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祥子》：一个农民进城的故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骆驼论文,祥子论文,农民论文,故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06）04—0014—07
作为老舍先生最著名的小说，《骆驼祥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素来备受关注。但以往的研究往往只是将其看作一个特定年代里的人生悲剧，未能充分揭示这一故事蕴含的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在我看来，祥子的故事，其实是一个进城农民的故事。在小说中，祥子的身份经历了一个从进城农民到城市游民的转换，他所遭遇的一切，城市生活对他的改造，以及带给他的精神危机，固然是特定时代社会生活的产物，但从根本上说，又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那些进入城市的农民将要长期经历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常常从祥子的悲剧，推导出某种有关社会革命必然性的结论，但社会革命并不能解决现代化进程中进城农民的所有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读《骆驼祥子》，不仅可以使我们更透彻地了解作品，了解历史，而且也会为我们认识当代生活，尤其是认识那些与农民进城有关的问题带来一定的帮助。
一、进城：一个现代中国故事
《骆驼祥子》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但它所反映的问题却具有更长远的历史意义。近代以来的中国，经历着一场亘古未有的巨变。这一巨变，从社会学层面来看，是与大量农民不断涌入城市密切相关的。1840年之后，随着国门的打开，传统生活及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中国式的农业文明，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伴随着一次次曲折的社会革命运动，现代化的浪潮开始席卷中国。与此同时，一代代的农民也以不同的方式离开乡土，涌入城市，构成了一道汹涌澎湃的社会巨流。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这一最宏大的社会变化，如果允许我们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必然是“进城”。作为社会生活的一种或直接或曲折的映像，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始终忠实地反映着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到无数的“进城”故事。从鲁迅的《阿Q正传》到茅盾的《子夜》， 从夏衍的《包身工》到今天的“打工文学”，从路遥的《人生》到贾平凹的《废都》，尽管具体的内容不同，但它们的主题或故事背景却始终与农民进城，这一宏大的社会趋势有着或显或隐的关联。在这些故事中，老舍的《骆驼祥子》是一部非常独特的作品，因为只有它不但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城市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揭示了一个破产的农民如何市民化，又如何被社会抛入流氓无产者行列的过程”[1]249，而且只有它才深入到心理的层面，深刻揭示了进城农民的种种现实境遇与精神危机。
纵观20世纪以来的农民进城趋势，可以发现，大规模的农民进城，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不同的阶段，进城的原因、构成、方式，以及进城后的境遇，也各自不同。20世纪前半期的进城农民，主要由那些因战乱、天灾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挤压所造成的破产者构成，他们以种种分散的方式自发地进入城市，但城市经济的不发达，并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就业空间，这些人除去一部分为现代工商业吸纳外，大多数只能生活在城市边缘，既不能被成功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更难成为一个真正的、生活安定的市民。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混乱，政治的无序，也使他们的生活得不到任何的保障和救助。就历史的发展来看，这类人的大量存在，既增加了城市生活的混乱，也为社会革命提供了动力。读鲁迅的《阿Q 正传》或茅盾的《子夜》，我们均能发现，作品所隐含的有关社会革命必要性、可能性的批判或论证，总是或多或少地与我们这里所说到的破产一进城农民的问题有关。1949年以后，随着新的国家政权的建立，社会生活迅速有序化，通过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建立，农民被再一次牢固地束缚到了土地上，城市生活也高度组织化。