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冲突：胡适思想多歧性的一个社会学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社会学论文,冲突论文,角色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社会的剧烈变动，中西文化的相互影响，都可以看做那个时代的思想家思想多歧性的原因，胡适当然也不例外。如果这样去解释胡适思想的多歧性似乎缺少个性分析，不免落人脸谱化的俗套。周质平、罗志田和桑兵先生对胡适思想的多歧性的解释都有独到之处。周质平先生注意到：“胡适在中英文两种著作中，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有着一些微妙的不同。一般来说，胡适在英文著作中对中国文化少了一些批评，多了一些同情和回护。”[1]（P250）周先生特别指出：“胡适这点态度和解释上的不同，不应被理解为思想上的不一致，或前后矛盾。而是在面对不同听众时，他有不同的着重，在表述时，中英文有其不同的取向。”他又以“冷眼”与“热肠”这一表一里来解释胡适对政治的两种态度。[2]（P287-305）罗志田先生认为，解读胡适应强调“文本”和“语境”的微妙互动，胡适思想的多歧性是其“率性”和“做圣”的双重气质使然，“其间种种的看上去矛盾之处或表面的‘激进’与‘保守’，大约都与此有关联。”[3]（P104）显然，罗先生是将胡适思想的多歧性归诸个人气质或心理因素。桑兵先生也指出，“要确切认识胡适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及其阶段性变化，还是应当分别学术与思想，不宜二者相牵，纠缠不清……”。[4]作为胡适的同事和一代学术大师的季羡林先生更有深切的体会：“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之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5]J（P111）我以为，如果运用社会学中的角色冲突理论，或许更能合理地解释、理解胡适思想的多歧性以及价值取向的矛盾性，也就是季羡林先生提出的“怪圈”问题。
所谓角色冲突，指在社会角色的扮演中，在角色之间或角色内部发生了矛盾、对立和抵触，妨碍了角色扮演的顺利进行。就一个人的思想多歧性而言，则是由于角色内的冲突，即由于多种社会地位和多种社会角色集于一人身上，而在他自身内部产生的冲突。胡适的一生，扮演过许许多多的社会角色，构成了一个复杂的角色集。仅以自致角色论，他是学者、教授、教育家、政论家、社会活动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外交官，等等。他自己对不同角色的领悟和实践以及他人对其角色的期待就难免不产生角色差距，体现在思想上就是其多歧性。本文举其荦荦大端，略为论述。
一
胡适终其一生，都扮演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政府同路人的双重角色。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角色，社会期待是：应该奉持求真的精神和节操，代表社会的良心与公正，敢于坚持自由主义的理想，以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学者的理性，批评现实社会，抗衡现实权威，对社会、国是都有一种以超越“小我”的胸怀和忧患意识，不是为靠拢权势而曲学阿世。应该说，胡适对这一角色的领悟是十分清醒而深刻的。
在胡适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既有西方“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的精神又有中国传统“士”的明道救世的情怀。他们在治学的同时不忘经世济民，不能忘情于建功立业而躲进象牙塔。就胡适而言，他对民族、对国家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和现实有一种深刻的批判精神。他在《〈独立评论〉引言》中确立的办刊宗旨，也可以看做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6]（P201）《独立评论》始终关注社会，针砭时弊，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对国共两党的评判，更多的是同情共产党而批评国民党，[7]不是为国民党的统治歌功颂德，对国民党党义作微言大义式的注解。以《新月》为阵地展开的“人权论战”就是要从理论上彻底颠覆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真是石破天惊，从而招来御用文人和党棍的大肆围剿。胡适对民主和自由的诉求，对黑暗社会的抗争更赢得了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的声望，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社会的期待。正如时人所评价的那样：他“代表我们四万万小民来说话”，[8]（P545）“有识见有胆量”。[9]（P523）人权论战已经过去了70多年，这样的批判精神，借用许纪霖先生一句话：“当今之士，且不说有过，又可曾梦想过？”[10]（P118）
的确，作为学人胡适与民国时期官方和半官方人物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但又绝不自弃，坚持“道”高于“势”。1932年12月2日，蒋介石邀请胡适征询教育制度改革和学风整顿的意见，其本意至少是不愿意与政治制度联系起来。对于蒋的“礼贤下士”，胡适并未受宠若惊，曲意迎合，而是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教育家的理性坦陈己见，胡适认为教育之弊端不在教育制度本身，而在于“经费不足，政治波动，人才缺乏，办学者不安定，无计划之可能”。尤其是“政府不悦学，政治不清明”之语的确是不客气的。[11]（P182）时隔5年后的“庐山谈话会”胡适再次重申教育应该独立，反对教育政治化。[11]（P694）这无疑是对国民党实行“党化教育”的抵制和抨击。
