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文化的全球化？——记忆政治的视觉偶像、原教旨主义策略及宗教象征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记忆论文,象征论文,宗教论文,偶像论文,视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都知道，通过正式形成共同记忆，记忆政治在塑造民族国家和使社会成为共同体方面一直是一种重要手段。其传统的媒介是书、艺术、纪念碑、象征符号、博物馆以及公共仪式。在现代，当工业社会和民族国家“冷冰冰”的系统需要被一种“温暖的”充满感情的叙事，一种集体的“我们”形象和传说所支撑和帮助的时候，就从19世纪的欧洲开始产生了一种共同体的观念，它以歌曲、英雄、纪念碑和民俗为基础，可以“激发”民族国家认同和归属的感觉。
“记忆政治”总是代表着一种特别的思想政权，一种思想统治。这意味着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合法化与霸权政策的策略，另一方面，总是有一种对可信性、对所谓的大众作者权的强烈需求，这种需求体现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思想运动。这意味着，一定有社会团体会积极地参与塑造和宣传这些记忆，这就是为什么集体记忆从来不能以一种纯粹编造的方式发明出来的原因。因为文化的可信性是基于知识和传统的，这就是为什么民俗学家和民族学家在重构和重新发明“真正的”传统方面总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原因。搜寻、记录这种对“自己”历史的看法，然后将其铭刻在人们的头脑里，就是他们/我们的任务。学者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用地方性的、区域性的和民族性的语汇，但是至少作为共同的、民族的“我们的身份认同”的意识形态包装。
以上是一个非常粗略的概括和我对于“集体记忆”这个经典概念的解释。今天，基于经验，我将就此一话题提出几点想法，我认为集体记忆现在愈发随变动的“全球”情境而变化。我的想法主要关注两方面的发展：一方面，从回顾的角度，是1989年之后的一些民族国家与欧洲集体记忆的形式，可以说是传统的形式；另一方面，是记忆政治全球化的新趋势。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些趋势已在全球蔓延，无论欧洲、亚洲或美洲。它们通过新的文化形式如互联网，传达着新的信息——往往是族群的和原教旨主义的。
所以至少我的印象和假设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是视觉政治和形象政治中一个新的、根本性的“偶像转向”。这个转向在“记忆技术”和记忆的集体实践方面，都创造了新的情境。这与族群和宗教政治的发展也有部分关系，特别是伊斯兰和基督教的“视觉政治”，这就是“偶像战争”的话题所指涉的。
民族国家的与欧洲的
澄清一下：在历史的背景下，我们迄今为止研究的集体记忆的政治主要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进行的。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无论是欧洲还是在后殖民的亚洲或在美洲，“民族国家记忆”体现了所有民族国家形成的原型。所有民族国家的身份政治，从18世纪晚期直至当代，都勾勒出了一种自我的集体形象：一方面，民族和不同族群的形象，必须看上去具有历史的可信度而且有文化吸引力；另一方面，这些形象必须同时具有两方面的效果，即对内的政治融合和对外的政治区分。因为民族国家的身份政治总是试图意味着内部的集体化，这一集体化根本上依赖于它的对外关系，依赖于有关外部敌人的观念和威胁情境的存在与否。它要求一个界限分明的、对立的“自我”和“他者”。
