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的逻辑与哲学终结论的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境论文,逻辑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柯尔施说过，马克思在批判现实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时，很少提出某种理想制度来取代现存的某种制度。同样，在对待传统的哲学时，他也把批判资本主义的哲学（以至于整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看得比构建一种能够取代传统哲学的新哲学要重要得多。过去我们更多地关注马克思相对不重视的哲学构建工作，试图从中找出一种新的哲学，而不重视他非常重视的、在元哲学层面上对哲学的批判，甚至要终结哲学的思想。
一
无疑，“实践”是我们解释马克思新哲学的立足点，也是探讨马克思批判、终结哲学的立足点。从此出发，对实践的解释主要是基于实践是总体意义上的社会现实生活而完成的。马克思并不是一般地认识到实践、感性活动就完成了的，而是通过抽象的实践走进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社会情境。
对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实践环境的强调无疑是抓住了马克思批判、终结传统哲学的主要之点，但这里起码有两个问题：
第一，过度强调当下、历史，也就是强调个人当下存在的至上性、惟一性，其他存在皆视为工具性的东西，即鼓吹碎片化、消解更具普遍性和恒久性的公共世界……——这是一条走向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的路。沿着这条线索，不但传统的权力、制度、意识形态，而且知识、科学、话语，甚至生产力等都已受到了批判。
第二，具体的生活、经验在理论上无法自己言说和表达，其言说和表达势必经过理论的抽象。在经过理论抽象时，经验具体要转换成思维具体。可这并不容易做，倒是具体经验、生活的言说常常滞留于抽象的一般概括。于是，强调具体的生活、经验常常与坚持某种一般的抽象甚至极为简单的抽象荒唐地结合在一起。
所以，只是强调具体、历史的东西的地位并不能解决元哲学层面上的问题。以现实具体性、历史性反抽象性、一般性，并不是说一说或者表明一下态度就能做到的。
二
马克思发现了实践的自悖性与自否性，也只有把实践作为自悖谬性才使马克思发现了一个道理，追求普遍真理的哲学是不可能的，社会生活中根本就没有一种东西能够逻辑地依托起一个普遍理论，把哲学建立在一个自恰、无所不包的范畴之上总是靠不住的，因为实践、生活首先是一种自悖谬、自否定。马克思看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事物好像都有自己的反面：机器本节省人的劳动却引起了饥饿与疲劳，创造财富的源泉同时也是引起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带来了道德败坏，人在自然上愈成为主人则愈成为别人的努力”。不按理性、而按利益和强力运作的现实世界，常常通过莫名其妙的某种力量驱使人们做出一些自己也预料不到的事情来。自悖谬就这样不断发生着。从理性、意识回归现实世界就是从理性个人回归社会关系世界之中；就是从逻辑世界回到矛盾和悖谬世界，就是从理想世界回归到世俗、粗糟的利益和力量世界。以为或指望世界按理性、逻辑规则运转，是一些知识分子的幻想，常常在客观上表现为意识形态并起维护现实、维护强势人物利益的作用。
但是，马克思对实践的自悖性和自否性的发觉并没有使他在这方面坚持到底，反而最后把它放置于启蒙理性主义的框架内进行了一种必然论式的处理，坚信启蒙理性内在地具有一种力量，靠这种力量它肯定会实现自己的固有理想。不管这种坚信是像洛维特说的那样是来自犹太教－基督教的弥赛亚主义（这种弥赛亚主义比理性更有威力地驱使马克思不顾一切地维护一种顽固的一般性、永恒性和绝对性，使马克思“如此彻底地超越了现存的现实，以至于他不顾自己的‘唯物主义’而维护末世论的张力”），也不管是不是由于过于坚信启蒙理性主义，才招致如此坚信实践的自悖性和自否性会在现代性基础上的最终消解，反正马克思最终肯定了实践的自否性和自悖性会被完善的现代性所消解，从而设定了历史的圆满结局。沃勒斯坦说，马克思最终仍然拥抱了“进步”、“发展”这些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最具根本性、最核心的东西；仍然醉心于用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从此而论，由于马克思在发现了实践的自悖性和自否性之后终归否定了这一重要发现，使得他在批判了从一个基点出发构建严密哲学的旧尝试之后，又在他希望以此取代旧哲学的政治经济学中从一个逻辑起点出发构筑严密自恰的社会批判理论！这种先批判黑格尔式理性、尔后又把它迎娶回来的做法（顾准对此早就指出过），使马克思虽然殚精竭虑地批判旧形而上学，却也不能根本地消解它，最终也陷入无法彻底摆脱自己反对的抽象性、绝对性言说的尴尬处境。面对一个自悖性和自否性的世界，却非要让它从中产生出一种内在的光明前景和必然的胜利论逻辑，其难度和代价可想而知。
