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老人丧偶与死亡风险的关系研究
——居住安排的调节作用及年龄组差异①
刘慧君 杨汝
（西安交通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摘要］ 本文基于“安徽省老年福利调查”2009-2015年的纵向调查数据，运用含时依协变量COX回归模型，考察了中国农村老人丧偶与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了居住安排对丧偶效应的调节作用以及年龄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丧偶会显著降低农村老人的死亡风险，并且在高龄群体中，影响效应更为显著。此外，居住安排对丧偶与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尽管和孩子一起居住会显著提高普通老人的死亡风险，但是会降低丧偶老人的死亡风险。
［关键词］ 农村老人；丧偶；死亡风险；居住安排
1 引言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严重，到2050年，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30%[1]。此外，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可避免的将遭遇丧偶事件。六普数据显示，全国丧偶老年人口有4774万人，占老年人口的26.89%，其中65岁及以上的丧偶老年人口比例为34.46%，2010-2050年我国丧偶老年人口的总量将持续快速增长，2050年将达到11840万人，是2010年的2.5倍[2]。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老人，即便遭遇丧偶，发达的公共项目和社会服务系统使得老人退休后完全依赖个人资源和社会安全系统就可以安度晚年[3]。而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养老资源匮乏，现有的社会保障体制尚不足以支撑农村老人养老保障的重任。因此，家庭支持仍然在老年人的养老和生存质量的保障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责任。但伴随着社会人口转型，家庭规模在不断缩小，家庭结构的核心化趋势加强。此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农村青年进入城市打工，因此很多农村老人一般是和配偶一起居住，依靠配偶的相互支持度过晚年。而丧偶作为生命历程的一个必然阶段，老人在失去配偶支持的情况下，是否因此面临更大的养老困境，提高其死亡风险成为突出的问题。
2 文献综述
对于丧偶与死亡风险关系的研究已在西方国家得到较多关注，并将丧偶对死亡风险带来的影响称为“丧偶效应”。在丧偶效应结论上，学术界基本已经达成共识，即相比在婚的人，丧偶者的死亡风险会显著增加[1][12]，并且通常会运用压力理论、婚姻选择机制、婚姻保护机制等进行解释。根据压力理论，丧偶对老人而言是一项重大的心理挑战，丧偶后过度的悲伤会产生压力，而压力必然会导致人们的心理和身体疾病，甚至死亡[4]。因此，很多文章没有直接分析丧偶对死亡风险的影响，而是分析了丧偶对抑郁症或者心理健康方面的影响。婚姻的选择机制是指在丧偶人群中各方面条件比较好的人很有可能再婚，而一直处于丧偶状态的人一般是身体等各方面条件不太好的人，因此这部分人群的死亡风险相对较高[5][6][52]。但也有研究发现，老年人群体再婚的比率较低[7]，而且也没有发现老年人群中丧偶者与有偶者身体健康状况的显著差异[8]。此外，很多研究基于婚姻保护机制提出，婚姻对健康和生存具有保护作用，并主要从婚姻提供的社会支持和经济支持[9][10]以及促进健康行为[11][12]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丧偶后死亡风险的上升正是因为婚姻所提供的这些保护作用的丧失。
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丧偶事件会引起死亡风险的升高，但也有两篇早期的研究结果表明丧偶效应并不显著[13][14]。虽然有研究者将该不显著性归因于样本规模和代表性不足以及跟踪长度不够[4]，但也可能恰恰反映了丧偶效应存在的经济社会文化差异。目前对于丧偶带来偏高死亡风险的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已有研究大都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一篇关于丧偶与死亡风险的元分析文章在分析地理区域对丧偶效应的影响时虽然指出在大多数区域，丧偶后死亡风险几乎一致，但是笔者同时指出不能确定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结论，原因就在于来源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很少[15]。在与西方社会文化价值和经济发展状况存在显著差异的中国，丧偶与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及其背后体现的婚姻作用机制很有可能与西方是不同的。尽管国内焦开山的研究表明，长期丧偶老人的死亡风险显著高于有偶老人，并证实丧偶老人偏高的死亡风险源于配偶照料资源的缺失，从而肯定了婚姻的保护效应[16]。但丧偶老人在丧偶之前更可能是照料的提供者而非获得者，而且丧偶老人偏高的死亡风险也可能是因为偏高的年龄等因素导致。