一般而言，集体化根据文化特点来进行划分，然后这些文化特点就成为本质性的，比如世系、语言、宗教、思维方式和服饰。因此，民族国家的和族群的集体化主要是通过“文化主义”的策略和方式来完成的。因为“文化”代表了一种历史和思想的“资本”，这至少是无可争议的，而且它总是可以被调整、被改造一新地去适应集体行动的蓝图。在这里，划出边界的能力具有根本的重要性。社会内部的边界是对异质文化的边界，国家间的边界是对外国社会与势力的边界。我们知道，这一“边界范式”对于欧洲来说是个格外重要的观点，因为它在道德合法性和“差异”的文化观念化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很难以一种真正无边界的方式来思考具体的社会与社会秩序的概念，“边界思维”的消失似乎比边界卫兵和国家边界地图的消失要慢得多。
一方面，这些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民族国家记忆始终是欧洲“记忆文化”的一部分。记忆文化这个概念指的是“高雅文化”的传统：从人文学科到文学，从艺术到音乐，从古典希腊到现代。它还创造了明确的典型场所：博物馆作为“代表性”收藏的代表性建筑。欧洲精英们总是毫无例外地执着于这个“基督教—西方的文明”工程，因为以这种方式，通过它的社会秩序和历史形象，他们就帮助塑造了这样一个欧洲。作为欧洲身份认同的“工程师”，他们反复地以政治、科学和艺术的实践来“发明”这一欧洲。
在另一方面，精英们依然主要是民族国家的构建者，因此他们谋求牢固的国家秩序和稳定的族群、宗教社会结构。以这样的方式，民族国家同时代表了所有的一切：它既是世系意义上的共同体也是运转的共同体，既是一个防卫的共同体也是一个价值共同体，而且往往有共同的宗教。
欧洲作为整体所能提供的身份认同，因之永远不能和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相竞争。没有自己的经济力量，不能提供社会福利，没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能力，对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来说，欧洲仍然只是一个脆弱的幻想。很明显，直到战后非常长的时期，是民族国家的文化记忆主导了纪念的基本景观。但是，到了今天，战后这个时期的记忆技术作为一种策略性的纪念方式，看上去丧失了它的有效性。近些年来，政治权力的的平衡点似乎慢慢地从民族国家转向欧洲。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盟提倡的欧洲化的欧洲当然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布鲁塞尔权威们的政治能力和物质资源的集中，都有效地改变了策略框架。我们现在看上去能够以新的方式来理解民族国家的身份政治，把它作为欧洲的政策。
这种“欧洲记忆”也是以“文化主义”的方式被组织和建构起来的。具体分析任何一个欧洲文化奖、艺术展览、歌曲比赛，特别是歌剧、文学和媒体方面最近的文化事件，都可以很容易地证明这一点。总之，这种文化欧洲化显然得益于这样的事实，也即在全球化的背景中，欧洲可以把它自己打造成为一个更容易接近的景观：作为“临近的”(the near)。它把自己构建得具有亲近的本土魅力。相对于“全球大世界”，它看上去仍然可以提供支撑和安全感，欧洲文化这样就成了“家园”。
但是相对于这样的欧洲化，也始终存在着民族国家的观点，这种观点指向“德国性”、“英国性”或“意大利性”。现在这种观点又有了一种新的、不无巧妙的方式：民族国家的建构者们同时成功地指责这种欧洲化是一种全球化的形式。反之，在他们的叙事中，他们的民族或族群概念显得像“地方的”，像文化上“本真的”和“自己的”。作为“自己的”，它就要求保护与欣赏。但是它反对欧洲的欧洲化的保护政策，却也常常是被布鲁塞尔的欧洲委员会所补偿的，这真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状况。
