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社会主义价值观与世纪之交的社会主义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价值观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既是揭示中国现代化与社会发展必由之路的科学体系，也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真正历史价值的价值学说。研究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及其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内在统一性，对于我们深入把握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加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地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对于我们总结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经验教训，展望和分析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邓小平建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历史背景
从起源上看，社会主义首先是作为一种价值理想提出来的。开启近代社会主义运动先声的托马斯·莫尔，在其代表作《乌托邦》中，曾指出了“乌托邦”一词的两种不同的希腊语来源：Eutopia的意思是“美好的地方”，而Outopia的意思是“不存在的地方”。可见，乌托邦之作为人文价值理想，它显示出了社会主义者超越社会既定秩序、创造人类新文明的努力。它表明了，人类在发现自己所创造出的一种文明的局限后，试图建立一种更加理想的社会。无疑，乌托邦、人文价值理想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中指出，现实存在与理想之间的张力，为人类企图按照自己的理想改变世界的活动创造了基本前提。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也认为，如果摒弃了乌托邦，人类将会失去塑造历史的愿望，从而也会失去理解它的能力。但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设计来说，乌托邦是超历史的，只具有价值合理性，而在历史上则可能是无法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全部社会主义思想史，基本上都终结在仅就价值合理性立论的乌托邦传统之中。稍晚于莫尔的意大利人康帕内拉写作的《太阳城》是如此。18世纪的法国人摩莱里和马布利也是如此。直至19世纪初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他们提出社会主义理想仍然是以理性论为基础的。在他们看来，和封建制度一样，资本主义制度也是一个违背理性、正义原则的社会，未来社会是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是一个实现了永恒理性的社会。而“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这样，“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恩格斯评论道：“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1〕
马恩在创立他们的社会主义理论时，坚决拒斥空想社会主义之“空想性”。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是与他们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找到了变革社会的根本动力和具体途径紧密相关的。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不在于详细地描述和构思未来社会的方案，和对资本主义进行道义上的谴责，而在于揭示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并从中提出无产阶级的实践任务。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也就不再是理论家在书斋中的虚构，不再是超历史的道德预设，而是从资本主义全部物质条件的总和中所必然揭示出来的。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从合规律性的角度对社会主义学说的科学论证，并没有舍弃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他们把这一价值理想设定为体现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性原则，这是一个让社会和人都得到充分发展并且实现了两者和谐一致的原则。马克思预言，未来社会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社会，是“在保证社会劳动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社会〔2〕。恩格斯也认为，社会主义的价值就在于，它实现了人类不仅在物种关系方面而且在社会关系方面的提升，使人类最终脱离了动物界，获得了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将“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消灭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3〕
在这里，马恩的价值理想与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是与其唯物主义历史观相统一的，它认为社会主义价值的全面充分实现，必须具备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社会主义价值的实现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超越现实物质基础对它的制约。在马恩看来，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具有进步意义的阶段，社会主义价值应建立在由先前的发达资本主义阶段所创造的、充分发展了的物质基础之上。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只有在大工业高度发展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恩格斯这样写道：“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持久巩固，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甚至衰落。”〔4〕
历史的发展常常充满了辩证法。社会主义革命首先不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而是在东方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取得了胜利。这样，怎样认识、处理社会主义价值与它的物质基础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即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成了每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都无法回避、绕开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成了我们对现实社会主义运动史的一个重要解释型范。
统观十月革命以来的现实社会主义运动史，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上，我们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就成功经验而言，列宁、毛泽东等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事业的继承人，正视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手段同其目的之间的历史性课题，进行了一系列极富创意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列宁是辩证法大师，他说：“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5〕列宁在这里首先承认社会主义是要有物质前提的，但他认为这种前提也可在革命胜利、取得政权后再逐步取得。毛泽东则更进一步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不可能由工业资本主义的长足发展来取得。“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6〕不仅仅只是一种可能性（列宁），而同时也是一种必要性。这样，在马恩那里社会主义价值实现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一历时态问题，被共时态化了。无论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以及晚年对社会主义的构想，还是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国工业化道路”等思想，都表明了他们对社会主义价值与其实现基础关系问题的自觉，表现了他们对“理想”与“现实”关系的辩证把握。
同时，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在处理上述“理想”与“现实”的辩证关系时，也曾有过种种的偏失，突出地表现在，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要求社会主义价值理想当下实现。十月革命后苏俄曾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就与列宁当时对社会主义的基本设想有关。列宁当时的基本设想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严格的计划经济、无商品货币的产品交换、半军事的劳动纪律，等等，大体上体现了马恩的社会主义价值理想。而在二十年代后期斯大林宣布停止实行新经济政策，从价值观角度看，正是他从所有制、阶级结构等方面强化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结果。毛泽东晚年的失误，也与忽视价值理想的实现手段有关。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被淡化甚至忽却，社会主义价值有时被极端化为一个抽象原则。
