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合并的系统科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校论文,科学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39(2003)01-0155-04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其重要标志之一，是相当多的高等学校纷纷通过各种方式进行重组，从而掀起了新一轮的全国性院系调整热潮。这次调整按照“共建、调整、合并、合作”的八字方针，其方向在于将计划经济下的高等教育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高等教育体制，为我国高等教育在21世纪更好地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这次调整以1992年5月扬州大学成立拉开序幕，到2000年8月新武汉大学问世告一段落，前后跨越8年，涉及近400所普通高校。通过这次大规模的调整，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趋向统一协调发展，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结构布局调整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果。
此次变革具有以下显著特点：第一，涉及面宽：全国近400所普通高校参与；从大学校长到基础课教师，从两院院士到一年级学生，从中专学校到全国一流大学，都程度不同地卷入其中。作为独立的社会子系统，高校在合并过程中，其功能发挥上的整体性、内部结构上的有序性、要素间的相关性、与社会联系上的互动性等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高等学校及其组成人员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第二，时间跨度大；从扬州大学成立到新武汉大学问世，纵跨8年。许多高校的合并从酝酿到付诸操作，短则1-2年，长则4-5年，其间往往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第三，震撼力强：涉及大学改名（实为一些高校在建制意义上的消亡）、管理层更迭（实为权力的再次分配）、学科调整（实为教育资源的重新布局）、隶属关系变化（实为投资渠道的重建）。第四，在上下结合基础上的自上而下：此次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行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有关高校达成初步联合意向的基础上完成操作。此种运行方式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效率，另一方面也引发一些新的问题。第五，评价不一：在众多的赞歌声中也隐隐听到一些不同声音。在大多数人看“多”的同时，一些人看“空”——“合久必分”，仁者智者都不约而同地等待着历史对这场中国高等教育大变革的功过评说。因此，对高校合并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成为近年来高等教育管理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领域。
诸多先行者几年来关于高校合并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为我们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理论与实践都呼唤相关的研究还应更加全面深入。仅注重抽象的归纳而忽视更为迫切的操作研究、仅在经验层面上总结归纳而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是远远不够的。高校合并研究涉及到单校区大学的个性特征，更重要的是涉及到多校区大学群体的共性特征，如学科组合、组织结构、校区功能、文化认同等。合并后的高校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多元空间，新系统对外的物质、能量交流明显加强，若干老系统向新系统的演化是一个非线性化的过程。系统科学用整体的、相互联系的观点考察事物，特别适合此类问题的研究。因此，笔者拟从系统科学的角度对高校合并进行探讨。
二、高校合并背景的系统科学诠释
系统科学认为，动态差异即涨落。涨落可分为内涨落与外涨落。内涨落是指主要由自组织系统内部因素所引起的涨落作用形式；外涨落是指主要由自组织系统外部因素所引起的涨落作用形式。涨落又可分为巨涨落与微涨落：微涨落是指其作用程度不能改变系统结构的整体性，只能导致系统结构量变，而无法造成系统结构的质变，它不能得到结构整体的协作与响应；巨涨落是指其作用程度可以改变系统结构的整体性，其作用力足以破坏系统结构原有稳定性，导致系统结构整体的失稳与质变的涨落作用形式。它可以引起结构整体的响应与协作，能迅速放大成为系统自组织演化过程中的新的主导因素。一切具体系统的产生、发展和衰亡过程都是在整体演化的过程中出现的，都是在一定的非平衡态背景下发生的，都是在同外界环境中其他系统相互作用中得以实现的。20世纪90年代中国高校的合并也不例外。