195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工业体制的建立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也在有效吸纳了原有的城市贫民，使其转化为现代产业工人的同时，将新的劳动力的吸纳归入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渠道，从而大大地抑制了农民自发进城的趋势。但即便如此，农民自发进城的趋势仍然存在，那些以非组织、非计划的方式悄悄进入城市的农民，尽管最终还是要融入到城市中去，但实际的进程却面临着种种的困难。19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急剧发展，加速了社会的都市化进程，同时也将更多的农民以种种不同的方式抛入了城市，随着中国城乡经济的高速发展，农民进城问题再一次被推到社会注意的前沿。此一时期的中国，一方面，城市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产业后备军进入，另一方面，由于人口的激增、科技的发展，农村也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同时，计划经济体制的打破，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控制的放松，也使农民进城中的自发性因素急剧增加。汹涌澎湃的民工潮，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东南沿海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无比的活力，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从作品中的描写看，祥子的进城，属于我们这里说到的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经济凋敝与农民破产的结果，他的悲剧固然是他所处的那个特定时代所决定的，但就中国百余年来历史的发展看，农民进城是一个不可遏止的社会潮流，农村经济的凋敝，农民的破产，固然会迫使他们涌入城市，城乡经济的快速增长，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同样会驱使他们离开乡村。1980年代以来创农民自发进城，与发生在20世纪前期的农民自发进城，尽管从根本上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就解决“农民如何市民化”这一问题，以及其间的许多细节来说，历史仍然存在着某种令人惊异的相似。由此观之，祥子的问题，也就不仅仅是一个特定年代、特定环境下的问题，而对它的深入透视，也就具有了更普遍的意义。
二、祥子的社会身份问题：从进城农民到城市游民
在以往的研究中，《骆驼祥子》常常被当作一部描写下层市民生活的作品来讨论，祥子也理所当然地被当作旧中国下层市民的典型。然而，读过它的人都知道，祥子其实不过是一个刚刚进入城市的农民。如果我们只是宽泛地将市民理解为生活在城里的人，祥子当然也是一个市民。但市民一词的使用，往往还有更复杂的含义。在传统中国，乡村与城市之间，并没有一条截然的界限，传统城市生活不过是村镇文明的一种放大，虽说存在着城乡差别，但城市与农村之间还存在着某种有机的联系，乡下人与城里人的转换，相对较为容易。尽管如此，市民与农民毕竟还是有着不同，一个典型的市民，除了较长时期生活在城镇之外，还应对城市生活及其意识形态，特别是与城市生活及其密切相关的商品经济、价值观、伦理观，有相当的亲和与理解，或许还应有相对稳定的居所和社会关系。城市不仅是他谋生的地方，也是他的家。这一点，听上去很容易，但对于祥子和今天许多刚刚进入城市的“民工”来说，并不是很快就能达到的。一个进入城市的农民，要想真正成为市民，必须经过一段时期的生活实际与心理调适，而在此之前，称他为市民，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根据他的生活特点来研究市民，也是不准确的。叫祥子为市民的最大缺陷，就在于它很容易使我们忘掉祥子身上的农民特点，以及他的身份、心理从农民向市民转变的这种动态过程，忽略体现在他身上的“农民如何市民化”这样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会文化问题。
那么，祥子的真实社会身份究竟是什么呢？赵园先生说：
对小说中初上场的祥子，没有比这更恰当的比喻了：“他确乎有点像一棵树，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他是从乡野的泥土中生长出来的。即使穿着白布裤褂站在同行中，他也彻里彻外的是个农民，甚至他的那种职业理想——有一辆自己的车，也是从小农的心理出发的：车是像属于自己的土地一样惟一靠得住的东西。[2]31
的确，在作品的开头和大部分篇幅中，祥子身上还保留着许多农民的特点，他的所作所为，无论在性格上还是德行上，都还保持着那种由乡土生活所培养起的一切。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只是简单地称他为农民，因为在整部作品中，祥子的生活和心理都处于一种转变的过程中，为了更准确地指明这种特点，或许我们最好还是称他为“进城农民”。
