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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更需要质量是一种更长远的发展观。我所强调增长的质量，并不是中国的热门议题，但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密切相关。
经济高增长对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增长创造就业机会，这样才能有收入，才会有消费。经济增长不仅整体提高了中国人的福利，而且从总体上讲，增长甚至改善了中国社会中大量最穷困群体的生活质量，使绝对贫困趋于下降。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对一个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平均生活质量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贫困率将降低0.6到3.5个百分点。中国在这方面是特别成功的。在‘八五’计划和‘九五’计划期间，中国至少减少了1.5亿生活在绝对贫困状态下的人口。
在改革开放二十年中，中国在生产和消费迅速增长的同时减少了贫困，说明经济增长对中国生活质量的影响非常显著。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是巨大的成就。
帕迪克比较容易被人忽视的是，在中国过去的20年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有很大份额。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很超前。他们不仅知道均衡积累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需要，而且他们在这方面已经有所行动。中国的‘十五’计划十分关注发展人力资本和保护自然资本的问题，就是证明。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已经在花很大的精力纠正过去因政策原因遗留下来的问题。这种新平衡增长学说的实践，将给中国的发展带来长期的影响。
WTO将使中国更加开放
TFP增长过去是、现在是、今后仍然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核心问题。随着WTO的临近，中国将更加开放，TFP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进入一个新的高潮。
可以预见，政策体制的重大变化将给中国带来比较短期但非常重要的对生产率的激励。在未来全球增长减缓、出口增长率下降的大趋势中，中国会因更加开放带来更大的经济增长和发展。
中国在生活水平方面仍然拥有大量的追赶潜力。在追赶期内保持现在的高水平生产率增长是可能的。
建议中国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我们通常只看到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其实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同样可以通过相同的渠道发挥作用。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永远在不断增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自然资本的缺乏。
拥有高水平人力资本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对自然资本的损失并不敏感。但对人力资本水平较低、需要自然资本来实现持续增长的国家而言，这种损失可能是破坏性的。北京和上海这些人力资本较高的地区在自然资本遭到破坏后，还是能够实现持续高增长；而在吉林、黑龙江和辽宁这些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地区出现自然资本损失后，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本通过提高物质资本持久的回报率而作出贡献，而且能够协调三种资本更均衡地发展。而要想实现这种均衡，最根本的环节是发展政策的制定。
中国许多现行的政策实际上是刺激消费导向而不是储蓄导向的，但是，资本市场、社会保险、税收和资本流动的结构升级却会提高资本的回报并刺激储蓄。与外国储蓄（资本帐户在支付平衡上的赤字）相关的流通状况也不可能发生根本性改变。如果发生改变的话，也很可能是外国储蓄的减少。实际上，投资的发展对很多要素非常敏感，在中国实现社会彻底转型之后，这些要素中的大部分都将发生根本性转变。所以，资本投入的预测很难确定。而且，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增长与经济进步根本无关，这些生产要素的供给与否均直接受制于技术进步和技术变迁。
中国的人力资本可能会进一步深化，但进展的速度却会很慢。对某些省份来说，普及九年基础教育还只是奋斗目标，而且中国教育体系还存在质量问题的困扰。另外，中国的劳动参与率（现在约为85%）非常高，已经不可能再上升。所以，综合来看，有效劳动对未来数年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容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