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农民收入与消费结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收入论文,中日论文,消费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35X(2007)04-0023-04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占人口总数73%以上的2.4亿多户农村居民是我国最大的消费群体。这一国情决定了农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广大农村是扩大内需的重点，也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所在。国民经济的增长对农村市场的依赖性日益增强，农民消费需求不足对国民经济的制约作用也日益突出。目前我国城乡消费差距不断扩大，农村消费占整个社会消费比重为近年来最低水平，农村市场启而不动，农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偏低，这既影响到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也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作为我们近邻的日本也是从传统农业起步的国家，在这方面与我国有很多相似之处。而如今，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强国，农村发展平稳，农业实现了现代化，这一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
经过战后几十年的迅速发展，日本的农业已于20世纪80年代步入了现代化，农村社会的现代化水平也相应提高，整个农民生活状况得到了根本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居住环境质量等与城市居民趋于一致，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城市。[1]农民的现代化生活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农村居民生活状况的改善保持了农村的相对稳定，从而保障了日本农业现代化乃至整个现代化的顺利发展，两者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良性循环。
本文通过对中日农民收入与消费结构的比较，分析两国在发展过程中的异同点及其成因，利用日本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为促进我国农业发展和改善农民生活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一、中日农民的收入状况的对比
（一）日本农民的收入状况
战后，日本农民的收入水平呈迅速增长的态势，如表1所示。
表1：日本农民收入总量与结构 单位：（1000日元）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统计年鉴》1965年、1980年、2004年的农家经济数据整理所得
由表1可见，从1960年到2000年，日本农民的收入增长了13.8倍，其中农业收入增长了3.8倍，非农业收入增长了25.9倍，农民总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7%，农业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4%，非农业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8.6%。非农业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农业的增长速度；在收入迅速增长的同时，收入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非农业收入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1960年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55%，非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45%，而到了2000年，农业收入仅占总收入的17.9%，非农业收入高达82.1%，充分显示了非农化的趋向。
日本农民的收入不仅增长速度较快，而且其收入来源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如表2所示。
表2：日本农民收入来源状况 单位：（1000日元）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统计年鉴》1967年、1980年、2004年的农家经济数据整理所得
由表2可见，1965-2000年日本农民农业毛收入增长了4.5倍，年增长率为5%；在农业毛收入中，水稻所占比重由1965年的42.9%下降为2000年的27.5%，蔬菜所占比重则由1965年的10%上升为2000年的23.1%，果树收入所占比重由1965年的5.8%上升到2000年的10%，畜牧业这几十年变化幅度不大，由1965年的23.5%变为2000年的20%。从日本农民的收入结构来看，其显著特点是农业收入的来源多元化，从而分散了风险。
（二）中国农民的收入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如表3、表4所示。
由表3、表4可见，从1980年到2005年我国农民纯收入增长了16倍，年增长率为12%，其中家庭经营收入增长了28.5倍，年增长率为14.5%，工资性收入增长了10倍，年增长率为10%，家庭经营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工资性收入的增长速度。农民纯收入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1980年家庭经营所占比重为32.7%，工资性收入占55.6%，此后，家庭经营所占的比重持续增长，而工资性收入比重下降，到1990年家庭经营收入所占比重上升为75.6%，工资性收入下降为20.22%；而1990年之后，家庭经营收入所占比重开始逐渐下降，工资性收入比重开始缓慢上升，到2005年家庭经营收入所占比重为56.7%，工资性收入比重为36.1%。这说明，随着我国农村改革的逐步深化，我国农户的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也发生了一系列相应的变化。然而，与日本农民的收入状况相比，在我国农民的纯收入中家庭经营收入所占比重较高，而在家庭经营收入中农业收入所占比重最高，虽然近年来略有下降，但依然比重很高，农业收入仍是现阶段我国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表3：中国农民人均收入总量与结构 单位：元
资料来源：《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
表4：中国农业人均收入所占的比重 单位：元
资料来源：《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
（三）中日农民收入状况的对比分析
综上所述，在这几十年间两个国家农民的收入都经历了快速的增长，所不同的是日本农民的收入中非农业收入所占比重远大于农业收入所占的比重；而我国则相反，家庭经营收入所占的比重大于工资性收入所占的比重。
其主要原因是，战后特别是50年代中期以来，一方面日本的产业结构随着经济增长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55年的16.7%下降到1994年的2.1%；而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到36.9%，其后一直保持在35%-36%之间；第三产业则始终保持在60%上下。[2]劳动力的流动是适应这种变化的必然结果，日本政府为此也制定了相应的劳动力流动政策和农业劳动力动员政策。另一方面日本政府鼓励向农村引进工业，积极推进城市化进程，推行城乡一体化战略，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内部转移，从而实现工业和农业的均衡发展和城乡的有机结合，[3]这些因素使得日本农民的非农业收入迅速增长。而我国在建国初选择了苏式的重工业化发展道路，大力发展重工业。为此，国家公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令，通过户籍制度、粮油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劳动人事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把劳动力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以维持城市的低工资和低消费，为工业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本积累。2001年，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是50%，产值比只有15.2%，存在着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严重脱节。[4]