在故事的后半部分，祥子似乎已完全被城市生活所改造，从而失去了他所曾拥有的农民的特征。此时的祥子，当然已是一个市民。但又是一个怎样的市民呢？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习惯于将此时的祥子归于城市流氓无产者的行列，这当然并不错，但就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传统来说，与其叫他流氓无产者，不如叫他“游民”更具历史意义。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王学泰先生指出：
“游民”主要指一切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原注：主要是宗法秩序）的人们，其重要的特点就在于“游”。也就是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他们缺少稳定的谋生手段，居处也不固定，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城市乡镇之间游动。迫于生计，他们以出卖劳动力为主，也有以不正当的手段牟取财物的。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有过冒险生涯或者非常艰辛的经历。[3]
从书中的描写看，堕落后的祥子，仍然算不上一个典型的市民。在北平这样一座大都市里，仍然没有他真正的位置。他生活在城市的边缘，没有家，车夫是一个流动性很强的职业，其收入和生活来源都没有真正的保障。就连他唯一的财富——健康的身体和那一份要强的德行，也在一点点地丧失。此时的他，什么事都可以干，什么事也都可以不干，对于生活他既无凭借又无理想，像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 显然已成为一个典型的城市游民。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于《骆驼祥子》的研究，就可以进入一个新的层面。
三、城市生活中的祥子及其精神危机
有关祥子生活苦难与精神痛苦的分析，一直是《骆驼祥子》研究中的一个重点。祥子故事的大关节，无非这样两个：一是他与车的关系，二是他的性及婚姻。
祥子与洋车的关系，无疑是这个故事的最重要部分。对堕落之前的祥子来说，一部属于自己的洋车，不仅是他赖以维生的工具，而且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赵园先生说：“车是像属于自己的土地一样惟一靠得住的东西”[2]31，确实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从祥子与车的关系，很可以看出祥子心性中的农民特点。纵观祥子的三次买车，具体经过虽然不同，但体现其中的人生理想及价值观念却始终如一。前两次，祥子都是自己攒钱买车。第一部洋车的获得，花去了他三年的时间和汗水。第二次，他仍是坚持自己攒钱，既拒绝刘四主动借钱给他买车的建议，也拒绝了高妈给他的放贷、储蓄和起会的建议。第三次，靠着虎妞带来的一点钱，他虽然买到了自己想要的车，但对这辆不是靠自己劳动买来的车，他怎么也难以建立起像对第一辆车那样的感情。从这些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出祥子的质朴，看出体现在他身上的那种农民式的根深蒂固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观念，以及他与城市生活的隔膜，对商品经济的无知。婚后的祥子仍然不愿放弃拉车，也不愿像虎妞说的那样买几辆车赁给别人，像他不愿放贷一样，体现在这里，当然仍是传统那种勤劳致富的人生观念。
祥子生命中另一个重要的关目，是他与女人的关系。虎妞对祥子的引诱，一时间满足了他的欲望，他们的结合，一度也给了他一个家，但这却不是祥子所想要的家。祥子的不喜欢虎妞，除了其老、丑、凶悍、耍心眼、剥夺他的自由、伤及他的尊严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嘲弄了他的理想。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存在于祥子和虎妞之间的问题，除了年龄上的差异，更重要的还是他们不同的人生态度。婚后的祥子仍然想拉车，想做一个体面的洋车夫，而虎妞则尖刻地嘲弄这一切。这嘲弄最终的指向，正是作为进城农民的祥子一度所曾秉持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理想与勤劳致富的人生观念。作为车厂主的女儿，虎妞比祥子有钱，社会地位也高一些，但无论是她父亲还是她自己，都还算不得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他们身上其实都比祥子有着更多的游民习气[4]。可以说，在整个作品的前半，祥子都在努力挣扎，以抵御游民生活对自己的诱惑。就是虎妞对他的性诱惑，也不过是这一诱惑的组成部分而已。祥子对虎妞的拒绝，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其实也是对她所体现的这种生活方式的拒绝。他对小福子的好感，除了她年轻力壮、能洗能做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她能够使他实现他一直所做的农民式的生活梦想。