不同年龄标志着不同的生理机能状况、心智成熟程度、生命周期阶段、社会经历,因此不同年龄段的老人在各方面是具有个体差异的。年龄可以分为生物年龄、社会年龄和历史年龄，这三种年龄维度对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17]。例如，社会年龄的消极效应表现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不断地面临着丧偶、远离亲人、朋友变少的痛苦，即“角色丧失效应”，这些都可能会导致老人死亡风险的升高。但是另一方面，随着老人年龄的增长，他们心智不断成熟，社会经验不断丰富，能够很好地处理和适应老年阶段这些突如其来的打击，即“年龄成熟效应”，所以丧偶导致老年人死亡风险升高的结论可能因丧偶年龄段的不同而不同。然而，对于丧偶效应的已有研究一般只关注了其中的性别差异（例如Moon[18]和Van den Berg[19]等人的研究），关注年龄差异的很少。在这些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尽管西方学者对年龄段的划分不同，但结论都是低龄群体丧偶后的死亡风险比高龄群体高[20]-[22]。而在中国，丧偶效应中的有关年龄组差异的研究较少。张成成等人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的居丧风险水平逐渐降低[23]。焦开山发现长期丧偶者各年龄段的死亡风险没有显著差异，但是新丧偶者中年龄较大的老人死亡风险变化不大[24]。有关中国农村的老人丧偶效应的年龄组差异及其影响机制都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居住安排往往与老年人获得的养老支持紧密相关。以往很多研究都分析过居住安排方式对于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但少有研究关注丧偶老人的居住安排与其健康特别是死亡风险的关系。在对一般老年人的研究中，大量研究指出独居的老人幸福感比较低[25]，承受的心理压力较大[26]，而与子女同居有助于社会支持交换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与子女同居应该比独居能更好地保护老年人的健康[27][28]。因此，有中国学者就建议当老年人健康出现问题时需要进行居住安排的调整，加入子女家庭或其他亲属家庭[29]。但也有部分研究指出独居不但不会增加死亡风险[30]，反而会降低死亡风险[31]。同样，在对丧偶老人健康及死亡风险的影响方面，也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研究表明，丧偶老人与他们的孩子住在一起或者与孩子只有一个小时以内车程距离的，心理困扰水平较低[32]，健康自评状况更好[33]。尤其是在亚洲国家，与成年孩子一起居住并接受他们的支持，这对于老年丧偶女性是非常有利的[34]，例如国内一些研究表明丧偶且独居是抑郁的危险因素[35],尤其是独居丧偶老年女性抑郁率较高[36]，因此独居的丧偶老年人会有较高的居丧风险[23]。甚至一些研究专门将丧偶且独居老人作为弱势群体进行研究（例如姜晓文[37]和韩仙[38]的研究），韩国的一项研究结果则进一步强调了和成年孩子一起居住对于丧偶老年女性抑郁症状的保护效应[39]。然而来自发达国家意大利的一项研究证实，丧偶者独居并没有较高的死亡风险[40]。对于这些不同的研究结论，一种可能的原因是各国的价值观念差异。有研究结论显示中国独居的寡妇与加拿大独居的寡妇相比，幸福感降低的风险更高，原因是他们对孝顺义务有不同的期望[25]。另外一种原因是遗漏了某些关键变量。例如，一项来自菲律宾和斐济的研究指出，只有年轻的寡妇独自生活的死亡风险才会比较低[41]。这说明，居住安排对于丧偶后老人的健康与死亡分析的影响，不仅受到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而且可能存在年龄差异。但目前尚未有研究，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孝道文化传统变革相对缓慢的农村地区，分析居住安排对于丧偶效应的作用，特别是检验该调节效应是否呈现出一定的年龄组差异。
