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分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生代论文,农民工论文,职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75(2013)04-0060-05
这里的所谓“职业分化”强调的是职业发展方向的差异。由于中国目前事实上严重而大量存在的行业垄断、行业收入差距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使得能否在一个“好”的城市进入一个“好”的行业并获得一个“好”的位置，在很多时候决定了所获职业的前景与“钱”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进入垄断行业与高收入行业的几率显然不高，但是，即使是普通行业，也并非平分秋色。不同行业间自然形成的收入以及福利差距必然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以及社会地位的改变产生不同影响与作用，进而促成这个年轻群体不可避免地出现职业分化趋势。关于这一点，《天津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状况——201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1]提供的数据可以证明。该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进入“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商业服务业”的比例超过一半，达到52.2%。由此不难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种类”已有明显区分：有的从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有的从事商业服务——从事不同工作的新生代农民之间即使没到有天壤之别的程度，但彼此间“工种”的差异却是显而易见的。而“工种”的差异带来的必然是职业的差异。职业的差异必然形成职业分化。
一、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职业收入分化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调查》[2]一文称：“当前，劳动力密集型行业仍是吸纳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就业领域”。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3]提供的数据不仅对此判断提供了支持，而且具体说明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分布情况：就业于制造业的比例为36.0%，就业于建筑业的比例为17.7%；就业于服务业的比例为12.2%；就业于批发零售业的比例为10.1%；就业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比例为6.6%，就业于住宿餐饮业的比例为5.3%。由此可见，劳动密集型行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城市就业的主要行业。关于这个行业的收入情况，可以借助来源于美国的不同劳动保障与收入评级机构的数据加深了解。在美国，劳动密集型行业被认为是收入最低的行业。其最高收入与平均收入的差距超过三倍[4]。中国的情况与此有什么不同吗？一项市场调查结果显示，在中国，“IT从业者”、“文体娱从业者”、“金融业从业者”为收入排行的前三甲，“医疗卫生从业者”、“批发零售从业者”分列四、五位[5]。而北京市统计局城市经济调查队发布的有关收入情况的调查显示，高收入排行前20的职业分别为：私营企业经营者、法律专业人员、股份制企业负责人、导游、演员、职业股民、个体经营者、影视制作人员、大中小学教师、其他自由职业者、事业单位负责人、证券业务人员、三资企业中方高级职员、IT行业从业者、卫生专业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购销人员、新闻出版文化工作者、其他专业技术人员、自由撰稿人等[6]。这些职业，说到底，没有一个与“劳动密集型”发生关系。这个事实证明，从收入情况来看，劳动密集型行业在中国与在美国并无多大区别，都是被高收入排行排斥在外的低收入行业。因此可以肯定，新生代农民工进入的行业，毫无疑问属于低收入行业。
那么，新生代农民工的低收入究竟低到什么程度呢？2005年，北京市统计局曾经发布了一个关于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情况的通告，显示当年，“北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2808元”，月均达到2734元[7]。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8]显示，直到2011年，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也仅2049元。即使是收入最高的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的月均收入也只有2485元，仍然不及北京市职工2005年的月均收入。大量涌入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之低不言而喻。
即使如此，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也并未实现完全“平等”。不同劳动密集型行业间的细微差异，还是让这个收入的弱势群体出现分化迹象。对此，国家统计局《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9]为我们提供了一组有价值的数据。这些数据清楚地告诉我们，就业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之间之所以会产生收入差距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
其一，就业区域不同所致
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主要目的地集中在三大区域，即东部、西部和中部。
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发现，2011年，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工资比上年增加359元，增长幅度为21.2%。但是，东部、西部、中部的增长幅度并不一致。东部地区的工资增长幅度为21.0%，略低于平均增幅0.2个百分点；中部地区的工资增长幅度为22.9%，略高出平均增幅1.7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的工资增幅为21.1%，略低于平均增长幅度0.1个百分点。比较分析后可以看出，在2011年，仅就收入的增加幅度而言，东部地区最小；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大。这个事实至少说明，在中部地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增幅要远远高于东、西部地区。这种收入增幅差距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务工区域的不同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的不同——尤其是当这种就业区域的差异与行业收入的差异叠加在一起的时候，更加深了区域收入分化的趋势。
其二，是否外出、是否受雇所致
