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永田广志对日本哲学史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史论文,日本论文,田广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永田广志是日本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全面研究日本哲学思想史的先驱。他的主要代表作是《日本唯物论史》（1936年）、《日本封建制的意识形态》、《日本哲学思想史》（1938年），此外还有一些有关论文、小册子，如《日本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关于福泽谕吉》、《关于中江兆民的〈理学钩玄〉》、《废佛毁释的历史意义》、《国学的社会作用》等等。在这些著作里，不仅有丰富的日本哲学思想史方面的资料，而且有鲜明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并提出了很多重要问题，为后人研究日本哲学史提供了学术基础和思想资料。
一、永田广志研究日本哲学史的意义和作用
第一，永田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比较系统地研究日本哲学史在日本是最早的，虽然他也曾受到三枝博音的《日本唯心论发达史》、鸟井博郎的《明治思想史》的影响，但就整体来说还是具有开创意义的。首先，他是第一个研究日本现代唯物论前史、探索日本唯物论的传统的。他从唯物论的历史准备、德川时代的唯物论讲到明治初期启蒙哲学和唯物论主流。他说：“把这个前史回顾一下，对于理解现代唯物论也是很重要的”。〔1〕这说明他是特别重视唯物论源流的， 并且是站在现代唯物论的立场上研究唯物论史的。意在证明唯物论在日本历史上也是有其传统的。这在日本是前无古人的。其次，他第一个研究镰仓到德川末期封建制的各种思想的特点，主要是佛教、儒学、神道思想的发展等，以及与当时的日本主义、国家主义思想的关系，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了分析。这对后来的日本哲学思想的研究者也有很好的启发和指导作用。再次，也是他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德川时代的哲学思想发展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指出传统思想与儒家、沸教思想传入后彼此的变化，德川各个时期儒、佛、神力量对比的演变。即从德川幕藩封建制确立时儒学朱子学产生兴起，到幕藩制稳定时期儒学的繁荣和封建制衰落时思想界的分化，以及明治维新前各种思想的消长和明治时期各种思潮的形成等。并指出其与当时日本思想界的关系。这对后来的日本哲学史的研究影响也是很大的。总之，永田广志是日本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全面系统研究日本哲学史的先驱者，他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
第二，永田广志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研究日本哲学史，不仅使日本哲学史研究有了新的方向，并使之达到了新的水平，而且通过这一研究进一步深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原理。通过研究日本哲学史这一具体学科，确立辨证唯物论的科学方法，这样也就同时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他研究日本哲学史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完全一致的。他把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很值得称道的。
第三，永田广志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研究日本哲学史也是一种特殊的斗争。他深刻认识到，当时日本的各种思潮是和历史上的各种思潮密切相联系的。一方面，为了维护他所说的“有发展前途的”思想，就要找出和分析其历史上的依据。他指出：“在日本作为辩证唯论前史是从明治前半期启蒙中发展出来的资产阶级唯物论和明治后期作为工人运动的思想表现的社会主义学说”〔2〕。 用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也是有其固有的根据的，是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另一方面，他认为对那些错误的反动的思想也应指出其过去的前身、演变，并揭露其实质与危害。