春江水暖鸭先知。1979年，俊发集团董事长李俊的母亲石宝凤辞掉国企的铁饭碗，只身“下海”创办金马家具厂，拿到了云南第一份私营企业的营业执照。1983年，石宝凤成立了昆明市晶晶床垫家具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今天，在此根基上发展壮大的俊发集团已坐上了云南民营经济100强的“头把交椅”。
3.2.3 控制变量
IntelliJ IDEA，在业界被公认为最好的Java开发工具之一，尤其在智能代码助手、代码自动提示、重构、J2EE支持、各类版本工具(git、svn、github等)、JUnit、CVS整合、代码分析、创新的GUI设计等方面的功能强大。
3 数据来源、变量测量和分析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了“安徽省老年福利调查”2009-2015年的三期追踪数据。该调查由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和美国南加州大学联合组织，并从2001年开始每隔三年进行一次。调查采用多级分层抽样方法，随机抽取了安徽巢湖6个乡镇的71个村，以60岁以上农村老年人为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样本量设计为1800位老人，有1715人完成了2001年的基线调查。由于死亡、流动和失踪因素，2009年的追踪调查中，调查样本仅剩808个。因此，在2009年的调查中，又增加了420位60-68岁的老人，总样本为1224。其中，979人完成了2012年的调查，765人完成了2015年的调查。本文将在后续调查中迁移和缺失的案例排除在外，同时，因本研究中将丧偶与在婚样本进行比较来分析丧偶后的死亡风险，所以剔除了调查中离婚或者从未结过婚的案例。最终，1058个样本被用于数据分析。
3.2 变量测量
社会经济特征由个人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和职业三个变量衡量。个人受教育程度被处理为两个虚拟变量：“文盲”和“小学及以上”。家庭收入通过前一年个人及其配偶的总收入（包括养老金等各种政府补贴在内）进行衡量，分析前转化为ln（总收入+1）的形式。职业设为二分类变量：1=农民，0=其他。
［2］Lawrence Rudner,etal.An Overview ofThree Approachesto Scoring Written Essays by Computer.www.circ.cd.gov
因变量为死亡风险，是指受访者在后续的调查中面临死亡的可能性。在后续的调查中，我们收集了死者和幸存者生存状况和死亡日期的资料。生存状况指的是生存或死亡。生存时间，对于2015年调查时点中仍然存活的老人是指从2009年调查日期到2015年调查日期之间的间隔月份数，对于调查期间的死亡老人是指从2009年调查日期到死亡日期之间的间隔月份数。
3.2.2 自变量
表3展示了2009-2015年三期调查数据中基于年龄组差异的含时依协变量COX回归模型的结果。本模型将老年人分为低龄组和高龄组，以检验丧偶效应和居住安排调节效应的年龄组差异。
综上所述，以往研究大都发现丧偶会显著提高幸存者的死亡风险，但这些研究往往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少有研究在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保障能力都相对降低，而孝道文化和养儿防老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农村地区，检验丧偶和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以及居住安排对于该丧偶效应的调节作用。而且，以往研究大都关注其中的性别差异，对于丧偶效应及居住安排的调节作用是否会存在年龄差异，少有研究涉及。为此，本文将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和美国南加州大学联合组织的“安徽省老年福利调查”2009-2015年的数据，在中国农村地区，检验丧偶与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究不同的居住安排方式对丧偶效应的调节作用，以及其中体现的年龄组差异。
本研究将社会人口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健康状况和子女数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数据分析。
社会人口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其中性别分为女性和男性（男性=1）。年龄为连续变量。并且为考察丧偶效应及居住安排影响的年龄组差异，本文将60-75岁老人归为低龄老人，75岁以上归为高龄老人。
考虑到中国社会养老保障机制的缺位及孝道文化的传承，子女成为父母晚年获得养老支持的重要来源，因此本研究也将子女数量作为控制变量。调查通过询问“您现在有几个孩子？”来确定孩子数量，并将其作为连续变量纳入分析。
3.2.1 因变量
