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挤占了其它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占了论文,中国论文,直接投资论文,外国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近发布的2003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2002年中国实际利用FDI达到了527亿美元，位居全球之首。尽管发达国家对此并不十分在意，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却对此深表担忧。
一、有这样一种共识
对于像印度、马来西亚、韩国，甚至墨西哥、巴西、捷克、波兰和匈牙利这样的国家来说，中国是它们在吸引更多外资中一个难以战胜的竞争对手。虽然这些国家极少有政府官员公开抱怨中国的竞争，但是那些热谙外资研究或政策制定的圈内人士都知道，坊间有一种共识，即中国一直在挤占其邻国甚至拉丁美洲和中东欧国家的外资。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不证自明的：在世界FDI中中国所占的份额从1980年的0.1％迅速上升到1990年的1.7％，2002年更是上升到了8.2％。的确，中国在全球外资流动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但是它所获得的成就是不是以其它国家为代价的呢？
二、事实胜于雄辩
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第一个事实也许是，考察中国和那些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的国家在外资来源地和行业结构方面的情况。令上述共识大跌眼镜的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是以其它发展中国家为代价来获得其地位的。
中国吸引外资的地理优势来自如下事实，在成功地利用华人资本的同时日益实现了外资来源国的多元化。中国充分地利用了海外华人的资源，但是近年来，对海外华人的依赖已经有所下降。90年代初，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的资本约占中国外资流入的三分之二。最近几年中，它们所占份额已经下降到了40％～45％。就源自香港的外资而言，多年来的一个现象是迂回投资（roundtripping），也就是说，某些内地企业将资本转移到香港，然后再转投回来，以获得外资企业享有的优惠待遇。据估计，迂回投资的资本达到了引进外资总额的25％～40％（Lau，2003；Weiss，2003；Xiao，2003），下文将对此作进一步分析。香港回归祖国后，内地在其资本输出中的份额已在这两年升至75％左右，但这基本是一国经济一体化的自然结果，其中也包括了内地个人或公司在香港设立公司然后再投资于内地的因素。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最重要的外资来源之一是海外华人，甚至是在中国内地的中国人本身。内地在港澳台外资输出中的份额在多年间也相当稳定。也就是说，就这部分“外资”而言，我们不能认为中国阻碍了其它国家的外资流入。那么，来自日本、美国、欧盟或其它非海外华人经济体的外资比例又如何呢？事实依然是中国从这些国家获得的外资份额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持续显著上升。
让我们先看一看日本，因为日本是亚洲许多国家最重要的资本来源国。据日本大藏省数据，1990-1992年，中国在日本海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是2％；1993-1995年，这一比重上升到7％，自此以后开始稳步下降；在1999-2001年，日本流向中国的资本在其资本流出总额中仅占3％；在2002年升至4.5％。从日本对亚洲的直接投资来看，中国在其中所占的位置大体也是如此。1993-1995年，中国在日本对亚洲的直接投资中约占三分之一，达到最高。但是，到了1999-2001年，中国的份额下降到了17％。在过去三年里，中国在日本对外投资中所占份额虽然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在2002年升幅显著，但是不能因此认为在过去的十三年中，中国一直挤占了日本对其它亚洲经济的投资。实际上，在90年代后期，在不同年份吸引日资最多的亚洲国家分别是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新加坡。
就日本在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而言，情形稍许复杂，自90年代后期，流向巴拿马、智利和开曼群岛的日本直接投资一直呈上升趋势，但是流向墨西哥的却急剧下降。日本在阿根廷的直接投资仍然微不足道。如果说在吸引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拉美地区存在竞争的话，主要的竞争对手可能是本地区内的经济体，而不是中国。了解拉美外资结构的人都清楚，拉美国家主要在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和电信业吸收外资。而中国在这些行业的开放还刚刚起步，在过去的十多年挤占拉美外资也就无从谈起。
