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罗马与西哥特人关系的演变
——从提奥多西一世时代到410年罗马沦陷
吴 曦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89）
摘 要 ：382年的罗马-西哥特和约在经历长达近30年的演变之后，最终以罗马城的沦陷而告终。纵观这一时期西哥特人与罗马帝国的关系，伴随始终的是前者为实现自身权益和政治地位的抗争。相较之下，罗马在与西哥特人博弈的过程中，其政治军事局限不断暴露，最终表现为统治秩序的式微。因此，文章就双方多次重要的冲突交涉事端入手展开分析，试图找寻影响罗马与西哥特人关系演变的核心因素，并就这些因素背后所反映出的两者关系变迁及其对帝国统治秩序的影响展开讨论。
关键词： 382年和约；阿拉里克；斯提里科
公元四世纪七十年代，匈人的入侵造成了数以万计的哥特难民迁入罗马帝国境内寻求避难。他们与罗马冲突不断，并在亚德里安堡战役中重创帝国精锐。瓦伦斯皇帝战死，情况危急，帝国东部的继任者提奥多西遂于382年以巨大的政治让步达成了与哥特人的和平协定，规定了他们在帝国境内的权益和义务。随后，由于协定的局限和帝国分裂所带来的政治动荡，382年和约的维持变得越发困难，西哥特人也在这一时期提出了对自身权益的新要求。在领袖阿拉里克的带领下，他们与帝国的两个朝廷展开了长期的博弈，并最终演变为410年攻陷罗马之举。因此，文章从两者间的博弈入手，试图揭示罗马与西哥特人关系的演变，以说明这些变化对罗马统治秩序所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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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382年和约的局限与阿拉里克反叛的内在动因
（一）和约带来的新处境
罗马在377年至382年的哥特战争中损失惨重。新皇帝提奥多西一世为稳定帝国政局，于382年8月与哥特人达成和平条约。现代学者根据当时的演说家德密斯修（Themistius）就此次和谈所发表的演说稿，将和谈后罗马帝国境内西哥特人的处境归纳如下：其一、费列提根（Fritigern）作为西哥特人的领袖已被杀害交予罗马作为和平的代价。由此，西哥特人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失去了部族核心。[1]其二、罗马与西哥特人建立起特殊的军事同盟（foederati），大批哥特人被编入罗马正规军。西哥特部落还须出动部队协助罗马人作战。[2]其三、西哥特人获准在罗马帝国境内定居，并被授予土地。这样就使得他们由战士转化为了帝国境内的自耕农民。[2]其四、382年和约规定了西哥特人的自治权利。聚居使得他们的政治、文化生活得以继续。尽管缺乏最高领袖，西哥特人部落的其他首领大致以共商的形式维持了其政治共同体。[2]另外，尽管西哥特人丧失了选定自己首领的自主权，但在与帝国的交涉中仍具有较大的自主性。例如：罗马征召哥特盟军协助作战的请求就必须征得全体西哥特首领的同意才能够实现。这意味这他们与罗马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无法自主的附庸关系。[1]正如库里克瓦斯基所说：“西哥特人如今能够就他们的地位问题与罗马协商，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也会诉诸武力。他们在帝国的边疆地带形成了一个可以团结起来的西哥特群体。与罗马时而为友，时而敌对。这是罗马与蛮族关系史上的重大改变，并间接促成了410年的罗马沦陷。”[1]
（二）和约的重要意义与局限性
