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变局与中日关系的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关系论文,日本论文,变局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截稿：2015年11月 [中图分类号]D815 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6)01-0072-19 一 引言 冷战结束以来，中日两国兴衰趋势对比明显，双边关系进入敏感变动期。进入21世纪，中日两强并立日趋明朗，双边政治关系以僵硬对峙开局，“政冷经热”一时间成为描述中日关系的核心话语，如何塑造双边关系渐次成为两国深入思考的重大议题。2010年钓鱼岛争端开启了中日“政冷经凉”的新时代，中日敌对态势明显，双边关系发展到接近“全面崩溃”“坏到不能再坏”的状态。①双边关系如何走下去，成为考验两国政治领导能力和战略智慧的重大关口。 在此紧要关头，2014年11月7日，中日双方就稳定双边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使得两国首脑得以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期间实现会见，双边对话可以重新开启，为中日关系逐步恢复正常打开了希望之窗。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100周年、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签订120周年，对双边关系而言，历史问题地雷遍布。中国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了谈话，未来中日如何相互审视和定位引起世界的关注。笔者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处于变局中的日本将走向何方？日方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的基本战略走向是什么？中国如何高屋建瓴地加以应对？ 笔者认为，防止中日恶性冲突的底线正在铸就。以“四点原则共识”为基础，双方深刻认识到历史问题的敏感性，希图打破历史问题全面影响现实政治关系和阻断高层交流的僵局；双方在钓鱼岛争端的应对过程中形成了基本底线，开始尝试建立危机管控机制，以防止擦枪走火的恶化局面；双方均强调发展经贸关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明确表达出改变“经凉”局面的愿望；两国各界人士均强调从民间层面加深相互了解的价值，尝试加强人文交流。上述变化有助于推动双边关系走向稳定，但中日和解之路依旧漫远难期。 其根本原因在于，中日两强东亚战略对峙，形成世界上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一山二虎论”持续发酵。中日关系既高度相互依赖，又在诸多领域竞争加深，双边关系分外敏感。在经济和贸易领域，双方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互利共赢的基础雄厚，经贸合作的深化给两国企业和国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日之间缔结了300对以上友好城市，两国人员往来年均500万人次以上，各层次往来频繁有加。如此密切的联系一旦打破，两国必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相互依赖已经成为防止两国恶性冲突的重要杠杆。然而，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中日彼此存在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乃至敌意，钓鱼岛和东海争端固化了政治争端。中日之间存在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冲突点、爆发点，历史纠葛、领土争议、经济矛盾、战略分歧，利益冲突、尊严挑战等层层叠加，稍有不慎即可能导致双边关系的全面倒退。加上日本曾长期居于东亚显要地位，对中国全面崛起既不适应又难以接受，既有实力又有动力遏制中国发展，其对华战略的冲突性、挑战性因素难以抹除，中日战略竞争加深势在必然。② 中日战略性碰撞和角力的时代刚刚开始，双边关系尚未完全定型，中日关系将继续经历一个不稳定的复杂调整。③两国管控危机并进而淡化敌对，维系和平共处并逐步实现和解，存在着较大的塑造空间。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深入而冷静地分析日本变局及其对华战略走向，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又高瞻远瞩的对日政策，推动中日关系渐次走向稳定和发展，防止中日竞争阻隔中国长远战略目标的实现。 二 日本国内变局 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不景气、人口老龄化加剧、政治右倾化使得日本承受发展困境和外交困局的双重压力，前景充满变数。日本遂将提升大国地位的主要途径从侧重于经济转向政治、安全层面，在全力倚重美国的同时，将矛头指向战后体制，以此转移民众视线，达到缓解政治压力的目的。上述战略调整引动了东亚变局，使得日本成为东亚和平发展的搅局者。 日本变局的基础在于其经济困境。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从泡沫经济及其崩溃到90年代以来的长期经济停滞，尽管日本政府前后采取了10余次经济调整，但大多是着眼于当下形势的应对之策和景气对策，新型可持续发展模式一直未能构筑起来，日本陷入“成功的悖论”之中。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金融危机、失业和需求消费不足等多种恶性现象循环交织在一起，经济长期徘徊于“紧缩螺旋怪圈”的边缘。与此同时，日本人口老龄化严重，国内市场饱和，总需求严重不足；后发优势消失，总供给能力下降；再加上结构改革滞后、政府经济政策失误以及外部环境恶化等多种原因共同作用，使得日本经济难以摆脱长期低迷的困境。⑤1991-2014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0.9%。与此相关，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规模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例下降明显。大前研一(Ohmae Kenichi)预测，日本GDP世界第三的位置岌岌可危，2025年日本GDP有可能会降至世界第六位，排在美国、中国、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之后。如果再把欧盟计算在内，日本勉强可以维持世界第七的位置，甚至可能进一步跌至衰退的低谷。⑥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两大后遗症——增长率大幅度下滑、债务问题严重——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经济，⑦导致日本的经济转型更为困难。