尽管中东欧国家并不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但是该地区自90年代后期以来已经从日本的跨国公司中吸引了更多的直接投资。日本的主要汽车公司和电器公司在匈牙利、捷克或波兰都已开展业务。匈牙利和捷克在吸引更多的日本投资方面特别成功。俄罗斯在引进日本投资方面仍然有巨大的障碍，因此日本的投资非常小。那么，中国是不是这些国家的竞争对手呢？答案是否定的。日本在中东欧国家进行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利用这些国家的成本优势以服务于欧盟市场，一些国家将加入欧盟更是提供了制度与关税方面的吸引力（UNCTAD，2003）。这方面中国在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也就无所谓与中东欧国家争夺日本的投资。
接下来我们考察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国在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并不扮演特别重要的角色。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自1995年以来，在美国的全球直接投资中，中国所占的份额稳定在1％左右。像日本一样，大多数的美国投资都直接流向工业化国家。在过去的20年中，这样趋势并没有改变。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在吸引美国的直接投资方面排在第6或第7位。在过去的十年中，墨西哥、巴西、百慕大、新加坡、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韩国（根据联合国分类，新加坡、中国香港和韩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平均吸引的美国直接投资都高于中国。1999年以后，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实际上在稳步下降。2002年投入中国的资本还不到10亿美元，在中国实际利用的527亿美元的外资中，只占很小的份额，基于这些事实，很难认为中国是牺牲其亚洲邻国或拉丁美洲国家来获得自己的利益的。90年代中期以来，中东欧国家吸引的美国投资有所增加（特别是通过美国公司在欧盟的分公司），因此，说中国对这些国家吸引外资构成了威胁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但是，由于欧盟是中东欧国家的主要外资来源，因此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欧盟对中国资本流动的情况。
由于没有欧盟对外直接投资的统一数据，我们需要研究中国和欧盟主要的直接投资输出国的数据。90年代期间，在中国吸引的FDI中，欧盟的比重有所上升。1999年，在中国的外资流入中，有11％来自欧盟成员国。而在1990年，这一比例仅为4％。在过去10年中，法国、德国、荷兰和英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上升了。但是，90年代后期，欧盟在中东欧国家的投资经历了更为显著的扩张。到2000年，中东欧国家来自欧盟的直接投资上升到了70％左右，其中保加利亚68％、捷克80％、爱沙尼亚80％、匈牙利73％、立陶宛70％、波兰95％、马其顿84％（UNCTAD，2003）。在俄罗斯的外资中，欧盟约占47％，因为俄罗斯从其它地区吸收了较多的外资，尤其是美国和伊朗。在最近几年中，由于欧盟的东扩，中东欧国家吸收的欧盟对外直接投资上升了。2000年，欧盟在中国外资流入中的比重达到高峰后，2001年下降到了9％，2002年进一步下降到7％。这是因为，法国、德国、荷兰和英国在中国的投资萎缩了。虽然这两年中国在德国的对外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上升了，但在英美两国的对外资本输出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小，在荷兰的外资输出中也表现平平。这些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中国在其对外投资中所占比重在90年代中期达到峰值后呈下降趋势。这一过程也反映，在启动东扩的过程中，欧盟日益加大了对中东欧的投资。例如，尽管在过去2年中欧盟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下降，但是在非工业化国家中，中东欧国家仍然是欧盟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因此，中国并没有从中东欧国家抢走大份额的欧盟投资。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盟国家在欧盟对外投资中所占比重一直下降，但这主要是由于欧盟的跨国公司移师北美、中东欧甚至拉美—加勒比海地区。