382年和约的达成，改变了罗马帝国以往应对蛮族移民的策略，给予了西哥特人相当优越的待遇。这一方面是迫于西哥特人在军事上的威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罗马利用哥特人优质兵源的内在企图。总之，这一和约代表了提奥多西一世时代帝国蛮族政策的革新。皇帝本人是这一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他凭借着蛮族的力量平定了诸多叛乱从而实现了帝国的统一。
根据确定的总干渠输水线路方案，经过多次现场踏勘，进一步筛选了明渠直供、管道供水、明渠＋调蓄水库等3个工程方案进行比选。各方案的主要优缺点见表2。
另外，获得胜利的提奥多西，在战后授予了阿拉里克“同伴”（comes）的头衔而不是具体的军职。“这一点使得罗马与他的这位盟友间的关系紧张了起来。”[3]阿拉里克的不满日益高涨，391年的暴乱以至于392年他与斯提里科的协议都无非在强调对382年和平协定的修改。其中最关键的部分在于：“都要求罗马承认其选举首领的权利，并赋予他罗马军事长官（magister militum）的合法地位。”[2]前者显然因为阿拉里克的称王而成为既成事实，而后者在当时罗马军政高层的高压态势之下却很难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因此，“同伴”头衔的授予似乎是提奥多西基于多方考虑的择中之举，以安抚阿拉里克等蛮族盟友至少在他的统治时期不致反叛。事与愿违的是，提奥多西于395年离世，政权掌握于他亲信的军政要员之手。阿拉里克和西哥特人在罗马军政权力上的进升之路也因此阻断。
然而，必须看到的是，382年和约本身是存在较大局限的。首先，西哥特人享有的是不完全的自治权。他们的首领往往由罗马选定，帝国通过这种选任方式来维系部落内部的权力平衡。其次，西哥特人的自由民身份并不意味着他们享有罗马公民权。他们在身份上属于外邦人，不仅不能与罗马公民通婚，而且在法律上不能享有罗马的继承权，更无法进入罗马政坛任职。[3]另外，西哥特人所获得的土地在主权上仍属于罗马。从法律层面而言，哥特人没有其土地的所有权。[3]这使得西哥特人与当地罗马人的土地纠纷日益严重。不仅如此，西哥特人作为地方行省的居民，要负担起罗马驻军和军事行动（hospitalitas）的给养供应，以及每年被指派的不固定的苛捐杂税。[3]这些负担又因他们被边缘化的政治地位而日益加重。
最后，对罗马的军事支援虽可以成为西哥特诸部族首领与罗马讨价还价的筹码。但他们在战场上无法自主行动，完全听命于罗马的将军。这往往使得西哥特部队成为为罗马冲锋陷阵的炮灰。[3]伤亡巨大却难以得到补偿。
（三）试析395年阿拉里克反叛罗马的内在动因
土壤全磷含量的高低，主要受土壤成土母质和耕作施肥的影响。土壤磷主要包括全磷、速效磷和缓效磷，其中全磷是土壤磷素的潜在肥力。据第二次全国各地土壤普查资料，中国土壤全磷含量大致在0.44～0.85 g/kg范围内，南方酸性土壤全磷含量较低，北方石灰性土壤全磷含量较高[14]。
然而，伊利里亚大区的归属问题却始终拨动着这一时期东西罗马朝廷间微妙的政治态势。君士坦丁堡所控制的东伊利里亚地区对于斯提里科而言依然颇具战略意义（兵源地），因此，趁东部政坛混乱之机，405年，他帮助阿拉里克从皇帝霍诺留那里获得了全伊利里亚军事长官（magister militum of Illyricum）的职位，并与之达成盟约。意在宣告西部帝国对伊利里亚东部的主权，挑起与东部罗马的领土争端。[3]斯提里科的战略计划，是希望借西哥特人的军事介入达成对东伊利里亚的实际控制。佐西莫斯的说法验证了这一点：“鉴于阿卡狄乌斯的长官们疏远了他，斯提里科便打算在阿拉里克的帮助下把整个伊利里亚都并入霍诺留的统治。”[6]阿拉里克也在随后被派往伊庇鲁斯。因此，如果一切依照405年盟约的计划进行，西哥特人将会在斯提里科的支持下重返伊利里亚东部，并挑起东西罗马的战争。