⑧2012年年底，安倍内阁启动“安倍经济学”，试图通过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实现经济增长率的回升，摆脱20多年经济低迷的状况。安倍经济刺激计划使日本经济在2013年出现明显复苏，实现6个季度的持续增长，同时也带来了日元持续贬值、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的潜在危机。以2014年第二季度日本消费税从5%提高到8%为转折点，日本经济增长态势受到阻遏，并经历高台跳水式的下滑，从快速增长转向明显放缓，复苏缺乏持续有效的动力，⑨而2014年开始出现的劳动力不足问题严重制约了日本的经济景气。⑩日本内阁府2015年2月16日发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全年日本GDP实际增长为零。2015年年底，世界银行等诸多机构预测，2015年日本GDP实际增长为1.0%左右。“安倍经济学”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空心、财政空心、产业空洞化等制约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难题，(11)其长期前景难以乐观。2015年9月16日，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之一标准普尔表示，“安倍经济学”不太可能在未来两三年内成功恢复本国经济增长并扭转通货紧缩颓势。(12)日本经济界精英也认为，如果日本的结构改革不够充分，即使暂时推动经济景气，也无法实现长期性的、持续性的经济发展。(13)可以说，“安倍经济学”炒得火热，但并未从根本上扭转日本经济低迷局面，难以奢望长期经济景气的出现。 日本经济长期增长乏力深刻影响了日本社会心理和国民心态。日本国民对长期的经济萧条、高龄化社会以及雇佣状况的不安，加上政府决策并没有获得社会信任，使人们降低了对经济回升的信心，形成了经济萧条与消费萎靡的恶性循环，日本社会总体开始出现排斥革新、社会保守化现象。(14)日本失去了自信，不愿意面对全球化。(15)日本国民和企业对全球的整体态势理解不够，(16)日本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一部分人国际化，但大部分人非常国内化，不愿意出国，因此并不了解世界，(17)经济低迷对普通国民生活和心理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日本经济看不到未来”成为日本国民普遍持有的悲观态度，这种不安全感影响着日本的社会风潮。与此同时，中国崛起的外部压力与经济萎缩的内部压力相互作用，给日本带来了双重压力。在这种双重压力下，日本的民众心理发生了深刻变化，心态难以平和，在日子不好过的时候，民众就会表现出非常强硬的态度，而且这种状况还在持续，这突出表现在日本民众的对华态度上(参见图1)。而且，日本的这种状态在未来5年至10年内不会改变。(18)在经济困难与中国崛起的双重压力下，日本国民心态难以平和，日本会继续表现出心态恶化、政治强硬、军事力量不断扩张的取向，而政治右倾化就是这种变化的集中体现。 日本政治右倾化，主要是指日本保守政治势力及其主张在政界渐占上风并影响政府决策的一种政治倾向，日本民众对此加以迎合或接受的一种社会思潮以及日本政府采取的维护其固有价值或传统，宣扬并激发民族主义的一系列政策。其主要倾向是：修改和平宪法，成为“正常国家”；通过修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否认或美化侵略战争历史，改变战后体制，摆脱战败国地位；在领土问题上强硬冲突，朝野共同强调外来威胁，加强军备等。(19)鉴于日本经济低迷和社会变化，未来5—10年，政治右倾化是日本一个总体发展趋势。 自民党结党之初就将“确立自主宪法”作为目标之一，迄今“修宪论”已经喧嚣了半个世纪。正如东京大学教授川岛真(Shin Kawashima)指出的，自民党一直以来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解释宪法第9条，从来没有停止过。(20)修宪真正进入具体操作阶段是在安倍第一次担任首相期间于2007年提出并获得迅速通过的《国民投票法》。其主要内容为：国民投票的对象仅限于修宪；不设最低投票率限制，过半数赞成宪法修正案即正式通过。《国民投票法》的通过，从法律上解决了修改宪法的程序性问题，为日本今后的修宪开启了通道。在宪法修改问题上，日本越来越注重双管齐下。一方面继续努力，争取最终实现对宪法第9条的文本修改，并为达此目的增加了迂回战术，即先设法修改宪法第96条，以便对第9条的修改能够在程序上变得更加容易；另一方面，在文本修改难以很快实现的情况下，通过对宪法的“解释”，特别是通过“实际行动”，追求修宪后想要达到的实际效果，使和平宪法渐渐变得名存实亡。(21) 安倍第二次执政加快了右倾化进程。安倍明确声称，日本面临的最大课题仍是摆脱战后体制，为此积极推动修改宪法，谋求军队合法化及解禁集体自卫权。2013年4月15日，安倍在接受《读卖新闻》专访对称，分三步修改宪法，即首先在夏季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获胜，为修改宪法确保2/3以上的席位；随后，着手推进易于得到广泛支持的宪法第96条的修改工作；在此基础上，在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上改变宪法解释。2015年7—9月，安倍政权强推旨在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安保关联法案，(22)纵使引起国内百万人抗议而在所不惜，其右倾意志彰显。 安倍之所以如此强硬推行右倾化政策，与冷战后右倾化思潮泛滥、日本政治精英积极煽动“中国威胁论”密切相关。在日本政坛、舆论、社会思想意识中，公开或者暗中否定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情况具有相当广泛性，牵制右倾化的社会力量日趋减少。2013年5月1日《朝日新闻》公布的日本国民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支持修改和平宪法的达到53%，反对者仅为35%。2013年5月3日《每日新闻》公布的日本国会议员调查结果，支持修改和平宪法的达到78%，反对的仅为14%。安倍政权解禁集体自卫权遭到了民众的强烈反对，但值得关注的是，许多日本中左派人士也不反对安保法案，这反映了日本社会深层的看法。(23)另一方面，川岛真的观点也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许多日本人认为安保法案通过违宪，但他们并不完全反对通过安保法案这一目标，而是存在先修改宪法的想法。(24)安倍在很大程度上有意识地利用与中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甚至不断出现刺激中国的言行，以期引起强烈的反弹，从而在改变国家发展方向上争取更多国民的共鸣。当前，99%的日本人认同“中国威胁”，“中国威胁论”甚至成为日本借以推进政治右倾化的一张王牌。(25)在中日关系极度恶化的情况下，日本企图与其他国家建立双边政治、经济及军事合作关系，增强本国的同盟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压制中国。(26) 日本政治右倾化在安全上的重要表现就是试图摆脱战后体制。