除了上述基本原因外，前文提及的中外在外资统计方面的差异也揭示中方的数据可能高估了中国实际吸引的外资数量。下述数据可以表明统计差异的规模：关于2002年中国引进的外资的规模，中方的资本输入数据与美国、日本以及韩国的资本输出的数据的差异分别为45亿美元，25亿美元和18亿美元，合计近100亿美元。中方的数据普遍高于资本来源国的数据。目前对高估的规模做出判断为时尚早，但这一现象本身也可减轻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担忧。
如果中国实际上并没有挤占其它国家的外资流入，为什么中国在全球FDI中所占份额会逐渐上升呢？有两个因素可以说明中国的成功：第一，中国一直保持与海外华人的联系，因此大约有一半的外资流入是相当稳定的。与1995—1997年的高峰时期相比，近年来中国内地从最大的外资来源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吸收的外资虽然有所下降，但是在2001-2002年的全球对外投资萧条期间，从香港、台湾和澳门地区流入的外资仍然超过200亿美元。第二，中国的外资来源已经逐步多元化。这在世界外资流动衰退的时期尤其重要。来自某些来源地的外资有可能减少，但是如果一国能够从大多数的外资来源地吸收足够多的投资，那么外资总流入就会相当可观。事实表明，与那些严重依赖于少数几个来源地的国家相比，中国外资来源的多样化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例如，当美国在过去3年减少了对拉丁美洲地区的投资时，该地区的许多国家都损失惨重。当欧盟的对外投资急剧下降时，某些东盟国家也经历这样的现象。在全球经济资本流动低迷时期，一些经济体例如欧盟流向中国的投资降低，但是中国从其它经济体例如美国和日本获得了更多的外资，与此同时，来自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外资继续增加，从而抵消了来自欧盟的外资的下降。
综上所述，外资来源的区域考察表明，中国已经确立起吸引外资的优势，但基本上没有阻碍其它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但是，人们也许会指出，总量数据有可能掩盖中国在某些特定产业中与其它国家的竞争，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考虑到中国在劳动成本方面确实拥有比较优势，这一论点似乎有其合理性。因此，有必要考察对外直接投资中单个产业部门的国别构成。不幸的是，结合产业和国别构成的数据有限。初步分析表明；中国在个别产业（例如电子与电器业）与某些国家（例如东盟的一些成员国）构成竞争关系，但并不改变总量分析的基本结论。限于篇幅，作者将另文分析具体产业的外资国别构成与竞争状况。
三、问题仍然存在
在中国逐渐演变成世界最大的FDI目的地之一的过程中，并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它损害了其它国家，但是跨国公司正在加大对中国的投资，从而使中国处于竞争FDI的前沿。既然通常认为中国缺乏法治、完善的资本市场和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Huang和Khanna，2003），为什么跨国公司还是如此热中于抢滩中国？除了快速增长的GDP和日益致富的人口外，中国政府是否细致地设计了针对FDI的政策以向外资提供更多的优惠待遇，以及其它激励措施？或者中国之所以成为淘金热的新目的地，是因为还育其它特殊的原因？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在中国成功地成为外商的投资热土中，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快速的经济增长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多项研究表明，市场规模和GDP增长率是外资流动的主要决定性因素。国家间FDI的水平差异多半可归因子GDP水平的差异。全球资本流动的趋势跟随世界GDP的增长率趋势，但是要滞后一年到一年半（参见《全球投资报告》，2003）。GDP增长率高而稳定的国家往往能够吸引更多的FDI。因此，各国首先应该在促进国内增长上下工夫。
有关中国是否已经真正获得了年均8％左右的GDP增长率也许还有争议，但是潜在的统计不完善并不能掩盖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中国一直在快速增长，这一点可以从各个层面得到验证。一个国内生产总值约1万亿美元、GDP增长率平均达到7％～8％的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吸引了500亿美元～600亿美元的FDI，对此不应该大惊小怪。2002年，香港的GDP规模大约是内地的十分之一，但是却吸引了140亿美元的FDI，这还是它自199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实际上，1991-2001年间，如果按照GDP规模，中国引进的FDI在145个国家中只位列59位。中国进一步扩大FDI流入还有很大的空间。假定中国吸引了1000亿美元的FDI，则FDI/GDP的比例也只相当于加拿大2000年的水平（1990-2001年，加拿大排名第30位）。
