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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在世界上的高覆盖率不仅因为它的无可比拟的经济、技术实力，还由于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在世界范围的广泛影响力。许多国家的经济政治生活与美国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了解美国方面的信息成为各国政府和公众的需要。除此之外，许多国家的传播媒体都不够发达，它们往往没有能力派记者到其他国家进行新闻调查和采访，更没有能力通过电视这个最有效工具对事件发生的过程进行现场直播。因此，许多国家的政府官员和公众不得不通过收看美国的CNN、 翻阅美国的报刊杂志或通过本国电视台报刊的转播、转载来了解国外发生的事情。然而，美国的新闻报道由于受到国内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必然存在着片面性，这些片面性因为它标榜的“独立于政府”、“新闻自由”等口号而被一些人所忽视。这一状况很可能给国际社会带来消极的影响。
一、美国新闻媒体在世界范围的覆盖面
美国的大型有线电视（CNN）是开创世界性媒体的先锋。 美国颇有影响的《读者文摘》杂志发表评论说：“CNN 现已成为最普及的每日新闻来源，它有数以千万计的观众，是政治家、政策制定者、新闻从业人员以及任何想迅速看到突发性新闻和有关深入报道的人必须收看的电视台。”（注：赵淑平、王银柱：《美国电视纵横》，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美国的两大通讯社——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不仅为国内各媒体提供出售新闻的服务，还为广大的海外客户提供稿件。美联社昼夜发布新闻，每天发稿量大约300万字，译成100多种文字，每年发行图片约15万张，国内外订户有1.5万家。合众国际社每天使用48种文字向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0多家订户发稿；每天的发稿量约400万字， 并拥有一个世界范围的图片网。（注：蔡骐、蔡雯：《美国传媒与大众文化》，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美国的《时代周刊》、《新闻周刊》、《国际新闻报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国际先驱论坛报》都成为各国有关政府部门、学术界和大学的必订报刊。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INTERNET的出现，美国各大媒体都不失时机地加入了INTERNET，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它们在国际上的影响。除了一些国际性媒体外，美国其他的主导性媒体和选择性媒体都设立了自己的网站。电视网有：CNN、ABC、NBC、CBS以及C—SPN等。进入INTERNET的报刊则不计其数，在世界报刊上网总数中占一半以上。（注：丁子：《“第四传媒”与大众传播的新趋势》，《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四期，第31页。）
二、美国媒体片面报道国际事务的必然性
事实上，美国新闻媒体不可避免地受到本国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影响，美国民间媒体还受到幕后经济权势的政治经济利益的驱动；另外，民间媒体新闻行业自身的特性也是造成其报道片面的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
（一）意识形态和民族情绪的影响
一国的民族文化，就其深层次结构而言，它代表这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民族情感、道德伦理的综合。媒体是文化的载体，新闻报道不能不带有一国社会文化的痕迹。尤其是在国际新闻报道中，民族文化的痕迹更为明显。任何一国的新闻工作者都极易受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绪所左右，美国的记者也不例外。
（二）政府的操纵
美国新闻媒体虽然有自身的新闻采访系统和新闻客观性的标准，却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行政部门才能获得有关美国对外政策和国际事件的信息；记者和官方有一种共生共栖关系，官方想利用记者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记者也同样想通过建立与官方良好的关系以方便自己的工作。而尤其是在事关国家安全的对外事务上，“掏粪”只能惹得一身骚。“采访记者们”通常把新闻的基本来源寄托在有关部门身上。况且，总统和一些重要官员的言行本身就具有新闻价值，他们可以利用这自身的新闻价值、信息来源的可信度、对机密情报的掌握和与新闻媒体的社会关系来操纵媒体。行政部门还经常以国家安全为由，控制媒体的报道。由于新闻媒介抵制公开的新闻检查，政府和主导性媒介机构便达成了非正式协议，允许经过挑选的“少数新闻记者”在政府进行海外军事干涉时，代表全国新闻媒体，按严格规定进行随军采访。