健康状况的测量包括健康自评和慢性病两个指标。健康自评通过询问“您认为您自己现在的身体健康状况怎么样？”获得。选项分为：1=很好，2=好，3=一般，4=不好。本研究对其进行了反向编码处理，以使更高的数值代表更好的健康状况。慢性病指被调查对象是否至少患有包括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中风等在内的12种常见慢性疾病中的一种。如果受访者报告患有12种疾病中的一种或多种，则“慢性病发病率”=1，否则=0。
对于不是急症手术的肝胆部手术患者,对于严重的肝病患者,手术之前需要纠正临床及实验室的各种异常为主,加强营养,改善凝血功能,血浆蛋白低者术前积极准备必要时给予输血浆或白蛋白,有腹水者进行腹腔穿刺,改善呼吸功能。根据手术切除范围,做好术中用血的准备。
3.3 研究方法
考虑到丧偶的影响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用协变量方法的比例检验结果也表明婚姻状况不满足1%显著水平下的比例假设 (结果在此没有展示)。由于传统的COX比例风险模型（PH） 需要满足预测因素对死亡风险的影响强度不因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前提条件，因此本文不能直接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而采用非比例风险模型，也就是含时依协变量COX回归模型 (PHTI模型)来分析丧偶状况和居住安排对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该模型可以在等比例假定被违背的前提下，通过恰当的数据离散化处理，而提升COX模型有效性。具体而言，在构建回归模型时，首先生成丧偶依时协变量（婚姻状况与生存时间的乘积项），为了进一步检验居住安排对丧偶效应的调节作用，在含时依协变量COX回归模型中构造了两个模型：模型1在控制社会人口特征、健康状况等变量的前提下，检验丧偶状况和居住安排对死亡风险的主效应；模型2则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了丧偶状况与居住安排的交互项，以观察居住安排的调节效应。此外，本文在COX回归模型中，将群体进一步分为了低龄组和高龄组，以观察丧偶效应和居住安排的年龄组差异。本文中所有的数据分析均采用stata11完成。
1）扰动将引起超（静）孔隙水压力的产生，降低土体有效应力，隧洞围岩的稳定性变差，因此含水土体中进行隧洞施工时应尽可能选用减少扰动的技术。
4 结果分析
4.1 样本差异性分析
表1 样本差异性分析
表1展示了调查样本的基本社会人口学特征及这些特征的年龄组差异情况。在总样本中，男性老人所占比例将近二分之一，这些老人的平均年龄为72岁，90%以上的老人目前或最后职业都是农民，只有33.18%的老人识字，且年收入平均仅为2405.35元。在健康状况方面，健康自评平均值为2.21（数值范围为1-4），接近“一般”水平，有74.57%的老人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病。在孩子数量方面，被调查老人平均将近有4个孩子。在居住安排方面，大部分被调查老人选择独居或仅与配偶居住，其次是和孩子一起居住，仅20.04%的老人是和其他人一起居住。从丧偶状况来看，35.35%的老人在2009年调查之前已经丧偶，而且还有9.92%的老人在跟踪调查期间丧偶。比较高龄组与低龄组老人的社会人口特征，发现除职业变量之外，两组群体之间在各个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在低龄老人群体中，男性比例、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和健康状况都显著地高于高龄群体，而患慢性病的数量和孩子数量却显著低于高龄群体。无论是低龄群体还是高龄群体，独居或仅与配偶一起居住的比例是最高的。相比之下，选择和孩子一起居住的老人在高龄组所占比例更高。绝大部分的低龄老人在整个调查期间一直处于在婚状态，而绝大部分高龄老人则在2009年调查前已经丧偶。
4.2 丧偶和居住安排对死亡风险作用机制的检验
表2展示了2009-2015年三期调查数据中总样本的含时依协变量COX回归模型结果。
（1）空调用电盘数字电表之安装、测试及建置。（2）空调主机控制器之安装、测试及建置。（3）空调主机出/回水温度传感器之安装、测试及建置。（4）智能节电管理系统平台之安装、测试及建置。（5）智能节电管理系统平台使用、管理之教育训练。（6）系统之升级、维护及保固。
表2 总样本的含时依协变量COX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模型1是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检验丧偶状况和居住安排对老人死亡风险的主效应。对于低龄老人和高龄老人而言，丧偶事件都显著地降低了老人的死亡风险，但对于低龄组而言，跟踪期间丧偶对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仅在10%的统计水平上达到显著。居住安排方面，无论是对于低龄老人还是高龄老人，独居（或仅与配偶一起居住）、和其他人一起居住都能够显著降低老人的死亡风险，但与他人同居对高龄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仅在10%的统计水平上达到显著。