随后的事态证明了这一点，399年以后，反蛮族舆论开始在东部帝国兴起。以至引发公元400年的屠杀哥特居民事件。[7]在此影响下，新任的禁卫军长官奥留利安鲁斯（Aurelianus），剥夺了阿拉里克在伊利里亚的军事长官职务。[8]397年的和平协定也因此破裂。面对东部帝国蔓延的狂热反蛮族情绪，孤立无援的阿拉里克只得率部离开伊利里亚东部前往意大利，希望威胁西部帝国达成新的同盟协议。然而，随着其政敌尤特罗庇乌斯的倒台，此时的斯提里科却无意支持东部帝国的敌人而与之决裂。几次战斗之后，阿拉里克因供给问题[2]撤往达尔马提亚和潘诺尼亚的边境地区[9]，由此陷入两难。
尽管西哥特人在罗马帝国的处境并不理想，但这似乎还无法构成阿拉里克反叛罗马的动因。毕竟相较于原先迁入帝国境内的蛮族而言，他们依旧保持了族群的独立，没有遭到被拆散、奴役甚至是屠杀的境遇。更重要的是，提奥多西一世给予了他们生息之地，虽然这是以承担军事义务为代价的，却无疑使饱受战乱的西哥特人找到了族群未来的希望。从某种意义而言，西哥特人也是这一全新政策的受益者。因此，尽管西哥特人与罗马间的矛盾因种种不公正待遇而愈发突显，但并不足以带来双方的全面冲突。笔者认为，真正使得事态走向不可调和的应当是以下基于历史发展所产生的特殊因素：
[27]D.W. 海姆伦：《西方认识论简史》，夏甄陶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页。
最后，按照约达尼斯的说法：“当这位阿拉里克被选为国王后，他把自己的部下召集来商谈，并向他们提议说，与其作为外国盟友在他人手下享受和平，还不如用努力建立自己的王国。”[4]这正是费列提根时代西哥特人尚未完成的遗愿。身为至高王的阿拉里克，不可能再满足于罗马帝国恩赐的土地。他有义务也有能力为自己的族人在帝国境内开辟出一个独立王国。
Coordination of manufacturing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mature-resourced cities:
公元395年，阿拉里克为摆脱自身的不利处境，领导西哥特部众反叛罗马。尽管战端已起，但阿拉里克并没有打算与罗马人决裂。他不断寻求谈判以迫使罗马人做出让步，修改382年合约当中存在局限的部分，并尽可能为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创造机会。这些内在要求伴随着他与罗马关系演变的始终，直到410年罗马沦陷前夕，实现这些要求的希望化为泡影为止。
二、动荡的罗马及其针对西哥特人的“新策略”
（一）政治博弈下的产物——阿拉里克被授予罗马军政要职
提奥多西离世后，帝国再次分为东西两个部分。继位者尚处年幼，大权逐渐掌控在斯提里科（Stilicho）和东部执政官鲁菲努斯的手中。此时的阿拉里克已经纠集起莫西亚和多瑙河流域的大批西哥特人反叛罗马，并入侵色雷斯逼近君士坦丁堡。根据东罗马皇帝私库度支官佐西莫斯（Zosimos）的记载，为巩固自身在君士坦丁堡权力，鲁菲努斯牺牲了帝国的马其顿地区，并向阿拉里克承诺了给予色萨利行省的土地以安置西哥特部众。[5]沃尔夫拉姆认为，匈人在395年发动的对亚细亚行省的入侵使得东部罗马无力应对阿拉里克的反叛。鲁菲努斯别无选择，只能以巨大的让步消除阿拉里克对于君士坦丁堡的威胁。在他和阿拉里克的私下协定中，除了色萨利土地的授予之外，鲁菲努斯很可能还向阿拉里克承若了他一直希冀的军事长官（magister militum）一职。[3]因为在鲁菲努斯因政治斗争失败而遇害之后，阿拉里克曾向东部帝国的新掌权者尤特罗庇乌斯（Eutropius）重申过这一军事职位。实际上，西哥特人与鲁菲努斯的私下协定并没有多少保障可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针对阿拉里克的缓兵之计。因为它既没有两位罗马皇帝的直接批准，其实现的可能也全赖鲁菲努斯个人对帝国政治的影响力。