例如他分析说：“日本主义的思想来源，一是平田笃胤的国学；一是水户史学；还有儒者中某些史论家政论家，如山鹿素行、山崎暗斋和幕末志士也是日本主义来源之一。日本法西斯主义也是日本主义的一种，不过在这里又有德意法西斯的影响。 ”〔3〕可见，他对日本主义的思想根源是有全面的认识和极为深刻的分析的。这在当时的日本思想界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任务。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为了理解与批判现代思想所必须的工作之一”〔4〕。 所以，永田广志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对日本哲学史进行研究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是有着积极的进步作用的。
二、永田广志研究日本哲学史的贡献、成就
第一，永田正确地坚持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那就是为了对日本的传统思想给予科学的分析和评价，以对抗当时在日本已经出现的歪曲地利用传统思想的极端国家主义、日本主义的倾向。他说：“理解现代的思想状况是如何形成的，从而理解现代思想中所凝结乃至扬弃的历史过去”，“因为对一切现象如果不进行历史的考察就不能全面把握其本质“〔5〕。 “换言之即全面地把握现代思想本身是为了理解与批判现代思想所必需的工作之一”。
首先，他指出：“现代唯物论有其前史，日本的辨证唯物论也同样，因此现在回顾这个前史对理解现代唯物论也是重要的工作”。“唯物论思想成为思想界的主要潮流是从维新后洋学的迅猛流入开始的”〔6〕。他研究日本唯物论史”主要就是究明现代唯物论在日本的前史”，以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唯物论在日本的传播也是有其历史的思想的根据的，并不象有的人所说是什么外来的与日本思想格格不入强加给日本的东西。
其次，他认为：“今天研究国学绝非搬弄死物，国学的研究意味着阐明‘日本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国学及与国学精神融合了的儒教在明治维新以后成为绝对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7〕。 这说明他主张把古与今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古为今用。这样他就正确地解决了古与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坚持了研究日本哲学史所必须遵循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即研究日本哲学史绝不能为研究而研究，搞所谓纯学术的研究，而是必须为进步的实践任务服务。正如松村一人所指出：“永田广志在这个领域的工作（指关于日本哲学思想史的研究）的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他具有充分的日本历史知识，广泛地融汇贯通地阅读和不辞辛苦地查找日本思想的古典原著，以及他自己作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家所具有的在理论上分析各种思想的能力”〔8〕。换句话说，在于他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 把各种思想同当时的经济政治联系起来时行考察，正确地理解各种思想的内容，阐明了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这一点上，永田广志研究日本哲学史是很有贡献的。
第二，永田正确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和意识有反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他说：“理解日本社会的历史本身如何反映在它的意识形态上，前者的特点如何影响后者，如何贯彻到后者的领域，是全面了解日本历史所不可缺少的任务”〔9〕。因此， 他在研究各个时期的日本哲学思想时总是先注意研究该时期历史社会条件、社会结构、经济政治的情况和特点。例如，他指出：大化革新是“从前一时代起逐渐进行的完成国家统一的尝试，是试图以各部族内部的阶级分化和加强中央政权对于地方部族族长权力的优势等为前提条件，……与中央政权这种意图相联系正是佛教作为国家统一的思想发挥了作用”。又如，他在研究日本各派新佛教的出现时又是与镰仓幕府制的建立和历史特点联系起来思考的。