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转型——基于Ramp;D驱动经济增长框架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财政政策论文,框架论文,政府论文,Ramp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Romer（1990）、Grossman and Helpman（1991）、Aghion and Howitt（1992）为代表的研发为基础增长理论（R&D-Based Growth Theory）的兴起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经济增长理论。
Jones（1999）认为以Jones（1995）为代表的增长模型同样存在较大的缺陷，这是因为：在Jones（1995）的框架下，人口增长率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决定因素，政府政策不能影响经济增长，这与现实经济不符。一些学者尝试在半内生增长框架中通过修正代表性个体的偏好或厂商的生产函数来解决上述问题。Strulik（2005）在包含两类创新活动的经济中引入人力资本积累和利他主义（altruism）偏好，进而分析了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取决于一些刻画生产技术以及偏好的参数。Bucci and Parello（2006）在一个水平创新经济中引入利他主义偏好并内生化人力资本积累，研究发现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生产函数的参数以及利他主义程度的大小。
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为我们考察宏观公共财政问题提供了基准的分析框架。近年来，一些学者尝试在R&D驱动的经济增长框架下考察政府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例如，Zeng and Zhang（2007）在一个水平创新经济中内生化劳动力供给，假设政府通过征收扭曲性税收为研发补贴融资，发现由于税收对劳动供给的扭曲作用较大，因而分权经济无法复制社会计划者经济。Perez-Sebastian（2007）在Jones（1995）的非规模经济中考察了转移动态（transitional dynamics）过程中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发现财政政策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很大，且政府最优的R&D补贴率对消费跨期替代弹性和产出加成（markup）值的大小都很敏感。严成樑和龚六堂（2009）在Aghion and Howitt（1992）的R&D驱动经济中考察了政府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不是等价的；对R&D部门征收的税率越高，研发投资规模越小，经济增长率越低；对R&D部门的补贴率越高，研发投资规模越大，经济增长率越高。
本文在Jones（1995）的经济中按照Lucas（1988）的方式内生化人力资本积累，并进一步考察了政府财政政策选择对于实现经济增长转型的重要性。本文的结论是：人口增长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经济增长还取决于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以及政府财政政策的选择；政府财政政策是实现经济增长转型的重要条件，政府财政选择不同，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也存在较大差异。此外，本文还在上述框架下对比了分权经济（decentralized economy）与社会计划者经济（social planner economy）的经济增长率与资源配置情况，研究发现分权经济的经济增长率与社会计划者经济的经济增长率相同，但分权经济的储蓄率低于社会计划者经济的储蓄率；分权经济中研发投入与社会计划者经济研发投入的大小关系不能确定。
本文剩余部分的内容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模型框架；第三部分介绍了社会计划者经济的情形；第四部分是结语。
二、模型框架
本文在Jones（1995）的R&D驱动的经济增长框架下按照Lucas（1988）的思路内生化人力资本积累。按照一般的设定，经济中包括最终产品生产部门、中间产品生产部门和R&D部门，其中，最终产品生产部门和R＆D部门是完全竞争的，而中间产品生产部门则是垄断竞争的。
（一）最终产品生产部门
我们认为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率较低，可能是因为这些国家人力资本部门的生产效率或是创新的回报较低，经济中没有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经济增长趋于停滞。此时，政府的合理财政政策可以使得经济到达一个较高的发展阶段。例如，政府对教育的补贴可以使得教育部门的回报足够高，从而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政府对R&D活动的补贴可以提高研发投资的回报率，从而使得经济中包含创新活动。因此，在实现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财政政策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Funke and Strulik（2000）在Grossman and Helpman（1991）的水平创新框架下内生化人力资本积累，给出了一个广义的增长模型来解释经济增长的差异。与之不同的是，我们从政府财政政策的角度出发，考察政府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转型的重要性。我们认为，政府财政政策是使得经济由新古典经济、Ah资本积累驱动的经济或是研发为基础经济过渡到Ah资本积累与研发相互驱动经济的必要条件；合理的财政政策可以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得落后国家更好的实现赶超。表1综述了上述分析结果。
三、社会计划者经济
我们可以通过求解社会计划者（social planner）的问题，进而考察分权经济下的经济增长率与资源配置是否为最优。社会计划者经济的问题是：
根据Jones（1995）的研究，选取如下基准的参数值：σ＝1，n＝0.02，ρ＝0.03，φ∈［－1，1），α分别取1/2，2/3，3/4；λ分别取0.25、0.5、0.75和1。根据Lucas（1988）的研究，令δ＝0.05。图1—图4分别表示当λ取0.25、0.5、0.75和1时，社会计划者经济与分权经济下研发投入规模大小的对比。可以看出，与Jones（1995）的结论相同，分权经济下的研发投入规模与社会计划者经济下研发投入规模的大小关系不能确定：当α、φ、λ较小时，分权经济下的研发投入比社会计划者经济下的研发投入更多；当α、φ、λ较大时，分权经济下的研发投入比社会计划者经济下的研发投入更少。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的命题：
命题4：在人力资本积累与R&D相互作用的增长框架下，若不考虑政府财政政策的影响，则分权经济与社会计划者经济的经济增长率相同；分权经济下的储蓄率低于社会计划者经济的储蓄率；分权经济下研发投入规模与社会计划者经济下研发投入规模的大小关系不能确定。政府财政政策可以使得分权经济复制（replicate）社会计划者经济，从而实现社会最优。
图1 λ＝0.25时的情形
图2 λ＝0.5时的情形
图3 λ＝0.75时的情形
图4 λ＝1时的情形
四、结语
本文在Jones（1995）研发为基础（R&D-Based）的经济中按照Lucas（1988）的方式内生化人力资本积累，并考察了政府财政政策对实现经济增长转型的重要性。研究发现：政府对教育和R&D的财政补贴可以使得落后国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述结论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它表明政府应加大对教育和研发的财政支持力度，这样更有利于加快经济转型，实现经济更快增长。当不考虑政府政策时，尽管分权经济下的经济增长率与社会计划者经济的增长率相同，但分权经济中仍存在福利损失。这是因为分权经济中的资源配置不是最优的，其储蓄率要比社会计划者经济的储蓄率更低，而其研发投入与社会计划者经济中研发投入的大小关系不能确定。政府财政政策可以使得分权经济复制社会计划者经济，以使得社会资源配置实现最优化。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广义的经济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正相关，这可能与现实经济不相符。例如Kelley（1988）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因此，如何在现有的框架下通过修改生产函数或是效用函数，使得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现实经济相符是本文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本文可能的扩展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模仿（imitation）是影响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可以在现有的框架中引入模仿，进而考察人力资本积累、创新、模仿的相互作用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2）现实经济中，垂直创新比水平创新更普遍，因此，可以在现有框架中引入垂直创新，进而按照Segerstrom（2000）的思路考察两类不同研发补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3）在本文框架下从其他角度考察政府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例如，将政府公共支出进入生产函数，在此基础上考察最优财政政策的设计。
数学附录1（经济中不包含R&D活动的情形）
假设经济中不包含研发活动，只有人力资本积累，则代表性个体的问题是：
和横截性条件：
根据竞争性均衡以及平衡增长路径的定义，将总产出函数两端同除以K，再根据方程（6），（8），（9），当经济处于平衡增长路径上时，我们有：
注释：
① 规模效应是指经济的规模越大，经济增长率来得越高。需要说明的是，以研发为基础的增长理论关于规模的定义有多种，可以是科学家、工程师的数量，也可以是人口总数或是国内生产总值等。
② 这里用人均产出的增长率表示经济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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