特别是西欧成员国，如法国和西班牙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往往使用这种策略。由于深化的“记忆政治”，东欧新进入的国家现在也沿用了这种方法。因为一方面，社会主义之前的传统和象征被再次推到了前台，历史叙事、国王的皇冠、统治者的骨骸和赞歌被重新组织为“民族神话”。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活世界也充满了新的国家与族群象征。例如，在匈牙利，土地被宣布为神圣不可侵犯，不可卖给外国人。在波兰，我们现在在有关天主教的讨论中也碰到了这种神圣化的倾向，认为天主教是“民族”宗教。而在乌克兰的讨论中，天然气被神圣化为“民族”能源。这种种迹象，传递出一种必要的“重新民族国家化”的讯息，并已证明是非常有力的。对此一个很重要的贡献是对民族的新美学化。从电影到录像片段，从流行音乐到文化事件，从手机到网络交流，“创造性爱国精神”的新形式都在日益发展。
但是在西欧，有一种有点不同的发展已经开始，那就是记忆政治有较强的反思倾向，比如关于殖民史的问题。最近，一家德国报纸不无讽刺地对英国的记忆政治做了如下评论：“就英国的不义之举采取悔罪的姿态有所增加。托尼·布莱尔对爱尔兰大饥荒中英国的失误做了道歉。他的政府正在讨论是否在明年春天，废奴制两百周年纪念的时候，发表一个‘致歉声明’。英国女王也就19世纪从毛利人手中攫取土地，以及1919年印度的阿姆利则大屠杀致歉。现在，她和菲利普王子一起参加了莫西干部落穆罕穆德酋长②纪念碑的揭幕仪式。这位酋长1735年曾在伦敦抗议英国攫取他们的土地。”(《法兰克福汇报》2006年11月24日)
这就是英国在殖民主义长久的阴影下，在新的、后殖民的“政治正确”背景下的记忆政治。而德国有关记忆的争论也显示出很强的反思潜力，比如有关设计柏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选址和设计的争论，因为这个纪念馆应该成为德国对大屠杀这一历史罪行表示忏悔的象征。
全球记忆中的一个欧洲政权？
上述这些评述旨在勾勒出近年来记忆政治的基本轮廓，现在我想就一些新进展提出一些想法。在近来的发展中，新的形式日益起作用，这些形式不同于传统的方式，试图体现新的策略性选择。这些新形式的记忆政治具有“跨国”形象和“超国家”方式，常常主要出于教化和宗教的动机。它们明显地致力于确立“宏大叙事”，即全球记忆政治的新政体。
这至少是我的第一印象。我试图勾勒出这种全球记忆政治的两个层次。首先，在第一个层次上有两个词汇：世界文化遗产和大屠杀。在这一点上我将在记忆政治全球化的过程中关注一个欧洲政权。然后，在第二个层次上，我将关注一种新的宗教形象，因为它在伊斯兰主义的边缘地带逐渐显现出来。
让我从全球政治记忆的欧洲化开始。这种倾向似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中体现得特别明显。众所周知，这个项目成为一种非常成功有效的文化政治工具。它是1972年设置的，旨在实现一种记忆政治的全球标准。但是其实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内也有很多的争议，比如有关阿富汗(塔利班炸毁的两座古代雕像及其重建问题)，比如有关德国城市德累斯顿(是否应该让一座新桥穿越易北河及保存德累斯顿具有浪漫主义时期风格的城区)。这些争议似乎比那许多成功的遗产项目更受关注。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贯穿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根本文化观点和概念是适合欧洲文化形式的。无论从“遗产概念”所体现的物质性(永远是石头和砖)，还是其艺术倾向和美学趣味，还是其全球文化“杰作”的观点，无一不是欧洲标准在起主导作用。新一点的观点，如文本目录，即所谓的“全球语域的记忆”，或者是媒介档案馆即“数字遗产”，也都体现出这种欧洲起源。只有很少的一些更为强调世界遗产中的“口头”和“非物质”传统的边缘项目，才有点非欧洲的味道。
