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唯物主义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2)04-0011-07
如何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如何解释当代社会面临的各种现实矛盾?如何达到理论 和实践的统一?在社会生活实践飞速发展变化的今天，这些棘手的理论现实问题已经不 可避免地摆在了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的面前。无论是从实践的角度还是从理论的 角度来考虑，都需要我们认真地去思考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理论挑战，创造性地发展历 史唯物主义学说。作为一种认识社会历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现实 生活的关系是最为紧密的，同时也最容易受到社会现实矛盾问题的挑战。事实上，自从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就一直在接受社会现实生活的检验，就一直 在寻求理论上的发展和创新。直面现实，与时俱进，大胆探索，应该说是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精髓所在。
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也包括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一 系列的社会变革，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一批具有左倾激进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 怀抱着人类解放的理想，提出了“复兴”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口号，由此而 出现了一种由众多理论观点组成的“回到马克思”的思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方马 克思主义”思潮。在“复兴”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过程中，产生了各式各样 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实事求是地讲，以卢卡奇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不 是出于学术上的兴趣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当然也不是为了否定马克思主义来研究马 克思主义的。正是由于他们始终抱着一种试图改变社会生活的“实践的旨趣”，他们的 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才充满了现时代的气息，才有了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尽管他们的各种 理论主张还不能完全说是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在许多理论问题方面，他们的 思考和探索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推动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发展。
在绝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眼里，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够代表真正的马克 思主义。所以，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不断完善马克思主义，是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就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过程中产生的新观点和新理论。围绕着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思想、总体性的方法论原则 、历史过程中的主客体关系、异化和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实践范畴等理论问题，西方 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挖掘”、“补充”、“修正”和“完善”。他们 力求用重新解释过和重新修正过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回答当代社会的各种问题，为社 会的变革和人类的解放找到一条可行的道路。他们的这些“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 尝试，无疑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思想素材。对于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来说，有 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启发意义。
一、回到马克思的“辩证法”
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研究，首先要解决一个坚持和发展的关系问题。如果我们只 是片面地强调坚持，只会背诵几句现成的马克思主义词句，抱着一种教条主义的态度， 就根本谈不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相反，如果我们一味地以时代变化为理由而放弃 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东西，就会完全失去发展的意义。其次还有一个怎样理解马克思主 义的本质的原则性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理论还是一门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是 一种实践学说还是一种实证知识?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性质的争论从来都没有停息过。 究竟如何解决坚持和发展的关系问题?究竟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这些都关系 到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成败。在这些理论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为我们提 供了许多富于现实意义的观点和主张。他们往往把辩证的历史方法论看成是马克思主义 最基本的东西，看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条件。在这个前提条件下，他们放开手脚 地重新解释他们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大胆地探讨他们的理论问题，尽情地表达他 们的理论见地。总而言之，他们力图使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更加适应于当代社会现实的需 要。