（注：杰里尔·罗塞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周启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483页。）在海湾战争中， 最有影响的新闻传媒——主要电视和广播网、新闻周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主要的有线服务系统在战争一爆发时都坚定地予以支持。前助理国务卿霍丁·卡特在战争中曾说：“如果我是美国政府，我会为这样的报道付酬给新闻界。”（注：谢金文译：《海湾战争与美国新闻媒介的倾向性》（该文为MARTIN A LEEHE和NORMAN SOLOMAN所著的《不可靠的新闻源》一书自序），《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6期，第32页。）战后17 个主要的美国新闻机构向国防部递呈一项报告埋怨海湾战争时政府对媒体的严格控制。然而， 8年后美国媒体对北约轰炸南联盟的报道依然如此地重蹈海湾战争报道的覆辙。
（三）幕后经济权势的控制
最近，美国社会学家彼得·菲利普斯在加利福尼亚州立索诺马大学赞助下搞了一个“新闻检查计划”研究项目，进行有关美国新闻媒介同大跨国机构利益联系的研究。据他和他的工作班子说，最有影响和最强大的六家电子新闻机构公司中，有81名经理在104 家最大企业中担任领导职务。5家最强大的文字新闻机构，由76个总经理领导，他们与 1000家最大企业中的66家有联系。（注：新华社联合国1998年11月21日电。）几乎每个主要传媒公司的董事会里，都有“国防”承包商的代表，形成了一个个军工—传媒联合体。如美国大众传媒界的最重要人物之一是弗兰克·卡卢奇三世（西屋电气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他曾于1978年到1981年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1987年到1989年任国防部长，现在是“国防承包”的最大获利者之一。全国广播公司的拥有者通用电气公司就是美国最大的军需承包商之一。今年北约轰炸南联盟所使用的轰炸机、导弹、卫星系统也几乎全是美国军工企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卖价要比成本贵好几倍。这一现象不能不让人们产生这样一个顾虑：美国媒体自身的保守主义文化倾向和军火商利润利益的驱动，会不会使之成为鼓吹战争的机器？
（四）美国新闻行业自身的问题
首先，美国媒体都是营利性的私营部门，为了吸引观众、听众或读者，美国媒体所强调的新闻是它的冲突性、刺激性和戏剧性。这种新闻观导致第三世界的“坏消息”被过分渲染，而其发展、进步的一面却没有得到客观的报道。在冲突中，如果作为一个戏剧脚本，必定是有好有坏，有善有恶、有正义的一方有邪恶的一方；被媒体左右的民众却不知所谓的“邪恶”和“正义”只是媒体的炒作，真实的世界却与之相差甚远。其次，国际新闻报道一般是由驻外记者发回的。目前维持一个驻外记者的花费每年要15万到20万美元，这样只有少数有实力的新闻机构才有能力在世界各地派一定数量的驻外记者；加上美国记者自身的语言素质问题（尤其是东语记者数量微乎其微），使得美国媒体的国际事务报道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存在问题。随着交通和科技的发展，有的新闻机构不再派驻外记者，而是临时赶赴现场进行报道，这样记者对当地的国情、民风并没有全面的知识，其报道的质量更是值得怀疑。此外，美国的现代新闻从业人员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业、工资和能够在金字塔中不断上升，还要自觉地进行“新闻检查”，以迎合董事长和董事会成员的共同意识。
三、片面新闻报道对国际关系的消极影响
美国民间媒体的国际新闻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优势，人们当然地认为：不受官方控制的媒体比作为官方喉舌的媒体更具有客观性、公正性和中立性。全世界，无论东方的日本和菲律宾的受众，还是北欧瑞典和丹麦的受众，都对美国传媒有一种盲目的崇拜。国际上许多媒体，他们不在乎CNN、NBC、《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等的报道是否属实，只要消息来源是美国的媒体，就可以相信，就可以转播、转载。正因为美国媒体在国际上的影响如此之广，它们在国际新闻报道上明显的片面性、双重标准、过分的新闻渲染、象征主义描述和种族主义的流露都可能给国际政治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
（一）误导国际舆论，影响其公正性。各国政府有关部门对国际事件的了解传统上有自己的官方情报渠道，美国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由于技术上的先进往往比官方渠道早到至少24小时，而且其详尽程度和准确程度确实是许多官方渠道所不及的。加上许多国家自身的媒体不够发达，在国际新闻报道上反应不够快，所以美国的国际新闻传播几乎成为许多国家了解外部事务的重要渠道。遗憾的是，美国新闻传播“厚此薄彼”的新闻裁剪、藏匿与滞后重要新闻，将使得这众多的国家政治行为体在对国际事务的判断和认识上发生偏差，从而影响国际舆论在关键时刻的道义反映。
