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形势下的民族主义与阶级斗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级斗争论文,民族主义论文,形势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论述了民族产生、发展直至消亡的过程及与其相关的问题。但在涉及民族的多达数百万字的论述中，论及民族产生和消亡的内容所占篇幅并不多，大量的内容是讲如何认识和处理民族与阶级的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处的历史与社会环境条件下，“阶级、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统揽全局的地位，有关民族的根本问题都必须置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视界中进行观察和认识；民族的根本问题的解决是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的解决为先决条件的；对民族问题的判定和处理必须服从于、服务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需要”。①20世纪后期，随着经济全球化形势的急速发展与苏联、东欧集团(以下简称“苏东集团”)的解体，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话语权被极大地削弱，而民族主义的张扬成为不争的事实。如何认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在新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的表现？如何认识全球化形势下民族主义浪潮中所蕴含的阶级斗争因素？这是值得重视和探讨的问题。
一、民族主义及其属性
什么是“民族”？韦伯、盖尔纳、安德森、凯杜里、霍布斯鲍姆等人都对如何准确地定义“民族”感到头疼不已，而关于“民族主义”，更是众说纷纭。崔明德、曹鲁超先生在其《近十年来中国民族主义研究述评》一文中说：“关于民族主义概念的界定，目前学术界已有200余种不同的概括。”②虽然“民族主义”与“民族”一样很难用简洁的语言去界定，但它的确是客观存在。然而在种种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中，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始终未能被明确提出并形成某种共识，即：在阶级社会中，“民族主义”是否具有某种阶级属性？
李良玉先生称“民族主义是……广泛而强烈的群众意识和社会情绪”。③如果“民族主义”是一种“群众意识”的话，它与我们经常所说的“民族意识”之间是什么关系？所谓民族意识，就是以民族作为认同范畴的意识。人们的民族属性是与生俱来的、不能选择的，除个别例外，一般来说也是不可更改的。民族认同是基于共同的语言、历史文化传统、习俗以及相对于外族而言的共同利益等生而有之的、自发的认同，由此而产生所谓的民族意识。
杨昌儒先生是这样论述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的关系的：“如果我们把民族意识看成是民族主义的基础，那么，民族主义就是在民族意识基础上生成的系统化基本观点和理论体系。民族主义和民族意识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前者比后者更稳定、更系统、更理性化。”④笔者大体赞成杨先生关于民族主义系由民族意识升华而成的观点。但根据杨昌儒先生的观点，民族意识升华为民族主义后，其属性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须知，民族意识是自发地产生的，它感性、质朴、不具有阶级属性，而民族主义则不然。
有人说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民族主义不论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就已经存在”。⑤对于此种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民族意识虽然存在并在理性化、系统化方面不断发展，但它与我们当代所谓的民族主义有质的区别。民族主义是在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升华而成的，并在升华中完成了从民族意识到民族主义的质的变化。这个质的变化不仅在于其从一种感性、质朴的自发意识升华为稳定、系统、理性的自觉意识，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属性。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属性首先在于其产生于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之中，其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建构政治学说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为资本主义发展服务的。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将本民族或本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在处理族际与国际事务时均以此为依归。这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相悖的，是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属性的重要体现。不过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工人阶级提出的一个奋斗目标，而彻底实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从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形成到当今民族主义张扬的历史进程中，不论是哪个民族或民族国家，都很难一厢情愿地真正做到将全人类的利益置于本民族或本民族国家利益之上(那是在遥远的将来才能达到的境界)，至多是在首先顾及本民族或本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将“兼济天下”做得更好一点；而为本民族或本民族国家的利益不惜损害他民族或他民族国家的利益、破坏公理和道义的事例却不胜枚举。因此，当社会发展尚未达到高级阶段，希望某个民族或民族国家真诚地、无条件地把全人类的根本利益放在本民族或本民族国家的利益之上，是不现实的，是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幻想。
二、关于民族主义与阶级斗争的思考
自从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来，阶级斗争就如影随形地出现，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认识、分析和总结社会历史的基础上，将阶级斗争放在异常重要的地位予以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切入正题的第一句话就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⑥恩格斯称阶级斗争的原理是《共产党宣言》的“核心的基本原理”。⑦根据这一核心的基本原理，十分自然地决定了在阶级社会条件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会达到”。⑧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讲的是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改造世界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就是要改造“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就是基本的改造方式。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中，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居于统揽全局的地位。这一点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和反对者都予以公认。
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著多达300篇、200万字以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论著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明言，此书是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古代社会》而作，撰写此书在某种程度上是执行马克思的遗言。马克思、恩格斯何以如此重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原来，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⑨由摩尔根再次证实的唯物史观表明，人类社会从成文历史的史前不可避免地走到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阶段，“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至今日的全部成文历史的内容”。⑩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民族和阶级形成后，二者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民族问题、民族矛盾是受阶级问题与阶级矛盾主导的，“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11)在阶级尚未被消灭以前，民族是不会消亡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统揽民族问题的思想完全为列宁、斯大林所继承。列宁、斯大林在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面临着极为复杂的民族问题。他们不仅强调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理论来统揽民族问题，而且直截了当地指出：“资产阶级总是把自己的民族要求提到第一位，而且是无条件地提出来的。对无产阶级来说，民族要求应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12)“民族问题和‘工人问题’比较起来，只有从属意义。这在马克思看来是无可置疑的。”(13)“民族权利问题并不是一个独立自在的问题，而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它服从整体，要求从整体的观点来观察。”(14)也就是说，列宁、斯大林认为，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和处理应服从于、服务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