为了找出欧洲工人运动失败的原因，同时也是为了消除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中的机械 唯物主义倾向，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重要理论人物，卢卡奇一直强调他所坚持的 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历史方法论。在他看来，只会背诵和遵守马 克思主义现成的结论，决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 不是意味着不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的研究结论。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命题的‘信守’， 也不是对一部‘圣书’的注释。相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只是指方法”。[1](P1)正统 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以总体性范畴为核心的历史辩证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 一种探索历史发展真理的方法，同时还是一种积极改造社会现实的理论武器，关键就在 于马克思主义代表了一种历史主动性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是用总体性范畴贯穿起来的 ，也就是说它揭示了历史过程中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确立了人在历史发展过程 中的主体地位。对于卢卡奇来说，重新回到马克思的历史主动性方法论，是同恢复总体 性的历史辩证法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只要离开总体性范畴，就不会有马克思的历史辩证 法；丢掉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和革命性也就无从谈起。“马克思 主义全部体系的兴衰取决于这个原则；革命是占统治地位的总体性范畴的观点的产物” 。[1](P29)于是乎，“总体性”范畴成了支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事实上，正是借 助于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哲学)和生命哲学的理论主张(当然还包括了其他的 理论来源)，卢卡奇赋予了“总体性”范畴一种崭新的意义。他把总体性范畴作为马克 思主义辩证法的根本原则，由此而提出了他的“共产主义历史哲学”。
卢卡奇认为，“总体性的范畴，整体对于部分的遍及一切的优先性，是马克思取自黑 格尔并且创造性地把它变成一门全新科学基础的方法实质”。[1](P27)黑格尔的辩证法 可以用一句名言来表达：“真理是整体”。黑格尔哲学的出发点就是把世界理解为一个 整体，用自我意识的辩证法把自然和精神、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的统一理解为辩证 发展的结果。马克思的辩证法也同样可以用一句名言来表达：“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 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原则之所以能够在历史唯物主义的 颠倒中显露出来，正是因为马克思继承和发挥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即总体性的历史 辩证法。只要掌握了这个总体性的辩证方法，我们就能够看到社会历史现实是一个由主 观和客观诸多因素构成的活生生的整体。因为“只有在事实的来龙去脉中，把社会生活 的各种孤立事实作为历史过程的各个方面，并且把这些事实结合到一个总体性之中，对 于事实的认识才有希望变成现实的认识”。[1](P8)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只要掌握了这 个总体性的辩证方法，我们就能够看到历史过程中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从而看到主 体所具有的优先地位。一句话，总体性辩证法的精神实质就是把历史发展中的一切问题 都归结为“主体的问题”。马克思把人类的彻底解放置于人的自我意识和主体创造的基 础之上，而不是置于宿命论的自然历史进程之中。黑格尔一贯强调真理不仅是一个实体 而且也是一个主体，“具体地去发现‘作为主体的真理’，并由此而实现理论和实践的 统一的这个任务就留给了马克思。马克思通过把被认识的总体确立在历史过程的现实之 上，并且把它限制在历史范围之内而完成了这个任务”。[1](P39)
同卢卡奇一样，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从总体性的辩证法入手，把马克思主义看 作一种历史主动性的方法论。科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包容了整个社会生活领域 的革命理论。马克思把现实的一切都当作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并且用总体性的观点克 服了物质和精神、思维和存在、自然和历史的二元论，建立了以主体为中心的主客体相 互作用的历史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按其内容来说是新观点的产物，而按其理论形式来 说是由唯心主义哲学中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是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产生出来的。马克 思决不像有些决定论者所设想的那样一味地贬低人类的主观意识，而是辩证地看待社会 经济活动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如果人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从一开 始就是辩证的，那就会使他们的唯物主义受到致命的和无法补救的歪曲。马克思主义的 唯物主义始终是历史的和辩证的唯物主义。换言之，它是一种在理论上把握社会历史整 体并且在实践中进行变革的唯物主义”。[2](P76)对于马克思来说，历史唯物主义从来 就不是对现存事物的纯知识的认识，而是始终立足于人的主观的批判实践活动。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根本不是一门实证的科学，它自始至终都是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实践哲学 ”是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称呼和界定。在他看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了一个统 一的历史总体。没有这样一个历史总体的认识，尤其是没有看到人的意志以及上层建筑 的作用，就会得出错误的历史认识，就会走向决定论和宿命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 法代表着真实的历史运动。它把人的意志和观念放到历史发展的过程之中，在具体的历 史运动中去把握历史必然性。它强调历史过程中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主张历史就是人的 实践活动，反对把人的意志看作是依附于物质必然性的消极因素。葛兰西提出，反对各 种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在于，必须对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中的主体问题进行再思考 和再评价。同样，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也在于，需要更加深入地探讨社会历史过 程中的主体性作用，需要进一步地明确人的实践活动才是历史发展的首要因素。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一个主要理论流派，法兰克福学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 重建”方面也留下了极富时代感的理论成果。它从自己的人本主义立场出发，把马克思 主义理解成“社会批判理论”，理解成“实践的唯物主义”和“批判的唯物主义”。在 它看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决不是一种以物质本体论为基础的形而上学，而是一种彻底 关心人类的疾苦和幸福的批判理论。“批判的唯物主义”关注的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肯定的是精神在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过程中的首要性，反对的是宿命论式的唯物主 义解释。作为一种“人类学的历史观”，马克思主义把批判精神和否定意识视为历史变 革的决定性因素，突出了历史辩证法中的主体性原则。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法只是作为 认识对抗性社会的概念工具发展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目的决不在于认识既定的 和现存的事物，而是在于批判和否定现存的事物。人类的理性按其实质来说是怀疑和否 定，正是这种“否定的理性”构成了历史辩证法的基础。如果要想恢复历史唯物主义的 批判功能，就必须确立“否定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应有地位。否定的辩证法 就是一种立场或态度，就是主体自身固有的一种追求。社会现实的变化就有赖于这种立 场和这种追求，就有赖于主体自身的理性力量。