二三十年代活跃在学术、教育界的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蒋梦麟、王世杰、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等纷纷进入政府。胡适同样将自己的角色认同与期待寄托于他们：
我对于你们几个朋友（包括寄梅先生与季高兄等），绝对相信你们“出山要比在山清”。但私意总觉得此时更需要的是一班“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故私意总期望诸兄要努力做educate the chief[教育领袖]的事业，锲而不舍，终有效果。[12]（P302-303）
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社会将其定位于“政治活动家”的角色，对他的期望更高。尤其是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争雄天下的特殊背景下，胡适几乎成为道义和民主的象征，期望胡适能够利用其国际声望和学术地位在中美之间、国共之间斡旋，为民主建设和谋求和平奔走呼号。胡适的老友高宗武在胡适即将离美回国之际致信胡适：“我很盼望你在动身之前，能和你几位美国老朋友交换一点政治上的意见，必要时，我尚盼望你领导一班人作一番最有效的新政运动。”[13]（P108）贺昌群致胡适的信反映了战后国人特别是教育界、学术界对胡适作为政治活动家角色的期待：
20年来，国共之争已成血海冤雠，殆难以理喻，且彼此又有庞大之武力，舍美国经济压力与国内学术界开导之力而外，似无有望之良法。……今日两党可能接受者为instructive opinion[指导性意见]而不尽为public opinion[舆论]，因前者须多少具有客观之学理，方不至轻易激动对方恼羞成怒之感情，而使之默默然有所动于中，群深信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非若明，两党可能多少作些反省功夫，即此便是收获，此项使命，非先生不能领导。先生既完成五四对中国文化之破坏（或重新估价）使命，愿先生更能负起今日之另一类乎建设之使命。[13]（P121-122）
张其昀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愿：“宪政乍启，国会初开，怎样领导群伦，以踏上民治的正轨，那更望有学府的山斗来主持全国的议坛，想海内人士均有此期待。”[13]（P39）国民政府也希望通过将胡适延揽入阁来稳定学术、教育界，取悦国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可以看着对胡适的角色期待。问题是胡适自己的角色定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响应社会的期待。
在参与政治上，胡适的角色自我认同是议政，也就是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关心，而不愿意从事实际的政治：“我所希望的，只是一点思想言论自由，使我们能够公开的替国家想想，替人民说说话。我对于政治的兴趣，不过如此。”[12]（P95）他拒绝按照国民党对其角色的期待去扮演，于是角色期待与角色表现存在着很大差距。1933年4月8日胡适在辞谢汪精卫要他任教育部长的信中就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角色认同：
我终自信我在政府外边能为政府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以此之故，我盼望先生容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12]（P208）
14年后，胡适的角色认同依旧。他在致信外交部长王世杰时，重申自己不愿加入政府的理由：
今日分别后细细想过，终觉得我不应该参加政府。考试院长决不敢就，国府委员决不敢就。理由无他，仍是要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紧要关头究竟有点用处。[14]（P1960）
“好人政府”的倡导、民主政治的诉求、拒绝为官的超然，我们都可以看成是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角色领悟和角色实践。问题是，这一角色本身就具有内在的矛盾。作为国民党的同路人，无论对政府的抨击有多么激进，但从不主张以暴力去推翻现存政权，而是力主改良，做政府的诤友而不是敌人。可以肯定，胡适的角色领悟是自觉的，保持独立的地位是为了“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道话，给他做面子”；“为国家，为政府，树立一点力量”。所以，他对国民党的批评是建设性的。1932年2月，以胡适为代表的“独立社”成员在讨论“怎样建设一个统一的国家”的内政问题上达成的共识是：在维护国家和政权统一的前提下，完成经济的现代化和政治的民主化。[11]（P175）
在20世纪40年代的最后几年里，政治活动家角色的客串使胡适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角色专业扮演大为逊色，几乎丧失了自我，也陷入不可消解的角色冲突之中：一方面是国民党腐败政治的对他愚弄与自己的无奈，另一方面是激进的社会力量对他的失望，最终与他分道扬镳。剧烈的社会变动和残酷的政治斗争，要求个人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要么靠近共产党，要么倒向国民党，非此即彼，容不得胡适在血雨腥风的背景下，在战火纷飞的舞台上从容不迫地扮演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角色，这既是胡适个人的悲剧，也是所有那个时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不幸。
二