被剥削、压迫的劳动者阶级要起而进行反抗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首先必须具有建立于阶级划分基础上的鲜明的阶级意识。前文已经言及，民族意识是基于共同的语言、历史文化传统、习俗以及相对于外族而言的共同利益等而与生俱来的、自发的意识。民族属性一般是难以改变的，故民族成员的群体认同意识是相当强固的。阶级意识则不然。社会阶级成员的身份是可以改变的，形成鲜明的阶级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觉的行为，绝大多数被剥削阶级的成员是不会自然而然地建立起鲜明的阶级意识的，这就需要做艰苦的启发、教育和引导工作。当民族意识在近代民族国家产生过程中升华为民族主义后，以民族认同意识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最能调动普通人的情绪、最能在普通民众中引起冲动的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意识往往让位于民族主义。
在恩格斯1847年发表的《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观点：“这种革命(指共产主义革命——引者)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呢？不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的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国家的事变的影响。……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15)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他重要著述中多次阐释上述观点：“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业”；(16)“各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在世界市场上互相冲突和竞争，但总是联合起来反对各国的无产阶级”；(17)“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18)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在早已结成“神圣同盟”的国际资产阶级的强大压力下，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在一国单独取得胜利，只有一切文明国家至少是英、美、法、德这些主要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行动，无产阶级革命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因此，无产阶级必须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利益置于最高地位。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冲破民族认同的樊篱，坚定地树立起阶级认同的意识。而资产阶级总是以打着“爱国主义”招牌的民族主义对抗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族主义的本质及在现实中所扮演的角色持否定、批判的态度(虽然对其反封建的历史作用给予过肯定)，他们在不少场合提到过“极端民族主义”的概念，或干脆称其为“社会沙文主义”。(19)
既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族主义的本质及在现实中扮演的角色持否定、批判的态度，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列宁的以下论述呢？列宁说：“抽象地提出一般民族主义问题是极不恰当的，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把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20)笔者认为，列宁的这段论述意在强调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与“果”的关系，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具有冲击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世界秩序的积极作用。比如，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崛起完全是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殖民主义的结果，它曾一度成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武器。列宁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期待。他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21)斯大林更是提出在十月革命后“民族问题已经被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部分”。(22)列宁和斯大林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斗争视为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社会秩序、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斯大林说：“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掌握领导权的时代已经到来”；(23)“只有共产党才能为无产阶级领导准备条件并实现这一领导权”。(24)
正如列宁、斯大林所预见的那样，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很快就到来了，并表现为20世纪前期和中期的两次民族主义浪潮，世界格局随之一变。但是，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民族解放运动要由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掌握领导权的预见，在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未能实现。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民族独立、民族解放运动中和运动后，其领导权一直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斗争的思想武器是民族主义而非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共产党普遍遭到排斥或镇压。最为典型的是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凯末尔，他一方面与共产党领导的苏俄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并得到了大量的武器和金钱援助；一方面又无情地镇压土耳其共产党，逮捕和杀害一大批著名的土耳其共产党人。
通过对20世纪前两次民族主义浪潮及其结果的观察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民族主义(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主义)的属性是资产阶级的，就其本质而言是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悖的。
第二，民族主义是一种容易左右人们政治倾向、调动人们情感的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它同样具有“掌握群众”的强大能力。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民族主义仍将顽强地表现自己并坚持自己的价值取向，而不会以他人的愿望和意志为转移。
三、全球化形势下的民族主义与阶级斗争