但是大部分的形式很明显都可以追溯到18、19世纪“欧洲遗产”的经典项目。例如，把“纪念碑”视为民族记忆象征的观点，或者把“博物馆”看作构建身份的场所，或者把“风景点”看成欧洲“自然—文化”美学观的户外展览馆，这都是由18世纪以来欧洲浪漫主义的画家和诗人们所设计的。“世界遗产项目”的这些历史模式也就首先被泛化和普适化了。因此，它也关注纪念碑和记忆，关注艺术品和风景点。这样在保护、挽救全球文化的事业中，要依靠欧洲图像学的基本主题来赋予意义。
让我来给你们一个简单直观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欧洲主导和模式化的实践，这就是有关1914、1915年土耳其屠杀了近百万亚美尼亚少数族裔的话语。四年前亚美尼亚首都耶烈万大屠杀纪念馆建成时的纪念仪式，典型地体现了亚美尼亚这边的方式。对此一运动过程，我们通过柏林在亚美尼亚首都一个多年的研究计划中有非常密切的关注。一方面，亚美尼亚已经深入地卷入欧洲文化项目中很多年了，因此它已使自己的政治记忆和欧洲文化政治保持一致。但是与此同时，在另一方面，它也开始意识到土耳其现在与欧盟协商而加入欧盟的可能性。因为正是欧盟认为，接受历史记忆和罪恶是能否加入的重要标准。通过图书和电影，通过学术会议和近百万人参与的、盛况空前的大屠杀纪念馆开馆仪式，亚美尼亚体现出一种政治记忆的欧洲观点。根基于这种观点之下的公共话语前提，是罪犯与受难者之间界限清晰的关系，是承认罪恶的精神，而最后则是纪念馆作为一种记忆场所的原则。因此亚美尼亚的纪念馆期望能遵循欧洲形成的一种模型或图示，虽然本来这种模型或图示只是指涉德国犹太大屠杀的地点。
但是土耳其拒绝了这种努力，而且它也不喜欢这种记忆政治的欧洲化。一方面，土耳其认为，在努力追逐以便加入欧盟的协商中，它已经接受了够多的欧洲强加的条件。另一方面，土耳其也出于这样的考虑，如果不拒绝的话，它自己设想的民族主义计划就会失去平衡。如果土耳其就这样承认对亚美尼亚的种族屠杀是一种罪恶，那么这种忏悔可能会导致一种风险，即开始普遍的、从族群角度对“国家问题”的质疑。这将意味着，民族国家集体记忆的正式分裂。
以上是对这一状况的简短介绍。但是，这向我们表明，当“外部的”阐释政体试图干涉记忆政治的时候，当欧洲文化和欧洲美学被贯彻为一种普遍的思维和实践模式时，问题就会出现。反之亦然。尽管我们民俗学家和民族学家有世界主义的想法，为了改变现在旧的价值和记忆等级体制，我们应该更多地反思非欧洲和非美洲的“文化观念”！
宗教记忆的全球化？
现在我们开始第二个层次：在全球记忆话语中，“文明—宗教的形象”引人瞩目地出现。算得上是世界遗产的显然更算得上是“宗教的”。在这里，“宏大叙事”又被有意识地推出，这种叙事基本上是“文明冲突论”那种颇为危险的意识形态观点。这种冲突往往为被命名为“偶像攻击之争”(iconoclastic controversy)，是基督教的西方想象与伊斯兰教的东方想象之间的一场对抗。
这当然有许多原因。首先，这和基督教在欧洲和美国的一个新议程有关，还要加上那里对于欧洲—西方传统价值系统的回归。其次，它与一种正在俄国、波兰或匈牙利等许多后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的一种新的宗教虔信有关，但它也与在美国、亚洲、非洲社会的基督教运动状况有关。但是，第三而且也是最重要的，这一“宗教转向”也是由全球新的、进攻性的伊斯兰意识形态和运动所激发的。在此，我将特别对这一点谈谈看法，因为现在这是一个全球性现象！