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角色，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与反省表现得特别激进，认为我们百事不如人，中国的几千年几百年之久的固有文化，是不足迷恋的，是不能引我们向上的，是与现代文明相脱节的，他甚至说过“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痛语，主张全盘西化。我们考察一下新文化运动中的代表人物，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对传统无不秉持类似的激进立场，多少带有宣传家的色彩，所论也不免如康有为那样为倡言变法而以事实徇主义，或者是片面的深刻。这种思想和行为的出发点是使启蒙家的角色更加明晰。如果对传统文化的评价模棱两可、亦褒亦贬，就会导致角色不清，影响角色的有效性。不仅如此，为适应中小知识分子和工商业阶层的文化水准，他们所宣传的只能是通俗易懂的思想而不可能是艰深高雅的学术。这就是新文化运动在广大知识阶层引起巨大反响的缘由。但在有的学人如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看来乃是欺世之论：
吾所欲审究者，新文化运动所主张之道理是否正确，所输入之材料是否精美。至若牵扯时事，利用国人一时之意气感情，以自占地步而厚植势力，是商家广告之术，政党行事之方，而非论究学理，培植文化之本旨。[15]
也就是说，吴宓是以学术研究的标准和精英文化的眼光来衡量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宣传，《学衡》派的期待与社会和启蒙者的自我意识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论争也就不可避免。当然也有人能知人论世，理解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角色表现。1922年10月于鹤年针对“学衡”派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批评而作的一番解释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近来使我最痛心的，是堂堂学者思想不清。他们对于一事的批评，不问他的本体、历史与环境，贸然就下主观的批评。……以上所指即是东南大学几位学者。（新文化）运动起首的时候，各领袖的言论很有过当之处，然不能不原谅他为鼓吹宣传的缘故而张大其词。他们不认清什么是学理的讨论，什么是主张的宣传，就加以一样的评语，乃是大谬。[9]（P167）
实际上，胡适对自己所扮演的另一个重要的角色，那就是他能立足上层学界、视为安身立命之本的学者也是有深切认同的。作为思想家的胡适与作为学者的胡适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上是有区别的，其中肯持平之论多体现在学术著作如《中国哲学史》、《说儒》、《中国思想史纲要》中，他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采取的是严谨的研究，理性的评判，肯定了孔孟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和地位，而不是像作为启蒙者那样的拒斥否定。“整理国故”即是胡适作为学者的角色而去“再造文明”、复兴民族的神圣使命的实践与领悟。这种对儒学态度的二重性，有的研究者的解释是：“他本人既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塑造，在情感上对传统文化有所依恋；又受到西方近代文明的浸染和牵引，在理智上要求对传统文化加以改造。”[16]（P75）这样解释强调的是主体的潜在的被动作用，忽视了其主动意识。我以为，胡适的两重性是有意为之，或者说，是他对自己的不同角色期待和规范不同实践。我们发现，胡适的非学术著述，如评论、杂谈往往对传统文化否定、批判较多；而用“绣花针”的功夫写就的学术著述里，则要客观、求实得多。这当然就不是偶然的了。因此我们可以说，胡适对传统文化态度的多歧性是沿着两条轴线，即启蒙者角色与学者的认同和实践而展开的，并不是像人们所常常理解的那样，其复杂性是中西文化的潜在影响而无意识造成的。
在启蒙与学术上难以兼得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这双重角色人的时时隐痛。梁启超在论及治学之得失时总结说：
彼尝有诗题其女令娴《艺蘅馆日记》云：“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百凡可效我，此二无我如。”可谓有自知之明。启超虽自知其短，而改之不勇，中间又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耗其精而荒其业。识者谓启超若能永远绝意政治，且裁敛其学问欲，专精于一二点，则于将来之思想界更有所贡献，否则亦适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而已。[17]（P90）
胡适也面临着与梁启超同样的困境。他念念不忘的是治学：“只有夜深人静伏案治学之时，始感觉人生最愉快的境界。”[12]（P208）他的学生和知交傅斯年更是期待老师在学术上成就大业，而不只是批评家。1920年8月1日他在致胡适的信中说：
先生现在在中国知识界的地位已高，因此事件必多，分神的地方不免。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不可免而又可凭以施行所期的现象，但从将来的大成上看，不免反为魔障。……愿先生终成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盼望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9]（P106）
傅斯年这番知人论世之语，意味深长。13年之后，胡适谢绝汪精卫邀请入阁的理由之一便是自己对作为学者角色期待的失望。他在陈述了希望保持独立人格之后说：“其次，是我个人在学术上负的旧债太多，哲学史与文学史皆有头无尾，而两鬓已斑白了。所幸近年研究兴趣尚甚浓，深想趁此精力未衰，见解稍成熟之时，在一二年中将十余年来积下的材料整理成书。”[12]（P208）遗憾的是，其后胡适却因为过多地关注现实政治而耗去了学术生命，终其一生都未能完成自己的心愿，留给世人的还是半部哲学史和文学史。
