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叶台湾三大区域型经济区的成立(1784-1850)，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经济区论文,台湾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241(2015)01-0054-12 乾隆年间，随着大量汉人由福建和广东移入，台湾的中、北部地区进入积极拓垦状态和大规模的水田化运动时期。乾隆末叶，除了大甲溪以北到南崁部分地区之外，平原地带大致开垦完成。尤其自乾隆四十九年(1784)以后，清廷陆续开放更多正口与大陆直接对渡；乾隆五十四年(1789)，又公布官渡章程，不再积极干预内地人移殖台湾。①官方政策的调整，使得移民入垦限制更小，两岸互动日益频繁，西部可开垦之地日蹙，移民逐渐进入东北边的噶玛兰地方开拓。②嘉庆元年(1796)，吴沙首先率众入垦，至嘉庆十五年(1810)清廷将之收入版图，置噶玛兰厅。③除了后山版图的扩张之外，西部平原地带陆续完成水田化，拓垦活动转向丘陵、台地地区。由于各地域开垦渐成，直接对外贸易的需求也更高。清廷渐将鹿耳门的单口对渡政策发展成多口对渡，中部的鹿港、北部的八里坌成为正口，从而形成北、中、南三口与福建贸易往来的独立区域型经济区。 各区域型经济区内随着人口聚居、开垦有成，出现更多乡街。这些乡街位于地方都市的最下层，是附近村落的商业中心，也是一种直接依存于附近村落的“乡村依存型都市”，不具备中心批发功能。④因此，其虽然与邻近乡庄形成一个地方性的市场圈，但仍必须至地区性城市或区域性都市取日常所需，并输出土产至这些大城市，再对外输出，而成为区域型经济区内的节点。本文首先说明清廷港口政策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如何促成三大区域型经济区，再一一分述各经济区之发展。 一、单一正口对渡政策的打破：由三正口至五正口 乾隆中末叶，台湾中北部地区进入积极开垦状态。至道光末年台湾西部地区已是“地利尽辟，野无旷土”⑤。中、北部新开垦区以水田稻作为主，加以漳、泉及福州地区缺米严重，直接出口米到福建地区交换手工制品，符合两地市场利益。因此，仅由鹿耳门出入的单口对渡政策，越来越不符合地方经济发展后的实际需求，加以台湾沿海航行不便又危险，各地港口直接走私、“偷漏”到大陆贸易的状况越演越烈，同时也有不少大陆商船和渔船来到这些港口贩运。此外，岛内各地物产同质化较高，各区域又已产生与内地对渡的正口，跨区域、较长距离的沿岸航行，因不经济而大幅较少，自清领以来的鹿耳门正口体制渐趋松弛，主要港口与内地的私相往来亦更加频繁。 乾隆四十九年(1784)、五十三年(1788)，因应中部和北部的开发以及将中部米谷配运至内地的需要，清廷只好陆续开鹿港与泉州蚶江、八里坌、福州五虎门对渡，成三个正口对渡格局。最初，政策限制颇严，三口对渡各有指定口岸，不容偷越。直至嘉庆十五年(1810)，因指定口岸弊窦丛生，商船往往借口遭风，任意对渡，避配官谷，以致未运官谷积累甚多，官方只好调整政策，准由三口通行，不拘对渡。⑥ 乾隆末年三正口的成立，打破了原由鹿耳门主导的闽台交通与贸易形态。举凡文报传递、运饷、官兵配渡以及米谷配运，逐渐改由三口运送。首先，在文报传递上，乾隆五十二年(1787)起，转由鹿耳门、鹿港二口配送；⑦惟鹿耳门与厦门仍为正站，紧要文件则另用副件由蚶江至鹿港并行。⑧闽台运饷，向经鹿耳门至厦门领运，⑨乾隆五十六年(1791)因剿捕匪徒，一度分由三口领运。⑩戍台班兵遣返内地，亦向由鹿耳门配渡，嘉庆十五年为了缩短路程，减少班兵海上遭难事故，嘉义以北班兵回程改由鹿港直配蚶江，来时则仍由鹿耳门登岸。道光三年(1823)，鹿港行商又请求与八里坌分船配载，次年议定艋舺、沪尾、噶玛兰及北路右协等四营上府兵，自八里坌径渡五虎门，下府兵则仍由鹿港配渡蚶江，(11)其后循为定例。至于兵眷米谷原由鹿耳门配运至厦门，乾隆五十三年(1788)福康安奏准由鹿港配运彰化县应运内地米谷；嘉庆十六年(1811)，将军赛冲阿复奏请将彰化县部分仓谷改由八里坌分运至内地。(12)道光八年(1828)原运内地眷谷改为折色，毋庸配运；道光十年因鹿耳门坐配台、凤、嘉三县仓谷，势有偏重，遂将嘉义县谷分由鹿港及道光六年(1826)新开的五条港配运，(13)而形成四口配运局面。 这些足以显现台湾对外贸易往来已由单核心转为北、中、南三核心港口之运作。另一方面，由三口运输分配之转变，大概可以看出其盛衰趋势。1810年之前，鹿耳门实为全台最大港，商船来港最多，配运也最重；鹿港则形同副港，稍分鹿耳门配运量。1810年之后，三口通行以及诸项运输之分工，渐呈此消彼长形态。鹿耳门往来商船仍最多，却呈现由盛而衰现象；八里坌来港商船最少，相形之下，却逐渐兴起。 由于北、中、南区域三大口逐步形成，全台亦以大甲溪、八掌溪为界，分由淡防厅、鹿港厅以及台防厅负责管辖境内各海口，稽查出入船只并挂验给照。在军事布防上也有重大调整。八掌溪以南的海口、洋面，由安平水师中、右二营管辖；八掌溪以北至大甲溪地区，由移驻鹿港的安平水师左营管辖；大甲溪至苏澳一地，则由艋舺营游击管辖。由此可见，在商业贸易与闽台交通、军事布防以及行政配置上，乾隆末叶以后已逐渐形成鹿耳门、鹿港及八里坌三大口鼎立的三个区域。原来垄断全台对外贸易的鹿耳门港的贸易量，因此大受影响。至嘉庆中叶，这三个区域性吞吐口及其商业贸易中心已然成形，成为台湾三大港市，称作“一府(府城)二鹿(鹿港)三艋舺”。(14) 道光六年，由于山后的噶玛兰(宜兰)开垦完成，形成独立的地域经济区。清廷乃开乌石港为正口，与福州五虎门对渡，米是主要出口商品。(15)另一方面，台湾中部地区发展迅速，单鹿港一口已不敷实际需求，加以台运官谷到福建之需，(16)遂新开海丰港(又称五条港，今云林县麦寮)一口，成五个正口与中国内地对渡。(17) 道光初年，原来的正口对渡限制已渐放宽，两岸商船的贸易网络也逐渐向中国沿海南、北两地延伸，以鹿港为例： 鹿港泉、厦商船向止运儎米、糖、籸油、杂子，到蚶江、厦门而已。近有深沪、獭窟小船来鹿者，即就鹿港贩买米、麦、牛骨等物，儎往广东、澳门、蔗林等处。回时采买广东杂货、鲢、草鱼苗来鹿者，称南船。(18) 可见，鹿港的主要贸易点原局限于福建蚶江和厦门。然而，1830年代初期，泉州各小港的船只已常来贸易，甚至回航至广东、澳门等地。“四、五月时，船之北上天津及锦、盖诸州者渐多”(19)。 除了五个正口作为各区域的吞吐口之外，清中叶之后，台湾各地的开垦趋势，亦已由平原向丘陵地发展，村庄、街市纷纷出现，地域经济区逐渐形成。