作为对上述倾向的纠编，另一种极端的认识就是，放弃社会主义价值理想，把社会主义价值的实现推到无限遥远的未来。在这种倾向看来，拒斥空想主义，必然要“仿效资本主义前辈”积累技术手段，甚至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已经清楚，正是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失却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路线、方针、政策，导发了二十世纪后期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挫折。
以上诸点经验教训，把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具体化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价值的实现基础，以体现社会主义的科学性？而在这一长期、艰巨的建设过程中，又怎样保持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以使社会主义价值理想不致失落、丢弃？这些问题，构成为邓小平同志建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历史背景。那么，邓小平同志是如何解答这一系列问题的呢？
二、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双向建构
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论出发，邓小平同志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了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问题。在他看来，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问题早已历史地解决了，不存在什么“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才是他在新历史时期理论探索的首要的基本的问题。这就清楚表明了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所切入的正是社会主义价值和价值观问题。通过不断地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实践的新鲜经验，邓小平同志逐渐形成了他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这一价值观的形成体现着一个双向的过程：一方面使价值观置放于一个科学的现实的基地之上，即建构起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另一方面又使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内容向价值观提升，建构起以价值观为背景的历史观。
邓小平同志在求解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时，牢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样，他认为社会主义价值只能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指出极左路线“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7〕什么是社会主义？他大胆破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8〕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体现在生产力比资本主义高，并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因此，讲社会主义不能离开生产力的发展，不能离开中国的现代化，设定、追求社会主义价值不能离开其实现基础、实现手段和途径，否则，社会主义就成了一些“空洞口号”。〔9〕他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10〕在这里，邓小平同志强调了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与其实现手段、途径的关系问题。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突出了社会主义的价值性。“如果搞不好”、“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是说手段、途径不对头，“不能正确理解”，是说认识不对头。缺乏适当的手段、途径、方式、方法，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就无法实现，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11〕
从这样的认识出发，邓小平同志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纳入了社会主义本质范畴。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2〕这一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回答，体现了邓小平同志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理想与现实的统一、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中把握社会主义本质的思路。在他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中，既强调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指出贫穷、发展太慢的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也强调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和社会性质。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对生产力尺度的高度重视所凸现的，正是其价值观意义：手段、方式、方法对于目的、理想是至关重要的。价值理想只有以科学理性、历史理性作基础，才不会沦为超历史的空想。
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出邓小平同志常常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提的深刻含意。它们并不是两个相互独立的问题，而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它们相互制约着、影响着，一起构成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本问题。邓小平同志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理解和处理；对我国国情的系统分析并确立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探寻并确立了关于对内改革利用市场机制焕发经济活力、对外开放吸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改革开放理论；等等，都既是为了“搞清楚”“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是为了“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对手段与目的内在关联的重视，也就成了邓小平同志社会主义理论中极富特色的部分。
同时，邓小平同志对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重视，对抽象价值原则的拒斥，并未因此失却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他反复强调：“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搞共产主义。”〔13〕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不能当下全面实现，但也不是在无限遥远的未来才能谈论的事。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必然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如何在这一“很长的历史阶段”中保证社会主义方向，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14〕我们在今天的工作中就要以共产主义为价值取向，就要落实理想、目的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们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确保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换言之，在当代中国，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已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一个纯粹自然的过程，我们的发展具有价值选择的意义。邓小平同志认为，为什么人、为什么目的而发展、现代化，通过什么手段来发展、现代化，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这里我们着重指出以下几个方面。
从发展的目标模式来看，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是说，我们追求的现代化应当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社会主义也应当是具有现代化内容的社会主义），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当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它的发展包含、体现和丰富着社会主义价值要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都有它自身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没有高度的物质文明，现代化固然无从谈起，缺乏高度的精神文明，现代化也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是畸形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是我们的目标模式的基本标志。从这一目标模式上，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邓小平同志一系“两手抓”的思想，理解他的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了，“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两手抓”的精神实质，就是告诫全党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15〕