在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激烈的阶级斗争是一种客观存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20世纪40—50年代形成了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在两大阵营对立、对抗的“冷战”期间，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话语权的强势地位得以保持，民族主义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20世纪后期，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受到严峻的挑战和重大的挫折。由于列宁过早地逝世，依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苏联并没有找到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道路。斯大林所犯的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是在阶级斗争的旗号下，压制社会主义民主，残酷打击持不同政见者，镇压和清洗了大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优秀干部及无辜群众，使苏东集团的政治生活长期处于一种高压状态之下。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了被毛泽东称为“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娄子”(25)的秘密报告，致使社会主义苏联的形象、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了巨大的损害和冲击。此后，因中、苏对立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而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另一面旗帜的中国在长期“左”的错误路线的指引下，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发展到绝对化的程度，最终导致了荒谬的“文化大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是科学的学说，无论资产阶级怎样从外部对它进行攻击，都难以撼动它；而苏、中两个依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指导而取得革命胜利的大国，以及两个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执政大党所犯的曲解阶级斗争理论、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甚至把阶级斗争推向极端的错误，却严重地扭曲了两国、两党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破坏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声誉，这是导致苏东集团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的重要因素之一。
马克思、恩格斯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状况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演变情况做了如下分析：“……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分裂为两大互相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26)“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随着挤掉手工劳动的新机器的不断发明，大工业就把工资愈压愈低……因而无产阶级的处境就越来越不堪忍受了。”(27)简言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阶级日益简单化，最后只剩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且无产阶级日益绝对贫困化。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经过1917年十月革命、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都十分重视研究和调整政策，以求调节阶级关系、缓和阶级矛盾、维持社会稳定、刺激经济发展。随着二战后欧、美各国生产力和民主政治的发展，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社会阶级不仅没有简单化，反而出现了社会分层复杂化的现象，涌现出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包括工人在内的普通劳动者绝对贫困化的状况也没有出现，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甚至使西欧社会中的“欧洲人从摇篮到坟墓都处于国家庇护之下”，阶级矛盾的氛围被日益淡化。
在20世纪两大阵营对立、对抗的时期，苏东集团和我国在与西方的对峙中仍然坚持阶级斗争学说。我国不仅在国际斗争中大讲反帝、反修，而且在国内将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因此，在当时的世界上，阶级斗争学说具有强势话语权。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并坚定不移地实施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久以后，苏东集团瓦解。在世界格局发生剧变的过程中，阶级斗争学说的话语权被极大地削弱了。
但阶级斗争学说的话语权被削弱并不等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复存在，在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里阶级矛盾不仅存在，而且日益激化，这是不争的事实。菲律宾马科斯和印尼苏哈托的倒台，以及不久以前尼泊尔政局的剧变，都与其国内阶级矛盾被激化有密切关系。一些由资产阶级掌权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在经济上有所发展，但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其国内的社会阶级状况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具有阶级属性的斗争与冲突，甚至不时发生武装反抗现政权的斗争。即便是在欧、美发达国家里，虽然存在“阶级意识和阶级语言开始消退”(28)的现象，但有识之士指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不平等性急速发展的时代。”(29)根据美国国会预算草案办公室公布的数据，去除通货膨胀的因素，1979年至2001年，“美国社会最上层1％的家庭税后收入增加了139％，中产阶级家庭增加了17％，而最穷的家庭仅仅增长了9％”。(30)波士顿联邦储蓄银行的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美国家庭收入等级的变化低于70年代，而90年代比80年代更低”。(31)也就是说，社会分层具有凝固化的趋势，以至于在美国社会中，“今天孩子们从父母那里继承的习惯、技能、基因、人际网和金钱似乎比以往更加重要了”。(32)这些对阶级矛盾的发展具有明显促进作用的因素，为什么并没有促使美国社会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语言”增强呢？关键的原因在于其发达的生产力和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使得“现在有一半的美国人过着50年前只有5％的美国人才能过上的生活”，(33)从而避免了某个社会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即便是最下层的民众也“都过上了比他们以前和他们的父母更好的生活”，因此，阶级矛盾被掩盖，人们“更愿意相信机会平等，将成功和失败都归因为自我”。(34)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大抵如此。由此观之，阶级斗争学说的话语权虽然被极大地削弱，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并未因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消失，它依然存在。虽然目前尚无法准确地预测21世纪全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发展趋势，但是可以肯定，只要私有制还存在，阶级矛盾就一定会存在。而阶级矛盾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人们总会提出解决阶级矛盾的诉求，故阶级斗争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只不过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会有所不同，而且不大可能完全重复我们所熟悉的原有模式。只有到了私有制被完全消灭的历史阶段，阶级矛盾才会被消除，阶级斗争才会停止。
在20世纪两大阵营的对峙中，西方阵营鼓吹的是“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东方阵营张扬的是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西方阵营在“自由、民主”的旗号下，竭力掩盖其民族主义的真实目的；东方阵营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口号下，隐伏着受到行政力量压制的“大民族主义”或“地方民族主义”。两大阵营之外的一些国家虽然是用民族主义作为立国的精神支柱，但在两大阵营强势力量的对立和对抗之下，这些国家不是倾向这一方，就是倾向那一方，很难保持真正的独立和中立，其民族主义的话语权当然无法取得像东、西方两大阵营那样的强势地位。苏东集团未能找到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终因积弊太深而解体。其原有的意识形态已告崩溃，行政控制力大大减弱，长期处于隐伏状态的民族主义成为取而代之的精神力量，迅速占领意识形态领域，于是苏东集团解体以民族分离为主要形式。此时，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并采取“韬光养晦”的低姿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集团力图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全世界，特别是美国公然以国际秩序的主导者自居，到处于预别国内政，飞扬跋扈。美国的干预首先考虑的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在国际事务中经常奉行双重标准，在世界不少地方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就不能不引起其他国家的普遍反感。许多不甘受制于此种国际秩序的发展中国家在没有更有效的思想武器可寻的情况下，无不通过张扬民族主义来与之抗衡，因而使整个世界矛盾重重，冲突此伏彼起。