所谓“战后体制”，通常是指二战后日本在美国主导下所确立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保障等相关制度约束，其核心就是“日美同盟+和平宪法”。日本谋求实现“正常国家化”的目标面临理论上要摆脱日美同盟、现实中要强化日美同盟的逻辑悖论。对此，日本的化解之道是通过两重置换实现的：首先，将双边层面中的“美主日从”关系置换为世界范围内的“美主日辅”关系，实现日美关系从“依附型”到“合谋型”的转换。其次，从摆脱日美同盟置换成行使集体自卫权，积极配合美国再平衡战略，努力扮演好“次轴心”的战略支点角色。(27)中国旋即成为安全战略转变的重要借口。为此，安倍以“积极和平主义”为旗号，刻意抹黑中国，强化日美同盟，(28)并在中国周边寻求合谋者，拼凑对华进行战略围堵的地缘安全网络。与此相关，日本在国际经济布局上也刻意与美协调、与华对抗，意气用事的色彩明显。其潜在的原因是，日本精英不愿意接受日本衰落的现实和中等强国的前景，(29)试图利用中国尚未全面崛起的空档攫取关键性利益，甚至打乱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布局。 三 日本对华战略取向 中国强势崛起与日本实力相对下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崛起的效应深刻影响了日本对中国的认知。1980-2014年，中国GDP规模从仅相当于日本的27.9%迅速扩大2倍；中日所占世界贸易的份额升降对比明显，中国对日本的贸易依赖度大幅下降，日本对中国的依赖度大幅上升。面对综合国力日趋强大的中国，日本采取了颇为高调的姿态，利用意识形态、军事等因素遏制中国的意图彰显，尤其是肆意挑起钓鱼岛争端，恶化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恶化的因素一直存在，潜存的历史问题、现实利益冲突、未来战略对冲相互交织在一起，从多个层面冲击着中日关系的基本格局。日本社会出现严重的“厌中”情绪，现有民调表明中国的形象非常负面。(30)20世纪90年代，日本国民对中国的亲近感和不亲近感基本上在50%上下浮动。从2004年开始，对中国的不亲近感急剧飙升。2010年以来，对中国持亲近感的日本人不到20%，认为与中国关系良好的人不到10%，将近9成的民众对中国持有负面看法。(31)电视节目反复播放中国飞机舰船“逼近”日本、“威胁”钓鱼岛，中国民众由于愤怒而攻击在华日本人、打砸日货的报道画面，刺激日本民众加深恐惧和厌恶感。(32)日本对中国的报道常常是“坏的单独报道，好的与亚洲、金砖国家一起报道”。(33)这些报道使得日本民众对中国印象呈现恶化趋势。根据《中国日报》与日本言论NPO2014年进行的调查，93%的日本人对中国抱有负面看法，更有日本民众担心会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有鉴于此，对中国恶语相加或诋毁成为日本舆论的主旋律。日本对华民意基础的恶化，成为制约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日本社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变化，与“中国威胁论”的发酵密切相关。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日本难以接受自己的优势地位受到削弱甚至被中国取代，很多人担心中国强大起来以后会对日本进行报复，日本政府坚持对华强硬政策，甚至企图与其他国家联手阻遏中国崛起进程。对抗性的心态与举措表明，日本不愿意接受和承认中国崛起的事实，担心被中国超越，认为强大起来的中国抓住历史不放，缺少宽恕之道。(34)今天的日本，中国的影子几乎无处不在。《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等对中国的报道几乎每天都有，报道角度从经济转向了政治、外交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国的崛起已经不是遥远的现象，而是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频繁出现的事件和危机，中国崛起在日本引起的震动由此可想而知。由于缺乏充分的心理准备，加上媒体煽风点火的报道渲染，日本社会对中国的不满全面扩展，甚至觉得中国在欺负日本。中国被日本媒体塑造为一个傲慢、拘泥于历史、拥有大国主义强权思想、心存报复的落后国家，加上中国媒体突出强调日本右翼倾向，对日报道惯于渲染阴暗面，日本民众对中国“威胁”有了明确的感知。(35) 这种心态为日本保守政治人士所利用。日本政治人士看待中国出现了代际差距，现在的政治家经常批评过去的政治家对中国实行特殊政策，导致中国采取了“咄咄逼人”的对日政策。(36)日本安全保障专家强调，随着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增添了更大的自信，其对外行动也逐渐偏离了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战略方针，变得更加积极主动，表现出一种大国的自负。(37)摆在中国面前的选择是，更加“咄咄逼人”还是采取更具有适应性的对外政策，而中国采取修正主义政策的可能性很大。(38)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是要以修正主义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最终将现有的国际秩序彻底颠覆，中国正在以经济成长为基础，向美国发起“势均力敌”的竞争，把国际秩序的中心从美国替换成中国，中美发生激烈冲突只是时间问题。以此为政治背景，安倍明确以遏制中国为目标展开外交布局，相对于美国针对中国时的遮遮掩掩，安倍公开以中国为对手，试图通过强化对中国周边的外交布局，达到挤压中国战略空间的目的。
图1 日本人眼中的中国与中日关系 资料来源：《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查》(日本国内阁府)。 安倍政权的对华战略以国内政治重塑为基础，以日美同盟强化为支撑，以对华围堵为侧翼。日本提出“积极和平主义”政策，相继完善实施该政策的基础，包括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制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等。(39)日本深刻认识到，单单依靠自身力量无法同中国抗衡，必须与美国联手同中国打交道，故而以强化日美同盟为战略支点，意图借势强化日美军事合作，并拉美国入局共同遏制中国。日本认为中国周边国家(尤其印度、澳大利亚、菲律宾等)有相同的想法，积极拉拢某些中国周边国家为战略依托，并促成以日美同盟为核心遏制中国态势的松散联盟。与此同时，在双边关系的处理上，日本一方面矢口否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另一方面不断强调两国应就推进经济合作展开对话，试图通过制造舆论将中日关系恶化归咎于中国。基于此，在围绕历史认识、价值观差异的纷争，围绕亚太地区权力的对抗，围绕领土、领海、贸易、经济合作等具体利益的对抗等三个层次上，中日冲突同时出现。(40)其间，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达到在国内突破宪法框束、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的目标，是日本对华战略的长远考虑。