从镍的用途来看，红土镍矿主要用于烧结和熔炼，初始的镍产品用于生产制造镍生铁、氧化镍、电镍、羰基镍等等。这些镍的一级产品在不锈钢制造领域的用量是最大的。不锈钢的镍使用量约占全球镍使用总量的68%左右。在中国，有86%的镍用于不锈钢的生产制造。此外，还有一些合金、超合金等都会用到镍，合金钢及含镍图层的镍用量约9%。电镀也是用镍量较大的领域，镍使用量约为8%。新能源电池作为一个新兴的行业，虽然目前镍使用量仅为3%，但预计未来的增长量将会非常可观。相比而言，从数量上来讲，不锈钢的镍使用总量依然更大。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是不锈钢的生产大国，全球有一半的不锈钢是在中国生产的。
然而，此时的鲁菲努斯正打算借东部罗马的朝政混乱僭位称帝。[6]因此遭到了东部军队势力的杀害。他与阿拉里克之间协议也因此作罢。
然而，406年，一支多达10万人的哥特部众，因不堪匈人统治，在拉达盖苏斯（Radagaisus）的领导下入侵意大利。这一事件打乱了斯提里科的计划，迫使他联合匈王乌尔丁、阿兰人以及其他帝国境内的哥特部队迎击拉达盖苏斯，并将其歼灭。随后，斯提里科在败军之中募集了大批蛮族士兵，加之此次战斗所集合起的部队，令他拥有了一支强大的蛮族-罗马联军。此时的他即使没有阿拉里克的帮助，也完全可以凭借胜利之师直接发动对东伊利里亚的攻势，西哥特人的军事介入也因此变得无关紧要。紧接着，帝国边境局势加剧了阿拉里克的尴尬处境。407年，大批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冲破罗马莱茵河防线进入高卢地区。罗马不列颠军团拥戴康斯坦丁三世称帝，趁乱渡海控制了高卢地区。面对北部的军事压力，斯提里科开始寻求与东部朝廷的沟通，确保和平以全力应对这一叛乱。因此，“随着会谈旷日持久，进展缓慢。阿拉里克和手下的哥特人对于议和来说便成为了最大的羁绊。”[3]在405年到408年的三年间，阿拉里克一直在伊庇鲁斯等待着与斯提里科共同攻取东伊利里亚。伊庇鲁斯当地的罗马政府并没有负担西哥特人给养的义务，阿拉里克的军事行动完全仰仗斯提里科从西罗马税收中拨出的经费。从随后阿拉里克向罗马索要其在伊庇鲁斯驻扎期间的经费来看（4000磅黄金），尽管其中有漫天要价的可能，但斯提里科拖欠阿拉里克经费的情况应当十分严重。这些拖延使得他所担任的军事长官一职成为了虚衔。更严重的是，离开东伊利里亚的西哥特人，如今失去了原先的聚居地，除了阿拉里克的虚衔之外，难以保障此前帝国所许诺的权益。处境甚至不如382年和约之下尚有生息之地的时代。
摆脱包围的西哥特人很快肆掠希腊北部。这迫使东部朝廷向阿拉里克让步。在397年尤特罗庇乌斯“授命阿拉里克为罗马伊利里亚军事长官（magister militum）……允许哥特人在达契亚和马其顿居住并以税收的形式将当地的产出分配给他们维持生计。”[2]至此，东部朝廷正式授予了阿拉里克所一直希冀的罗马高级军事官职。沃尔夫拉姆认为，这一时期定居的哥特聚落已不再是传统的部落自治组织了，其在管理上混合了蛮族部落权威和罗马行政管理体系。“由此原先以诸多小型势力中心为基础形成的蛮族聚落，逐渐成为了更大规模的罗马行政单位。其全体听命于帝国的行政命令并同时受到部落权威体系的影响。”[3]这实际上是一种罗马军事管理制度的移植，并使得阿拉里克成为了罗马政府在地方上的军政长官。然而，“在原则上，这样的军事管理体制并没有授予蛮族首领以罗马法统治其部落所在区域罗马公民的权威。阿拉里克被授予的军政权利只局限于他可以以此要求所在区域为其手下的蛮族军队提供食物给养、武器供应和兵员补给。”[3]因此，尽管397年和约实现了阿拉里克晋升罗马高级军政职务的期望，并使得他能够以罗马将军的名义征召军队和给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能够拥有对这片区域的控制权。除此之外，这片区域还是东西罗马在战略上争夺的要地，双方都想暂时利用西哥特人的军事力量获得对这里的统治。因此，哥特人对它的控制是极不稳定的。对于意在建立哥特王国的阿拉里克来说，他的目标也还远未实现。
（二）伊利里亚问题与斯提里科的“新策略”