在科索沃危机问题上，从CNN和其他美国媒体的报道中， 人们无法知道北约轰炸了什么目标，在什么地方，以及造成了什么后果；也无法看到或了解到难民们在遭受什么样的苦难。媒体在报道北约这次行动时，把巴尔干复杂的历史、社会和人文背景过于简单化，而在报道北约讲了什么和提供了什么材料方面，媒体实际上已成为北约这次行动的一部分，他们在用宣传工具任意涂抹历史和现实。美国新闻媒体集中报道的是塞族在对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进行种族清洗，闭口不谈北约的狂轰滥炸给包括科索沃人民在内的南联盟人民带来的空前灾难。在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后，美国媒体都立刻反应为是一场“误炸”，这也为美国和北约避免不利舆论，开脱罪责做了铺垫；与此同时，美国媒体把新闻报道集中在中国学生和民众的示威游行，攻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对轰炸带来的中国使馆人员的伤亡轻描淡写；反复报道美国总统的抱歉和中国的不接受，并结合对所谓中国政治献金案和核间谍案的大肆炒作，这似乎在向世界舆论说：中国是一个被美国宠坏的孩子，这是在耍无赖。这使得中国在这一事件上争取国际舆论的道义支援，惩罚肇事者的斗争受到了不利的影响。
美国在海湾战争和北约轰炸南联盟中使用贫铀武器，伊拉克儿童白血病发病率现在不亚于广岛，这种状况在南联盟也无以避免。这是某种形式的核战争。美国的新闻媒体在这一点上却保持沉默；而对美军在战争中的“英勇作战”和“先进的美国战争武器”大肆渲染，似乎在向人们叙述“强大的正义”正在战胜“脆弱的邪恶”。
（二）宣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关系思想，影响他国外交政策。美国是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发源地，也是至今世界上国际关系理论最为发达的国家。美国新闻媒体在对国际新闻的报道、分析和综述中无不在宣扬本国的国际关系思想。其中的“霸权稳定论”、“新兴帝国威胁论”、“民主和平论”、“主权过时论”等思想无不是在维护美国在世界的垄断地位，打击正在发展壮大的其他国家，宣扬西方民主制度适应于全球，为强行干涉他国主权搜罗理论依据。
美国媒体在对中国的新闻报道中，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其基本理论就建立在“新兴帝国威胁论”上。美国媒体曾发表了这么一幅漫画，一群彬彬有礼的绅士正在共进晚餐，突然闯进了一位相貌极为粗俗的彪形大汉，要求分享他们的晚餐，这位彪形大汉身上写着“中国”二字。美国媒体通过“妖魔化”中国，“像当年的遏制政策把苏联的邻国团结起来那样，也使中国的邻国团结起来”，对付中国这个庞然大物。中国的周边国家也被美国“新兴帝国威胁论”唬倒，这使得中国周边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笼罩着“未来中国威胁”的阴影。
（三）干涉他国主权，伤害他国民族情感。在美国新闻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中，尤其是在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新闻报道中很难看到发展中国家的进步和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以及它们为国际和平与安全所作出的贡献；而饥荒、犯罪、内乱、不人道、落后风俗、政局动荡等则成为美国媒体的报道焦点。与此同时，美国媒体在对一些非西方政治制度的国家的时政报道中，经常以思想道德警察自居，对这些国家的政权指手画脚，干涉他国内政，从而影响了这些国家和美国的正常关系。
（四）妖魔化他国可能导致的“俄底浦斯”效应。在人与人关系中，如果一个人将另一个人看作敌人，或者一个人认为自己被当作敌人看待，那么他就会成为敌人。这就是自我证实预言，又称“俄底浦斯”效应。这一原则在国与国关系中也同样适用。美国媒体不顾“平等、公正、中立”的新闻原则，运用高超的新闻“渲染术”，采用象征主义描述语言，对一些国家进行妖魔化的报道。早在冷战时期的越南战争中，美国媒体对越南的报道几乎要把敌人不仅从政治领域，而且从人类社会本身中剔除掉：他们是“狂热者”、“自取灭亡者”、“半疯狂者”；他们是害人虫，他们控制的地区是“滋生共产害虫”的地方。这些偏激的狂言乱语在冷战后的今天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自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的每一件在美国人看来反常和不正当的事例都被推而广之上了头条新闻，这给所有与中国有关的新闻和报道罩上了一层阴影。翻开美国的报纸，打开美国的电视，关于中国看到的是“斯大林式”的共产党人、贩毒者、屠杀婴儿、滥用罪犯器官移植、军火商、盗版者、好斗的民族主义者、寻求霸权的将军、渗入美国社会的间谍、迫害基督教徒的恶棍和其他美国公众所厌恶的坏蛋形象。（李希光：《中国有多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 页）这些失实的报道不仅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在国际上败坏了中国的民族形象，给和平的国际关系平添了不谐之音，而且在美国国会和公众中煽动起强烈的反华情绪，使他们自然地把中国看作是美国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