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青年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教育还是迁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力论文,中国农村论文,人力资本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后出生的青年农民工构成了打工潮中的新一代。他们大多受过初中水平教育，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初中或高中辍学外出打工的。为什么大量农村初中水平青年选择流向城市，而非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呢？
要解释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动因和特点，有必要从微观主体选择的角度来考察。任何影响城乡实际收入的经济、社会环境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口流动过程。在中国当前环境下，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不仅仅是与流动直接相关的户籍制度等因素，城乡人力资本投资环境的差别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本文以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环境，分析农村劳动力迁移流动的预期成本和收益。
一、文献述评
Schultz（1962）在《人力资本投资》中提出：人力资本是指人力资源的质的方面，即技能、知识和能影响个人从事生产性工作的能力的其他特征。教育支出、健康支出和为获得更好工作机会而进行的内部迁移都属于人力资本投资的范畴。Schultz还用这一理论对“年轻人比年纪大的工人更愿意迁移”这一现象做出了合理的经济解释。但是，由于人力资本衡量的困难，Schultz本人和之后的有关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更多地分析教育。“人力资本投资”被更多地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只有很少的研究将迁移流动行为视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进行分析。最著名的是斯加斯塔（Sjaastad，1962）将迁移置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框架下，认为迁移是一种能提高人力资源的生产力的投资，能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得到收益，同时迁移也需要资源，即需要付出成本。他给出了迁移的货币和非货币、个人和社会的成本和收益的概念。斯加斯塔提出的迁移成本一收益的概念为有关迁移行为的微观分析和实证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赵耀辉（Zhao，1999b）曾用迁移的成本来解释农村高中水平劳动力倾向于选择农村非农工作而不是迁移这一现象，她重点强调了政府管理带来的成本和心理成本，认为高中水平人口不流向城市是政策性阻碍因素带来的高迁移成本造成的。
迁移的成本－收益分析的难点是如何辨别和测量迁移的成本和收益，好处是可以将迁移与其他投资方式（如教育）进行比较。本文在这一理论基础上，讨论完整意义上的机会成本，即迁移者若不迁移，从事其他工作能期望得到的最大的全部净收入流，与考虑完整意义上的机会成本一致，本文考虑的迁移收益包括迁移后的全部期望收入流。为了引入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本文使用迁移的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的概念。
二、数据分析：中国农村青年劳动力的基本特征
本文的数据来自于复旦大学“985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创新基地数据库项目”中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数据，有效样本包含了分布在22个省49个村的971户家庭，3076个劳动年龄人口信息的横截面数据。根据职业类别，将农民主要区分为在家务农、在家从事非农产业和外出打工从事非农产业三类，我们定义在家务农和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者为未迁移者，外出打工从事非农产业者为迁移者。表1对他们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描述。
从表1数据可以看出，外出打工者（迁移者）平均年龄低于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者，更低于在家务农者，其中男性所占比例与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者相近，但远高于在家务农者。外出打工人口中已婚者的比例比未迁移人口中已婚者比例低20多个百分点。从平均受教育水平来看，迁移者与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者相近，但大大高于在当地务农者。从不同教育水平的人口分布来看，80％的外出打工者具有初中或以下学历，而只有6％是高中生。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者中8％是高中生。由以上特征可以看到，外出打工者（迁移者）大多是年轻未婚男性，具备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佳条件，他们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为进城打工提供了基础。外出打工者和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者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如大多为男性、受教育水平较高。但我们同时发现，外出打工者与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者和务农者的年龄分布差别很大，改革开放后出生（16－26岁）的年轻农村劳动力在外出打工者中所占比例为41.53％，而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者中仅为18.42％，在家务农者中比例最低，仅有9.81％。