三
马克思对当时的学科分类不满，他不主张专事抽象一般性思考的传统哲学学科存在，更不主张如此的哲学还要高高在上地对其他学科指手画脚甚至想取代其他学科的具体探讨。这种含义上的哲学终结论其实就是要把作为专门学科的哲学消融进批判性的社会理论之中。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于社会批判理论之中，甚至就是扩展了的一种社会理论批判——这曾受到马尔库塞的极力弘扬。詹姆逊曾经指出，“马克思为了分解哲学，有意攻击这样专门化学科的这一范畴，并有意恢复知识的统一性。在放弃哲学时，他的目的在于用具体事物，用历史本身替代各种形式的抽象事物——在19世纪思想的这一阶段，经济学的发现和具体历史的发现完全相同”。所以，当时的马克思才想用政治经济学终结哲学。詹姆逊认为，在这里不能把政治经济学理解成一门专门化的学科和研究方法，而应该把它理解成一种超越专门学科的达求知识统一性的一种努力。
从另外的角度看，马克思把哲学终结到社会批判理论之中也并不是没有问题。这种转移意义上的终结论其实把许多应该专门分析的哲学一般性问题常常掠过了，特别是那些构成社会理论之前提的一般性问题。实在何以终要成为理性的？无产阶级何以必然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我们何以确切地知道这些？无产阶级何以成为群体性主体，即何以能够以群体协作方式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就一定能争得自由，而不会像勒庞和萨特所探讨的那样制造专制或至少不符合其理性预想吗？“发展”、“进步”就能保证理性的实现，难道就不会是现代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而支持马克思并不支持的社会制度体系？等等。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列出一大串。对这些问题或其中的部分尚未进行思考，甚至尚未提出来就拒绝哲学，不能不出现麦金太尔所说的如下现象：“他（即马克思——引者）在拒绝哲学时，正处在这样的阶段：他的哲学探索尚未完成，仍由从哲学前辈那里秉承下来的错误所决定。因此马克思后来的著作在关键方面仍听任哲学错误影响的预设前提的扭曲。”哲学不能简单地终结到社会理论之中，马克思把哲学看得太轻了。为此他在理论上也付出了明显的代价。
科西克在评价马克思的哲学终结论时指出了这一思想的两层含义。在早期，终结哲学被理解为通过现实化来扬弃自身，这仍然是一种关于哲学与实在的唯心主义公式，也是一种末世学的虚构。而后期把哲学终结理解为把哲学转变为社会理论，指望通过辩证的社会理论来扬弃哲学，则会改变马克思所发现并实施的哲学变革的意义。在他看来，一旦指望在具体的社会理论中扬弃哲学，就会把指涉人类一般性的“实践”理解为某种特殊的东西，并在这种特殊性中衍生出一种封闭性，使实践的开放性特征遮蔽起来。但他没有注意到，他所要极力弘扬的、马克思意义上的所谓一般性，其实正是一种特殊性的东西！贬低和放弃马克思的哲学思考的确会导致丢弃哲学一般性思考的后果，导致特殊性遮蔽一般性，科西克对此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是，由此从放弃哲学的路上走回来，重视哲学层面的思考，并不就能解决问题，并不就能说清楚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意谓。因为马克思所谓的“实践”一般仍然是建立现代性基础之上的东西，从人类一般历史的角度看，这种“实践”及其一般性仍然是一种特殊性的东西。如果说以社会理论扬弃哲学使一般成了特殊，那从社会理论回到哲学，则是把一种历史性、具体性、特殊性的东西当成一般和绝对。这样，说马克思对哲学的“扬弃”或“终结”就是以一种具体、历史、特殊性的思考方式替代了仅仅追逐抽象一般的传统哲学思考方式，在马克思重新把一种特殊、具体性的东西当成了一般和绝对的东西的意义上，就没有多大意义了。马克思哲学变革所喻示出的问题并没有如国内众多学者认同的这种“具体、历史”论那样轻易解决。
看来，从马克思这儿得到的经验和教训是，第一，哲学无法终结，只能改变自身存在的方式。像先前的黑格尔及后来的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一样，终结哲学的尝试往往是以增加一种新哲学为终结。第二，企图限制哲学，无论做得多么精巧，都有害于哲学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