从1992年开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逐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在市场经济中，只有办学效益好的高校才能获得更多的投资和发展的机会。我国相当一部分高校是20世纪50年代那次调整（或受其影响）的产物。当时，“以苏为旗”，为实现“一五”计划、适应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顺应当时政治、经济的需要，一所所高校形成了若干个相对平衡态系统：这些系统一方面相对于外部具有相对封闭的特征，较少对其外部的系统发生作用与影响，因此只能为其外部系统的演化或发展提供较少的条件；另一方面，相对于其内部系统而言，它具有均匀性、对称性等特征。此类系统间的差异较少，相关性低。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系统的能动性必然会受到某种整体保守性的制约，系统的能动性仍然不具备自我组织与发展的必需条件，只能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自我封闭，其发展受到一定的阻碍。我国（除少数教育部部属重点大学外）高校普遍存在规模小、效益低、运行成本高的问题，对于办大教育的穷国来说，小而全的办学格局无疑是对弥足珍贵的教育资源的浪费。各高校都程度不同地感受到旧体制的沉重束缚、资源短缺。而通过合并可以扩大提高规模效益和综合效益的可能性空间。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的区域化特点愈发明显，经济发展逐步从行业经济转向区域经济，相应地，人才培养也必须改变由行业主管部门负责规划与管理的模式。1994年以后，随着政府机构改革的深入，政府机构职能的转变，行业逐步退出办学。为数不少的部（委）高校举步维艰。随着科学技术综合化趋势的加强，以及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综合素质要求的日益提升，要求高等学校在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实现更高层次的综合。此时，单科院校就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它既不能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在高度分化基础上高度综合的趋势，也难以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日益增长的对高校毕业生综合素质的要求及职业流动频率加快的需求。综上所述，外部环境条件出现了巨涨落，迫使高校进入了突变临界区。
三、高校合并偏差的系统科学分析
从目前情况看，一些合并高校运行数年尚未能实现合并初衷，影响了学校的发展（预期的政策效果未能在预期的时期内达到）。我国多校区大学组建过程带有浓厚的政府行为色彩，加之是在较短时间内仓促合并的，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源于合并自身，有些则是高校陈年旧弊受触而发），如仅注重合并的形式，忽视了合并的内涵；强调了物资资源的归并，淡化了知识资源的整合；未能很好地处理合并的机会收益与机会成本、结构性增益与结构性损耗、规模扩大与规模效益、资源重组与资源利用、学科并列与学科融合、调整布局与优化结构等关系。当前，一些合并高校运行不甚理想，究其原因，可分为三种情形：合并行为本身难以避免的偏差，即不确定性使个别系统实态远离预态；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偏颇；一些问题的解决需待以时日。
（一）合并的偏差：不确定性使个别系统实态远离预态。
在本体论层面上，不确定性来自事物与环境之间的非定常相互作用，由此导致事物运动状态和运动轨迹的突变和间断，这一类事物称为不确定系统。它可分为概率型和演化型。高校合并是典型的演化型不确定性系统。所谓演化型，是指这种系统不具备古典意义上的概率概念，而且不存在完备的状态空间，即系统演进的结果不能事先限制。在认识论层面上，不确定性源于人的有限理性，只能选一个可以接受的（满意方案）。在实践论层面上，与不同利益群体在相互作用时的策略性行为有关。全新政策的偏离和失真是很难避免的。因为政策通常是平衡、妥协的产物，是多个学校意志的综合。从本质上说，它力图反映合并各方的利益诉求；又没有完全反映任何一方的利益诉求；它遵循的是社会逻辑而不是形式逻辑。因此，不同的决策者和政策执行者对政策语言的理解和阐释势必有所偏差。此外，系统不是由同质个体构成，由政策引起的利益格局调整使个体行为函数和个体间作用模式发生改变，使得依据原有行为函数制定的政策的合理性受到挑战。固有的价值观念、习惯的工作方式、既得利益的权衡也是合并出现偏差的原因之一。
（二）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偏颇。
1.关于规模效益。高校合并确实扩大了提高规模效益的可能性空间。因为，合并后规模的适度扩大可以使高校节约投入要素的数量和价值，为降低生均成本提供了必要条件。然而，高校合并并不必然带来规模效益的提高。第一，判断合并能否产生可观的规模效益，应将是否降低生均成本（更直接地，能否提高生师比）作为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原有高校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溺爱中形成了“大而全”、“小而全”的框架，如果新大学不能迅速利用合并的良好契机，加大人事、劳动、分配制度的改革，规模扩大就难以带来规模效益的提高，从而偏离合并的初衷。第二，经济学的研究表明，规模过度，管理环节势必增多，行政运行成本势必增加，信息失真势必增大。所以，并非规模越大越有效益。第三，合并初期，理顺关系、调整机构、明确职责都尚在进行中，教学质量监控极有可能失灵。而教学质量的显性或隐性下降或迟或早都会影响到新大学的外部效益，从而使合并的规模效益“所得少于所可得”。可见，规模是影响效益的一个指标。这里的影响是双重的：它既有促进效益提高的作用，又有制约效益实现的可能。