因此，各地区又发展出小吞吐口，如竹堑港、中港、后垄港、大安、北港、盐水港、打狗港、东港。(20)嘉庆、道光以降，这些港口除了按官方规定透过最近的正口进出口商品之外，大陆商船为规避台运米谷配累，常直接来港贸易或偷漏商品出去，称“私口”。(21)之后，随着港口政策日趋宽松、台运米谷逐渐改为折色(米谷折银)，(22)因应各地经济发展与民生用品之需以及船只规费可作为公私经费等因素，使得道光末年至同治年间地方厅县逐渐开放沿海贸易私口与大陆内地港口贸易，称作“小口”。(23)对外贸易的地点，也不再限于福建地区，可直透至中国大陆沿海各地贸易。再者，道光年间，台湾北部地区，每年樟脑出口数达40万斤，(24)西洋船只和商人也尝试来台湾贸易。道光十八年(1838)，已有欧洲商船驶至基隆，企图偷运鸦片来台，淡水商民易以樟脑。(25)1847年之后，西洋人开始为了煤矿而来到基隆。(26)西洋船艘东来以及鸦片战争之爆发，也促使台湾海防渐受重视，深水良港逐渐崛起，同时为下一阶段台湾开港揭开序幕。最后，清初台湾仅与福建对渡的政策也有所调整。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1844)，清廷为了避免“走私漏税”之弊，进一步化暗为明，正式开放浙江的宁波、乍浦与台湾贸易。(27)至此，打破了清初以来长达160年的台湾与福建正口对渡贸易制度，而台湾与华中的直接贸易终于合法化、体制化。 总之，因应地方经济发展、港口政策的调整以及西力冲击之下，清初全岛型的经济区已逐渐转变成北、中、南三大区域型经济区，并于后山出现噶玛兰独立的地域经济区。 二、以鹿耳门—府城为中心的区域型经济区 鹿耳门—府城区域型经济区的范围，北自北港溪，南至率芒溪，主要包括台、凤二县以及嘉义县南部地区。清中叶本经济区的范围由于海岸线变迁，产生巨幅变动。特别是八掌溪以南至二层行溪一带海岸变化剧烈，原来所谓的台江内海和倒风内海明显陆化。清初倒风内海面积宽约60平方公里。自康熙中叶，汉人积极入垦台南地区，就近围垦舄湖成鱼塭或盐田，导致倒风内海逐步陆化。18世纪末，急水溪冲断蚊港沙洲出海，倒风内海变成有两个出海口，其后八掌溪也改道流入倒风内海，两溪挟带大量的泥沙，加速淤填内海。海岸线变迁后，初浮覆的海埔地因饱含盐分，主要作为盐田和鱼塭之用，部分深入平原的低地成为埤塘。(28)盐、水产成为本区域冠于全台的物产。 倒风舄湖的消失，使得部分港口完全失去港湾机能，有些港口则由海港变为河港。(29)至于台江舄湖，则于道光三年(1823)大风雨之后，境内溪流改道而逐渐浮浅；仅余安平至四草湖间之内海，未被淤填。(30)台江内海浮复之后，鹿耳门日益淤浅，1830年往来船只只能停泊港外，1840年左右已成废港。(31)其南边的安平大港，原只供南路小船出入，其后港口略深，南北二路载重六七百石船只可以出入，郡城三郊船货并转由该港进出。安平港遂取代鹿耳门，成为府城对外门户。1840年，安平已有居民千余家，大部分商业贸易仍于府城进行，港口并驻副将、中营游击及右营都司，防守府城及凤山县各口。(32) 不过，1840年代以后，自内地来台大商船，皆改泊于鹿耳门迤南的四草湖或北边被曾文溪冲成港的国赛港，该港并设文武馆稽查商船。(33)另外，三鲲鯓亦因水冲成港，小船可登岸，成为“郡城门户”之一。(34)府城外原来浩瀚的台江内海，至此转由国赛港、四草湖、三鲲鯓及安平港分担商船驳载机能，其中安平港最显著，府城则为其核心商业区，与其腹地形成一个区域型经济区。 清中叶，台湾府城仍是全岛最大城市，并已建造石城，街道分化更为细致，至少有78条街道，主要特征有：第一，专业化市街持续增加，如鞋街、竹仔街、做篾街、米街、石街等，反映府城商业机能的多样化和城市之繁荣，第二，许多大街一再分化，如原来的南濠街已分成内、外、上、下四段落，第三，由于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街区划分除了原来郑氏王朝时代的四坊之外，又出现宗教祭祀范围的“境”。最早出现的境是元会境，也成街道名。巷弄则新增四嫂巷、抽签巷，(35)第四，商店铺户名称更加复杂，除十三铺外，还有绸缎铺、杉行铺、碗铺等。(36)1830年，府城至少有86条街道，(37)较1750年代，几乎增加一倍。境和铺类型大幅增加。(38)商人团体也大幅扩张，郊数达22个，为全台之冠，(39)都市规模应已相当巨大。贸易繁荣，所谓“商船贾贩，以油糖为重利”，(40)米谷则仰赖台、嘉、凤三县供应。三县米谷并经由鹿耳门输出至内地，民生日用货物也大都往来鹿耳门取汲。(41) 台湾府城核心市场圈内，除了原来的旧社街、茑松街及埤头街之外，府城周边，特别是往东边到内山或是往北到麻豆的交通要道又出现不少乡街。如东门外出现大东门外街、崁仔街、泉州街，二层行溪畔出现二层行街，往内陆丘陵地带也出现大目降街(新化)，甚至远至下淡水溪上游的蕃薯寮街(旗山)。该地于雍正十二年由凤山县划入台湾县辖区。(42)由府城到周边的乡街、村庄的道路则以府城为核心呈现辐射状，成为联系腹地到港市的纽带。 尽管台湾府城始终是全台最大市镇，但道光中叶以降渐呈衰象。《厦门志》载：“近因台地物产渐昂，又因五口并行，并以鹿耳门沙线改易，往往商船失利，日渐稀少，至迩年渡台商船仅四、五十余号矣。”(43)由此可知，安平港已不复往日鹿耳门之兴盛。尤其是府城各港每逢夏秋之际安平涌大，即使国赛港亦不能泊船，(44)导致“郡城商货不行”，“郊行衰败，商船日少”。(45) 鹿耳门—府城区域型经济区内连接盐水、打狗以及东港几个次级经济区，以下分述之。 (一)盐水港半独立地区型经济区 本地域内港口以倒风舄湖河港、河口港为主体。但是，乾隆年间舄湖已逐渐缩小，海岸线西移，盐水港、麻豆港、铁线桥港、茅港尾港等均由海港、河口港变成河港，与鹿耳门的往来不如前期安全、便捷。且随着陆路交通的改善，部分港口地位大为消退，甚至失去港湾机能，改以乡村集散中心形态存在。 盐水港是嘉义以南的运粮要路，(46)并集散六甲、店仔口(白河)、铁线桥、新营、柳营等地农产品。(47)乾隆六十年(1795)，盐水港与笨港相同，先出现糖郊、布郊，参与重兴该港街的妈祖庙护庇宫。(48)郊的出现，代表其市场和商业贸易已达经济规模，奠定其作为本地域首要港街的地位。该港与鹿耳门连接相当密切，民生用品大都向府城取汲，也私自以帆船径赴内地贸易，而具有半独立的商贸机能。道光年间，盐水港港道深浅不定，“惟本地小船出入”，(49)至1850年左右则“一千余石大船亦可驶进”，(50)应有内地商船来港贸易，且“人烟稠密，舟车辐辏，四处村民交易其间”。(51) 盐水港之下，又包含茅港尾港、蚊港及麻豆港三个小地域。其中茅港尾港“民居街市颇盛”，(52)又是“沿海各庄要路”。