(41)要实现上述战略目标，日本必然要紧靠美国、利用美国并唯美国马首是瞻，同时要充分渲染和利用“中国威胁论”，全面利用日本国内对华疑惧，给中国制造困难并加以利用。因此，日本期望中国出现不稳定，以分散中国的注意力。(42) 当然，日本并不否认中国的重要性，实际上70%以上的日本人士都强调中日关系的重要，只是日本难以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就像日本历史学家沟口雄三(Mizoguchi Yuzo)2004年曾写道的，“中国的经济冲击对日本而言是亚洲观和世界观的冲击，中国的近身连击，给日本带来了无可名状的痛苦”。日本社会对中国崛起高度敏感，对中国的反应失去常态。(43)尽管仍有诸多人士强调中日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认为两国应该超越20世纪，实现日美同盟与中日正常关系的并行，(44)但日本对华战略长期态势已然形成，加上日本能够用历史和宏观视角思考中日关系的精英并不多，(45)这一局面难以轻易改变。 这种战略态势严重影响着中日经济关系。日本商界曾是日本国内推动日中友好的重要力量，但是，围绕靖国神社和钓鱼岛的政治争议给日本公司带来的政治风险，促使很多日本公司将投资多元化。2014年，日本对华投资大幅度下降，日本企业对华投资项目653个，同比下降30.8%；实际投资额43.3亿美元，同比下降38.8%。日经CSIS智库2012年年底进行的中日关系问卷调查显示，日本商务人士对中国作为生产基地和市场的重要性的认识显著下降，对中国的商业心理急剧冷却。针对作为生产基地的中国，认为“虽然不可或缺，但今后未必如此”的被回答达到76%。针对作为市场的中国，回答“重要性将下降”的被调查者占65%。安倍上台后，积极引导日本企业扩大向东南亚、印度乃至非洲、欧洲的投资，借以减少和分化日本对华经济依赖。概言之，日本对华制衡战略延伸到经济领域，导致双边贸易额下降、日本对华投资下降，呈现“政冷经凉”的局面，经济关系未能发挥压舱石作用。 四 防止中日恶性冲突的底线开始铸就 冷战结束以来，中日关系总是处于麻烦之中。(46)尤其是2012年以来，日本对华战略判断持续消极，中日关系步入谷底。进入2014年，中日都相对明确地表达了促进双边关系稳定的期望，尤其是安倍数次通过各种国际场合喊话，希望开启首脑交流。2014年5月底6月初中日军机接近事件使得两国高度关注双边关系的处理。以此为契机，中日关系从谷底起步，在政治、安全、经济等领域均逐渐出现和缓迹象，防止中日恶性冲突的底线开始铸就。 首先，2014年以来，中日双方在国际场合的非正式接触与会晤逐步增加，最引人注目的是两国外长在2014年8月东盟外长会议和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的两次会晤。在双边场合，执政党人员之间的接触、友好团体及经济团体之间的交流、地方之间的交流也有明显恢复。2014年5月初，全国人大委员会委员长张德江会见以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MasahikoKomura)为团长的日本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9月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接见来访的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提出希望尽早重开中日经济高层对话；10月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引起了中日两国及国际舆论界的高度关注。在上述各项进展的基础上，经过紧张的外交磋商和多种途径的接触与探讨，2014年11月7日，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Yamauchi Masataro)在北京举行会谈，中日双方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双方确认将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和精神，继续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双方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政治障碍达成一些共识；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双方同意利用各种多双边渠道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以此为基础，习近平与安倍晋三2014年11月10日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2015年4月22日在亚非领导人会议期间两次会面，就加强对话沟通、增信释疑交换意见。习近平强调，我们愿意同日方努力将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中关于“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共识转化为广泛的社会共识。安倍承诺，日方愿意落实双方四点原则共识，积极推进两国各领域的交往与对话，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继续坚持包括“村山谈话”在内的以往历届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认识，日本决心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2015年8月14日，安倍在纪念战后70年的特别谈话中，公开使用“侵略”“殖民地统治”“道歉”等词句，在形式上表现出日本愿意反省战争的姿态。2015年9月3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中国将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2015年11月1日，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韩国首尔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并应邀与安倍会见，安倍表示愿坚定不移地按照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沿着建立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思路，进一步改善和发展双边关系。 其次，在安全问题上，中日四点原则共识的达成标志着两国间的安全危机得到初步控制，中日安全关系已经脱离了最危险的时期。(47)钓鱼岛争端是此次中日安全危机的起源，危机发生后，钓鱼岛海域曾被认为是最紧张和风险最高的地方。然而，在经过危机初期的激烈对抗、摩擦之后，虽然中日两国尚未达成任何正式协议，双方却逐渐形成了一定的默契，双方的自我克制和各自采取的一些危机管控措施使钓鱼岛海域的形势渐趋相对稳定。中国海警和日本海上保安厅的执法船较好地保持了安全距离，两国都未派军事力量进入，也都未上岛开展活动。2014年以来，双方执法船在钓鱼岛周围12海里内巡航的频率比2013年有所下降，中日媒体上都没有再出现两国舰机在相关海域出现险情的报道，双方在东海其他海域及西太平洋公海的摩擦逐渐降温。显然，双方都采取了更谨慎的政策，加强了风险管控。