国家统计局调查发现，外出同时受雇于他人的新生代农民工月均收入为2015元，比2010年增加360元，增长幅度为21.8%；实现自营或自雇的新生代农民工月均收入为2684元，比2010年增加458元，增长幅度为20.6%。由此不难看出，受雇他人的新生代农民工比实现自营或自雇的新生代农民工月均收入要低。另外，在本地务工与外出务工的收入水平也有差距。相关调查证明，受雇于本地顾主的农民工月均收入比受雇于异地顾主的农民工收入要低261元。显而易见地，外出务工者的收入要比非外出务工者的收入高出一截；并且，自营或自雇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要高于受雇于他人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所以说，是否外出、是否受雇也是造成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发生收入分化的原因。
其三，从业地点不同所致
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发现，在大中城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比在小城市甚至城镇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要高。一般来说，进入直辖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均收入可以达到2302元；而在省会城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均收入则降低至2041元；那些停留在地级市、县级市和建制镇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均收入则以数十元的速度进一步下降，分别降低为2011元、1982元和1961元。显然，就业地点的不同也能够产生收入差距。这是城市之间发展与消费水平的差距对新生代农民工造成的影响。
其四，行业差别所致
由于行业收入水平并不平均，所以，自然存在的行业差距也会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差距。国家统计局调查发现，“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建筑业和制造业收入增幅高于平均水平”。具体而言，就业于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和建筑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月均收入分别为2485元和2382元”。而收入水平较低的行业主要包括住宿餐饮业、服务业和制造业，“月均收入分别为1807元、1826元和1920元”。如果换个角度，从收入增幅来考察，可以看到，“增幅高于各行业平均水平的是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建筑业和制造业，住宿餐饮业、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收入增幅低于平均水平”。显示，就业于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建筑业和制造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高于就业于住宿餐饮业、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其最高(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与最低(住宿餐饮业)之间的差距达到月均678元。
这种缘自行业差别的收入差距，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是最无法自主控制的。在造成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差异的上述各种因素中——无论是就业区域还是受雇或外出与否，抑或具体就业城市的确定，一定程度上都是新生代农民工可以自主控制并具有一定自主决定权的，唯独进入哪个行业就业其说了不算。然而，正是这一因素成为决定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是高是低的关键因素。因为高收入行业的工资增幅超过平均水平这一事实说明，能够进入高收入行业是获得高收入的前提。这个前提相对于就业区域不同、是否外出与受雇、从业地点不同来说，更能影响收入水平。所以，尽管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因素有多种，实际上，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只有一个，即行业差别。
二、自雇或自营业者与普通打工者的职业分化
有调查显示，“80后”农民工中有超过90%的人梦想自己创业当老板[10]。《半月谈》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2%左右的人实际成为“私营企业老板”[11]。这个比例虽然不能算高，但毕竟已经形成气候。
2012年初，南京的《新华日报》以《新生代农民轻松当老板》为题报道了金坛新生代农民工王非的创业故事[12]。在金坛的尧塘镇汤庄村，大学毕业回乡的王非与父亲一起创办企业，雇用9名员工。他将父亲的工作经验与自己所学的计算机专业知识结合起来，围绕“开发电子电机类精密配件”拓展业务，成功地为美国企业代工，生产用在机械手表等精密仪器上的电机固定滑块，年产值接近200万元。
2010年7月20日，《台州日报》以《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调查：从民工到老板的历程》[13]为题报道称，一批优秀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自主创业的路上，获得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其中创办制鞋厂的河南青年张建良、创办个人影楼的陈丽燕、创办气泡膜包装厂的贵州人王刚等人的故事令人难忘。另外，《新生代农民工回邕创业》[14]和《自主创业新生代农民工撕下“贫二代”标签》[15]等文也详细报道了农民工刘金泉开办便利店以及阿贵开办快餐店的故事。
这些勇于打拼的成功创业者，与父辈相比已经不再是“贫二代”；与同龄人相比已经不再是流水线上的“操作工”。他们凭借能力和毅力从“农民工”群体中脱颖而出，加入到“经营管理者”的行列。他们不再需要为一份工作在不同城市间奔波，也不再需要像自己的“老乡”那样为“讨薪”操心。创业成功，使得这些年轻“老板”无论是收入还是身份、地位都发生了改变，一定程度上已经告别甚至脱离了“农民工”群体，形成新的“集群”。
三、基于性别差异的职业分化
《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16]一文提供的2011年初数据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所占比例已经超过四成，达到40.8%。其中，16-20岁之间的女性新生代农民工比例接近50%。这说明，新生代青年女性是新生代农民工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由于性别差异的客观存在，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女性在其就业过程中必然遭遇比男性更多的麻烦和不公。正是这些麻烦和不公，造成女性农民工与男性之间的职业分化。
从女性农民工的就业范围看，其主要集中于服务业。《数据表明：七成新生代农民工通过非正规渠道就业》[17]一文强调：“服务业多为女性”。《新生代流动农民工的收入状况和改变户籍意愿》[18]一文更具体地指明了女性农民工在服务业的就业范围：“女性农民工就业的一个主要领域，是服务业中的宾馆餐饮与服装鞋帽零售”。而《浅析当代女性农民工的就业状况》[19]一文认为，女性农民工获得的工作大多具有“技术含量低、简单重复的操作”性质，因此大量“集中于纺织、服装、印刷、食品加工、玩具、电子等劳动密集型轻工业或者保姆、家政服务、餐饮、娱乐、休闲服务员、售货员等服务业”。由此可见，女性农民工所从事的大多是一些对体力和技术要求均不太高的低端劳动。