(53)乾隆末年以降，麻豆港迅速兴起，既是贩运米粮的“社港”，又是“薪米入城之路”，与盐水港、笨港等同是“米粮贩运通衢”，(54)是府城至盐水港之间最重要的港口。该港除了出口糖之外，乾隆末年已是重要的米谷集散地。道光年间，已分化出顶街和下街。(55) 清中叶，本地域开发早已完成，街、店以及村庄错落。除沿海港街透过河流与其腹地联系外，由府城往北通往笨港沿海官道上仍有木栅街为“民居小村市”、下茄苳为“大村市”；此道路又分出一条路直接连接嘉义县城，或由府城往东，经大目降街(新化)往沿山区经焦吧哖街(玉井)、1830年代已成街的店仔口街(白河)到嘉义县城。(56) (二)打狗港半独立地区型经济区 打狗港和东港分别是凤山县境内、下淡水溪南北二地的两个大港。其他港口则或淤塞，或为采捕渔港，总以两港为集散中心。(57)乾隆五十三年，凤山县县城由旧城兴隆庄迁至下陴头街之后，打狗港成为县城主要出入口，“商艘络绎”，并已出现糖郊、鹦鹉郊在港活动。(58)该港与鹿耳门连接密切，时有舟彭船运米至郡城，(59)民生日用品亦仰资于府城。此外，并私自与内地贸易，具有半独立的商贸机能。 道光末年，台江浮复之后，打狗港沙去水深，1850年左右可泊大船百余只，以至于“海舶往来遂不赴鹿耳，而趋打狗”。(60)换言之，鹿耳门的淤浅促使打狗港兴起，也为1850年代洋商首先来此设行开栈铺路。打狗港和安平港之间直至清末一直存在着功能互补及势力相互消长的关系，两港连接也相当紧密。不过，开港之前，打狗港贸易状况仍很萧条。(61)商业贸易主要在凤山县城或台湾府城进行，港口既未成街，也不及府城北边的盐水港繁荣。打狗腹地内，由港口到凤山县城、腹地的村落、乡街之间则至少已出现四条南北向道路和两条东西向道路，交织成网状。(62)亦即，打狗港与其腹地形成一个半独立的地域经济区。 (三)东港半独立地区型经济区 清中叶，东港已是屏东平原的主要吞吐口，下淡水县丞及安平右营水师把总专防。乾隆末年，东港是“南路商舶出入要口”，与府城连接相当密切。粤庄运米至郡，或人民有事往郡城，皆经由该港出入。(63)内地有商船遭风到此港，亦立即押归鹿耳门正口。(64)但因港口仍有船艘私运米至内地，故为从属于鹿耳门—府城经济区的半独立次级地域经济区。该港有两条南北大路连接内陆的阿猴街、万丹街、新园街以及南边沿海、1840年代出现的林边街，甚至有路直通内山的蛮蛮大庄。(65)内陆的阿里港街则更繁荣，已出现行郊。(66) 东港地域经济区又包含枋寮港小地域。枋寮港由下淡水县丞及陆路外委专防，(67)为台湾南端集散地，(68)与府城和打狗港均有往来。此外，1840年代，界外的琅乔地方已是“民杂闽粤，番甫归化有司”，(69)且“粤人来台，常自驾小船由琅乔湾登岸，或有船只偷贩鸦片”。(70) 三、鹿港区域型经济区 乾隆四十九年(1784)，鹿港开为正口之后，逐渐形成一个以其为核心港口的区域型经济区。其范围北自大甲溪，南至八掌溪，其下连接三林港、海丰港、笨港及水里港(后来为梧栖港)等三个次级经济区。 乾隆末年，三林港、海丰港俱淤浅，独鹿港港大水深，(71)乾隆四十八年3月，福州将军永德鉴于鹿港私贩、偷漏甚多，遂奏开该港与蚶江对渡，次年正式开为正口。由此，象征彰化地区的开发已步入高峰，亦成为台湾生产重心之一。原设于彰化县城的北路理番同知，随之移驻鹿港，改称“台湾北路理番兼鹿仔港海防捕盗同知”；(72)仍办理民番事务及稽查鹿港出入船只、挂验放行，(73)又称鹿港厅。林爽文事变之后，鹿港军事地位大为提升，成为“台地最要门户”。(74)乾隆五十三年，福康安奏请移水师左营游击于鹿港，原驻守备则撤回笨港。(75) 鹿港开口后，内地商船云集，嘉庆中叶已是“北路通商总口”，(76)台湾中部最大港市。嘉庆二十一年(1816)以前，随着商贸规模的扩大，郊纷纷成立，分化也更明显，已出现“鹿港八郊”。(77)又大兴土木，重要建筑俱于19世纪初以前兴建，(78)市镇规模扩展迅速。因此，乾隆末年至道光初年，实为鹿港的黄金时代。(79)此外，鹿港并配运彰化、嘉义二县米谷，境内港口主要与之往来贸易。 然而，乾隆末年至嘉庆中叶，一二千石大商船尚可直入鹿港港岸，(80)嘉庆中叶以后，鹿港却为泥沙淤塞，大船已无法淀泊，但因港口设施和功能最为完备，只好以南边的王功港为外口，再以小船接驳货物至鹿港。(81)道光初年，王功港又淤浅，稍南的番挖港代之而兴，内地商船转由此港出入。(82)1830年代，鹿港以番挖为外口，王功为内口，与鹿港紧密连接，只作为商船淀泊所，商贸活动则大都在鹿港进行。鹿港市镇也更为扩大，且筑土城，(83)1835年左右已是全台第二大城市： 街衢纵横皆有，大街长三里许，泉厦郊商居多，舟车辐辏，百货充盈，台自郡城而外，各处货市，当以鹿港为最……远贾以舟楫运载米粟糖油，行郊商皆大陆殷户之人，出赀遣伙来鹿港，正对渡于蚶江、深沪、獭窟、崇武者曰泉郊。斜对渡于厦门曰“厦郊”。间有糖船直透天津、上海等处者，未及郡治北郊之多。(84) 此时鹿港的郊商主要出口台湾的米、砂糖及油到大陆市场，贸易网络最远至天津与广东、澳门、蔗林等地也有来往，惟仍以泉州各港为主。 由鹿港出发，可以直通位于平原的彰化县城。其城市规模虽远不如台湾府城，但也大幅扩张，有街、巷之分；街道有12条，巷有6条。(85)此外，鹿港核心腹地内出现不少乡街，如小埔心街(埔心)、打廉街(彰化埔盐乡)；由彰化县城经乾隆年间出现的员林街、枋桥头街，往内山路上新增悦兴街、永靖街及社头街，最后进入内山的北投街、集集街。(86)平原和沿山地区市镇带大致已形成，重要的市街此时大多已出现并以鹿港为主要吞吐口。 道光中叶后，因出入鹿港的商船依例必须配运，配运是“兑收则有守候之苦，重涛则有风涛之患，抵仓交卸，如仓书斗级等在需要”(87)。是故，商船大都趋避取巧改由邻近其他私口偷越，导致“鹿港商船数百，今止五十余号”。(88)至于各个私口，虽与鹿港仍时相往来，与内地的贸易关系却越来越密切，港口规模也更为扩大。因此鹿港区域型经济区之下从属几个半独立地区型经济区。 (一)三林港和二林港地区型经济区 介于番挖港与王功港之间的三林港，在清初达于极盛，乾隆末年尚为沿岸贸易港之一。(89)其后渐趋没落，由王功、番挖取而代之。该港虽是“船只湾泊取汲之所”，(90)原把总却改驻外委，(91)港口规模不大，可能大都直接往来于鹿港贸易。二林港则是二林堡集散市场，(92)原以三林港为外港，三林港衰落之后，改以番挖为外港。(93)1815年番挖港已成市街。(94)这些港口往往是鹿港的外口，与鹿港核心市场圈重叠。除了沿海的港街之外，平原地带位于往彰化县城的南北大路上也出现大城厝街、挖仔街(二林镇)。(95) (二)海丰港独立地区型经济区 海丰港又称五条港，是西螺溪与虎尾溪之间的主要港口。1820年代，清廷开为正口之后，才形成一个独立地区性经济区。