2015年年初，中日防务部门重启中断三年之久的海上联络机制对话，就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相关内容和技术性问题达成一定共识，并计划2015年年底前启动该机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虽然双方开展磋商对话和建立危机管控机制的努力不会一帆风顺，双方之间发生海上意外事件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因擦枪走火引发两国严重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将明显下降，双边安全对话有可能逐步恢复。当然，在两国切实建立起危机管理机制前，双方的诸多海上争端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风险。 最后，双方都认识到经济合作应发挥双边关系稳定器的作用，推动经济合作符合双方利益。中日经贸关系基础坚实，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经贸合作有较强的互补性，在节能环保、绿色低碳、高新科技、财政金融等领域的互利合作大有可为。日本企业界反映说，安倍再度上台后引导日本企业向东南亚跑、向印度跑、向非洲跑、向欧洲跑，绕了一大圈回头坐下来一算，日本的合作重点还得在中国，因为东南亚、印度、非洲都还没有形成开展深入产业合作所必需的上下游产业链、较完备的基础设施和素质较高的技术队伍。(48)与此同时，日本改变对市场的开发，希望吸引投资，期望中国增加对日投资。(49)据日方统计，2013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额为1078.44亿美元，对日投资为4.34亿美元，占0.4%；日本2013年吸引外资23.58亿美元，其中中国投资额为1.4亿美元，占5.9%；2014年日本共吸引外资96.43亿美元，其中中国投资额为5.95亿美元，占6.2%。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对日投资有的通过第三方进行，尚未包括在统计之内。对日本而言，中国投资是一个新事物，一般民众还没有感受到，但中国企业接触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次数仅次于美国，对日投资的兴趣颇为高涨。(50)
另一方面，即使在政府不积极的情势下，中日企业努力依旧。(51)尤其是日本经济团体在中日关系紧张之际，大力倡导双边交流，发挥着积极而建设性的推动作用。2013年，日本经济团体组成大规模代表团访华。2014年9月，日中经济协会派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代表团访华，凸显出日本经济界致力于扩大两国在各领域互利共赢的意愿。此外，中国政府政策也让日本企业有所放心。2012年，中国民众反日情绪激烈，中国政府没有采取对日本企业的敌对政策，而是对日本企业采取了保护的态度。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后，日本企业紧张担心中国的经济制裁，但是中国并没有爆发更为激烈的情况，日本明确意识到中国在日本问题上“政经分离”的态度，日本企业越来越放心。(52)2014年9月日本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明确表达不愿意看到政治影响经济的观点。以此为基础，中日经济关系走出冷淡的底线已经铸就。武田药品工业株式会社董事长长谷川闲史(Yasuchika Hasegawa)就此指出，希望能出现另一种意义上的“政冷”，即政治尽可能保持冷静，使经济获得应有的合作。他认为，中日两国经济影响力巨大，在经济领域内双赢，才能促进世界的多赢。(53) 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前中日关系取得的一些进展不过是消除紧张冲突之后的部分后果，中日关系很难在短期内回到战略互惠的轨道上，双边关系的稳定尚需过程。当然，回到战略互惠关系的原点是中日双方的期望，(54)但未来几年两国关系将朝着“政凉经温”的方向发展，(55)有必要继续采取措施消除认知差距(perception gap)，(56)由易入难推进低度政治领域(low political issue-areas)的深入合作，以双边关系的稳定为首要目标，引导两国采取务实理性的政策，逐步恢复正常国家间关系。(57) 五 进一步稳定和发展中日关系 中国正处于从全球性大国迈向全球性强国的征程之中，国家战略利益在迅速向全球拓展，其战略力量正以和平方式向国际体系投放和辐射，某些大国和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再度兴起，担心、疑虑乃至恐惧正在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伴随着中国的强势崛起，日本不仅患上了“战略焦虑综合征”，而且也在积极利用这一态势，试图借机实现修宪、加强军备、摆脱战后体制等目标。基于此，中日战略性碰撞和角力的时代刚刚开始，双边关系将继续经历复杂调整。 中日关系仍存在较强的坚韧性，(58)“几无可能变成两个敌对国家或发生大规模战争”，(59)但双边关系现状之严峻也令人难以乐观。两国深切地意识到，中日关系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如何从战略层面思考和稳定中日关系，将是一段时间内摆在中日双方面前的一个重大议题。日本众议员小渊优子指出，“日中关系面临着严峻的现状，应该冷静、谦虚地对待。但面向未来，我们不需要悲观，我们碰到过许多问题，但我们付出不断的努力和积累，不断地取得成功”。(60)这一积极而务实的态度值得肯定。总体而言，中日关系正在经历一个历史性重构的漫长过程，(61)如何牢记历史、面向未来，考验着两国政治领导的能力和战略智慧。面对日本变局与战略趋向，中国须善加应对。其基本战略取向应为： 第一，全面强大自己。中国持续和平发展是应对日本变局、稳定和发展中日关系的基础。一方面，中国面临进一步发展的重大机遇。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在各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就，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中国确定了“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为未来发展规划了方向。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为中国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提供了难得机遇，中国迎来与世界共同发展的新契机。另一方面，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核心难题。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的国际战略环境更加复杂。“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相互交织，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意愿、能力与国际社会的期望存在着落差，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增加，中国周边环境趋于复杂化。