模型2考虑了丧偶与居住安排的交互作用，以此检验居住安排的调节效应。从丧偶和居住安排的交互作用看，老人无论是丧偶之后独居、与子女之外的其他人同居，还是丧偶之前选择和其他人一起居住都会显著提升老人的死亡风险。而丧偶之前独居或仅与配偶居住对丧偶老人死亡风险的提高并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这表明，居住安排对丧偶效应具有显著调节作用。此外，在控制居住安排的调节效应后，丧偶状况和居住安排对死亡风险的影响仍保持显著。虽然与子女同居能显著降低丧偶老人的死亡风险，但在一般情况下显著提高了老人的死亡风险。
本研究关注的自变量是丧偶状况和居住安排。考虑到丧偶效应会受丧偶持续时间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将丧偶状况分为：之前丧偶（在基线调查之前丧偶）、之后丧偶（在后续调查中丧偶）和在婚（在整个调查期间都是在婚状态）。对于在追踪期间死亡老人的婚姻状况则通过询问他们的子女、其他近亲属或者邻居获得。回归分析中，为解决丧偶效应因丧偶时间不同而变化的问题，本研究构建了婚姻状况的时依协变量，即婚姻状况与存活时间的乘积项。该协变量不仅表示了丧偶与否，而且表示了丧偶持续时间的长短。居住安排分为以下三类：独居或仅与配偶居住、至少和一个成年孩子一起居住、和其他亲属一起居住。为检验居住安排的调节效应，将居住安排与婚姻依时变量的乘积项纳入模型。
模型1检验了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丧偶状况和居住安排对老人死亡风险的主效应。在丧偶状况方面可以看出，无论是之前丧偶还是之后丧偶，丧偶事件都显著地降低了老人的死亡风险。相比和孩子一起居住，独居（或仅与配偶一起居住） 和与其他人一起居住能够显著降低老人的死亡风险。
模型2同样在进一步考虑了丧偶与居住安排的交互作用后，检验丧偶及居住安排的影响是否存在年龄组差异。结果显示，在高龄组中，丧偶之后的老人无论是独居还是和子女以外的其他人一起居住，死亡风险都会显著升高，尽管丧偶之前独居或和子女以外的其他人一起居住也会提升老人的死亡风险，但是并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在低龄组中，无论是丧偶之后还是丧偶之前，独居或和子女以外的其他人一起居住的老人死亡风险都会升高，但是只有丧偶之前和子女以外的其他人一起居住的死亡风险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性。相比之下，居住安排对低龄老人跟踪期间的丧偶效应具有显著调节作用，而对于2009年调查前已经丧偶的高龄老人具有显著调节效应。在考虑了丧偶状况与居住安排的交互效应之后，丧偶对死亡风险的主效应依然显著，独居（或仅与配偶一起居住）和与子女以外的其他人一起居住依然会显著降低老人的死亡风险。并且相比低龄群体，高龄群体中的丧偶效应及居住安排的调节效应都更显著。
5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60岁以上农村老人的三期跟踪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和养儿防老观念仍然根深蒂固的农村社会文化背景下，检验了丧偶效应及居住安排对于丧偶效应的调节作用，以探究在当代社会人口转型背景下通过和子女一起居住来获得子女支持对于老人特别是丧偶老人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从而进一步丰富了目前丧偶效应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成果。此外，文章也揭示出丧偶效应与居住安排的调节效应及其所呈现出的年龄组差异。
C、D泊位泡沫混合液流量为15L/s，满足《装卸油品码头防火设计规范》（JTJ237-99）第6.3.2条的规定。
表3 不同年龄组的含时依协变量COX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与以往来自发达国家和中国部分城市地区研究结论不同，本研究发现在控制社会经济特征、健康状况等影响因素的情况下，老人丧偶后的死亡风险反而会降低。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相比发达国家和城市地区，中国农村老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教育水平相对较低。如表1所示，有将近70%的老人是文盲。这正验证了以往的研究结果[42]-[44]，即教育水平较低的人对婚姻期望水平较低，所以丧偶效应也随之弱化。反而是社会经济地位较高，教育水平越高的人丧偶后的死亡风险会更高，因为他们更看重婚姻的质量水平，在精神上与配偶的关系更为密切，一旦丧偶，精神上遭受的打击更大。此外，也有学者基于配偶提供的日常照料和情感支持影响老年人身体健康的角度来解释婚姻的保护机制及丧偶效应[45]。但是这些研究在强调配偶照料和支持作用的同时，却忽视了丧偶老人在丧偶前更可能是照料和支持资源的提供者而非获得者。对于老人而言，随着年龄增大和身体功能的日渐衰退，相互的依赖和照料虽然十分重要，但超出身体负荷的照料责任往往成为老人沉重的身心负担，并进而拖垮相对健康的照料方，提高其死亡风险。因此，在中国农村老人的健康状况普遍相对较差，社会照料资源匮乏的条件下，丧偶老人反而因为需要照料的一方去世，获得解脱和自由，从而降低了其死亡风险。