尽管进入的都是低端行业，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与绝大多数新生代男性农民工的就业选择方向大相径庭。《新生代农民工动态》[20]一文证实，建筑业、采掘业、服务业的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建筑业和采掘业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而服务业则大多数是女性”。正如《新生代流动农民工的收入状况和改变户籍意愿》[21]一文强调的那样，在服务业的诸多领域，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缺乏竞争力”；而在建筑业和采掘业，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同样缺乏竞争力。由此形成男、女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分化。
虽然有这样的职业分化，但并不意味着女性新生代农民工比男性享受到更多“市民待遇”。《浅析当代女性农民工的就业状况》[22]一文认为，就业于劳动密集型轻工业行业的女性农民工通常“劳动强度都较大、工作环境较差，工资福利与劳动付出不成比例，工作时间较长且很少有休息娱乐时间和活动”。另外，就业于服务业的女性农民工，大多受年龄和外形限制，因而“职业生涯短暂，竞争激烈，而且地位低微”。因此，“女性农民工在这些行业就业，没有什么发展前景，收入也不稳定”，这使得她们“向上层职业流动的机会远远少于男性”。
不仅如此，在劳动报酬的获得方面，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与男性相比，差距巨大。《浅析当代女性农民工的就业状况》[23]一文引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有关课题组的调查称，“女性农民工的月工资比男性明显偏低，女性农民工平均月工资为910.78元，男性农民工为1100.24元，二者相差近200元”。《新生代流动农民工的收入状况和改变户籍意愿》[24]一文提供的数据证实了这一点。该文发现，“在‘80后’农民工中，女性月均收入为1384.38元，男性为1977.69元”，月收入差距接近600元。同时，《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25]一文的调查显示，由于采掘业、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等行业收入差距的客观存在，使得大量集中于服务业的女性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获得相对高的收入，最终形成“男性的工资水平显著高于女性”的局面。
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新生代流动农民工的收入状况和改变户籍意愿》[26]一文认为是家庭分工所致：“很多女性农民工，不仅要在外面就业”，同时还要照顾孩子并“辅助丈夫全力工作”，因此，不得不“‘半就业’或灵活性就业”，从而无法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而《浅析当代女性农民工的就业状况》[27]一文则认为，造成男女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差距的原因除性别差异之外，还包括客观存在的性别歧视以及女性农民工的工作心态。关于性别歧视问题，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许多聘用企业或单位往往为保证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对男女工人实行不同的工资标准，导致男女同工不同酬。《女性农民工：都市里落单的寻梦人》[28]一文引述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的同学对苏州市女性农民工生存状态问题的调查情况称，在郑东新区的几处工地上打工的女性农民工，普遍与男性农民工同工不同酬，“每个工日的工资比男农民工平均少近10元”。原因是“女的没有男的有力气”。此外，不少企业或单位因为不愿意为女性日常的特殊生理要求承担更多的人力资本支出，在聘用女性农民工时顾虑重重，并因此不聘或尽量少聘用女性。同时，由于女性在生育和哺乳期能够在法律的保护下中断工作并获得更多的福利保障，这使得她们在对企业或单位的直接贡献和创造的财富相对少于男性的情况下，要求的照顾和福利却多于男性。这让有些企业或单位觉得“入不敷出”，因而“即使迫不得已要招用女性农民工，一般给的报酬也尽可能压低”。何旺子在《金融危机影响下的80后女农民工就业特点与对策探讨》[29]一文中也强调：“为了避开女农民工孕、产、哺乳期，有的企业只招收未婚未育的女农民工，甚至禁止女农民工在合同期内结婚生育，怀孕即失业。”关于工作心态问题，《浅析当代女性农民工的就业状况》[30]一文指出，由于女性农民工“来城市打工的目的主要就是挣钱”，因此“对于工作的性质、场所、职业”等一般不挑剔。这种心态使她们在面对低工资时趋向于采取“有一点是一点”的将就式低姿态，以至于她们对工作与收入的关系看得相对比较淡，也不太在乎进入的行业是不是高收入行业。另外，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制约了女性新生代农民工进入相对较高收入行业。《青年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动策略》[31]一文通过调查发现，“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年女性农民工最多，占被调查对象的57.1%，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19.0%，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1.9%，职业中专毕业的占7.1%，只有4.8%的人具有大学学历”。有关研究早已证明了学历与收入获得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从拉沙石到搬运砖头的工种转换，几乎没有什么技术障碍，但从瓦工到电焊工之间的工种转换却存在技术障碍”。因为人力资本越高的人越“存在对高收入工种的选择偏好”[32]。所以，低学历决定了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可选择的工作只能是收入较低的工作。
人们常常笼统地认为农民工是城市的弱势群体和边缘人，其实，如果考虑到性别因素，女性农民工的景况比男性更令人担忧。如果再将年龄因素考虑进去，可以发现，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遭遇尤其值得关注。这不仅因为她们进入城市时的年龄更小，社会阅历更少，因而付出的代价更多更大，还因为她们现在面对的城市与其上辈面对的城市大不相同，竞争更激烈，挑战更严峻，其生存压力更大。严格说起来，女性新生代农民工既是城市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更是城市边缘人中的边缘人。
综上所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职业分化表现在多个方面。这种分化显示，这个群体内部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正是这些变化，推动着这个群体在并不平坦的道路上完成着自己的追梦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