无论伊斯兰还是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者，都在十分强烈地试图唤起原有的记忆形象，现在这一点是很明显的。一边是中世纪对抗“十字军联军国家”的穆斯林战士，一边是17、18世纪在维也纳反抗伊斯兰的基督教保卫者。穆斯林和基督教两个阵营都采取了原教旨主义的立场。这就是说，在宗教和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它们都很有意识地构建着一种身份。正是在彼此对立、互不相容的差异性中，双方都显然相信它们重新获得了文化真实性和合法性的感觉。而这在双方都是在一种交互参照的背景下有意识地发生的，亦即通过过分拒绝欧洲以及过分地理想化欧洲。值得注意的是，对伊斯兰的强硬派来说，他们强烈地指责和反对一种更为自由主义的欧洲—伊斯兰，认为这是其宗教被欧洲玷污了的版本。
这样双方的阵线都依靠视觉政治的方式，并在视觉政治中形成。在这里，文本和争论以一种激进的方式被象征和偶像所取代。“偶像式暗示”替代了“文本式论争”，至少是替代了它最后的残迹。由于一方的方案和另一方的对抗方案不断地迅速出台，就产生了一种危险的螺旋上升式效果，因为这种“偶像攻击之争”要求必须表明立场、承担责任。它导致对集体记忆纯粹盲目的偶像崇拜与美化。这样对此种记忆来说，它完全由该形象的传统资源及其形象学所控制，这样就不易受到话语论争和反思的影响。
这种状况正急剧恶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因为这场“宗教的记忆之战”同样是发生在全球移民政治的领域里。而纽约“9.11”之后，移民已被宣布为全球安全的一个重要威胁。这还不仅仅是在“安全政策”的意义上，而其实就是对移民的“文化再评估”。在政治与媒体上，文化异己性日益增长的“原因”比以前更多地归咎于移民，认为正是他们导致了欧洲和美国社会与城市的新分裂。尤其是阿拉伯、非洲和土耳其的外来移民，因为他们常常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外来的”宗教，带来了面纱和黑色罩袍(chador)。这些“异国”服饰风格，就被说成是造成欧洲民族国家文化负荷过重的原因。
这种推理似乎是有效的，尽管事实上大多数欧洲国家过去几年外来移民的数量显著下降，尽管绝大多数被划为移民的人早就出生于欧洲和美国，也拥有相应的公民身份。因此虽然在地理上他们是欧洲人或美国人，但是他们被有意识地赋予了一种“外国”身份和“外国”文化的归属感。这种排斥把移民群体推向一个“无人之地”，使移民过程成为一个中转性的社会空间。
因此，至迟在纽约恐怖袭击之后，一系列的关联正在扩展，把移民和恐怖主义置于一个因果关联的统一体。他们援引“东方”敌人的古老形象。他们拒绝接受，那些自称“圣战者”的往往不是移民的基地组织成员，而是在欧洲或美国出生、受教育、土生土长的恐怖分子。那些“圣战者”的战略概念和媒体结构，就是在伦敦和汉堡的清真寺附近发展出来的。在那里，古兰经的章节和圣战的口号仅仅只是作为“推理方式”，只是作为一种象征实践和意识形态的正当化。
所以在过去的几年中，通过宗教和记忆的结合来系统地集体化的策略明显地涌现出来，它们产生了惊人的效果。一方面，伊斯兰群体为这些被排斥为“外国移民”的年轻人赋予了一种身份，即作为一个社区中令人尊敬的成员，这定义了他们自己的价值，也使他们远离社会上充满敌意的大多数人。伊斯兰的“宗教”记忆观，提供了吸引人的形象和叙事作为模范和行为榜样。在精神上，这些榜样都指向穆斯林在基督教十字军东征下的惨剧和那些穆斯林圣战者的偶像形象。对一些年轻人来说，特别是那些虔诚的穆斯林甚或那些历史性的复仇者来说，他们是唯一可以效仿的行为榜样。另一方面，这也导致了基督教西方的原教旨主义，它试图保卫自己的文化。例如西方原教旨主义认为西方与非西方文化和宗教规则水火不相容，他们也谈论自己传统、文化与本真性的丧失。因此在那些修建了新清真寺的城市里，他们组织了市民行动委员会，认为伊斯兰的唤礼塔就好像外国文化渗透的军旗，他们要在自己的家门口奋勇地保卫“西方”。