从发展的动力机制来看，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改革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意义。他提出了“改革是一场革命”、“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命题，把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而改革是全方位的，是一种全面性的社会变革过程，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他一些体制的改革。对此，邓小平同志认为，经济因素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政治、思想文化因素的作用也不能低估。改革的深化，不仅意味着必须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而且意味着必须推进政治体制和其他体制的改革。他说：“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16〕又说，不加强法制建设，打击犯罪活动，“就不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功。”〔17〕他还十分强调科技教育、理想纪律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意义：“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18〕“共同的理想”、“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19〕可见，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个全面、综合的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观。
从发展的检验标准来看，邓小平同志指出，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无疑，这是一个检测社会发展的综合标准。针对党内有些同志放松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内建设、抓社会风气好转的倾向，邓小平同志曾尖锐指出：“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20〕这即是说，只以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的标准，社会发展便会陷入畸变与病态。
党的十四大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九个方面。这九个方面构成一个科学体系，体现着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建设全面性、综合性、协调性的关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社会和人发展的协调性、一致性，无疑是他孜孜以求的价值目标。就终极意义而言，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历史价值的实现，是他进行理论创造和实践活动的最高宗旨。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他总是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我们为什么要把发展生产力当作压倒一切的根本任务？因为它代表了人民的最大利益，因为“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21〕“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为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重要规定，正表明了他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向社会主义价值观所作的提升：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是以发展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的。
三、以邓小平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指导，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对马恩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继承，是小平同志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鉴于社会主义是一个未完结的开放系统，也鉴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背景下进行的，邓小平同志的终极目的追求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历史感，他从现实历史条件而不是从抽象原则出发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根本目的，提出对现实的超越使命，即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同时又十分注重社会主义价值实现基础的建设、实现手段的选择，因而在他的理论中体现的是与内在性相统一的超越性，即内在超越。他对手段、方法的重视，是贯注了价值理性、目的精神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他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方法论，正是这一辩证性质的集中体现。如此而观，把邓小平同志反复提出要搞清楚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一般地区分为目的与手段问题是可以的，但切不可忽视了这两个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只有注入了现实感、历史感，终极目的才不致沦为超历史的道德价值理想；同样，只有注入价值理性、目的精神，手段才不致失去导引，成为危害人类自身的东西。
不仅如此，邓小平同志还十分注意从动态中坚持目的与手段的统一。如何在现实中实现目的与手段的统一？邓小平同志认为应在目的与手段之间建立起一种必要的张力，他关于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说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22〕
从这段含义极为丰富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共同富裕作为一个价值目标，不是一个完全历时态的概念，不是彼岸世界才能谈论的事，而是现时态下我们工作的根本取向，理想与现实之间不是分离的。第二，对“先富”与“共同富裕”关系问题的解决方式应是权变的，成功的解决方案应当依赖于具体情况，应当研究在“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构想，无疑体现了他对现实历史状态下目的与手段相融共通的追求。
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双向建构与融汇，奠定了价值观与历史观统一的广泛基础。也因此，他对社会主义价值与其实现基础、手段、途径之间关系问题的认识和处理，就不仅仅只体现为对现实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某些方面的纠偏意义，而且体现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连续性，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创新。如果说社会主义价值在马恩那里主要还处在理论必然的预设，那么邓小平同志则揭示出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实现这些价值原则的现实途径和方法，从而真正使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从理想走向现实，使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他的理论，既回答了社会主义的目标、形态问题，又回答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原则问题。从思想史角度而言，这一理论是结合社会主义的现实演进，对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交出的一份漂亮答卷。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的实践既是邓小平同志建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现实依据，又是这一价值观具有真理性的最有力证明。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牢固地确立起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并且注意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同时，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始终注意加强民主政治、精神文明建设，等等。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确保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避免苏联东欧剧变在中国发生的根本保证。前苏联、东欧七、八十年代进行的改革，其背景与中国改革有很大相似之处，但是却产生了完全相反的结果，原因自然有很多，没有始终坚持与历史观相统一的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当是一个重要方面。