该港原来只是一个沿岸贸易港，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港口一度狭隘，而与鹿港有较高的依存关系。其后，“溪水汇注冲刷，甚为深广”。(96)道光四年(1824)适值鹿港口门淤浅，台湾府知府方传穟奏请开海丰港，以利商船往来，同年并运米十四万石至天津平粜。(97)但直至道光六年(1826)始奏准开为正口，一切配运事宜仍归鹿港同知管理，并责成笨港县丞往来稽查弹压。(98) 海丰港因甫经开口，商船进出多寡不定，未即行配运，仅分运部分鹿港应运内地米谷至闽省交仓；(99)道光十年(1830)，方才负责配运嘉义县米谷八千石至闽省。因此，海丰港与笨港、鹿港关系仍相当密切，并从属于鹿港区域型经济区。但因该港已辟作正口，依例内地大船可以来港贸易，具有独立的商贸机能，而与鹿港的连接关系较弱，故与其腹地成立一个独立的地区型经济区。1835年左右，海丰港港口淤浅，主要透过番挖和王功出入，而“以泊船处为街”。邻近海丰港、位于沿海或平原南北大路上的麦寮此时成街。(100)西螺街的西螺柑则是著名地方特产。(101)1838年，台湾道姚莹以海丰港淤塞，商船不来，原额配嘉义县米谷八千石，无船可配，遂议以五条港应配米谷改归下湖口配运。(102) (三)笨港半独立次级经济区 笨港半独立次级经济区范围，北自虎尾溪南至八掌溪；下辖猴树港小地域。乾隆末年，笨港为嘉义以北运粮要路，(103)并由笨港县丞、水师左营守备专防，乾隆末年，港口已出现布郊、竹敢郊、杉郊以及货郊，(104)商业规模不小。但因该港只容小船出入，(105)无法停泊大船，乃未辟作正口，港口地位遂为鹿港超越。唯因腹地的扩展，使其得以克服港湾缺陷，尤为繁荣商港，(106)大多从事沿岸贸易，与鹿港、鹿耳门连接最为密切。道光初年以前，嘉义县米谷主要由笨港转运至鹿耳门交卸，鹿耳门货物最远也分配至此港；之后，则转由鹿港或海丰港配运。另一方面，笨港亦私自与大陆贸易往来。由于该港水汛、船只统归鹿港同知及游击管辖，故乾隆末年已形成从属于鹿港的半独立地区型经济区。 道光年间，海岸线变化使得笨港成为河港，而以下湖为外口。下湖与五条港(海丰港)位于同一内海，五条港在树苓湖内海之北，称上湖。(107)1835年左右，上湖淤塞，下湖因便于大船停泊避风，(108)商船遂转泊于下湖，以致“街市行店颇盛”。(109)但因下湖位于北港溪口，上溯该溪可直达笨港，下湖乃成为笨港外口，商业活动主要在笨港进行，并由笨港县丞稽查下湖出入船只，(110)港口亦归笨港守备巡防，而有“下湖口即笨港口”之称。(111)不过，笨港与下湖仍归鹿港厅及鹿港游击管辖，与鹿港有贸易往来；内地来鹿港船只往往因风汛避至下湖，再北航至鹿港。(112)1840年代，笨港港道一度浅窄，只容台属小船出入；1850年代则“一千余石大舟亦可驶进”，且出现厦郊、泉郊。(113)显然该港与泉州、厦门已有密切的贸易关系。 笨港下辖猴树港，可能与鹿耳门互动较频繁。清中叶，由于海岸线西移，该港已变成牛稠溪河港，只容小船进出，(114)营汛则由笨港守备兼辖，与笨港连接亦较密切。道光年间，猴树港是内地船只运米私口之一，(115)故与其腹地形成半独立小地域。道光十四年(1834)，港口增添外委一员，(116)重要性升高。 笨港经济区内，1820年代平原的镇带就已确立，由府城往北的大道中，打猫(民雄)、他里雾等街(斗南)均为大村市或大庄市。道光年间，嘉义县城往彰化县城大路上又新兴双溪口街及大莆林街(嘉义县大林)；(117)沿海的圳头厝(云林县东势乡)和平原的埔姜仑(云林县褒忠乡)俱成乡街。(118) (四)梧栖港半独立地区型经济区 梧栖港半独立地区型经济区范围，北至大甲溪南至大肚溪。乾嘉时期，本地域以水里港为主要出入口，与鹿港互动频繁。乾隆末年左右，稍北的梧栖港(原五叉港)出现。道光六年(1826)，本地域发生大水灾，反而提升梧栖港的泊船条件，而水里港则逐渐淤塞。(119)梧栖港遂取代水里港，为运米私口，间或有船只径行赴内地贸易。(120)道光十二年(1832)，清廷更将水里港汛移驻至梧栖港。1835年，沿岸小船常停泊于梧栖，惟配运大船仍无法进港，(121)水里港则仅有小渔船出入。(122)此后，梧栖港因吸纳大甲溪以南至大肚溪以北已开垦地区作为腹地，1840年代二三千石商船又可以驶进，(123)遂时常有内地商、渔船来港偷越米谷，(124)进而形成贸易鼎盛的“鳌栖港街”。(125) 梧栖港街的腹地也大有进展。乾隆末叶以前已出现沿海的大肚保154庄和内陆的猫雾捒保132庄。(126)本地域村庄大幅增加，且进逼内山地区，直抵乾隆末叶仍是界外的东势角，并出现平原和山区两个市镇群。沿海地区除了梧栖港街之外，可连接乾隆年间已出现的牛骂街、沙辘街以及大肚街。从彰化县城往北的南北大路上也有新兴的大墩街，可至近山的大里杙街(大里)，或往北经犁头店街、四张犁街，直抵石冈仔街、东势街。(127) 四、八里坌—新艋区域型经济区 道光初年，噶玛兰厅的乌石港开港之前，八里坌区域型经济区范围以淡水为中心，东至苏澳，西至大甲，其下连接乌石港、竹堑港、中港、后龙港以及大安港等五个次级经济区。本区域在军事上是由艋舺参将(1824年以前为游击)、沪尾水师守备统辖；在行政上则归淡防厅管理，以淡水河口港八里坌为正口，与福州五虎门对渡。但是八里坌港虽是大商船淀泊地，港口的一切政治、军事及商贸，大都集中在内河的大港街进行。19世纪，八里坌由极盛而渐转移港势至对岸的沪尾，内河首港亦由新庄转移至艋舺。 八里坌港在辟作正口之前，定例已有社船数艘载运米谷至福建的漳州、泉州地区粜卖。乾隆五十三年(1788)6月，福康安奏请开港，以便商民，(128)而开八里坌一口对渡福州五虎门，并由淡水同知、上淡水营都司稽查挂验。(129)淡水厅年征供粟，除了支放兵米外，向系留仓，(130)并未配运至内地。因此，区域内各港与八里坌之米谷配运关系，较之鹿耳门、鹿港的配运功能微弱，可能大多直接偷越至内地贸易，与核心港口的依存度较低。然而，淡水商贩运至漳、泉的平粜米，仍主要由八里坌出口，(131)该港也是北部地区的唯一正口、内地大商船的主要淀泊所，与各港有一定的贸易关系。 道光十四年(1834)成书的《淡水厅志》记载了淡水厅的贸易状况： 淡厅货之大者，莫如油、米，次麻、豆，次糖、菁；至茄藤、薯榔、通草、藤、苎之属，多出于内山；樟脑、茶叶惟淡北内港始有之。商人雇船装载，择内地可售之处，本省则运至漳、泉、福州，往北则运至乍浦、宁波、上海，往南则运至蔗林、澳门等处，几港路可通者，无不争相贸易。(132) 19世纪初，淡水厅贸易网显然已跨越仅限于福建一省的格局，北至乍浦、宁波，南至澳门。 乾嘉时期，八里坌港是淡水河口大船淀泊所，嘉庆中叶以降，港务渐移至对岸的沪尾。