在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看来，主体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中头等重要的问题，因为 不是经济状况本身创造历史，而是人根据已有的条件来创造历史。马克思的历史观反对 把历史过程视为偶然事件的“漩涡”，肯定了历史的总体性。正是有了总体性的思想， 历史辩证法才有了它的现实性和可知性。一切辩证法的动力是总体性观念。历史辩证法 只存在于个人实践和社会实践的领域，只存在于人所创造的社会历史中。相反，在自然 界中没有社会领域中的那种总体性，因此也不存在作为人类行动逻辑的辩证法。辩证法 的真正王国在社会历史领域。对于萨特来说，马克思主义是指设定了一种历史的内在辩 证法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指设定了自然辩证法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把辩 证法看作是受自己物质性支配的人的实践活动，因而直接把握了全部辩证法的根源。
当然，也有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同意卢卡奇等人的解释，他们从另外一个极端 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性质。阿尔都塞就是这样一位引起很大争议的理论家。他从 结构主义的观点出发，对马克思的历史观进行了重新的解读。他明确提出，只有历史结 构性的方法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离开历史结构性的方法论，就谈 不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决不是对黑格尔辩证 法思想简单的“颠倒”，而是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对象和方法上的改造。“结构因果观 ”和“多元决定论”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两个基本范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不把 各因素的排列，每个因素的实质和地位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从不用单一的含义去确定 它们的关系；只有‘经济主义’(机械论)才一劳永逸地把各因素的实质和地位确定下来 ，不懂得过程的必然性恰恰在于各因素‘根据情况’而交换位置”。[3](P184)黑格尔 的总体观与马克思的总体观有着本质的区别。黑格尔的总体并没有复杂的结构，所有的 东西都不过是精神在异化状态中的具体表现，其多样性纯粹是外表上的。马克思的总体 是一个由多环节主导结构形成的统一体。尽管马克思强调了经济活动的决定性作用，但 是他并没有把经济当作一切社会历史现象的本原，而是分析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 社会要素的并存关系。换言之，在多种社会现实矛盾并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找出一个 主要的矛盾，而这个主要矛盾的性质又要取决于现实矛盾的主要方面。作为一种矛盾观 ，“多元决定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真正要义。
无论是用“历史主动性的方法论”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还是用“历史结构 性的方法论”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品格，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意图就是要恢复 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原则，让理论更加贴近现实，为解决当下的社会现实问题找到一个 更加有力的思想武器。在他们的阐释和说明中，包含了许多具有时代意义的理论思想。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他们往往采取的是“我注六经”式的理论态度，从而得出了各式 各样的“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所谓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其实就是他们带着各自的 理论有色眼镜来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
二、填补历史唯物主义的“空白”
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迈出的第一步。他们紧接着 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发挥马克思的一些基本观点，或者用某种理论观点来“补充”和“完 善”历史唯物主义。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还有许多需要我们去发挥和展开 的理论主张，还有许多“空白”和“遗漏”需要我们加以“补充”和“完善”。在历史 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中，还有一些理论问题是马克思当时没有充分论述过的，或是因为 历史条件的制约而被忽略的。总体性的辩证法、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人性的本能需 要、文化意识形态的操纵作用和实践等问题，就是有待“补充”和“完善”的时代课题 。
出于现代社会发展的理论需要，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偏重于社会历史过程的主 观方面，着迷于主体意识的思考。在他们看来，马克思非常重视人的主观意识作用，只 是还缺乏深入和系统的探讨。卢卡奇提出，“青年马克思的哲学著作大部分是对各种虚 假意识理论的批驳(包括黑格尔学派的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这是为了揭示 历史中意识作用的正确观点。早在1843年，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就指出意识是历史所 固有的，意识不是处于历史的真实过程之外的”。[1](P77)卢卡奇用总体性范畴来论证 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其根本意图就是要强调主观意识的变化和社会现实的变革是同一 个过程，强调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还是精神的力量。对于“物化意识”和“阶级意识” 的思考，可以说是卢卡奇哲学思想的一大特色，也是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面的一大 创举。