其二，恢复与罗马同盟关系的阿拉里克，在公元394年加入了提奥多西征讨西部僭主尤格利乌斯（Eugenius）的队伍，双方在冷河（Frigidus）展开会战。“阿拉里克手下的哥特人有20000人，尽管他们全都在阿拉里克的指挥之下，但他自己却没有获得任何罗马的指挥权或是军官职位……必须听命于罗马将军提玛西乌斯和斯提里科。”[3]哥特人被安排在了先锋的位置。根据奥罗修斯（Orosius）的记载，在第一天的战斗中，大约有10000哥特人战死。[2]冷河战役既是提奥多西对西部僭主的胜利，也是他对哥特人的胜利。因为他们因巨大的伤亡而实力大减。[2]皮特·希勒认为：“罗马之所以允许哥特人在382年之后在帝国境内享有不完全的自治，只是其迫于当时（色雷斯）的军事实力对比……参与罗马内战势必会给哥特人带来伤亡，当哥特人损失过大之时，便再也没有力量阻止罗马人实施其惯用的难民政策了（残酷的镇压）。”[2]因此，强大的军事实力是西哥特人赖以与罗马维持和改善既定协约的唯一筹码。冷河战役中的惨痛损失使阿拉里克意识到了382年和约对其部众的威胁。他明白，只要罗马人继续将其部众视作战争的消耗品。那么西哥特人在罗马帝国的安全就不可能得到保障。
其一，西哥特人在费列提根死后一直缺乏能够领导起所有部众的强势人物，而阿拉里克的出现无疑填补了这一空白。据沃尔夫拉姆考证，阿拉里克是一支由生活在莫西亚的西哥特人和外来哥特人所组成混合部落的首领。他于391年自立为国王并率众越过巴尔干山脉进入色雷斯腹地，趁提奥多西忙于西部内战之时发起暴乱。罗马将军斯提里科（Stilicho）包围了阿拉里克，以重新修订382年和约为条件，获取了阿拉里克的支持，作为讨伐西部僭位者的盟军。[3]通过这场小规模的暴乱举动，阿拉里克夺回了被罗马人所掌握的首领任免权，建立起自己的王权力量，这使得他在西哥特部众中威望大增。以至于他在395年被推举为自费列提根以来的首位至高王（Reiks）。[2]因此，此时的西哥特人有了全新的领导核心，以此为旗帜，阿拉里克能够迅速集中起反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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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突发事件的冲击与斯提里科政策的破产
一直到397年夏天，罗马与西哥特人的谈判都处于中断状态。阿拉里克的处境也愈发艰难，他随后在希腊为斯提里科所败，并被包围在奥林匹亚地区。然而，西罗马军队却在即将胜利时，撤围返回了意大利。现代学者认为这很可能是斯提里科在策略上的某种安排，西部罗马显然同西哥特人达成了某种协议以维持伊利里亚地区的局势平衡。因为这一地区的管辖权在提奥多西一世时代被划分为了两部分，马其顿和达西亚教区归东部罗马管辖。这些高地地区不仅是西哥特人的聚居地所在，更是罗马帝国的重要兵源地。[2]据佐西莫斯的记载，尤特罗庇乌斯在消灭了东部朝廷的竞争对手后，“便说服皇帝召集起元老院，并通过法令将斯提里科宣布为了公敌。”[6]随后，他阴谋策划非洲行省的叛乱，打算将这一地区从霍诺留皇帝的统治下夺走。[6]这些举动使得两个朝廷互相敌视，对此时的斯提里克而言，他不愿自己政敌尤特罗庇乌斯所控制下的东罗马朝廷独占这片战略要地，从而增加对自己的威胁。因此，他希望利用阿拉里克的西哥特人建立起在这一地区的缓冲带。于是选择了撤围。
408年春天，阿拉里克再次反叛，向北攻占诺里库姆。“他以举兵入侵意大利为威胁，要求西部帝国补偿拖欠的军费总计4000磅黄金。”[3]这笔巨额的赔款相当于一个执政官级别家族一年的财税收入。[10]斯提里科没有意料到阿拉里克的反叛，随着北部战事的吃紧，他不仅仅需要与东部罗马的和平，还希望借助阿拉里克的力量对抗僭主康斯坦丁三世。因此，他积极促成与阿拉里克的谈判。然而不久后，他就遭到了政敌奥林庇乌斯（Olympius）的陷害，于408年8月为霍诺留皇帝下令杀害。[6]佐西莫斯在他的记录中表达了对这位西罗马当权者的同情，并认为他的被害使得西部帝国掀起了反蛮族浪潮，这导致其手下的蛮族军队陷入一片混乱。[6]
三、罗马-西哥特盟约破裂与三次罗马围城
（一）“反蛮族”运动再起与第一次罗马城之围