(133)沪尾早于1760年代已成街，嘉庆元年(1796)泊船功能已相当发达；(134)嘉庆十三年(1809)，兴化协左营守备移驻沪尾，为沪尾渐代八里坌而兴之先兆。道光三年(1823)，守防关验及船只出入已大多于沪尾进行。1830年以后，文献虽仍称八里坌口，实指沪尾。(135) 新庄与艋舺之间也有类似的消长情形。新庄在乾隆朝一直是台北盆地的中心市镇和繁荣河港，乾隆五十四年(1789)并改新庄巡检为县丞。(136)嘉庆年间以降，街区屡遭淡水河削缩，又因泥沙淤塞，港务渐趋衰颓。(137)此时，台北盆地已普遍开发，位于淡水河、新店溪汇流点的艋舺，因与盆地各村庄交通便利，又居凸岸，无河水侵削之虞，大船并可入泊，(138)遂渐代新庄而兴。嘉庆十三年(1809)改设艋舺游击，统辖艋舺陆路、沪尾水师官兵，兼辖噶玛兰营；(139)并一度欲改移新庄县丞于此。(140)嘉庆十七年(1813)艋舺已出现在新庄和艋舺做进出口贸易的新艋泉厦郊，(141)1821年已是“居民铺户四、五千家”，“商船聚集、阛阓最盛”，淡水同知每半年居此；新庄则仅是“大村市，居民近千家”。(142)可见，嘉庆中叶以后，艋舺已成为台北盆地的政治、经济、军事重心，列全台第三大城市。 道光年间，沪尾不但完全取代八里坌港，而且是北部最大港；又因距离闽省省会福州最近，“风利则朝发夕至，信息易通”，(143)与鸡笼港俱为淡水厅最要海口。(144)1840年左右该港为“商货云集之所”，(145)但是民居铺户仅有二三百家。可见，沪尾的主要功能只是作为商船淀泊所，淡水地方的军事、政治及经济中心仍在艋舺。艋舺是“淡水最大村镇，巨商富户皆萃于此”(146)。北部地区各港与沪尾、艋舺也有一定的商贸关系，只是由于私口与内地贸易日益盛行，与正口的连接更加降低。 此外，八里坌区域型经济区以台北盆地为核心腹地，亦即以淡水河下游的三个河口港、河港为集散中心，再连接三大支流的河港及其腹地而组成。18世纪中后叶，基隆河河港市镇发展最迅速。嘉庆十五年，噶玛兰之开辟和设治，促使淡水至噶玛兰的要道——基隆河航运更加兴盛。乾隆末年仍属于界外、基隆河上游的暖暖，1830年代已成街；位于潮水终点的水返脚(汐止)，嘉庆二十一年已成街，1830年代大隆同街和公馆街亦已出现。1820年代，大嵙崁溪上游的三角涌街(三峡)已出现；1802年新店溪上游已有新店街，1830年代末深坑和石碇已成街。 乾隆末年，由大甲溪以北到台北盆地仅有沿海邮铺所经的南北大道和连接内山隘防的两条道路；至道光末年已发展出多条道路。沿基隆河的道路也出现，可由艋舺一路往北经锡口街(松山)、七堵、八堵到三貂脚，进入噶玛兰厅由艋舺或新庄街也可沿北海各庄抵三貂脚。(147)大甲溪以北的路网已初步形成。 总之，由于淡水河口的八里坌正口与内河河港共同分担北台港口最高的行政、军事和商业功能，并透过陆路交通和水运连接腹地而形成八里坌区域型经济区。其下则较为松弛地连接几个次级经济区。 (一)鸡笼港半独立经济区 乾隆初年，淡北的鸡笼和金包里(金山)已是台湾邮铺的最北端终点，此后金包里、鸡笼及三貂港，因是“沪尾至噶玛兰必经海口”，(148)分驻千总或把总。三貂港把总并由大鸡笼千总兼辖。(149)其中，鸡笼港为沪尾和噶玛兰的转运中继站，有垵边小船往噶玛兰载米；而一旦有内地商船遭风驶至，必由水汛押归正口，港口并由艋舺县丞及守备专防。(150) 嘉庆年间，鸡笼港因噶玛兰的开辟设治，已渐发轫；1830年代，大鸡笼街和金包里街已出现；(151)鸦片战争时期，复因港口“可泊大船数百”，而成为“防夷要口”及“通台最要之处”。(152)该港时有沿岸小船收泊，内地商船亦常借口遭风来港贩运。1840年左右，居民铺户已达七百余家，(153)成为三貂至淡水河口一带的主要港口。但鸡笼港只是私口，与艋舺、沪尾的贸易及军政关系较为密切。 (二)南崁港—桃仔园次级经济区 南崁地域经济区范围大致在大溪墘溪到台北盆地之间。南崁早在17世纪荷兰人统治时期，已有中国人来此进行铁与鹿皮、米的交易，(154)因而最早成为本地域的吞吐口。雍正末年，南崁与竹堑、中港为大甲溪以北最早开垦地区，台湾知府沈起元一度建议设巡检于此，(155)显见其重要性。乾隆四年至嘉庆年间，南崁社纷纷出让土地给汉人耕垦，乾隆末年已出现桃园街，(156)是竹堑城往北到台北盆地之间唯一的市街，也象征本地之拓垦和发展较为迅速。桃园街的外港为南崁港，是竹堑港以北主要港口，大概私自与大陆贸易。该港不但于乾隆末年之后，改归淡水厅同知稽查，同时为南北邮铺所经，嘉庆二十二年(1817)设厅仓于此以储藏米谷，(157)最迟道光8年(1828)已出现南崁新街。此外，嘉庆十二年(1807)，腹地内的中坜街业已出现。(158) (三)竹堑港次级经济区 竹堑港是北部第二大港，腹地大致是社子溪到中港溪之间。雍正至嘉庆年间，其腹地内较平缓的冲积平原与河谷平原已完全开垦。嘉庆初年以降，水田化的过程已自大溪下游的河谷平原地区，逐渐向邻近的台地和丘陵地扩散，嘉庆朝以后，自河谷平原上溯各溪流支流的峡谷地区也进入拓垦状态，并逐一开辟陂圳，进行水田化。(159) 乾隆年间原来作为开垦据点的垦户、佃首的公馆，如新埔、九芎林以及咸菜瓮(关西)，由于邻近村庄已大概垦成，而陆续扩张规模，于嘉庆年间成街，树杞林街(竹东)则于1840年代出现。(160)九芎林街和新埔街分别是竹堑溪流域与凤山溪流域的两大乡街，新埔、九芎林与竹堑城之间的道路，不但是竹堑城进入内山地区最重要的交通网络，也是竹堑城经内山远及台北盆地三角涌的通道。竹堑往北通往艋舺的南北官路，不再以沿海官路为主要干道，而是改由竹堑城往东北，经大湖口、杨梅坜、中坜、桃仔园，穿过龟仑岭，至新庄、艋舺。(161)位于社子溪尾、乾隆四十九年才准垦的杨梅埔(杨梅坜)与位于新庄子溪的大湖口，因交通位置重要，于嘉庆中叶左右先后形成乡街。道光元年(1821)已是“大村市”。(162)这两个乡街，除透过陆路交通与竹堑城连接外，也可顺着溪流透过河口的红毛港、笨仔港与竹堑港连接，形成了与南北官路平行的内山南北向要道。道光中叶，竹堑东南厢的竹东丘陵进入拓垦状态，作为金广福大隘公馆所在的北埔，自然成为商品的集散中心，与竹堑城也有直接的通道往来。而原先联络北埔公馆与各隘寮之间的隘路，随着聚落的形成，隘路也成为各庄之间的道路。(163)道光末年，北埔大概已出现乡街雏形。 由于腹地之拓垦与商业活动的活络，竹堑城规模更加扩张。1821年，竹堑城已有“居民约二千家”，同知每半年居此，(164)道光六年(1826)修筑砖城，(165)成为北部“小而重要的商业及文化中心”。(166)并有文武汛馆于此稽查，(167)道光末年官方已开放内地商船来港贸易，而具有自主的商贸机能。