我国与日本农民收入结构的第二个不同点是日本农民的收入来源中非农业收入所占的比重一直在提高，而我国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所占的比重先是快速上升，而后又逐渐下降，而工资性收入所占的比重则是先下降后缓慢上升。这是由于：一方面，自1978年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改变了农村生产的经营模式，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产品产量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和农产品经营渠道的放开等措施也使农户获得了更多的市场利益。农民从农业获得的收入迅速增加，因此家庭经营收入所占的比重提高很快。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被赋予自主择业的权利以及乡镇企业、第三产业发展带来就业机会的增多，使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开始上升。但尽管如此，我国农民的非农业收入所占比重的上升幅度却远低于日本农民。
我国与日本农民收入结构的第三个不同点是日本农民的农业收入来源多元化，蔬菜、水果、畜牧业等所占比重较高，而我国农民主要依靠农业收入，林、渔、畜牧业所占比重都很低。日本政府早在1961年制定的《农业基本法》中就提出了“有选择地扩大”农业生产的政策，确立了从以稻米为中心的农业转向以畜牧业和菜、果为主的农业发展方向，并采取了一系列促进畜牧业和蔬菜水果生产的社会经济措施。而我国农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收入，不仅投资收益低，而且受自然和市场的影响，[5]收入也不稳定，这既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也影响了消费水平的提高。
二、中日农民的消费状况的对比
（一）日本农民的消费状况
如表5所示，从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间日本农户的消费支出增长了30.4倍，年均增长率高达7.1%。消费支出的增长也带来了恩格尔系数的变化，日本农民的恩格尔系数在60年代到70年代显著下降，并且到1990年下降为20.8%，2000年稍有回升为21.2%，也就是说消费支出中仅有21.2%用于食品消费，大部分用在非食品的消费上。与此同时，日本农民的消费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如表6所示，1965年食品、居住和被服所占的比重分别为35.8%、15.6%和10.4%，位居前三位。而到1994年交通通讯、文化娱乐所占的比重超过了居住和被服所占的比重。
表5：日本农户每户消费支出及恩格尔系数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统计年鉴》1954年、1980年、1997年、2004年农家经济数据整理所得
表6：日本农户消费结构 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统计年鉴》1991年、1997年农家计费数据计算所得
（二）我国农民的消费状况
如表7所示，从1978年到2005年，我国农民的消费支出增长了22倍，年均增长率为12.1%，但恩格尔系数一直较高，从1999年开始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降到50%以下，进入小康消费水平阶段。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由温饱向总体小康的过渡，农民的生活消费结构发生了明显改变。如表8所示，在八大类消费中，虽然食品支出始终是第一大类消费，但其所占的比重在不断下降，其它各项消费的比重位次也发生了变化，1980年农民生活中比重前四位的是食品、居住、衣着、用品，而到了2005年，文化娱乐、交通通讯分别上升到第三、第四位，农民的消费结构不断优化。这说明，农村居民已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消费重点正在从满足基本生活消费转向新的消费领域。
表7：我国农户人均消费支出及恩格尔系数
资料来源：《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
表8：我国农户消费结构 单位：%
资料来源：《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
（三）中日农民消费结构的对比分析
与日本相比，我国农民的恩格尔系数明显偏高，说明我国农民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这主要是由于农民的收入水平低，而且收入来源单一，主要依靠农业收入，使得农民的预期收入不稳定。除此之外，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消费环境不佳等都对农民的消费行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6]
从消费结构的变化来看，我国农民的消费结构由食品、居住、衣着占较大比重逐渐向食品、居住、文化娱乐、交通通讯等发展，这一点与日本的消费结构的变化趋于一致。
（四）中日农民耐用消费品普及率对比分析
耐用消费品数量也是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居民拥有的耐用消费品的量的多少直接反映了生活的富裕程度。日本主要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较高，城乡差别不大，有些耐用品的普及率农村甚至高于城市。而我国则城乡差别较大，具有明显的二元结构的特点。城镇居民的耐用消费品需求已从彩电、冰箱、洗衣机向手机、电脑、小汽车转移，而农村居民对空调、冰箱、洗衣机等还处于需求增长期，普及率还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由于农村基础设施薄弱，消费环境欠佳，致使我国农民耐用品的普及率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尽管近年农村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有所改善，但整体水平较差，仍然存在供水困难、交通不畅、电视信号覆盖率低等问题，从客观上增加了农民的消费成本，制约了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也造成了城乡居民耐用消费品普及程度的差距。[7]
三、简短的结论
通过本文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我国农民的收入和消费结构与日本相比，既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具有我国自己的特点，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我国农民的收入偏低。造成这一差异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我国农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收入这一单一渠道，而日本则通过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劳动力转移和实施农业收入多元化，从而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我们要借鉴日本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增强农业科技创新，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和生态农业，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拓宽农民收入的来源；同时为农民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积极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
收稿日期：2007-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