当然，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中也有一些值得认真记取的教训。这里的教训正是指在某些时候、某些领域对价值观与历史观相统一原则的偏离、忽视。有的同志在理解我们的发展目标时，把民主政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仅仅看作一种手段，置其于一种陪衬的地位；在理解社会主义发展动力时，把经济因素当作唯一动力，搞“单打一”；在理解社会发展检验标准时，仅仅归结为国民生产总值甚至仅仅结为货币拥有量。这些认识与做法已经和正在给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造成严重的危害，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和警惕。
为此，研究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坚持价值观与历史观相统一的思想，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和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质、精神，自觉地、既合规律性又合目的性地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还具有十分重要的规范意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一条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运用社会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并以此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因而它是一条既不同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文明发展新道路。在这条新道路中，现代化与社会主义互相关联，互为目的与手段，既是双重选择又是双向选择，现代化的实现证明着社会主义的此岸性，而社会主义则为现代化提供历史依归、价值导向和制度保证。邓小平同志就是在这样一种充满辩证法光辉的思想中，为我们提供了社会主义概念在当代的极大可能性。
四、世纪之交社会主义运动的凝望
邓小平同志提供的社会主义概念在当代的可能性还表现在，他对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为我们在世纪之交认真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的成败得失，深入思考社会主义运动的前途命运，提出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20世纪已接近尾声。世纪末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陷入了低潮，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剧变。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仍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并取得辉煌的成就，一个原来经济文化落后的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大国，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迅速而且最富活力的国家之一，站到了发展的前列。如何认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挫折、失败？又如何认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中取得的成就及其对于未来社会主义运动的意义？这都是处于世纪之交的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强调社会主义的科学性，是邓小平社会主义价值观中极富特色的部分。这既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的一个基本经验，又标示着社会主义运动在下一个世纪的一个基本方向：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相当长时期内将和平共处，谁获得重大发展，谁就拥有未来。如邓小平同志一再所说的那样，我们只有真正发展起来，才能断言社会主义成功，才能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同时，现实社会主义运动又有着一个需要增强价值理性、反对把社会主义价值观纳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重大问题。超历史的社会制度设计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价值理想也应随之而终结。乌托邦之作为人文价值理想不应终结。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连续性，首先在于社会主义是一种人文价值理想。坚持社会主义价值理想，代表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立场的超越：在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宣布为历史发展的最终端的地方，社会主义者仅视为历史发展之一个阶段——资本主义社会而已，社会还要向前进展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
无论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中，还是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思潮中，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失落都已是一种很大的危险。就前者来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以抽象价值理想原则反抗世界资本主义秩序遭受挫折以后，走向另一个极端，放弃了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竭力认同现存世界秩序。就后者来说，西方发达国家中的一些社会主义思潮，具有较大影响的如民主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价值观变成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正统延续，马克思通过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而在社会主义价值观上实现的一场革命，被民主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否定得一干二净。如果说，当年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曾从人道主义方法中得出过革命的结论，那么，今天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正是为了避免革命的结论，才向这已经衰竭了的人道主义方法乞灵的。当代的民主社会主义止步于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民主”口号，提不出“消灭阶级”、“消灭国家”的价值理想，表明了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性质，它实际上把社会主义的价值要求降低成了《人权宣言》的一个附录。
因此，高扬以科学理性充作本体基础的社会主义价值理想，也应是我们今天十分急迫的任务。指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与人的价值实现的不同步性，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日益膨胀的物性、工具理性对人性的吞噬，并揭示出物统治人的背后人统治人的实质，对于我们今天回应诸如“历史终结论”的挑战，迎来无产阶级意识的成熟乃至社会主义运动新的高潮，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高扬社会主义价值理想，使之落实于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就能在长时期的现代化建设中，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减少、避免重犯资本主义文明发展中出现过的种种弊病，完成现代化与超越现代化这双重的任务。
总起来说，邓小平同志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相统一的思想，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同时并举的思想，是他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大贡献，也是对世纪之交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大贡献。在1992年南方谈话的结束部分，他曾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们：干社会主义“担子重，责任大”。〔23〕有了这样的科学理论指导，我们有决心也有信心把社会主义事业干得更好。＊
*本文的论纲曾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社会科学》杂志发表。此后，作者就这一论纲与学界友人进行了多次讨论，遂修改成此文。在此，谨向提出过修改意见的万斌、施雪华、朱永康、王永昌、郑仓元诸先生致谢。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6、409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3-224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0页。
〔5〕《列宁选集》，第4卷，第691页。
〔6〕《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第6页。
〔7〕〔8〕〔9〕〔12〕〔13〕〔14〕〔15〕〔16〕〔17〕〔19〕〔20〕〔21〕〔22〕〔2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255、213、373、137、379-380、143、176、154、144、154、255、373-374、383页。
〔10〕〔18〕《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3、86页。
〔11〕此段论述参考了郑必坚同志《关于深化理论学习的几点思考》一文，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巡礼》，上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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