安东尼·D·史密斯在其《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提出，当今世界一种令人深思的现象是：“在世界日益一体化和相互联系愈加密切的时刻，在族群和民族之间的壁垒正在消失且日渐成为不合时宜的东西的时候，为什么族裔冲突和民族主义会再次出现？”(35)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世界似乎正朝着一个可以超越国界的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商品、资本、人才、技术和信息自由流动的时代迈进。在世界上位居前100位的经济体中，有51个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控制着全世界70％的对外直接投资、2/3的世界贸易、70％以上的专利和其他技术转让。(36)然而另一个活生生的现实是：“在发达国家，其海外投资仅相当于其国民生产总值的7％，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额仅相当于其国民生产总值的3％，80％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向北方发达国家。”(37)因此，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并非完整意义上的全球化，资本、技术的流动集中于发达国家，而资源却相对固定地由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并不能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平等地分享经济利益，最根本的原因是：国际经济活动受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强势主导，“游戏规则”由发达国家制定并根据其需要而进行调整。因此，这种“全球化”的结果是“南北”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拉越大。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秩序极大地损害了且不断地损害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发展中国家在抗衡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维护自身利益的斗争中，目前能够使用的有效武器似乎只能是民族主义。
发达国家通过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所获取的利益，在其国家内部的分配虽然并不平等，但其全体民众均不同程度地分享了这些利益，故发达国家的民众基本上是维护而不是反对当今世界的不合理经济秩序。不仅如此，全球化形势下的经济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的民众对自身利益的保护更加敏感，其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日渐增涨。因此，当今世界的“南北”矛盾具有明显的民族矛盾的属性。但是，通过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而获取高额利润的是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的大资本家，受剥削最深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广大民众。因此，“南北”矛盾同样具有阶级矛盾的属性；发展中国家的广大民众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反对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其中包含着很大比重的阶级斗争的成分。这也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在阶级社会中(不论社会阶级发生怎样的变化)，民族矛盾是无法与阶级矛盾脱钩的。
注释：
①陈玉屏：《关于阶级、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思考》，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②崔明德、曹鲁超：《近十年来中国民族主义研究述评》，载《烟台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③李良玉：《“五四”时期的文化民族主义》，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④杨昌儒：《试论民族主义与国家建设》，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⑤主持人危兆盖(《光明日报》记者)，特邀嘉宾李文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耿云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宋志民(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郑大华(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的对话》，载《光明日报》，2006年3月28日，第11版。
⑥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0页。
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7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
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页。
⑩同上，第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
(12)列宁：《论民族自决权》，载《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21页。
(13)同上，第548页。
(14)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载《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24页。
(15)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1页。
(16)恩格斯：《致保·拉法格》，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16页。
(17)马克思、恩格斯：《论波兰》，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7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
(19)在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内外政策》、《德国农民战争序言》等著述中，均称其为“社会沙文主义”。
(20)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续)，载《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631页。
(21)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载《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851页。
(22)斯大林：《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载《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60页。
(23)斯大林：《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载《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207页。
(24)斯大林：《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载《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25页。
(25)张树德：《人物回忆——中苏围绕评价斯大林问题展开大论争》，载《解放日报》，2005年9月6日。
(26)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
(27)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6页。
(28)〔美〕珍尼·斯科特、大卫·雷昂哈特：《挥之不去的阶级界限》，载《社会科学报》，2005年9月22日。
(29)同上。
(30)〔美〕珍尼·斯科特、大卫·雷昂哈特：《挥之不去的阶级界限》，载《社会科学报》，2005年9月22日。
(31)同上。
(32)同上。
(33)同上。
(34)同上。
(35)〔英〕安东尼·D·史密斯著，龚维斌、良警宇译：《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导言。
(36)参见宿景祥：《对全球化的再认识》，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3期。
(37)〔美〕约翰·A·霍尔著，高静宇、李克建译：《全球化与民族主义》，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4期。
标签：阶级矛盾论文; 恩格斯论文; 中国民族主义论文;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全球化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社会属性论文; 共产党宣言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阶级斗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问题意识论文; 斯大林论文; 民族问题论文; 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文; 帝国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