与卢卡奇同时代的葛兰西和科尔施也把探讨社会过程中的主观方面作为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重心。葛兰西更多关注的是改变现存社会所必需的主观条件和文化战略。为了 更加深入地揭示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他提出了“市民社会”、“历史集团”、“文 化领导权”以及“有机的知识分子”等理论概念。科尔施明确提出，他的理论目标就是 要“利用黑格尔和马克思分析历史时所运用的辩证观点来分析整个‘上层建筑’问题， 以便达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和实践相互关系的原则性的明确性”。[2](P23)他力图把 上层建筑的所有形式都纳入到物质现实的行列之中，把它们作为整个历史过程中不可分 割的组成部分。在他们之后，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都在不遗余力地探究历史变 革中的意识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是因它的“社会批判理论”而出名的。为了从理论上解释法西斯主义的 起源和危害，为了揭示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文化操纵”和“福利暴政”，它将马克思 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嫁接”在一起，旨在填补历史唯物主义的“不足”和“空白”。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补充”，弗洛姆提出了他的“分析的社会心理学”。他的目的是 要“填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的“空白”，也就是从心理动力学的角度对人 的情欲及其性格结构展开深入的分析。在他看来，不但是历史创造人，人也在创造历史 。这个似乎矛盾的现象属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围。社会心理学不仅要弄清人的激情、 欲望和焦虑是如何由社会过程决定的，而且还要揭示人的生命能量是以怎样的形式变成 生产的力量并改变社会的。从生物学条件或社会存在方面来看，人的受动性是无可质疑 的。每个人确实要受到他的本能欲望以及社会存在的制约。然而，这个只是问题的一个 方面。我们还必须看到，人的本性中所包含的积极主动因素，即由人的生存需要派生出 来的创造激情和主动精神。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性格”就是将人的生命能量引向某一 个方向的动力机制。性格并不是一个人的行为特征的总和，而是推动人的行为的内驱力 。就像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性格一样，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相应的“社会性格”。社 会性格的作用就在于造就和疏导人的生命能量，促成社会的有序发展。正是由于马克思 对人的情欲估计不足，所以造成了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社会变革学说中的某些“疏漏”。 同样也是按照这样的理论思路，马尔库塞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和弗洛伊德主义 的性压抑理论结合起来。一方面，他用精神分析学说中的性压抑概念去“补充”历史唯 物主义的生物学基础，把人的解放理解为本能的革命；另一方面，他根据青年马克思的 哲学人本学原则去发掘弗洛伊德性压抑概念中的政治意义。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 物主义学说还需要一个生物学的基础，这就是有关人的本能自由的观点。尽管马克思的 异化劳动理论提出了“人性复归”的社会革命要求，但马克思还没有从生命自由的角度 去揭示人性解放的真实含义。按照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我们就能够发现“爱欲 ”才是人的真正本质。只有生命的“爱欲”得到了满足，人的本质才算得到了真正的复 归。当我们将“爱欲”看作是人的本质，我们就会找出人性异化的现实根源，找出文明 社会的病症所在，从而最终找到人类解放的途径。我们所追求的自由社会并不是思辨的 产物，而是扎根于人性之中的理想。这种理想促使人们去改变社会的生活环境，使社会 的各种制度完全服从于生命本能的需求。这样，马尔库塞就把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了一种 “爱欲解放论”。
萨特之所以要把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嫁接”起来，是因为他想弄清历史是如何发 展的、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个人实践以及社会实践的作用机制等问题，而他自己的 以“绝对自由”为核心的存在主义哲学是无能为力的。他首先承认，马克思主义是我们 这个时代不可超越的和惟一有生命力的哲学体系，存在主义只能是寄生于这种哲学体系 之上的“思想体系”，因为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做出了“最可接受的解释”。当然，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地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原因在于马克思还没有解决在历史客观 进程中人的自由如何可能的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患上了“贫血症”，也就是出现了“ 人学的空场”。由于否定了主观辩证法的理论原则，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表现出“停滞 ”和“僵化”的理论病症。因此，恢复“主观性”或“主体性”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基 础地位，就成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务之急。在萨特看来，我们说社会环境决定 了人的所作所为只涉及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更为重要的问题的是人在创造环境，社会历 史的意义是由人所赋予的。社会历史现实只是为我们提供了“可能性的领域”，我们可 以通过计划来选择，从而赋予社会现实一种特定的意义。显然，萨特的“历史人学”是 要将“主观性”和“个人实践”填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去。
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说是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目标。在20世纪的社会 变革过程中，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直接或间接地指向了历史唯物主义 的一些基本原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涉及了马克思主义生死存亡的问题。于是，出现了各 式各样的马克思主义“危机论”和“过时论”。在论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危机的问题上，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是像反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相反是要力图 找到克服理论危机的有效办法，重新树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地位。所以，我们不应该 怀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良苦用心，更不能简单地一概否定他们“修正”历史唯物主义 而得出的新观点和新理论。