他说：“与镰仓政权的建立几乎同时，由源空（法然）创立的净土宗和源空的门徒亲鸾创始的真宗”，“主要是迎合了农民们下述这种走投无路的状态”，“沉重的土地税、地租、杂税、赋役的折磨”，“要摆脱它只有向彼岸的世界西方净土去寻求活路，净土宗和真宗正是迎合了这种心情的”。还有“说教口唱题目便可成佛的日莲宗其社会基础也是农民、下层武士和城市平民，大体说来是群众性的”〔10〕。再有他在研究德川时代哲学史时首先研究了德川幕藩制的确立及主要特点，指出重新改组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及兵农分化等与儒教哲学兴起的关系，幕藩制的稳定发展与儒学朱子学繁荣的关系，以及幕藩制衰落时期商业资本等的成长与新世界观萌芽哲学思想的出现的关系等。总之，永田广志在日本哲学史的研究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和社会意识有反作用的基本原理。
第三，永田在研究日本哲学史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他说：“一切意识形态都具有阶级性，其理论内容也渗透着阶级性”〔11〕。“哲学的历史是唯物论与唯心论斗争的历史，而在哲学上这两个对立的派别的背后是有互相对立的社会因素的”。例如中江兆民的唯物论是代表城市资产阶级和中等资本家的，而儒、佛唯心主义的西村茂树等则是与旧势力密切相联系的。他还认为唯物论常常是在一定历史时代，作为社会发展利益的哲学而展开的，资产阶级唯物论就带有资产阶级的阶级的政治的特点。如明治初期的启蒙思想家和有唯物论思想的学者大都有反对封建儒学的保守教条和主张文明开化、民权自由的思想，而代表无产阶级的辨证唯物论者则主张消灭剥削压迫，政治上人人平等，这些都是代表社会发展进步利益的，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与之相反，那些极端国家主义、日本主义者，他们利用复古神道国学以及儒、佛等保守落后思想则是代表反动阶级、统治阶级的利益的，他们主张对外侵略邻国，对内严厉镇压人民，是违反人民的意志和历史发展进步的潮流的，是必须给以批判和否定的。永田严肃指出：“由于人们的立场不同，取舍的意见也有所不同”〔12〕。“科学文化决不是由天使创造出来的东西，而是由一定阶级和杜会的人创造的。因此不论如何科学都不能超然于现实的阶级利害之外”〔13〕。并说：“在日本思想史上象今天这样唯物论顽强发展，并因此受到唯心论者和支持唯心论的社会因素的憎恶的时代还不曾有过”〔14〕。这是非常正确的。具有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认清各种思潮的实质和前途。永田广志在这方面立场是坚定的，阶级观点是分明的，应当给予肯定。
第四，永田正确地解决了批判与继承的关系。他指出：“过去的文化既不可一概否定，也不应一味赞美，不论我们如何想唾弃它，而它也是同现代有着血肉的联系；另一方面不论我们如何想赞美它，而它已经不能按照原来的样子复活。在现代思想中也有值得珍爱和摄取的或相反不值得的”，“最重要的是要把过去具有重要性的各种思潮，从它们同现代的主要思潮特别是有发展前途的思潮的历史联系上加以阐明，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好恶加以取舍选择”〔15〕。因此，首先，他既肯定了“在日本值得一提的哲学思想是作为佛教理论，作为宗教唯心主义兴起的”〔16〕，同时又特别重视对佛教宗教的批判。他说：“宗教教导人们以来世的更好生活代替对更好的现世生活的向往，……宗教是为了维持现存社会关系最方便的意识形态手段”〔17〕。又说：“不管佛教本来的抽象理论如何，明治时期佛教的社会本质已经完全是‘日本主义’了”〔18〕。并揭露佛教日莲宗“用国民主义爱国主义的色彩加以修饰……从属于官僚政府……佛教大体上是作为最反动的政治潮流的意识形态而起作用的”〔19〕。又批判井上圆了的复兴佛教“还有通过它与自由民权意识形态对抗的作用”〔20〕。
正因为如此，他非常重视对宗教佛教的批判及与唯物论哲学产生的关系。他指出：“对宗教的批判是唯物论哲学产生的前提及其主要任务之一”〔21〕。他认为明治初年的废佛毁释运动为明治唯物论扫清了道路创造了不可缺少的条件。总之，他充分肯定了批判和反对佛教的积极意义和在历史上特别是思想史上的重要作用。
其次，永田对待儒学也是既有肯定也有批判，采取了分析的态度，他指出日本儒学从佛教中独立出来，使日本开始有了“大致自由的哲学思想”。“不失为日本思想史上划时代的大事”〔22〕。“在德川时代发展壮大的儒教思想初步确立了理性对于信仰的自主性”〔23〕。而儒学对佛教的批判，指出其关于因果报应轮回地狱极乐世界等的虚妄性，对合理地解释世界的思想的发展也有启发作用。他并肯定了儒学中的合理主义使日本吸收西方的自然科学比较容易，使洋学在日本得以传播，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他还指出在明治时期启蒙家的“实学”中是继承了德川时代洋学家的自然科学的世界观的。总之，他充分肯定了儒学中的积极因素和唯物论哲学中的继承性。但同时他也批判了儒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的薄弱性和“没有深入到认识自然的问题而是突出地作为道学世界观展开的”〔24〕等等。可见，他所讲的继承是和分析批判密切结合着的。