斯提里科死后，奥林庇乌斯主导下的朝廷开始大肆屠杀蛮族盟军和他们居住在罗马境内的亲人，导致了成千上万生活在帝国境内的蛮族逃向诺里库姆以寻求阿拉里克的庇护。[8]这增加了阿拉里克的军事实力，使得他能够在皇帝拒绝和谈的情况下，直接进攻意大利，以给拉文那造成更大的压力。由于原先斯提里科手下大批蛮族军队的中立态度，入侵意大利的阿拉里克没有遭到有效的抵抗。他很包围了罗马城。饥荒在城中蔓延。罗马市民被迫以巨额的赎金和释放城内所有哥特奴隶为代价解除了城市的围困。这笔赎金包括了5000磅黄金，30000磅白银，3000磅胡椒和大量衣物、首饰。[11]另外，在被释放的奴隶当中，有万余名拉达盖苏斯手下的哥特战士。他们随后加入了阿拉里克的队伍，使其部队总数达到了40000人。
（二）阿拉里克的妥协与霍诺留皇帝与之决裂的态度
阿拉里克暂时解除了对罗马的围困，但由于拉文纳朝廷的漠视态度，他仍旧无法获得与帝国在政治上的协商。409年元老院派出了包括了教皇英诺森一世和哥特使者在内的使团到访拉文纳，传达了阿拉里克的和谈请求。和谈的内容依然围绕着物资和资金补给、帝国境内的安置区域以及阿拉里克的官职授予这三个方面展开。不同的地方在于原先哥特人所获得的仰仗帝国境内税收收入的补给，如今已变为每年固定的贡金和食物供给。哥特人索求的土地进一步扩大，包括了达尔马提亚、诺里库姆和维尼蒂地区的安置点。另外，阿拉里克要求霍诺留授予其帝国两军统帅（magister utriusque militae）的军职，并以此减少对其他方面的要求。[7]由于这一军职是帝国的权力中枢所在，因此，阿拉里克企图进入罗马军政核心的行为显然触碰了霍诺留的底线。
皇帝战意已决，发誓“永远都不可能把任何荣誉、任何兵权交付给阿拉里克和他的亲人。”[6]他派人前往潘诺尼亚的匈人那里准备召集10000名战士作为对抗阿拉里克的盟友。因此情形，阿拉里克选择了退让，并再次组织起罗马的主教们，向拉文纳传达自己退让后的新和谈条件。“他既不需要官职和荣誉，也不想前往先前明列的那些地方定居，而仅仅想居住在多瑙河流域的两诺里库姆……此外，他还仅满足于每年能得到皇帝认为数量合适的谷物，放弃对黄金的要求并由此建立起他与罗马人之间的友谊和联盟。”[6]很显然，阿拉里克预感到了帝国潜在的实力，因此他想以这些让步换取与帝国的和平。霍诺留出于誓言拒绝了阿拉里克的提议。无奈的阿拉里克只好再次包围了罗马城。
（三）西哥特人与拉文纳朝廷的彻底决裂
城内的饥荒和瘟疫迫使元老院再次出面与哥特人协商，希望以大笔的赎金换取城市的安全。但此时的阿拉里克却更愿意元老院以让渡自身政治权利为代价换取安全。在他的操纵下，阿塔鲁斯（Attalus）被元老院推举为西部帝国的新皇帝以对抗霍诺留。而阿拉里克本人则被元老院授予了帝国两军统帅（magister utriusque militae）一职。然而，阿塔鲁斯的新朝廷却远没有阿拉里克想象中那样易于操控。[6]由于来自北非（由霍诺留控制）的粮食供给中断，罗马城和哥特人的饥荒开始蔓延。这迫使阿拉里克亲身前往拉文纳谈判，以达成和平，恢复粮食供给。但中途罗马军队的袭击使得阿拉里克彻底放弃了与罗马人的协商，决定攻下罗马城，以掠夺安抚部众的不安与饥饿。[2]
410年8月，在城内间谍的帮助下，阿拉里克攻陷罗马，并展开了长达三天的洗劫。随后其席卷南意大利，进而渡海远征阿非利加。意外的是，一场巨大的风暴阻止了西哥特人，而阿拉里克也由于旧伤发作死于当年。继承王位的是他的妻弟阿陶夫，当他发现自己无法再以军事力量威胁拉文纳朝廷时，或出于对罗马人言而无信的反感，或出于对久留意大利可能造成粮食危机的担忧，最终打算向北趁着康斯坦丁三世所造成的混乱前往高卢。