有鉴于此，中国必须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一心一意谋发展，积极承担国际责任，才能成长为国际社会认可、尊重的世界大国。中国不仅要借鉴日本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62)更要认真吸取日本强大起来忘乎所以、霸道行事的惨重教训，(63)实现可持续的均衡发展，全面强大自己。所谓全面强大自己，也包括牢记“好战必亡，忘战必危”的历史箴言，针对钓鱼岛冲突可能性的存在，必须加强军事威慑力量，扎扎实实做好军事方面的准备。(64)同时，要切实提高中国软实力及其传播模式，构建建设性、开放包容的国家形象，其基础在于中国调整和放弃“百年屈辱”的心态，以成熟的大国心态应对国际风云变幻。成熟大国心态的基本标志是：清晰界定国家利益边界，维护核心利益坚定不移；冷静对待批评，对所涉问题能够展开坦率的讨论；关注其他国家对核心利益的关切，从长远角度看待国家利益。上述成熟大国心态是检验中国是否全面强大自己的重要标尺。 第二，加强战略管理意识，致力于建立和完善双边危机管理机制。鉴于中日两国战略竞争态势已然形成，如何妥善处理分歧、加强危机管控、防止某方面的风险蔓延至整体关系变得至关重要。双方应坚持并积极推进海洋事务高级磋商和中日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磋商，争取早日把双方在钓鱼岛海域及整个东海海域的一定自我克制转变为更可靠的双边危机管理机制和内容充实、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从而切实加强对两国间多种海上争端的风险与危机管控。尤其是针对可能的钓鱼岛冲突，双方应尽快推进危机管理机制的建设，对重大分歧进行战略管控，避免出现事故性的军事冲突，避免双方军机和舰船擦枪走火，防止冲突调门升级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出现。同时，防止历史摩擦再次成为两国关系继续改善的严重障碍，加强对历史问题的共同研究，尤其是从敌对大国实现历史性和解的经验教训中寻求启示，探寻中日和解的途径，防止历史问题再次成为中日关系长期恶化的导火索。 第三，深入研究日本，给予日本全面而辩证性的评价，促使两国正常化力量的增长。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影响中国如此之大的日本，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和研究。作为一个未来的世界大国，中国需要博大的胸怀、包容的精神、深邃的目光、长远的战略设计。日本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栗原润(Jun Kurihara)引用《道德经》“天下之交，大者宜为下”的箴言，呼吁强大起来的中国对日本采取宽容态度，推进中日关系发展。(65)笔者认为，对日本曾经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中国永远要牢记在心，但过去不能成为未来的枷锁，我们不能因此而彻底否定日本二战以来所走上的和平发展道路，也不必否认改革开放以来日本给予中国的支持和帮助，应给予日本全面而辩证性的客观评价，(66)促使日本继续在谢罪问题上做出承诺和真诚努力，同时也不要仅仅因日本还不够努力而阻挡问题的解决。(67)我们还要认识到，日本在和平宪法下走了70年的道路，日本人对战争有着非常沉重的反省，日本政府采取的暧昧态度不仅受到相关国家的反对，也受到许多日本人的反对；(68)对日本人而言，右翼分子的存在是“像黑社会一样”的威胁，日本有识之士呼吁日本应该回到原点，考虑世界和平趋势以及日本如何做出贡献；(69)日本某些政客否认或美化侵略战争历史，但日本使用有问题教科书的人数只占0.039%，日本民众对此并非没有认识，(70)这些政客希望通过忘却或修改历史摆脱战败国地位、恢复民族自尊心的做法并未得到日本民众的广泛支持。我们应寄希望于日本民众，相信通过积极交流能够促进日本积极力量的增长，为两国关系正常化打下更为坚实的民众基础。 第四，积极发展中日经济合作，择机推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共同利益是国家间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中日两国应在有较多共同利益的领域(尤其是经济、非传统安全、技术等低度政治领域)，努力恢复并推进一切可能开展的合作，积极扩大两国关系的积极面，打破“政冷经凉”的困局。中日在打击海上犯罪及根据有关国际法加强在搜救、科技及环境等领域的海洋合作达成共识，有必要尽快予以落实，并以此为蓝本积极推动其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中日经济相互依赖、互为发展条件，构成双边关系的重要物质基础。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加深、规模扩大，中国对日本经济的依赖度在减轻，而日本经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则更深、更广，中日经济的依存关系发生结构性变化，呈现不对称性依赖倾向。(71)这种状况深刻影响了中日经济合作。因此，我们必须打破思维困境，积极深化中日经济合作的互补性，大力开展节能环保、绿色低碳、高新科技、财政金融、智慧城市建设等领域的合作，实现经济领域的互利共赢。只要中日经济相互依赖度不断加深，双边关系的大局就有可能实现稳定。值得注意的是，经过两三年的变动，转向东南亚、印度、非洲等投资的日本企业深刻认识到，中国具有较完整的产业链、较完备的基础设施和素质较高的技术队伍，(72)是更为理想的合作对象，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中日产业合作的春天可能来临。对此，我们要倍加关注，争取借机与日本财经界、产业界发展良好关系，培植对华友好的土壤。(73) 第五，开展更有效的对日公共外交。中日之间交流不够深入，相互误解甚深。日本前驻华大使宫本雄二(Yuji Miyamoto)认为，“现在日本认为中国恐怖，中国不好，但那可能只是自己头脑中臆想的东西”，“在日中两国之间的问题和对立中，70%都是来自误解和无知。换言之，日中两国间70%的问题是可以不产生争吵的。所以我希望两国普通民众能够尽快成为国家间交流的主力军。加强这些群体间的交流，将有望建立一个更加均衡、互相认识和了解对方的社会”。(74)检视中国对日公共外交，我们看到，中国对日民间工作成效不良，“不了解日本国内政治、舆论倾向，很多工作做得适得其反”；(75)中国的媒体对日本采取了简单化的处理模式，(76)往往从少数反华言论去判断日本的整体走向；中国电影、书刊和电视节目中充斥着招致对日敌视情绪的文化表演，(77)在中日激烈冲突的过程中刻意阻遏人文交流。在这种激烈对冲的过程中，排他性民族主义成为两国交往最大的敌人，为克服之而进行知识建构的努力不可或缺。(78)因此，本文建议，要大力开展公共外交，积极促进人文交流，更多地着眼于绝大多数日本人民的心理开展工作，化解中日民间积怨，为中日关系走向稳定打下较为坚实的社会基础。