《骆驼祥子》的故事，是一颗善良的心饱经磨难终致堕落的故事，也是一个淳朴的农民如何被城市社会所改造的故事。从后一意义上，《骆驼祥子》也是可能被当作一部成长小说来读的。但这却是一种反向的“成长”，因为时间的流逝带来的，并非心智的成熟，而是精神的萎缩。堕落之前的祥子，健壮、勤谨、诚实、质朴、负责、富于同情心。经历一连串的打击之后，这些品质丧失殆尽，人生阅历的加深，确实使祥子在作品的结尾部分变得更为世故，但在同时，他也失去了身上所有的好东西，包括他对生活曾经抱有的希望。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次重要的历史转型。而传统中国社会在这次转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正是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的崩溃和勤劳致富的人生观念的破灭。1930年代的许多社会小说，像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叶紫的《丰收》、吴组缃的《樊家铺》、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等，所讲述的都是这样的故事。老舍的《骆驼祥子》，其具体的生活场景虽然从农村移到了都市，但就祥子所经历的一切希望、幻想、幻灭而言，其实质，仍然不离乎此。作为一个地道的城里人，老舍并不真正了解农村，但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敏锐使他即便在城市，也观察到了这一关乎中国社会现实的秩序以及最终将涉及人生伦理的大变局。
四、《骆驼祥子》与中国革命
从祥子的悲剧，人们很容易推导出有关社会革命必要性的论证，正如吴小美先生所指出：“老舍的时代是中国必须革命的时代，外部的压力和自身的发展决定了中国别无选择。但如何革命，前景又如何，绝不是老舍这样的作家所了然的。”[5] 写作《骆驼祥子》之前，对于“革命”，老舍一度曾抱有颇为消极的观感（《猫城记》），就是在《骆驼祥子》中，通过对阮明这个人物的剖析，老舍仍然不忘对存在于革命之中的机会主义给予尖利的讽刺。然而，从作品的后半部分看，面对着祥子“想以最大的代价和最低的条件求生存而不可能”的现实[2]31，他的思想还是止不住地要趋向社会革命。小说的最后部分，借着死了孙子的老车夫的口，作者告诉祥子：
干苦活儿的打算独自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一个人能有什么蹦儿？看见过蚂蚱吧？独自一个儿也蹦得怪远的，可是教小孩子逮住，用线儿拴上，连飞也飞不起来。赶到成了群，打成阵，哼，一阵就把整顷的庄稼吃净，谁也没法去治它们！你说是不是？我的心眼倒好呢，连个孙子都守不住。他病了，我没钱给他买好药，眼看着他死在我怀里，甭说了，什么也甭说了！茶来！谁喝碗热的吗？
正是在听了老车夫这番话之后，发现小福子已经死去的祥子，最终放弃了自己的挣扎，从而陷入更深的人生泥淖当中。在小说的最后，作家用一种颇含轻蔑的意味讲到：
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读这段话，就连夏志清也感觉，它的“左倾观点令人吃惊。老舍显然已经认定，在一个病态的社会里，要改善无产阶级的处境，就得要集体行动；如果这个阶级有人要用自己的力量来求发展，只徒然加速他自己的毁灭而已。”[6] 赵园先生曾指出“祥子们”的悲剧，“在于想以最大的代价和最低的条件求生存而不可能。祥子，即使他的精神悲剧，也是在‘求生’中发生的。这正是那个时代最大多数人民的共同命运，也是社会革命的最直接的原因和依据。”[2]31 在中国革命的实际过程中，类似一枝竹筷和一把竹筷的比喻，一直是领导者用来发动群众革命的最有力的修辞。老舍这里说到的一个蚂蚱和一群蚂蚱的比喻，显然也有此意味，但不同的是，除了集体力量的显示，蚂蚱的比喻显然也能给人另外的联想。批评祥子的人，不满于他的，主要是他的个人主义，在他们看来，正是这种个人主义，妨碍了他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去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即便祥子克服了他的个人主义，不“同阶级兄弟争抢饭碗”，而是同“阶级兄弟团结起来斗争以争取生存权”[7]389，问题恐怕也不会变得更为简单。
希望祥子“革命”的人，总是一厢情愿地将这“革命”想象为共产党领导的阶级革命，这场革命由于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自然带有一种有序的、理想化的特点。但革命的实际情况要远为复杂。中国近代最早注意游民问题的杜亚泉在其《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一文中指出：
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以大量的篇幅谈到游民与游民文化问题。他说游民是过剩的劳动阶级，没有劳动地位，或仅仅作不正规的劳动。其成分包括有兵、地棍、流氓、盗贼、乞丐等。游民阶级在我国社会中力量强大，他们有时和过剩的知识阶级中的一部分结合，对抗贵族阶级。他认为秦始（皇）以后，二十余朝之革命，大都由此发生。可是革命一旦成功，他们自己就贵族化了，于是再建贵族化政治，而社会毫无变更。他说这不是政治革命，也不是社会革命，只能说是“帝王革命”。[11]