至此，382年的罗马-西哥特和约在经历长达近30年的演变之后，最终以罗马城的沦陷而告终。阿拉里克和其继承者在获得罗马城和意大利的巨额财富之后，终于可以摆脱罗马帝国的羁绊，在高卢建立独立王国。纵观这一时期西哥特人与罗马帝国的关系，伴随始终的是前者为实现自身权益和政治地位的抗争。而后者在政治军事斗争的动荡之下却不得不依靠蛮族力量来维系统治秩序。这使得两者的关系被建构在微妙而脆弱的平衡点之上，随事态的变动争端频仍，帝国对哥特人的政策因此朝令夕改，难以贯彻，这无疑是最终导致两者关系破裂的核心因素。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匈人入侵和蛮族迁徙的大背景下，西哥特人与罗马帝国的关系史更是一部蛮族的蜕变史。以西哥特人为代表的蛮族势力在与罗马帝国的交流和冲突中，不仅保证了自己的生存，壮大其在帝国军政层面的影响力，还深刻地改变了罗马统治秩序的内部结构。这一变化对随后数十年间西部罗马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极大加剧了其式微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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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man and Visigoths——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Sack of Rome in 410
WU Xi
（School of History,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
Abstract: After nearly 30 years of evolution,the treaty between Roman and Visigoths in 382 totally ended by the sack of Rome.Throughout this period 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man and Visigoths was always with Visigoths struggling for their survival rights and political status constantly.In contrast,the political turmoil and emergent situation,under the action of internal political and military limitations are constantly exposed,resulting in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Visigoth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omplex.Therefore the essay is trying to concentrate on the revolt of Alaric towards Rome and then to find out how 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man and Visigoths had its effect on the ruling order of Rome.
Key words： the truce in 382AD；Alaric；Stilicho
中图分类号： K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109(2019)07－0030－06
收稿日期： 2019-04-09
作者简介： 吴曦（1991-），男，汉族，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世界上古史研究。
（责任编辑：白 琳）
标签：382年和约论文; 阿拉里克论文; 斯提里科论文;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