其次，中国积极向外国投资者开放了快速增长的国内市场。这并没有使中国迥然不同于其它发展中大国，但是它为中国发挥其潜能，吸引大量FDI铺平了道路。90年代中期，中国基本上完成了经常账户的开放，外国公司进出口产品和服务已经没有大的障碍。中国允许外国投资者进入绝大多数制造业和某些第一产业（例如林业和渔业）。大约有七成的FDI投入了制造业，在服务业方面，中国自90年代中期以来逐步放开了批发、房地产和商业服务。随着2001年加入WTO，中国开始分阶段取消金融、电信、农业和零售业的进入壁垒。由于中国的服务业还相当落后，因此中国的举措使外国投资者基于战略考虑将资本大举投入那些即将开放的市场。2002年是中国加入WTO后的第一年，8059家外国公司开始在中国经营服务业，比2001年增长了26％，约占当年全部新设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四分之一。随着服务业进入壁垒的撤消，预计未来几年中国服务业会吸引更多的FDI，而且步伐也会加快。
除了发展国内经济的努力和加入WTO外，中国还签署了不少双边或区域协议以促进FDI。到2002年，中国已经签署了104个双边投资条约（BITs），世界名列前茅。中国还签署了72个双向税收条约（DTTs），名列发展中国家之首，全球排名第12位。尽管有关双边投资条约对FDI流入影响的证据并不一目了然（2002年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其没有显著效果；Levin等对中东欧的研究则显示了其积极作用），但是在其它条件给定的情况下，如果签约国认真履行协议，双边投资条约通常有助于确保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另一方面，双向税收条约被证明对FDI的流入非常重要，这对发达国家和发展国家都是一样的。从区域层面来看，中国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APEC）有关贸易和投资的动议。它和东盟（ASEAN）携手共进，在扩大亚洲自由贸易区（AFTAN）、东盟投资区和东盟有关服务业的框架协议和基础设施一体化方面加强合作。东盟和中国之间的安排包括了有关促进投资自由化、透明度和便利化的条款。随着区域合作的进一步加深和跨国公司在亚洲建立起生产网络，无论是纵向一体化还是横向一体化都会深化（《亚洲汽车》，2003；《雅加达邮报》，2003年；UNCTAD，2003），从而在中国和其它东南亚国家之间形成互补关系。在未来十年，中国与亚洲地区其它国家之间的双边FDI流动总额有可能翻番，增长三倍也不是什么让人特别吃惊的事。
推进国内经济增长，开放市场准入以及加强国际合作都是通行的政策走向，中国显然比许多发展中国家做得更好。但除此之外，中国是否向外国投资者提供了过多的优惠待遇，因此阻碍了FDI流向其它国家？中国确实向外国提供了许多有吸引力的激励措施，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了国内公司和外国公司之间巨大的待遇差异，在税收和关税减让、土地使用和外贸自由度方面更是如此（参见Tseng和Zebregs，2002）。但是，向外国投资者提供优惠待遇是许多国家的共同政策，在这方面中国与其它国家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同之处，实际上中国至今仍然保留了许多行业的进入限制，并规定了重要的经营要求（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关于优惠待遇的影响，有一些研究表明，FDI在中国各地区的分布说明税收激励有一定作用（Tung和Cho，2001）。但是，有关全球和中国外资流动的大多数研究表明，优惠待遇在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区域选择中的作用相当有限（UNCTAD，1998，2003）。在世界经济沦坛的年度调查中，对有海外投资的76个国家的1200家公司就影响其对外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进行排序。该调查的第一个有趣的结果是，跨国公司倾向于在开放的竞争性市场投资。如果一个国家有更多潜在的跨国公司或有更多的国内竞争者，跨国公司通常不认为这是对其投资不利的因素。相反，他们乐于在这样的环境中投资，因为自由进入和竞争象征着更规范的市场准入和合理的市场基础设施。
该调查结果列出了6个主要的海外投资决定因素：撤回投资和汇出利润的能力、政府政策的可预测性和可靠性、本地市场的准入、执行合同的能力以及本地市场的规模。因此，公司特别关注良好的法律和政策环境以及可准入的市场规模。另一些重要的因素包括，良好的工作习惯和生产率，目标市场的临近程度，高质量的道路、港口和电信设施以及关键进口品的可得性。这些因素主要与物质基础设施和生产投入有关。与其它因素相比，人力资源被列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在吸引外资的诸多因素中，传统因素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税收优惠和其它激励，低廉的劳动成本，补贴、低息贷款和政府资助的培训或者出口区这样的投资激励以及进口激励被排在了最后。这些领域往往是政府促进FDI政策的中心，而且曾经被认为是吸引外资的关键因素。值得关注的是，跨国公司已经逐渐将注意力转向了市场准入和市场支持型的法律/政策环境，而不是由当地政府提供的外部激励。这些调查结果提醒我们应该重新评估吸引FDI的相关政策。因此，我们也难以将中国吸引外资的成功归结为其推行了什么特别的优惠政策。
总之，中国成功地从更多的国家吸引了FDI，主要是因为它愈加开放和快速增长的国内经济。国内和国际层面的投资促进政策进一步增强了中国的区位优势，尤其是在追求效率型（Efficiency-seeking）的FDI方面。但是，中国推行的优惠政策与激励措施与其它国家并没有巨大的差别，认为中国采取了以邻为壑的政策的观点是不成立的。
