性对其它现代性原则呈现出压抑的状态，显示出代表一种原则的知识精英对代表其它原则的知识精英在思想、情感上的压抑和迫害。
六、学术制度与学科建设
周宪对包括学科划分在内的学术制度方面的问题表示了深深的忧虑。他分析了文学学术知识生产的四个基本要素：一、知识生产的制度形式，即大学、科研机构、出版社、评奖制度、晋升制度等等；二、生产主体，即各类研究者和写作者；三、被生产出来的学术知识本身，或者说是知识的产品，它包括各种学术著作、期刊、论文、课堂教授的东西、会议上交流的话语等种种形态；四、知识的消贸者，以及这些观念和价值的接受者（读者和观众）。通过分析，他认为，文学学术的晚近变化，显示出两个较为显著的倾向。其一是，越来越多的文学学术的相对自律性，使得学术远离政治和社会关注，转向个人小叙事和“内集团”（或“学术共同体”），因而与社会公众及其公共领域拉开了距离。其二是，文学学术生产的合理化或工具理性化。制度化、专业化、细密分工，知识的技术因素明显地压倒了其他因素，导致了技术主义、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的流行，而具有“他性”的、加类的和反叛的话语便被这一合理化所排斥，进而形成了技术官僚式的学者在文学学术场内占据越来越显赫的权威位置。工具性的操作取代灵性的自由思想，专业化的分式使得局部知识生产的可通约性衰微。
高建平对局宪揭示出来学术制度方面的问题表示同感，并特别说明，在当前正在推行的科研课题制、很容易鼓励对策性的研究和大框架研究，而忽视独创性研究，例如钱钟书式的从具体问题出发的研究。但同时，高建平也表示，学术制度的改革，不应有不切实际的对大动作的期待，而只能立足于现有制度而作局部改良。
还有一些与会代表提出了文学研究的科学化问题。许明思考了建立科学的文艺学的可能性问题。黄卓越提出要发展与文学有关的经验学科，如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人类学文艺学、宗教文艺学、大众文化学、民间文艺学等等。王飚提出，要加强文学研究自身之研究，建立“文学研究学”。
会议由文学所所长杨义致闭幕词。文学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包明德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这是我们世纪末的一个重要的活动，一个重要的经历。参加了这次会议，使我感到充实。在新世纪钟声响起的时候，想到我参加了这个会议，会感到有价值，有意义。会议的代表以名家的风范，近距离的展示了自己最新的、最珍贵的研究成果和可贵的思索，在学术民主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乃至于碰撞，对本学科在学科内进行了总结和展望，在学科之间，又作了报好的参照与比较。我确信，在新世纪里、会有人经常提到这个会议，提到这个会上诸位先生们的观点。
高建平根据会议发言整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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