再有，他对明治哲学也是肯定其唯物论民主进步思想，而批判和反对其唯心主义及反动思想的。在他所有的哲学史著作中都贯彻了这一思想。而他的批判精神在这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如他在《西田、田边氏与唯物论》等文章中批判了西田、田边哲学的种种谬论。并最后指出，不论西田哲学也好，田边哲学也好，实质上都是拥护天皇专制主义而反对民主主义的。又如他在《存在论对辨证法的歪曲》一文中批判了三木清哲学的欺骗性，并指出客观上与这种哲学相互支持的政治潮流正是法西斯主义。他的批判精神是始终一贯的。
以上所述，证明永田广志是主张站在进步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立场上对历史上各种思潮和当代的各种思想进行批判地分析、扬弃、选择和吸收。显然，这是对待各种思想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关系的正确的态度。永田是正确地贯彻了这一态度的。
三、永田广志在研究日本哲学史中的不足
由于永田是日本第一位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日本哲学史的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没有可以借鉴的先例，同时也受时代的和他个人条件水平的限制等，虽然他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很大成绩，取得了可贵成就，有重要意义，必须予以肯定，但也不可避免的有其缺点和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永田对日本哲学思想史的研究虽说已比较全面系统，但还不够全面和系统。虽然他写了三大本专著和不少论文小册子，并且它们之间又是互相补充的，主要的有关日本的哲学思想都已讲到。但因为他不是作为一本完整的日本哲学思想通史写的，所以有的地方讲得较详，但有重复，有的地方讲得粗略，并且也有遗漏。例如，日本古代的《古事记》、《日本书纪》和《万叶集》中的哲学思想萌芽和因素就没有谈到。而作为唯物论通史，其前史只写安藤昌益和山片蟠桃是很不够的，至少三浦梅园和司马江汉没有写是不应当的。况且德川时期儒学中的朱子学派的室鸠巢、贝原益轩等，古学派的山鹿素行、伊藤仁斋等都有唯物主义思想，并且有的还比较突出。也不应忽略。另外作为进步哲学思想的前史辨证法思想的前史也应当予以注意介绍和讲明。还有，哲学史既然是唯物论与唯心论斗争的历史，那么对唯心论尤其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介绍和批判就非常必要。但在永田的著作里批判虽然是有的，但介绍实在是太少了。甚至其主要代表人物如西田、田边等都没有较全面的介绍和讲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欠。再就是对社会主义唯物论的代表，只讲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又很粗疏，而对河上肇、户坂润则根本没有讲，更是不应该的。
第二，永田广志对日本哲学思想总的评价过低，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永田在《日本哲学思想史》序论中一开始就引用中江兆民的一句名言：“我们日本没有哲学”，并表示同意和加以论证。我们认为这一论断不论是中江兆民或永田广志都是错误的。因为那太绝对化。虽然如永田所说日本进化较晚，较长时期落后于中国，不论佛教或儒学都是从中国和朝鲜传入的。这是历史事实，但不能由此说日本没有哲学。首先传入日本的佛教，如天台宗等就有一念三千的主观唯心论思想，并在日本社会札根，发挥了作用。就连永田自己不也承认“日本人的哲学思维应该说是与在儒教之后传入的佛教同时开始的”〔25〕。“日本的佛教哲学可以说是在天台宗的‘一念三千’的哲学，亦即‘三千世界，具备于一心’这种唯心主义的基础上牢固地建立起来的”〔26〕。何况到德川时代在中国有的朱子学派、阳明学派都已传入日本，而且还产生了日本特有的古学派，以及复古国学神道观等，它们都对世界有自己的看法和思想，有的还对认识问题、知行关系等有所论述，并有相当成就，如贝原益轩、伊藤仁斋、安藤昌益、山片蟠桃、三浦梅园等，其学术思想和哲学观点，均可以说与中国同时期的学者相差无几。