近年来，这段话相继引起当代著名学者王元化、李慎之等人的高度关注，其原因，当和他们从中得到的有关中国现代社会问题的思考密切相关。很难设想一个加入了“革命”的祥子会是什么样子，在作品本文中，祥子与革命发生的唯一真实关系，就是他出卖了向他兜售革命的阮明——即便在阮明死后他也承认他说的“十分有理”。透彻点讲，即便祥子真的参加了革命，我们也很难断定他所参加的，不会是一个阿Q式的革命。对此，历史已不止一次给了我们意味深长的教训。鲁迅先生之既否定阿Q的不革命，又否定阿Q的革命[9]，老舍先生对“革命”和“革命者”一度所表现出的疑虑，原因或许也正在这里。
然而，对于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来说，革命，尤其是社会制度方面的变革又是有其必要性的。因为只有经由革命，才能为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必要的前提。但革命并非一劳永逸的事件，它不可能解决所有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将祥子的悲剧，界定为旧中国“特定环境”下的社会问题，与径直将其上升到抽象的人性层面，揭示其个性缺陷或剖析作者对“城市文明病与人性关系的思考”[7]249，均并没有搔到问题的真正痒处。按前一逻辑，社会革命的成功，必将消除所有的问题。然而事实远非如此。尽管到1950年代，从国外归来的老舍曾一度“欣喜地发现他曾经控诉的社会不公在新政权下得到了迅速的改变，‘祥子’和‘月牙儿’们有了新的生活出路……新政权以用‘政治的力量把北京的五行八作都组织起来’的办法，解决了苦人们的生存和生活问题”[5]。但这却仍然不是问题的最后解决。 因为被组织起来的说到底只是已然生活在城市里的那部分人，对于新的进城农民，社会仍然缺少一种有效的接纳机制。由于新的户口制度的建立和城乡社会组织的严密化，农民进城问题事实上变得更为复杂。1950年代以来一段时期中国城市问题的减弱，一方面与中国社会现代化、都市化进程的趋缓和隐蔽性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新的社会构造，尤其是户口制度造成的城乡二元格局有关。事实上，虽然在1950～19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城市化的进程仍然有所推进，但其方式较前已大有不同，农民都是被一种较前更为有力的方式束缚在土地上，除了一些按计划的、规模有限的招工、选干之外，城乡之间的社会流动，较前大为减少，在许多时候甚至是逆向进行，1960年代的居民下乡和知青插队，都是这方面的显例。但即便如此，农民自发进城的趋势，也并没有完全被杜绝。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即便在六七十年代社会控制最严的时候，在城市仍然存在着许多“黑人黑户”，对于这部分人的生活，我们只要读一读陆文夫《小贩世家》一类的作品，就会有很清晰的印象。
与那种将祥子的问题限定在“特定环境”下去认识的方法相似，将他的问题径直上升到抽象的层面，从国民性的角度批判祥子的个性缺陷，甚或由之思考“城市文明病与人性关系”，同样存在着背离历史的问题。尽管老舍在作品中，对祥子的性格缺点，诸如不合群、别扭、自私、死命要赚钱、孤独、脆弱、自欺欺人等，从一开始就有所批判，到作品末尾更给他的“个人主义”以不客气的讽刺[10]。然而，所有这一切却都并不意味着，假如祥子的个人人格再健全一些，他的命运悲剧就会得到任何的改变。事实上，就作品的大部分来说，作者刻意表现的其实正是祥子性格中的向上因素，但他的好强，他的爱体面、负责任，却不但不能将他从困境中救出，相反却使他沦入了更深的深渊。将《骆驼祥子》对城市贫民性格弱点的批判，“纳入老舍小说‘批判国民性弱点’这一总主题”[1]250，也许颇能见出作者思想的某种连续性，但对认识祥子本身的问题来说，却并不见得有多少积极的意义。
也许说老舍透过《骆驼祥子》，在思考“城市文明病如何和人性冲突的问题”并没有错，老舍说他写《骆驼祥子》很重要的一点便是“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地狱是什么样子”。“这个‘地狱’是那个在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道德沦丧的社会，也是为金钱所腐蚀了的畸形的人伦关系”[1]251，更是主人公自己那业已堕落了的人心。抽象点说，进入城市的祥子所经历的一切，包括他的努力，他的挣扎，他的醒悟，他的复仇，他的堕落，以及他在此途中所发现的社会黑暗，与许多经典现实主义小说所描写的，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祥子的故事是一个更加绝望的故事。在我们所熟悉的许多俄国或者法国现实主义小说中，主人公在经历了一番地狱或炼狱的痛苦之后，最终趋向的，往往是精神的净化，灵魂的升华。祥子的故事则不然，这里只有堕落，没有救赎，比外在的地狱更为阴森恐怖的，是人心的地狱。
然而，这样看待问题仍然可能由于过于抽象而错失对作品历史意义的真正把握。从世界文学看，所谓“城市文明病”，其实也是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那些憎恶城市文明的人，常常以正在消失的农村社会为乐园原型，同时也喜欢将所谓“城市文明病”本质化，仿佛城市天然就是一个罪恶的渊薮，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城市的表现，也常常突出其“地狱”性，甚而对“进城”产生一种本能的畏惧，孰不知一切不过是发展中的问题，在这方面，老舍当然还算不得最突出的例证，但在其作品中，确也有将“进城”（即城市化这一过程）的问题当作城市本身的问题的地方。然而，就《骆驼祥子》来说，若要将他对问题的看法简单归之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排拒，可能仍嫌仓促。这种看法的得出，或许就与将祥子简单归入“市民”有关。但归根结底，这仍然首先只是一个农民进城故事。