在我们2004年的数据中，16－26岁的农村青年劳动力是改革开放（1978年）以后出生的新一代。我们进一步观察他们的受教育情况（见表2），发现他们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达到9.11年，远高于总样本中7.66年的教育水平，说明农村青年劳动力的教育状况得到了大大改善。但是，在家务农者的受教育水平低于平均水平，为8.35年，初中及以下水平者占93％，高中生比例很少。青年农民工是自80年代末开始的打工潮中的新一代，占到了外出打工者的41.53％。他们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为9.27年，即平均达到了初中教育水平。与表1全部外出打工者比较，16－26岁外出打工者中文盲和小学水平人口所占比例下降了17个百分点，初中水平人口所占比例提高了13个百分点。同时我们发现，青年外出打工者的平均受教育水平略低于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者，虽然初中生比例比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者（57％）高8个百分点，但高中生比例只有当地从事非农劳动者中高中生比例的一半（10％）。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的年轻人中有32％受过高中或高中以上教育，这一比例远高于表1全部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者，也高于青年外出打工者。说明在当地从事非农业的人口中，高中及以上人口较多，比外出打工者受教育水平更高。
另外，我们区分了初（高）中生和初（高）中毕业生，发现在16－26岁的劳动力中，在家务农者的受教育水平不仅最低，而且有11％的人在初中时辍学务农，高中生占比例很少，且全部是辍学务农。在外出打工者中，11％的人是在初中时辍学，2％的人在高中时辍学外出打工；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的人口中，10％的人是在初中时辍学，6％的人在高中时辍学。以上数据说明辍学后工作的现象比较普遍，于是我们计算了辍学的比例，发现16—26岁的劳动人口中于初中时辍学的比例为16.75％，于高中时辍学的比例竟达到48.39％。
三、城乡间人力资本投资环境的差别
作为二元社会结构的长期结果，目前城乡间人力资本投资环境差别很大，特别是正规教育的环境差别很大，导致城乡人口受教育水平差别大。
首先，教育资源在农村和城市的分配不合理。由于历史、政策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等方面的原因，形成了城乡之间教育资源配置的巨大差距，大量优质的教育资源集中在城市，从而导致城乡教育过程不公平。这表现在其一，基础教育阶段教育投入城乡分配不平衡。据统计（教育部财政司、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04），2002年农村初中、小学在校生分别占全国的47.33％，66.97％，但全国教育经费的投入情况并没有体现这一现实，农村中小学的投入只分别占到总投入的34.82％、61.48％。若以平均教育经费作比较，城乡差距将更加显著，当年全国初中、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分别为998.42元、834.26元，而农村却分别只有815.95元、723.36元，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二，办学条件的差距。在一些城市学校发展素质教育的同时，许多农村学校最基本的教育设施如校舍、教学设备、图书都难以保证。其三，师资力量的差距。城乡的师资力量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距。与城市教师相比，农村教师数量相对不足。2003年，我国城市中小学的生师比为：小学19.31∶1，普通中学16.90∶1，农村分别为20.09∶1，19.92∶1。从师资质量看，城市大大优于农村，农村师资呈现出学历层次低、优秀教师流失严重等特点，这势必影响农村教育质量。
其次，除了正规教育资源的巨大差别之外，城市还拥有更多资源和人力资本投资渠道，为城市学生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提供了便利条件。例如城市拥有众多业余学校、培训机构、文化馆、科技馆和体育馆等文体设施。而在农村，除了正规教育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人力资本投资渠道。
农村教育资源的缺乏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农村学生的升学率大大低于城市。2004年教育部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显示，我国目前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仅为52.6％，尤其是中部地区一些人口大省的初中毕业生，升学率多年徘徊在45％左右。而据邹薇和张芬（2006）分析，初中毕业生升学率偏低主要问题出现在农村，农村初中毕业生升学率持续在8％左右，远低于50％—60％的全国平均水平。我国农村地区的初、高中毕业生辍学率始终较高，1995年后高中辍学率居高不下，1999年后更是急剧上升，达到近40％。存在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城乡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的差距到高中阶段进一步扩大，最终导致城乡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的巨大差距。
四、迁移的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
（一）迁移的预期成本
迁移的货币成本是指迁移过程中的直接花费，包括迁移过程中交通、住房和食品的支出，这一成本一般与迁移距离有关。在中国，农村流动人口迁移的最主要交通工具是火车，这是成本最低的迁移方式。
迁移更重要的成本是机会成本，因为迁移者在做出迁移决策时，必定要在迁移和其他选择之间做出比较，做出能最大化自己收益的选择。本文考虑完整意义上的机会成本，即迁移者若不迁移，从事其他工作能期望得到的最大的全部净收入流。由于迁移人口大多受过初中教育，我们就假设做出迁移决策的是初中生及其家庭。首先来看他们面临的各种选择。农村的初中生面临四种选择：在家务农、在当地从事非农业劳动、继续接受教育和迁移到城市。
由于农业生产条件差，收入低，因此在当地务农收益最低，在当地从事非农业的预期收入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获得当地非农工作的机会，二是当地非农工作的收入。从表2可以看到，在当地从事非农业的人口中，高中及以上人口较多，其比例大大高于迁移人口中的高中生比例，说明与高中毕业生相比，初中生获得当地非农就业的机会相对较少。我们的数据还显示，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者中16－26岁的人口仅为18.42％，而40－54岁人口比例为45.45％，说明与中年人相比，青年获得当地非农工作的机会更少。而且，与城市相比，农村的非农工作机会较少，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收入通常也不如迁移到大城市得到的收入高，所以可以得出结论，初中水平青年人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的预期收入并不高。上高中，即正规教育投资，是农村人口获得非农工作机会的一个重要渠道。一方面，受教育水平对劳动力从当地农村的农业向非农业工作转移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zhao Yaohui，1999b；赵力涛，2006），与初中毕业生相比，高中毕业生参与当地非农工作的概率要高，那么上高中后参加当地非农工作得到的期望收入会相应提高。另一方面，上高中更大的期望收益来自于通过升入大学得到的城市正规就业机会带来的高收入。根据前述机会成本的含义，我们讨论的初中生迁移的机会成本就是通过正规高中教育上大学带来的未来的高预期收入，这一预期收入取决于升入大学并在城市正规部门就业的概率和就业后的收入、上学期间的花费等因素。