从表3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主题学习模式与基于问题的学习模式各有优缺点，教师可根据自身是擅长设计学习活动，还是擅长提出问题，再结合实际情况选择模式，但不管哪种模式，对教师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和专业情意要求都很高。
本研究还发现丧偶效应具有年龄组差异，尽管丧偶效应在低龄群体和高龄群体中都具有显著的正影响效应，但是在高龄组中，正效应更为显著。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婚姻作用的年龄差异，尽管有关婚姻作用和年龄之间关系的结论不一，但是大部分研究结论都表明婚姻对死亡风险的保护作用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降低[46][47]，甚至在非常老的年龄组中将会消失，因为在非常老的年龄组是生物因素而不是社会因素对个人健康发挥主导作用[48]。与学术界普遍的研究结论相似，本研究中丧偶效应的年龄组差异进一步表明婚姻即便具有保护效应，在老人高龄阶段也会减弱。但是笔者不敢断定这一结论，因为一方面，丧偶后的死亡风险除了体现婚姻的作用以外，还受诸多其他方面的影响，尽管本文中已经控制了很多可能的影响变量。另一方面，婚姻的作用不能仅通过婚姻状态体现，还受婚姻质量和婚姻历史的影响。对于高龄群体比低龄群体的正效应更为显著这一结果，可以从角色理论和居住安排进行解释。角色理论认为，丧偶后人们往往要进行相应的角色调整和转化以适应丧偶生活，丧偶后角色转换困难的，往往面临更高的死亡风险。在本研究中，相比低龄群体，高龄老人无论是从心理准备还是从生活方式等方面，都能更好的适应丧偶后的生活，这正是社会年龄的正向作用的体现。此外，由表1可以看出，高龄群体中和孩子一起居住的比例要高于低龄群体，因此来自孩子的支持作为配偶支持的替代和补偿，在更大程度上降低了高龄丧偶老人的死亡风险。
此外，本研究另一个重大的发现是，居住安排对丧偶与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尤其体现在高龄群体中。在丧偶与居住安排的交互项中，低龄组中丧偶之前和子女以外的其他人一起居住、高龄组中丧偶之后独居和与子女以外的其他人居住都会显著提升丧偶老人的死亡风险，这表明居住安排对丧偶与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在加入丧偶状况和居住安排的交互项后，由居住安排的主效应可以看出，一般情况下，和孩子一起居住的死亡风险较高，尤其体现在高龄群体中。对于此，一种解释是能独居或仅与配偶同居的老年人往往健康尚可，而自我照顾也为他们保持良好的生活自理能力提供了更多的锻炼机会[49]，所以这些老人的死亡风险反而较低。另一种解释是，高龄老人由于年龄较大，加入子女家庭后已无力为子女家庭提供支持（例如照看第三代孩子），反而会加剧家庭有限资源的竞争性和紧张性。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关系会变的更复杂，甚至可能出现代际冲突等，从而导致老人的生活并不幸福，而且会增加其死亡风险[50]。此外，综合观察居住安排主效应和调节效应可以发现，尽管和孩子一起居住的普通老人死亡风险较高，但是对于丧偶老人而言，和孩子一起居住会降低其死亡风险。这充分表明了对于丧偶老人而言，来自孩子的支持具有重要的补位作用。这也证实了以往的一些研究成果。有研究曾指出，丧偶对健康的冲击与老人是否有充足的家庭和社会支持网络有关。如果家庭中有替代的照顾者或是孩子、亲近友人能提供帮助和支持，则丧偶带来的影响可能要减少[51]。所以，尽管当前中国存在家庭结构核心化、小型化、少子化以及家庭资源紧张的状况，但是当老人经历丧偶事件后，从降低自身死亡风险的角度来看，仍然需要及时加入子女家庭。