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例如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布洛赫等人并 没有明确提出“修正”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主张，但是在他们设想的未来社 会主义革命道路的选择上，已经包含了一些他们提出的新观点和新理论。卢卡奇将“阶 级意识”拔高到人类自我认识的理论层面，最后把历史发展问题变成了一个人类的自我 意识问题。这样的理论观点确实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修正”和“完善”的结果。葛 兰西根据当时欧洲国家的现实情况，提出了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西方革命战略。 在他看来，欧洲国家有着自己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因此夺取文化领导权比夺取政 治领导权更为重要。欧洲国家的基础是市民社会，而市民社会是由文化领导权左右的。 政治领导权的实质是暴力，文化领导权的本质是教育。在夺取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知 识分子将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根据葛兰西的设想，欧洲国家应该走一条以夺取文化领 导权为核心的文化革命道路。
面对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种种现实变化，面对社会主义革命出现的新情况，法兰克福 学派一再调整自己的理论思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提出了质疑和修改。马 尔库塞明确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已经失效，例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科学技术推动论和无产阶级革命主体论。他认为，工业自动化的生产过程已经大大改 变了活劳动和死劳动的关系，劳动生产率不再取决于单个人的劳动产量，而是取决于自 动化生产机器的技术水平。机器从不创造价值的观点需要改变，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 剩余价值学说也需要做出修改。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不是给人带来自由和幸福， 而是造成了许许多多的危害和灾难。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杠杆的 观点，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挑战。我们应该重新审视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的社会政 治功能。随着西方工人阶级实际状况的改变，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观点已 经变成了“天方夜谭似的神话”，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作用不再存在。所以，我们必须 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用一种“新革命理论”取而代之。马尔库塞所谓 的“新革命理论”，就是要去发现新的革命动因(过去是因为贫困而造反，现在是因为 异化而革命)，寻求新的革命主体(用新左派的力量取代无产阶级)，找到新的革命途径( 反对暴力革命提倡“大拒绝式的造反”)。马尔库塞的这套革命理论，显然是对20世纪6 0年代西方青年造反运动的归纳和总结。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后起之秀和第二代理论家，哈贝马斯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方 面有着十分突出的表现。他提出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凸显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 两个重要变化，一个是国家干预的增强(即国家管理职能的扩大)，另一个是科学技术已 经成为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已经变成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独立变数”)。他认为，在 这样的社会现实背景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马克思的许多理论观点，需要修正和改造历 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范畴需要进一步的修正，因为 上层建筑已经变成了决定性的社会力量而不是依附于经济基础的东西。由于科学技术变 成了第一生产力，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面临着被社会现实所超越的危机。由于现 阶段阶级冲突的逐渐平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已经不能四处照搬了，生产力和生产 关系的相互作用也很难说清社会现实的矛盾运动。为此，我们必须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 本原理进行修正和完善。按照哈贝马斯的主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范畴应该由劳 动和相互作用这一对范畴来取代。他把“劳动”理解为工具行为或理性选择，他把“相 互作用”理解为社会交往行为。对于哈贝马斯来说，“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要把马 克思原有的理论观点拆开，再用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把它组合起来。作为“重建历史唯 物主义”的一个理论成果，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为 依据，强调了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病症，从而得出了他的以“交往合理化”为内容 的社会变革方案。
在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如果跟不上时代变革的步伐，如果脱离 了活生生的社会实践，就不可能去指导社会主义的革命实践活动，就会被人们束之高阁 而变成僵化的教条。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就是要去解答现实生活的问题，就是要去改变 现实的异化状况。时代的变革引发了太多的理论问题，诸如人的主体性、主体和客体的 相互作用、人的异化、人的非理性、社会意识形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无产阶级的历 史作用以及未来社会的变革之路等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历史唯物主义去面对和解答。 为了解答这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我们当然不能固守在原有的结论之上，而是要灵活运用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从现实问题的分析和批判中找到最新的答案。西方马克思主 义的理论家们大体上遵循了这样的研究思路，分别提出了他们各自的理论主张。无论是 重新解释还是补充修正，他们所作出的种种理论尝试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去分析和研究。
收稿日期：2001-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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