此外，1820年代，竹堑港稍南的香山港首度出现，并已成香山街，(168)偶有内地商船遭风寄泊于此；该港并设香山塘，由额外驻防。惟港口去岸极远，“居民寥寥”，(169)只是一个与竹堑港紧密连接的四级港，出口商品以稻米为主，也产樟脑。(170)19世纪初期，竹堑港已先出现堑郊。 (四)中港、后龙、大安等半独立次级经济区 乾隆年间，中港、后龙港及大安港是大甲溪以北至淡水河口间的三级港。各港因俱未开口，但因腹地开发已大半完成，也私越米谷至内地，而具有半独立的商贸机能。 嘉庆年间，大安港已取代蓬山港成为后龙港以南主要港口。嘉庆十四年(1808)蓬山汛把总改移至此，即为明显征兆。(171)本港的集散市场在大甲街，“民居稠密”，最迟于1821年已成街，(172)港口并由大甲巡检及守备专防；因距离鹿港较近，与之贸易往来较密切，有杉板小船运柴炭至鹿港。(173) 吞霄溪流域开垦的高峰，则约于乾隆至道光年间。经过一百年的拓垦，道光末年形成吞霄十三庄，主要乡庄大抵出现。吞霄溪流域各乡庄则以吞霄港为吞吐口，因腹地开垦完成，港口相当繁荣，有“商船络绎”之盛况，(174)道光初年左右建立吞霄街。(175)道光十三(1833)年，官方将原于康熙50年设立的吞霄塘，改设为吞霄汛，置外委一员，领兵30员。(176)港口驻兵由塘改污汛，由庄到街，显示了吞霄庄聚落规模扩大，地位提升。 堑城南边的中港溪流域，向来以中港为出入口，与竹堑城的联系较不紧密。嘉庆年间，头份地区邻近村庄大概垦成之后，中港与头份之间的内陆联机逐渐形成，东边的斗换坪则是汉番交易的地点。(177)道光年间，头份由于周地陆续成垦，土产出口日丰，自头份至堑城之间的隘路渐成为往来的要道，中港溪下游的中兴、月眉、富兴得到开垦，遂与中港溪下游的三湾、斗换坪、头份地区连成一线，中港、头份与竹堑城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 道光年间，中港、后龙港、大安港三港，仍是淡水厅次要口之一，(178)统归大甲巡检会同各汛稽查。各港大都无法容纳内地大商船停泊，只有台属小船出入；(179)因此，三港主要从事沿岸贸易，与竹堑港及鹿港互动应较频繁。但是，各港仍时有内地小船偷越来港，也是竹堑以南的台谷私口，(180)具有半独立的商贸机能，而各自成为腹地的出入要口，形成半独立次级经济区。 乾隆末年之后，随着移民大量移入，台湾各地开发几近完成，经济区的发展产生下列几种现象。首先，清帝国行政设置的范围大为扩大，向东移动到浅山丘陵地区；嘉庆年间，东北部噶玛兰开辟设治，促使该地区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从属于北部八里坌—艋舺经济区的次级地域经济区。自苏澳至枋寮之间，由以南部鹿耳门—府城为重心的一个全岛型经济区形态，转变成以八里坌港、鹿港及鹿耳门为核心港口，北、中、南三个区域型经济区鼎立的发展趋势。 此时台湾对外输出农产品以米、糖、油为主，苎麻、靛青为副，(181)因其生产地偏于中、南部，配运内地米谷亦概由台、凤、嘉、彰四县及噶玛兰厅拨运，显见整个经济重心犹在中、南部。中、南部市镇规模，乃比北部各港大，三个正口港市也形成“一府、二鹿、三艋舺”的强弱对比状态。但事实上，鹿耳门经济区已出现由盛转衰之势，鹿港经济区则达于鼎盛状态。 其次，自乾隆末年至道光初年之间，官方陆续设立鹿港、八里坌、海丰港以及乌石港四个正口，闽、台之间形成五口通行状态。又由于配运需要，清廷控制力尚强，也较严格地执行正口对渡内地政策，内地大商船主要淀泊于西部四个正口。1830年代，正口对外贸易网络已大幅扩张，南至广东，北至天津。1840年代，甚至开放台湾与华中的直接贸易，而不再仅限于福建一省。 再者，在各个区域经济区内，各地域的吞吐口因腹地开发完成，逐渐有与内地贸易分工的迫切需要，是以除了依例赴正口取汲之外，也私自与内地港口往来贸易，与核心港口的功能依存遂降低，各区域型经济区的结构实际上相当松弛。到了1830年代，正口港因配运避累、港口淤浅或其它因素的影响，港口贸易垄断力更加势微，各地域私口成为偏港船往来偷越米谷据点，以私口为中心的半自给或自主性的经济区逐渐形成。台湾西部地区平原和沿山地区的重要市街，大致已出现，并透过南北向道路网形成绵延的市镇带或透过河流东西向道路与港口市街连结。 注释： ①许瑞浩：《清初限制渡台政策下的闽南人移民活动》，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88年，第107页。 ②柯培元：《噶玛兰志略》，文丛第92种，第161页。 ③ 陈淑均：《噶玛兰厅志》，文丛第160种，第331-332页。 ④[日]富田芳郎：《臺灣街の研究》，《東亞學》第六輯(昭和17年8月)，第39-44页。 ⑤⑧(33)(34)(45)(70)(102)(107)(109)(123)(146)(152)(153)(167)(169)(178)姚莹：《中复堂选集》，文丛83种，第121页，第99页，第77-78页，第78、128、73页，第36、38页，第48页，第35-38页，第79页，第37-38页，第81页，第82页，第82、67-68页，第82页，第82页，第82页，第81页。 ⑥(13)(72)(87)(96)(99)《台案汇录丙集》，文丛第176种，第18页，第20页，第244页，第316页，第283页。 ⑦《台案汇录庚集》，文丛第200种，第315-317页。 ⑨《清会典台湾事例》，文丛226种，第125页。 ⑩《闽浙总督觉罗伍拉纳题本》，《台案汇录庚集》，第365页。 (11)《台湾采访册》，文丛55种，页179；姚莹：《东槎纪略》，文丛第7种，第11-12页。 (12)亦即将彰化县应运罗源、闽侯、福安、连江、长乐、将军标等7件兵米改由八里坌配运。周玺：《彰化县志》，文丛156种，第179-180页。 (14)(17)林玉茹：《清代台湾港口的空间结构》，台北：知书房，1995年，第199-261页，第55-96页。 (15)柯培元的《噶玛兰志略》，第116页和陈淑均《噶玛兰厅志》，第196页，均记载：“兰中惟出稻谷”。 (16)台运是指自雍正三年实施的台湾官方运到福建的兵米、眷米以及平粜米制度。参见：吳玲青，〈清代中葉における米と銀：臺運と臺餉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科博士論文，2009)，第3页。 (18)(19)(71)(84)(85)(95)(100)(118)(121)周玺：《彰化县志》，第24-25页，第23页，第202页，第40、290页，第39页，第42页，第41页，第41页，第199、200页。 (20)清代台湾沿岸港口变化不定，这些小口及其变化，见林玉茹，《清代台湾港口的空间结构》，第199-319页。 (21)(52)(97)(101)(120)(142)(164)(174)姚莹：《东槎纪略》，第61、111页，第88页，第24页，第88页，第21页，第90页，第89页，第111页。 (22)清代台湾港口严正口对渡之制的重要理由是为了台运米谷至福建各府。道光初年以来，清廷因成效不彰，先将眷谷改为折色；道光二十一年，兵米、兵谷又采一半折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戊编(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53-1954)，第10本，第990-991页。 (23)这些小口后来比照正口，设置文武口管理。同上注，林玉茹《清末新竹县的文口经营：一个港口管理活动中人际脉络的探讨》，《台湾风物》，1995年3月，45：1。 (24)(132)郑用锡：《淡水厅志》(原稿1834，厦门大学出版社；九州岛出版社，2004)，第269页，第278页。 (25)(110)丁曰健：《治台必告录》，文丛第17种，第139-140页，第245页。 (26)George William Carrington,Foreigners in Formosa,1841-1874(San Francisco:Chinese Materials Center,1978),p.148. (27)不过，台湾与上海的直接贸易，仍被禁止。《清宣宗实录选辑》，文丛第188种，第501页。 (28)张瑞津、石再添、陈翰霖：《台湾西南部嘉南平原的海岸变迁研究》，《师大地理研究报告》28(1998年5月)，第96页。 (29)卢嘉兴：《八掌溪与青峰阙》，《台湾研究汇集》，22(1982年1月)，第118页。 (30)卢嘉兴：《鹿耳门地理演变考》，台北：台湾商务，1965年，第90页；卢嘉兴，《台南县古地名考》，《台南县地名研究辑要》，台南：台南县民政局，1982年，第52页。 (31)《台湾采访册》，第27-28页；《筹办夷务始末选辑》，文丛203种，第60页。 (32)姚莹：《东槎纪略》，第31页；姚莹《中复堂选集》，页76；《台湾府舆图纂要》，文丛第181种，第128页。 (35)(40)(42)谢金銮：《续修台湾县志》，第9-11页；第52页；第9-11页；《台湾采访册》，第16-17页。 (36)(38)何培夫：《台湾地区现存碑谒图志：台南市篇》，台北：“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1994，第198页，第209-211、223页。 (37)(57)(91)(105)(114)(139)(149)陈国瑛等：《台湾采访册》，第16-17页，第164页，第170页，第71页，第71页，第134页，第167-168页。 (39)(58)(104)方豪《六十至六十四自选待定稿》台北：作者出版，1974年，第276-283页，黄典权《台湾南部碑文集成》，文丛218种；第593页；第282页，第49页。 (41)《台湾采访册》，第179页；姚莹《东槎纪略》，页20；陈培桂，《淡水厅志》，第168页。 (43)(115)周凯：《厦门志》，文丛第95种，第111页，第122-123页。 (44)(50)(60)(80)(143)(181)丁绍仪：《东瀛识略》，第51页，第52页，第8页，第39页，第6、52页，第62页。 (46)(89)《清高宗实录选辑》，文丛186种，第414页，第620页。 (47)蔡清海：《台南县盐水港沿革》，《南瀛文献》30期(1985年6月)，第184页。 (48)黄典权：《台湾南部碑文集成》，第155页。 (49)《筹办夷务始末选辑》，文丛203种，第67页；《中复堂选集》，文丛83种，第104页。 (51) 林衡道：《明清台湾碑碣选集》，台中：台湾省文献会，1980年，第481页。 (53)(81)(90)(136)孙尔准、陈寿祺：《重纂福建通志台湾府》，文丛84种，第343页，第28页，第377页，第103页。 (54)《清高宗实录选辑》，第412-413页；《钦定平定台湾纪略》，文丛第102种，第348-349页、第369-370页、第419-420页。《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年，第64辑，第654-655页。 (55)林玉茹、刘益昌：《疑似旧麻豆港水堀头遗址探勘暨历史调查研究计划报告》，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2003年，附表3-1。 (56)姚莹：《东槎纪略》，第88页；《道光初年台湾舆图》，秋惠文库收藏；姚莹，《东溟奏稿》，文丛第49种，第19页。 (59)(64)(67)(82)(122)(150)(173)《台湾海口大小港道总图》，收于陈寿祺：《福建通志》(同治10年刊本，华文书局印行，1968)。 (61)郇和(Robert Swinhoe)著、周学普译：《一八五八年台湾记行》，《台湾银行季刊》18卷5期(1967年)，第248页。 (62)(83)(161)《道光初年台湾舆图》。 (63)《平台纪事本末》，第50页；《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67辑，第868页，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十八日。 (65)《道光初年台湾舆图》；《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 (66)林衡道：《里港乡的古迹》，《台湾文献》，34卷4期(1980年12月)，第22页。 (68)(92)[日]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辞书续编》(东京：富山房，1911年2月)，第160页，第84页。 (69)邓传安，《蠡测汇钞》，文丛9种，第2页。 (73)《台案汇录癸集》，文丛第228种，第24页；《台案汇录丙集》，第250页。 (74)林绳武：《海滨大事记》，文丛213种，第78页。 (75)《平台纪事本末》，第496页。 (76)《台案汇录丁集》，文丛第178种，第189页。 (77)这八郊是：泉郊、厦郊、布郊、糖郊、竹敢郊、油郊、染郊、南郊。张炳楠(王世庆)：《鹿港开港史》，《台湾文献》，19；1(1964年3月)，第36-37页。 (78)周玺：《彰化县志》，第143页、第153-158页；《台湾中部碑文集成》，文丛151种，第36页、第41-42页。 (79)张炳楠(王世庆)：《鹿港开港史》，第11页。 (86)《道光初年台湾舆图》；周玺：《彰化县志》，第41-42页。 (88)(124)(131)(180)陈盛韶：《问俗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第113页，第121页，第121页，第21页。 (93)(137)洪敏麟：《台湾旧地名之沿革》，第二册(下)(台中：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84年)，第379页；第一册，第304页。 (94)刘枝万主编，《台湾中部碑文集成》，第127页。 (98)《清宣宗实录选辑》，第38页；《台案汇录丙集》，第284-285页。 (103)《清高宗实录选辑》，第414页。 (106)(108)洪敏麟：《从舄湖、曲流地形之发展看笨港之地理变迁》，第41页，第42页。 (111)《嘉义县图》，《台湾地舆总图》，成文本60号。 (112)徐宗干：《斯未信斋杂录》，文丛第93种，第47页。 (113)姚莹：《中复堂选集》，第104、129页；徐宗干：《斯未信斋杂录》，第47页；丁绍仪：《东瀛识略》，页52；方豪：《六十至六十四自定稿》，第49页。 (116)《台湾府舆图纂要》，第286页。 (117)姚莹：《东槎纪略》，第88页；倪赞元：《云林县采访册》，文丛第37种，第94页；《台湾私法物权编》，文丛第150种，第570页。 (119)杨惠琄：《清代至日治时期梧栖港街的发展与贸易变迁》，暨南大学历史所硕士论文，2011年，第23页。 (125)“道光二十六年(1846)署台湾北路理番驻镇鹿港总捕分府为示谕交纳事”，台湾历史数字图书馆，网址：http：//thdl.ntu.edu.tw/THDL/RetrieveDocs.php。 (126)《乾隆台湾军备图》，原藏于天理大学。 (127)周玺：《彰化县志》，第40-41页；《道光台湾舆图》。 (128)《清高宗实录选辑》，第622页；《大学士阿桂等奏折》，《台案汇录庚集》上，第163页。 (129)福康安：《钦定平定台湾纪略》，文丛第102种，第1011-1013页；《清高宗实录选辑》，第621-623页；《大学士公阿桂奏折》，《台案汇录庚集》上，第163-164页。 (130)陈培桂：《淡水厅志》，第173页。 (133)姜道章：《台湾淡水之历史与贸易》，《台湾银行季刊》，14卷3期(1963年9月)，第262页。 (134)陈国栋：《淡水聚落的历史发展》，《台大建筑与城乡研究学报》，2卷1期(1983年6月)，第8页。 (135)陈培桂：《淡水厅志》，第172、192页；姚莹，《东溟奏稿》，第31页。 (138)[日]西村睦男著，余万居译：《台北市地理学研究：日据时期》，《思与言》23卷3期(1985年9月)，第7-8页。 (140)新庄巡检一度欲移驻至艋舺，并称艋舺县丞，但终未改移。参见尹章义：《新庄巡检之设置及其职权与功能》，《台湾开发史》，第304-306页。 (141)邱秀堂：《台湾北部碑文集成》，台北：台北市文献会，1986年，第76页。 (144)姚莹：《东溟奏稿》，第31页。 (145)《筹办夷务始末选辑》，第67页。 (147)《乾隆年间台湾军备图》；《道光初年台湾舆图》；陈培桂：《淡水厅志》，第25页。 (148)刘良璧：《重修福建台湾府志》，第342页；柯培元：《噶玛兰志略》，第125页。 (151)高贤治编：《大台北古契字二集》(台北：台北市文献委员会，2002)，第226页；《道光初年台湾舆图》。 (154)邱馨慧：《从鸡笼到淡水：荷兰时代北台湾的政治经济移转》，《淡江史学》23(2011年9月)，第208页。 (155)黄富三：《雾峰林家的兴起》，台北：自立晚报，1987，第39页。 (156)《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第65、198、339、353、386、548页；《乾隆台湾军备图》。 (157)刘良璧：《重修福建台湾府志》，第342页；连横，《台湾通史》，第550页。 (158)(168)《台湾私法物权编》，第754、601页，第942页。 (159)(160)林玉茹：《清代竹堑地区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动网络》，第33-101页。 (162)《台湾田园分别垦禁图说》；姚莹：《东槎纪略》，第89页。 (163)吴学明，《金广福垦隘与新竹东南山区的开发(1835-1895)》，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86年，第260页。 (165)有关淡水厅城的兴筑过程，参见戴宝村：《新竹建城之研究》，《教学与研究》，1982年第4期，第87-104页。 (166)Harry J.Lamley,“The Formation of Cities:Initiative and Motivation in Building Three Walled Cities in Tai-wan”,in G.W.Skinner 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University Press,1977),p.161. (170)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文丛121种，第616页：“樟脑，北路甚多。” (171)《台湾府舆图纂要》，成文本58号，第439-440页。 (172)[日]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辞书续编》，第62页；姚莹：《东槎纪略》，第89页。 (175)林玉茹：《闽粤关系与街庄组织的变迁：以清代吞霄街为中心的讨论》，《曹永和先生八十寿庆论文集》，台北：曹永和先生八十寿庆论文集编辑委员会，2001年11月，第81-101页。 (176)《台案汇录甲集》，文从31种，第129页。 (177)陈运栋：《三湾垦户张肇基考》，《史联》，13期(1988年12月)，第26-32页。丁绍仪，《东瀛识略》；姚莹：《中复堂选集》，第129页。 (179)丁绍仪，《东瀛识略》；姚莹：《中复堂选集》，第129页。标签：嘉庆王朝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