总之，本文扩展了以往的研究范围，发现对于中国农村老年人群体，丧偶会显著降低其死亡风险，对于高龄老人这种正效应更为显著，并在某种程度上检验了婚姻作用的年龄组差异。此外，在中国社会人口转型和养儿防老观念深厚的社会背景下，居住安排对于丧偶效应存在调节作用，进一步证明了子女支持对丧偶老人的积极作用。因此，本文最重要的政策价值就是当老人面临丧偶事件时要及时进行居住安排方式的调整，加入子女家庭以降低丧偶者的死亡风险。但是研究中仍存在一些局限：（1）中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而本研究样本来自中国中部地区，尽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并不能代表中国的所有农村地区，更不能代表中国所有老年人口。（2）模型仅仅控制了夫妻中幸存一方的特征变量，而没有控制死去配偶一方的特征变量，比如配偶去世前是否长期卧床需要人照顾、配偶的死亡原因等，这些因素也会对丧偶效应造成潜在的影响。（3）由于篇幅和数据限制，导致一些结论的解释缺乏实证数据的支持。例如，丧偶前夫妻关系如何，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婚姻质量，这是丧偶效应的潜在影响因素，同时也关系到对于婚姻作用的判断。（4）本研究仅从居住安排的角度综合考察了子女代际支持对于农村老人特别是丧偶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并没有具体考察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生活帮助及情感交流分别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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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of the Rural Elderly's Widowhood to Their Mortality Risk: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Living Arrangement and Age Group Difference
LIU Hui-jun,YANG Ru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
Abstract: Based on the longitudinal data of Well-being of Elderly Survey in Anhui Province (WESAP)in 2009 to 2015,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orrelation of the rural elderly's widowhood to their mortality risk,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the living arrangements on widowhood effect and its age differences by Non-proportional hazard model with time interaction term (PHTI-model).The results show that widowhood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mortality risk of the rural elderly,and the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among the older elderly.In addition,living arrangements moderate the widowhood effects of the rural on their mortality risk.Living with children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mortality risk of old people in general,but reduces the mortality risk of old widowed elderly.
Key words: The rural elderly,Widowhood,Mortality risk,Living arrangements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1613（2019） 04-0059-11
①[基金项目]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脆弱性视角下性别失衡与农村养老风险研究”（2015G005）
［收稿日期］ 2019-04-03
［作者简介］ 刘慧君，女，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老龄社会问题、性别失衡社会风险治理研究；杨汝，女，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老龄社会与老年人生存问题研究。
标签：农村老人论文; 丧偶论文; 死亡风险论文; 居住安排论文;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