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就业并取得稳定的高收入对农村居民来说无疑是一个美好的前景，但是在目前的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环境下，这一投资的预期收入并不高。如前所述，由于农村教育资源的缺乏，农村学生进入高中的比例大大低于城市，更重要的是，高中教育最主要的回报是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投入（Appleton,Hoddinott and Knight,1996），能否考上大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高中教育的回报。但是，由于基础教育阶段城乡教育机会的差距，以及教育经费、教学条件、师资力量等因素造成的教育质量的差距逐层累积的结果，农村高中的教学水平和质量远不如城市，再加上现行高校招生制度客观上倾向于城市、大学招生名额的限制等原因，最终导致城乡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巨大差距，农村学生的大学入学率相当低。尽管中国大学在1995－2002年间迅速扩招，但教育成本转移到学生和他们的家庭身上，1996－2001年间学费平均增加了600％（Du and Giles,2006）。大学学费的增加使得农村家庭无力负担，也降低了农村高中教育的预期回报。同时，扩招后大学毕业生人数的增加带来的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无疑降低了获得稳定高收入工作的预期。于是，入学率和就业率的种种不确定性使得正规高中教育投资带来的预期收入大大下降。基于以上分析，对于农村居民来讲，目前正规教育投资具有长期性、高风险、高成本、低回报的特征，相比较，迁移的机会成本并不高。
（二）迁移的预期收益
与考虑完整意义上的机会成本一致，本文考虑的迁移收益包括迁移后的全部预期净收入流。根据托达罗模型（Todaro，1969）及中国实际，迁移者进入城市的预期收入同时依赖于其在城市获得的工资水平和在城市就业的概率。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之间的工资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农民工流动到城市通常能得到更高的收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的农民工在城市的失业率并不太高。原因之一是，近年来城乡流动的政策障碍减少，向城市流动的机会增加，使得农民工在城市获得就业的概率增加；原因之二是，迁移者通过社会网络介绍工作，通常在有了一定的职位时才进行迁移。2001年在中国五个大城市做的关于农村流动人口的调查显示，迁移者的社会网络在降低在城市找工作的成本、减少失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超过一半的迁移人口在他们第一次迁移前就有了确定的工作，超过90％的人在迁移到某城市之前就在这个城市有来自家乡的熟人。原因之三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在国际分工体系中迅速成长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产生了对廉价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同时城市中的非正规部门不断扩大，吸纳了大量进城务工劳动力。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土地对进城农民起着最后的保障作用，农民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时就会返回农村，城乡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将保证不会出现农民工在城市严重失业的问题。在城市的低失业率和相对于农村的更高的非农收入，保证了流动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能获得较高的预期收入。
迁移的预期收益不仅包括通过获得非农就业机会而带来的较高预期收入，而且包括在迁移过程中能力的提高，因为迁移的经历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教育或培训，可以增强农业劳动者适应陌生环境和各种职业的能力，拓展他们的眼界；另外还包括受到城市人力资本积累的外部性作用，提高在城市工作、生活和消费的能力。由于中国城乡间不仅收入水平，而且生活形态和生活质量存在巨大差距，因此，虽然预期收入的提高是迁移收益的主要部分，但后两种收益也不可忽视。有调查显示，“城里收入高”、“外出开开眼界”和“到外学点技术或才干”等因素是排在前位的农民进城动因。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初中水平农村青年接受正规教育的预期回报较低，相应的迁移的机会成本不高，而城市的吸引力和迁移的预期收益较高，因此，他们理性的选择是投资于迁移，流向城市，迁移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教育。
经济发展和市场改革扩展了农村地区的非农业部门，使农民就业的可选择余地增加，而这对受过较高教育的人更加有利，他们会优先从低收入的农业部门转移到高收入的非农业部门。对农村高中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来说，他们在当地获得非农就业的机会多，得到非农就业的预期收入在农村相对较高。相应的，他们迁移的机会成本高。而他们流动到城市只能从事低技能劳动，获得城市低工资，因此他们迁移的预期回报相对较低。所以，高中水平人口更多地从事当地非农工作这一现象可以认为是高中水平人口理性选择的结果。
五、结论
本文认为中国农村青年劳动力向城市迁移流动是他们在当前环境下理性选择的一种人力资本投资方式。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环境（包括正规教育环境和就业环境）与城市相比差别巨大，是造成农村青年以迁移替代教育的重要原因。近二十年来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流动是以低教育水平、低收入水平为特征的循环流动。虽然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新一代青年农民工与其父辈相比受教育水平大大提高，但与其同龄的城市青年相比，他们仍然属于低教育、低技能劳动力，无法在城市得到更好的职业和稳定的生活。虽然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为城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但这是以农民的低生活水平和城乡差距持续扩大为代价的。大量农村青年辍学外出打工或从事当地非农业劳动，不利于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因此，从根本上来说，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须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尽快改善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环境，特别是教育环境，提高农村青年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提高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