三
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当胡适身处海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时候，往往是着重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表现出辩护和同情的态度，可以说是为宗国讳，直在其中。周质平先生在《胡适英文著作中的中国文化》一文中对此有精辟的论述。据周先生研究，胡适以英文写就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一方面以西方哲学史的构架来写中国古代哲学史，另一方面则又深藏着不甘将中国哲学沦为西方哲学附庸的民族主义情怀。《孔教与现代科学思想》坚信中国的儒学传统不但不阻碍现代科学的发展，而且还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民主中国的历史基础》试图从社会学和史学的角度来说明中国自古以来就具有民主的历史基础，如彻底民主化的社会结构，两千年来客观、竞争性的任官考试制度，历代政府创立的一种来自本身的批评和监察的制度。[18]（P182）在《中国的思想》一文中，胡适认为先秦诸子的思想中包含了人本主义、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精神，而孟子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和最伟大的民主政治哲学家。[19]（P662-667）在《中国历史上的妇女地位》中，他甚至认为即使在传统的压迫之下，中国妇女还是具有相当崇高的地位。中英文著作中的观点差异，有的可以说是截然异趣。这种不同的观点不能完全说成是胡适思想发生了从激进到保守的变化，而是他在同一时期对不同角色的认同和实践。作为中国人，他在面对外人时，总是在有意识地回护传统文化，使西方人认识到中国固有文化的现代价值和永恒意义。一个贬低和批判本国文化的学人，即使其观点在国内可以被接受，甚至是深受赞许的，但在海外就会被看做是对整个中国人的侮辱，因为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身份符号。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民国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从某种意义上说，维护民国政府的形象是与中国的民族利益一致的。正是考虑到这一点，胡适在海外游历、讲学几十年都不曾批评国民党，更不用说在抗战时期临危受命，游说欧美争取外援的时候了。国民政府尽管腐败、专制，与他所追求的政治理想相去甚远，但他认为国民政府在国际上是代表中国的，对国民党腐败的揭露会有损中国的形象。正如沈刚伯所说，胡适“在国内总是忠心耿耿，直言无隐的批评政府；在国外则顾全大局，隐恶扬善，专宣传国家进步的地方，这真可以表现胡先生之伟大”。[20]（P69）胡适对自己出任驻美大使的动机和态度之申明很能表明他能准确地把握角色的转换：“吾从未担任官职，吾珍视吾之独立思想，因吾为人过去素知公开批评政府。但时代已改变，已无反对政府之余地，一切中国人应联合起来。”孔祥熙给胡适的电示可以看着是社会期待：“此次使美，国家前途利赖实深。列强唯美马首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吾兄长才，自能应付裕如。”[21]（P1）作为学人外交，胡适所能做的只能是利用自己的学识宣传中国之于美国的重要性以争取美国人民的广泛同情，从而促使美国政府援助中国抗战。我们知道，胡适一直低调评价辛亥革命，痛斥民国社会的落后、没有任何进步。一旦在海外，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向西方宣传中国的进步。胡适在《论中国的进步》中指出，从1917到1937年这20年间，中国在知识、道德、社会风俗、政治组织以至于民族的尊荣上，都有长足的进步。这些热忱的肯定在其中文文章中是很难找到的。也就是在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角色与作为爱国主义者的角色产生矛盾和冲突时，他明智中断了前者而成功实践了后者。
思想的多歧性有的是因为对同一角色认同受时代的变迁和社会期待的改变而产生的，有的是因为一生同时扮演着太多的角色导致个人的思想无法统一，还有的则是因为对自己的角色和期待把握不准，发生角色错位。胡适思想的多歧性主要不是时间上的前后不同，而是空间上的彼此差异。在其思想的多歧性中又有一致性，进一步说，就是他对同一角色的领悟和实践是一致的：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角色，他始终对国内现实和传统文化抱批评的立场；作为中国人的角色，又对国内现实和传统文化多有回护和同情。胡适思想的多歧性正是他对不同社会角色的领悟与实践的外在表现，其一致性或恒定性则是他自觉地恰当响应角色期待的自然结果。时人和今人误读甚至诋垢胡适，是因为他们的角色期待出现了偏差。我们在评价胡适思想时，如果只注意到其作为启蒙者的角色，那就会得出胡适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的偏颇结论；如果只留心其作为中国人的角色，那就会妄下胡适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断语；如果只了解其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角色，那就会钦佩胡适为感时忧国而舍生取义；如果看到其作为同道人的角色，那就会斥责胡适为靠拢权势而缘饰政治。因此，解读胡适应该立足并厘清其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以及与此相对应的社会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