2.关于学科融合。高校合并，特别是组建成综合性大学，为文理渗透、理工结合、工商共生提供了良好的土壤。许多高校常以学科门类齐全引为自豪。然而，并列不等于融合，集装未必交叉。系统科学告诉我们，任何系统都是诸元素间及其与外界环境间相互协调作用所构成的有组织的整体，以非线性相互作用为基本表现之一的相关性，使元素之间、局域之间相互关联。它们各自在这种相关性作用下，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具有新质的有组织整体。学科融合是在一定条件下方能实现的。这些条件就是学科研究对象具有高度相关性、学科的融合与当前学科转移的方向一致等。因此，要想成功地实现学科的融合，必须在调查研究有关学科现状的基础上，制定出适合时代要求、体现新大学特色的学科发展思路，打破原有的种种界限，对学科进行优化重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重点学科在学科融合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系统科学研究表明，在系统内首先出现的是某些较能适应内部涨落和外部涨落的元素。这些元素之所以有抗涨落干扰的能力，是由于它们的能动作用在特定的时间、空间背景中，较能顺应内、外部涨落的趋势，使它们的能动作用在同外界的相关作用中，导致了自身演化的稳定性征，进而能够以较长的寿命对外界环境产生较大影响。这些具有稳定演化性征的元素，显然具有一定程度相关作用的能力。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为系统自组织基核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这些元素通过自身的能动作用，通过其内外部的涨落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会进一步构成它们的合作与竞争关系，产生出新的有组织整体。重点学科正是这样一些具有特殊功能的元素。一些合并高校的实践表明，组建由带头学科（重点学科）、支撑学科、相关学科构成的学科群是实现学科优化、完成从强调规模扩张到注重质量发展过渡的有效途径。
3.关于组织制度。合并前的高校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属于一种近平衡态系统。与自身办学思想、校园文化、学科特点等紧密相连，学校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稳定的内部关系。组织制度便是这种关系的固化与外现。主观、武断地评价并校前某种制度的优劣，既不唯物，也不辩证。合并后的新校无疑要在新的办学思想的指导下，建立一种有序统一的组织制度，以尽快实现新校的正常运转。具体地说，组织制度的建立，其意义在于使高校系统在尽快实现一体化的前提下，保证系统内各亚结构的关系趋于合理，减少系统内冲突，同时维持系统内各要素的力量应对外部的压力。由于合并大学内部缺乏天然的亲缘关系，在组织制度建立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一段磨合期。磨合对大学成长的积极意义在于：可使并校各方通过交锋渐生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融合，在新的目标下实现认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合并的认识与把握日渐成熟，相应地，组织制度也要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作适当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
（三）一些问题的解决需待以时日。
整体不等于（大于或小于）部分之和（整体非和性）决定了高校合并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代表作《文化模式》一书中指出：“现代科学在许多领域里都表明，整体不是它的所有部分的总和，而是一种由部分之间独特的组合和相互联系而产生的新实体。火药并不是硫磺、硝石和炭的总和。人们即使认识了这三种物质在自然界中分别具有的所有形式，也不能表明火药的性质。”
由于高校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利益主体及价值主张多元的系统，合并过程又是若干复杂系统的办学思想、人力资源、学科专业、校园文化整合的全方位操作，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完成从“应然”到“实然”的过渡需待时日，突变与渐变交叉势在必行。因此，正如有的学者所言：高校合并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是一个创造的过程，是一个艰巨的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高校合并的历史和现状来看，既有成功的典型，也不乏失败的案例。一些高校合并较为成功（更准确地说是较为顺利），都有其特定的环境和内在条件。其做法很难被直接推而广之。因此，合并高校必须实事求是，按照自身的情况，探索一条自己的路并坚定地走下去。
四、结语
合并在其现实存在和运行的过程中，既有结构匹配、运行协调、功能耦合的积极的一面或可能性；也有结构错位、运行失调、功能悖离的消极一面或可能性。只有客观地把握住合并的两种状态及其相互联系，才能真正地把握全貌，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简单化和实践上的“一刀切”行为。通过分析促使合并良性存在和运行的积极因素，探索合并结构匹配、运行协调、功能耦合的方式与机制，提出合并健康运行的正确趋势及其有效保障。客观地分析与把握合并恶性存在和运行的表现和机制，揭示合并的消极功能、影响因素和发展趋向。要以科学批判的态度和精神，准确运用判断合并是否良性运行的客观标准，揭露干扰正常运行的消极因素。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客观、理智地总结高校合并的经验教训，就一定能巩固高校合并成果，将高等教育改革推向深入，开创新世纪高等教育工作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