这包括：由外交部、中联部、商务部等涉外部门设立专项基金，积极支持学术界开辟有影响力的第二轨道，围绕阻碍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的重大问题开展深入研究；疏通中日交流的渠道，邀请日本年轻政治家到中国访问交流，为他们了解中国广开渠道；共同开展日本发展经验教训的研究，加深对日本的了解，促进中日之间相互的积极认知；大力推进教育、文化、科技、地方、媒体等各领域交流合作，培育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承担。 ①冯昭奎：《中日关系的辩证解析》，载《日本学刊》，2015年第1期，第1—23页。 ②门洪华：《构筑中日共同利益的战略框架》，载《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10期，第39—46页；肖晞：《日本的战略趋向与中国的应对》，载《国际观察》，2014年第2期，第110—120页。 ③张蕴岭：《中国周边地区局势和中日关系》，载《日本学刊》，2014年第5期，第1—14页。 ④小岛明：《2020年东京奥运会与1964年奥运会之间：超越景气对策的可持续性发展模式》，载《日本外交政策论坛》，2015年冬季版，第16—18页。 ⑤张季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原因新探》，载《日本学刊》，2015年第4期，第54—68页。 ⑥大前研一著，王柏静译：《死·生——日本的迷惘与绝望》，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96页。 ⑦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岩田一政(Kazumasa lwata)，访谈时间：2015年7月2日。 ⑧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顾问高木诚一郎(Takagi Seiichiro)，访谈时间：2015年7月30日。 ⑨张晓兰：《2014年日本经济形势及2015年展望》，载《宏观经济管理》，2015年第1期，第83—85页。 ⑩小峰隆夫：《安倍经济学第二幕面临的课题：劳动者不足开始制约经济》，载《日本外交政策论坛》，2015年春季版，第24—30页。 (11)刘军红：《中日关系的经济学分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10期，第56—59页；姜跃春：《“安倍经济学”的困境与日本经济前景》，载《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2期，第103—111页。 (12)苏海河：《“安倍经济学”难以扭转日本通缩颓势》，载《经济日报》，2015年9月18日。 (13)小岛明：《2020年东京奥运会与1964年奥运会之间：超越景气对策的可持续性发展模式》，载《日本外交政策论坛》，2015年冬季版，第16—18页。 (14)陈言：《“安倍经济学”还是“安倍外交学”？》，载《中国经济周刊》，2014年2月24日，第72—73页。 (15)韩国延世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白永瑞，访谈时间：2015年7月18日，早稻田大学。 (16)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任濑口清之(Seguchi Kiyoyuki)，访谈时间：2015年7月9日。 (17)日本外务省亚太局中蒙课第一课长植野笃志(Atsushi Ueno)，访谈时间：2015年7月13日。 (18)黄仁伟：《未来5至10年的大国战略走向》，载《国际观察》，2013年第1期，第1—8页。 (19)刘江永：《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页；周永生：《日本政治、社会右倾化问题探讨》，载《东北亚论坛》，2013年第3期，第25—33页；梁云祥：《日本政治右倾化与中日关系》，载《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2期，第34—44页；时殷弘：《日本政治右倾化和中日关系的思维方式及战略策略问题》，载《日本学刊》，2014年第2期，第1—14页。 (20)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川岛真，访谈时间：2015年9月24日。 (21)武寅：《中日关系的历史分期与转折》，载《世界历史》，2014年第2期，第4—19页。 (22)该安保法案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自卫队法修正案》《武力攻击事态法修正案》《特定公共设施利用法修正案》《船舶检查法修正案》《海上运输规则法修正案》《周边事态法》《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美军等行动通畅化法案》《俘虏对待法修正案》《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共10部法律的修正案综合构成的《和平安全法治整备法案》，二是随时允许为应对国际争端的他国军队提供后方支援的新法《国际和平支援法案》。 (23)日本东洋学园大学政治学教授朱建荣，访谈时间：2015年9月19日。 (24)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川岛真，访谈时间：2015年9月24日。 (25)日本东洋学园大学政治学教授朱建荣，访谈时间：2015年9月19日。 (26)于潇、盖兆军：《日本经济发展对APEC进程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战略》，载《现代日本经济》，2015年第3期，第1—8页。 (27)蔡亮：《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战略意图、路径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载《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6期，第83—92页。 (28)2015年4月最新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使日美同盟由传统安全合作同盟变为全方位安全合作同盟，由区域性同盟变为全球性同盟，由从属型同盟变为更加平等互助的同盟，由防御性同盟变为更具进攻性的同盟。参见黄大慧、赵罗希：《日美强化同盟关系对中国周边安全的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6期，第25—46页。 (29)日本经济新闻社编集局高级研究员可部繁三郎(Shigesaburo Kabe)，访谈时间：2015年7月3日；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望月(Mike M.Mochizuki)，访谈时间：2015年8月11日，东京。 (30)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亚洲部主任、资深研究员北原基彦(Kitahara Motohiko)，访谈时间：2015年7月2日。 (31)中国对日本的负面看法同样严重。《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8月的舆论调查显示，提到日本首先想到“危险的军国主义国家”的达79.92%，认为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情绪“很可能死灰复燃”的占95.62%，更有55.35%的人断言“永远不相信日本政府的道歉是诚心的”。 (32)傅高义：《从历史记忆和相互认知出发：避免中日冲突》，载《日本学刊》，2014年第1期，第16—20页。 (33)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关志雄，访谈时间：2015年7月8日。 (34)早稻田大学韩国研究所所长李钟元，访谈时间：2015年7月18日。 (35)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高原明生(Akio Takahara)，2014年11月24日中央党校演讲；2015年6月24日访谈。 (36)九州大学副教授益尾知佐子(Chisako T.Masuo)，访谈时间：2015年7月3日。 (37)日本防卫研究所编：《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14：任务趋向多元化的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第2页。 (38)日本防卫研究所高级教官饭田将史(Masafumi Iida)，访谈时间：2015年7月22日。 (39)金永明：《日本积极和平主义政策研究》，载《国际观察》，2015年第2期，第114—125页。 (40)毛里合子：《重建日中关系》，载《日本学刊》，2013年第4期，第18—31页。 (41)时殷弘：《日本政治右倾化和中日关系的思维方式及战略策略问题》，载《日本学刊》，2014年第2期，第1—14页。 (42)富士通总研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金坚敏，访谈时间：2015年7月8日。 (43)日本东洋学园大学政治学教授朱建荣，访谈时间：2015年9月19日。 (44)熊本县立大学理事长、前日本防卫大学校长五百旗头真(Iokibe Makoto)，访谈时间：2015年7月18日。 (45)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任濑口清之，访谈时间：2015年7月9日。 (46)日本经济新闻社编集局高级研究员可部繁三郎(Shigesaburo Kabe)，访谈时间：2015年7月3日。 (47)张沱生：《中日安全关系的现状与前景》，载《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1期，第43—50页。 (48)冯昭奎：《中日关系的辩证解析》，载《日本学刊》，2015年第1期，第1—23页。 (49)名古屋大学经济学教授木越义则(Yoshinori Kigoshi)，访谈时间：2015年9月13日；京都大学经济学教授矢野刚(Go Yano)，访谈时间：2015年9月14日。 (50)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亚洲部主任、资深研究员北原基彦，访谈时间：2015年7月2日。 (51)富士通总研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金坚敏，访谈时间：2015年7月8日。 (52)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任濑口清之，访谈时间：2015年7月9日。 (53)武田药品工业株式会社董事长长谷川闲史，访谈时间：2015年8月11日。 (54)日本外务省亚太局中蒙课第一课长植野笃志，访谈时间：2015年7月13日。 (55)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任濑口清之，访谈时间：2015年7月9日。 (56)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高原明生，访谈时间：2015年7月2日。 (57)中央党校研究室巡视员曾业松，访谈时间：2015年6月25日，东京。 (58)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高原明生在中央党校的演讲，2014年11月24日。 (59)张蕴岭：《中国周边地区局势和中日关系》，载《日本学刊》，2014年第5期，第1—14页。 (60)日本众议院议员小渊优子(Yuko Obuchi)，访谈时间：2015年7月18日。 (61)日本外务省亚太局中蒙课第一课长植野笃志，访谈时间：2015年7月13日。 (62)京都大学经济学教授矢野刚，访谈时间：2015年9月14日。 (63)日本防卫研究所高级教官饭田将史，访谈时间：2015年7月22日；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顾问高木诚一郎，访谈时间：2015年7月30日。 (64)时殷弘：《日本政治右倾化和中日关系的思维方式及战略策略问题》，载《日本学刊》，2014年第2期，第1—14页。 (65)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栗原润，访谈时间：2015年10月1日。 (66)美国学者傅高义指出，中国应使民众更多地了解日本自1978年以来对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的援助，宣传日本自1945年以来做出的和平承诺。参见傅高义：《从历史记忆和相互认知出发：避免中日冲突》，载《日本学刊》，2014年第1期，第16—20页。 (67)神谷万丈：《2014年在澳大利亚国会演说中看安倍首相的历史认识》，载《日本外交政策论坛》，2015年冬季版，第3—5页。 (68)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天儿慧(Amako Satoshi)，访谈时间：2015年7月18日。 (69)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任濑口清之，访谈时间：2015年7月9日。 (70)韩国前驻日本大使崔相龙(Choi Sang Yong)，访谈时间：2015年7月18日。 (71)刘军红：《中日关系的经济学分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10期，第56—59页。 (72)冯昭奎：《中日关系的辩证解析》，载《日本学刊》，2015年第1期，第1—23页。 (73)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关志雄，访谈时间：2015年7月8日。 (74)宫本雄二：《努力维护和发展日中战略互惠关系》，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第20—25页。 (75)早稻田大学教授青山瑠妙(Rumi Aoyama)，访谈时间：2015年9月30日。 (76)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顾问高木诚一郎，访谈时间：2015年7月30日。 (77)傅高义：《从历史记忆和相互认知出发：避免中日冲突》，载《日本学刊》，2014年第1期，第16—20页。 (78)毛里合子：《重建日中关系》，载《日本学刊》，2013年第4期，第18—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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