四、下一个亮点问题是什么？
在吸引外资方面，中国与其邻国及其它发展中国家至今基本上不构成竞争关系。这是否意味着将来就不会有竞争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中国和其它国家在全球FDI资源中所占份额又会怎样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竞争又会如何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评估FDI在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可能演变路径。
直到现在，有两类因素推动中国不遗余力地吸引外资。一类因素是标准的，也就是所谓的引进先进技术、学习管理技能和扩大出口市场；另一类因素是中国特有的，国有企业在传统体制下很难按市场原则运作，因此成立合资企业就成了兼获优惠待遇和经济自由的途径。这两类因素将向不同的方向演进，并对FDI流向中国的特征产生不同的影响。
第一类因素仍将基本上保持不变，但是实现的方式会有变化。近年来，中国逐渐加快了原先对外资封闭的产业的开放。同时，中国竭力引导FDI流向那些中国希望的产业，包括高科技产业、出口导向型产业和有利于环境的产业。但是，入世承诺意味着，一方面中国将进一步开放市场，另一方面又意味着中国必须遵守国民待遇原则。各种经营要求，例如本地化比例、技术转让和出口比例（export performance）都需要取消。换句话说，投资体制将进一步自由化，这不仅是市场准入意义上的自由化，而且也包括整个投资政策的自由化。
撤消进入壁垒将吸引更多的FDI，尤其是服务业方面的FDI，而这类投资的主要目标是开拓市场。这不会给其它经济钵造成压力，因为开拓市场型（Market-seeking）FDI并不是一种零和博弈：如果有更多更开放的可赢利市场，流向这些市场的全球资本可以同时增加。引入国民待遇和取消经营要求将降低在中国投资的成本，从而促进追求效率型外资的进入。这有可能部分地导致跨国公司从那些有更严格的经营要求的国家转投向中国。GATS和TRIMs（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多边体系旨在为所有成员国创建一个类似的市场环境，但是也给各国政府制定基于自身国情的政策留下了空间。其实际的结果将取决于中国如何在履行其入关承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这些政策。而这又与第二类因素和中国的国内改革日程表紧密相关。
第二类因素将发生变化并大大改变外国公司在中国面临的市场环境。在那些外资可以进入的行业中，中国许多国有企业都已经与境外投资者设立了合资企业。在可预见的将来，随着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继续下降，中国将扩大国内私营企业的市场准入。跨国公司将倾向于建立自己的独资公司而不是寻求中国国内的合作伙伴。而就跨国公司在中国国内的合作伙伴来看，私营企业的比例将增加。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将面临来自中国国内私营企业的更多竞争。所有这些最终都将成为中国市场吸引外资的优势而不是劣势。
当国内私营企业大多受到歧视的时候，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扮演了企业家的角色并发挥了重要作用。过去20年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为中国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计量经济学研究表明，FDI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约为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Zhao，2001；Tseng和Zebregs，2002）。更具体来说，FDI在2002年只占总资本形成的十分之一，但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创造了三分之一的工业产出和四分之一的附加值，其出口超过了总出口的一半。在中国务银行持有的公司外汇余额中，有四分之三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还创造了将近五分之一的税收收入，2350万个的就业机会，雇佣了大约十分之一的城市工人（参见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2003）。这些数据充分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是高效率的，以低投入创造了高产出。