至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更是后来居上，走在中国的前头，其启蒙思想先进哲学思想更是反过来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思想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后来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更大。李大钊等人最先就是从日本人那里学来马克思主义的，河上肇、永田广志的书不少都有中译本，在进步人士中间传播。这些都是历史事实。怎么能用“我们日本没有哲学”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呢？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不正确的。
第三，他对日本哲学史上某些人们的分析与评价有些不够公平和准确。首先，他对中江兆民的评价有的地方则有些过低。如他说：中江哲学“是十八世纪唯物论，特别是十九世纪法国、德国的庸俗唯物论的追随模仿，一点也没有去掉那些唯物的缺点”。又说：“中江是自由主义者而非民主主义者”〔27〕。这是不对的。我认为在中江的哲学中还是有辩证法思想的。如他论证了时间空间的无限性，认识上的感性与理性的辨证关系以及理性推理的重要作用等（参看《续一年有半》）。这些都是与机械唯物论有区别的。当然说他追随模仿庸俗唯物论就更不合适了。再有，说中江是自由主义者而非民主主义者，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和逻辑的。如他也曾与“铁面的藩阀”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被称为“嘲世的批评家”、“东洋卢梭”、“平民民权论者”。他说：“人民是官吏的第一位主人”，“民权是个真理”〔28〕。他主张君民共治，并说“它与共和政治只有程度不同而没有根本的区别”。他说：“凡是把政权作为全国人民共有之物，而不为国司所私有即为‘共和政治’，并不论有否君主”，重点在全体人民共有政权。此外，他还主张地方分权论，甚至还有暴力革命思想等。所以他的民主主义民权论思想还是比较突出的，是不应否认的。
其次，他对加藤弘之的评价和认识也有不正确的地方。如他认为加藤哲学是自然科学唯物论，代表明治唯物论主要潮流。这是不对的。其实加藤哲学是主张力物平等，最后归结为唯一利己根本动向的唯能论。这才是其实质，只说其唯物论不彻底是不对的。
同时，他对加藤弘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实质和反动作用也认识和强调得不够。他没有明确指出加藤混淆了社会发展规律与生物发展规律的错误实质。人类社会是靠发展生产和科学向前发展的，并不是靠弱肉强食、优胜劣败、欺侮弱者进步的。这是两种根本不同性质的事物和矛盾，是不应混淆的。而加藤混淆的目的正是为日本政府对外侵略服务。他说：“只要为自己的利益幸福，则对于他国而起的侵略战也没有可非难的理由”〔29〕。可见，其反动作用是直接与日本以后大举侵略朝鲜、中国和亚澳各国等有关系的。
注释：
〔1〕〔6〕〔14〕〔17〕〔21〕〔日〕永田广志：《日本唯物论史·序》，1936年版，第3、7、1、15页。
〔2〕〔日〕永田广志：《日本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 《历史科学》杂志，1934年9月号。
〔3〕〔日〕永田广志：《永田广志选集》第三卷，1948年版，第10—20页。
〔4〕〔5〕〔9〕〔10〕〔12〕〔15〕〔16〕〔18〕〔20〕〔23 〕〔24〕〔26〕〔日〕永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8年出版，第14、13、15、17、18、8、12、290、287、12、4、16页。
〔7〕〔14〕〔19〕〔日〕永田广志：《作为思想体系的国学》、《关于国学的再考察》、《日莲主义与现代》，《历史科学》杂志。
〔8〕〔日〕松村一人：《永田广志和他的日本哲学思想史》， 见《日本哲学思想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92页。
〔13〕〔日〕永田广志：《非常时期科学文化的作用》，《永田广志研究资料集·41》第9页。
〔22〕〔25〕〔日〕永田广志：《日本封建制意识形态》，1938年版，第57、66页。
〔27〕〔日〕永田广志：《日本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永田广志选集》第4卷，第274、278页。
〔28〕〔日〕中江兆民：《一年有半》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13页。
〔29〕〔日〕加藤弘之：《自然界之矛盾与进化》，第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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