五、《骆驼祥子》与当代农民进城问题
前面已反复说到，抛开种种具体的因素不谈，祥子的问题，其实是一个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城乡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农民又一次如潮水般涌入城市，在城市有能力彻底接纳他们、消化他们之前，他们的存在也带来了许多新社会问题。如今最为社会重视的“三农”问题之一，便是“民工”问题。当代文学中也出现了所谓“打工文学”。在这样的情况下，重读《骆驼祥子》，能给我们些什么样的启示呢？带着这样的问题，让我们最后再一次看看祥子的生活，尤其是导致他走向“末路”的那些东西。
细读作品，可以发现，直接导致祥子“没落”的三次事件，第一次是败兵的掠夺，第二次是侦探的敲诈，第三次则是虎妞的死于难产。这三次事件，看上去都有着某种偶然性，但仔细分析，其背后又都有某些必然的因素。其中败兵的掠夺和侦探的敲诈，当然和特定时期社会的动荡、腐败有关，然而值得注意是，当这种动荡和腐败侵害到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时，正是这些进城不久、无地位、无恒产的农民最缺乏抵御力。虎妞之死，看上去更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偶然的背后同样有必然。也就是说，对于生活在都市底层的人来说，如果社会不从根本上建立起一种起码的风险保障机制，那么，任何一点意外的变故，对这些贫无立锥之地人来说，都可能造成生活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的彻底崩溃，从而无可遏止地将其抛入游民或流氓无产者的行列。
在祥子与虎妞的关系中，不可忽视的，是他们的性关系，这既是虎妞用以捕获祥子的工具，又是像祥子这样的进城农民在城市中需要而不易得到满足的东西。他们在城里没有家，很多正常的心理和生理需要都不能得到满足，在这样的状况下，他们的许多人生需要只能通过一种畸形的途径去得到满足。在《骆驼祥子》和《月牙儿》一类的作品中，老舍都写到了城市贫民中的女性如何沦为娼妓的故事。这种问题的出现，固然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但从一个方面说，性市场的存在和难以禁绝，也与城市生活中存在大量的生活不稳定的流动人口有关。
前面已说到，城市生活带给祥子的最大精神危机，就在于那种伴随着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的崩溃而出现的勤劳致富的人生观念的破灭。这一点，对今天的现实同样具有启示意义。商品经济的运行，必然会瓦解那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同时，也会冲击与之相伴的勤劳致富的人生观念，甚而导致稳定的人生价值观的破灭。这也是一个转型期社会所能遇到的最深刻的危机之一。放远点说，如果这种价值观念的破灭，一旦扩散而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就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秩序的混乱和解体。祥子的故事已成为过去，但农民进城的故事仍在延续。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生活安定，经济发展，进入城市的农民当然不再可能遇到类似败兵、侦探一类恶势力的劫夺，但无可否认的是，实际生活中仍然存在着另外一些袭扰、侵害他们的人和事，除了近些年时有耳闻的种种名目的乱收费之外，户口制度的阻隔，也使他们在享受城市生活的教育、医疗等服务方面，付出了更大的成本与代价。另外，由于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居无定所，工作也有很大的流动性，这就难免使他们中的一些人不知不觉间沾染上游民习气。王学泰先生说：“游民是导致社会无序性激增的恶性肿瘤，是社会无序化和社会制度腐败的产物；反过来它又进一步加速社会的腐化与无序，两者是互动的。”[3]28 祥子悲剧的最可怕之处，也就在这里。
面对汹涌而来的进城大军，《骆驼祥子》给我们的启示或将是：社会（国家）如果不能建立一套有效的吸纳机制，从物质的、制度的层面维护和保障这些进城农民的利益，并对他们的精神生活给予适当的关注，就很难阻止他们沦为“游民”或流氓无产者，并因之给城市生活和整个社会秩序带来令人意想不到的混乱。李慎之先生说：“一百年来，或者说有史以来，中国只有到了现在才第一次有了认真开始现代化的机会，也第一次有了真正消化游民的机会，然而由于人口的压力，游民依然存在，游民意识根深蒂固，源远流长，也仍然存在，我们现代化的道路就非通过这个地雷阵不可。”[1]250 从这里，我们或许也可以看出当下城市改革的一种真正的必要性，革命不能解决的问题，只能通过改革去解决。
收稿日期：2006—05—25
基金项目：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之家园问题研究”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