尽管有诸多的积极效应，上述事实也显示FDI带来了一些扭曲。绝大多数国内资本效率低下。在许多制造业中，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无法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竞争。随着服务业进入壁垒的进一步撤消，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将在中国经济越来越多的行业中处于支配的地位。虽然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和本国企业一样创造收入、税收和工作岗位，但是一国长期的竞争力取决于本国企业的创新精神及其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必须逐渐减少给予外资企业的优惠待遇。一个有远见的“外资退出战略”，即逐步清除外资的扭曲效应，减少中国经济增长对外资的依赖，是必要的。与此相配套的是积极的“内资推进战略”，即有效地扩大国内非国有企业的市场准入并改善其经营环境以鼓励国内企业家的迅速成长。如果多年来中国一直希图通过外资引进技术、改善管理和开拓市场，那么一个直观的衡量该目标最终成功的标志就是：越来越多的外企员工建立起可与外资公司抗衡的企业并进一步走向国际市场。在外资利用方面，中国应该争取成为日本而不是博茨瓦纳。前者引进外资并加以创新，但并没有为外资所困。后者同样成功地利用外资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外资最终支配了该国经济，带来严重的社会与政治后果。对于许多以开拓市场为目的的外国投资者来说，优惠待遇并不是投资的决定性因素。为了培养本国的通用公司、IBM、麦当劳或者高盛公司，就需要创造一个对所有公司，既包括本国公司也包括外国公司，都开放和公平的竞争环境。随着中国努力建设一个尊重政策透明度、保护知识产权、坚持公平竞争的基于规则的市场经济，中国将提升自己在吸引FDI方面的竞争优势。FDI的结构会因中国新的市场环境和政策工具的出现而变化，迂回投资也将减少并最终消失，FDI的统计数据有可能下降。虽然下降的规模在短期内难以估算，但是这种下降本身也可以缓解其它国家的担心。
除了上述因素外，亚洲生产一体化的加深（参见Yeats；1999；Lall，2003）将从根本上改变该地区的外国投资结构。如果一国与另一国竞相吸引同类FDI，那么相互挤占FDI就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如果中国和印度都力争从中国香港吸引服装产业的直接投资，那么它们将构成相互竞争的关系。竞争本身并不一定是坏事，它能促使各国改善投资环境。但是过度竞争，尤其是在提供优惠待遇方面的过度竞争有可能给双方带来消极影响，因为它会扭曲国内经济。亚洲地区吸引的FDI中，约有三分之二投入了制造业，因此亚洲国家相互竞争的危险正在加大。为了抑制恶性竞争并充分利用区域一体化的益处，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应继续鼓励相互之间的劳动与产业分工和合作。
“东盟投资框架”敦促日本公司建立区域生产网络，单个成员国在不同的生产阶段发挥不同的作用（UNCTAD，2003）。这可以提高规模经济，创造区域竞争优势。亚洲各国应该积极推动类似的倡议。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亚洲各国可以集中培育特定优势，并鼓励双边投资。例如，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上海可以争取与东京一起成为亚洲地区的金融中心。服装、纺织和玩具的生产基地可以分布在中国和印度，软件开发也是如此。电子元件可以在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生产。电子装配和电信设备主要设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不同汽车型号可以在泰国、韩国和中国生产。在加强零部件与最终产品的区域布局的同时，该地区内的国家可以进一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和研究开发方面的合作。尽管存在各种困难，业已发生的生产与投资方面的合作将有助于贸易和汇率的稳定，从而促进该地区的整合。如果东盟与中国，印度和韩国形成单一市场，那么其将包含最多的人口和全球第三的GDP。
五、结论
从总体上看，中国在吸引FDI流入方面获得了世界前列的位置，但是并没有挤占其它发展中国家的FDI。排除中国在FDI统计数据可能偏高的误差后，可以说中国在吸引FDI方面取得的成就，主要在于中国成功地利用了海外华人的投资，以及FDI来源的日益多样化。开放和快速增长的国内市场是这些成功的基础。优惠政策帮助中国实现了大规模吸引FDI的潜力。但是，如果考虑中国的潜力，我们认为它仍然有吸引更多FDI的巨大空间。虽然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也许推动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高效率及其对中国经济的超常贡献，但是它们也会压制国内的创新精神。随着中国致力于建设基于法治和入世承诺的开放的竞争性市场体系，FDI的性质和结构都会改善。随着中国本土企业的兴起，追求战略性资产（asset-seeking）的FDI也将兴起。反映了国内市场扭曲的迂回FDI将减少并逐渐消失。中国对其它国家的危险仍将是有限的。地区一体化能够造福亚洲国家。中国将会加强与其亚洲邻国再生产与投资方面的合作。未来真正的竞争不是优惠政策方面的竞争，而是国内经济的总体健康状况以及如何有效地利用FDI使之服务于本国的总体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