在这场“偶像攻击之争”中，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样的事实，正是由于这些清真寺，穆斯林社区在文化上与我们更接近了，因为他们的宗教空间和仪式其实变得更具透明度了。所以，非常戏剧性的，历史上的基督教十字军战士东征耶路撒冷与所谓的土耳其战争中的维也纳保卫战迅速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十字军战士和圣战者的形象一下子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出版物中：书、海报、录像、电脑游戏。在所有的媒介中，他们被不约而同地表现为文明史的一对双生类型，当然在两边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性质。一边是英雄和信徒，一边是强奸犯和滥杀儿童的人，这就是要“记住”成见。这样就出现了“记忆社区”，通过对某一历史记忆的“重新发明”，它成为知识和真理的载体。宗教形象似乎非常适合成为群体身份的一种媒介，因为与民族国家和社会记忆相比，具宗教色彩的记忆很显然较少被反思。这些形象与宗教实践和仪式密不可分，就很少被质疑或讨论。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允许情绪化的动员。
这一宗教政治记忆的媒介背景与陈旧的出版讯息当然就构成了清晰对照。“宗教”录像视频与电影、兼具教育与娱乐的电视、网站、电影或书籍(infotainment)、网络数据库、聊天和游戏显得十分“普通”。伊斯兰的“历史录像”就流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这种录像中，在虚构的动机和流行音乐中，十字军战士与圣战者激战。关于代理人和观众，这些录像告诉了我们很多的信息：尽管他们装束古典，但从文化的角度，很多虔信者是真正的“晚期现代性之子”，因为他们使用最新的移动通讯设施。他们不是向清真寺里年长的毛拉请教，而是在网上向“伊斯兰在线”(Islamonline)请教如何祈祷，如何生活，如何恋爱！因此如果我们还在谈论伊斯兰“石器时代的宗教虔信”，就会阻碍我们认识到这很重要的一点。
互联网作为全球记忆档案馆？
我的简短总结：在这些现象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观察到一种新的“记忆操控”。这是一种新的政体在全球范围内通过新媒介和形式运作的记忆操控。现在，这种操控不再仅仅由西欧—以色列—美国这一通常的控制三角来掌控了。相反，阿拉伯、非洲和亚洲的机构也在重要的层面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媒介方面的半岛电视台③，或政治宗教活跃分子团体和非政府组织方面，乃至政治党派和国家政府的层面。为了改变角色——通常是使角色更具攻击性——历史记忆的剧本正在愈来愈快地重写。
与此同时，这一记忆政治的讯息只是部分地指向国家社会或当地的少数群体。现在它日益指向那些居住在世界不同国家而被各种世界观连接在一起的群体。无论这些人居住在什么地方，或者他们在语言、种族和宗教方面是否彼此相关，是一些“偶像式”的形象和“美学”的形式来控制着这种归属的情感。因此这种记忆操控常常不再像经典的控制性社会组织或社会精英那样，有一个实际的中心。它的组织就像一种“网络”或“运动”，在空间上它是松散的，是去空间化的，因为它深入地整合了全球交流的各种可能性，如网络、视觉媒体、兼具教育及娱乐功能的电视节目、网站、电影或书籍等。
因此，我们今天的集体记忆的中心画面和功能似乎在互联网上转移和转换，互联网成为新的“记忆媒介”和全球“记忆档案馆”。记忆也就同时被带入了新的“文化主义词汇”，这使新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实施成为可能。这就是我所说的“偶像记忆”。我认为，不仅对于我们的社会，而且尤其对我们民俗学和民族学研究来说，我们记忆实践的变化将是一个巨大的新挑战。
注释：
①本文是沃尔夫冈·卡舒巴教授于2010年4月7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所作的演讲，是他此次中国之行四次系列讲座的第四讲，由彭牧担任现场翻译。——译者
②穆罕穆德酋长(chief Mahomet)是美国康涅狄格州莫西干印第安部落(Mohegan tribe)的酋长，1735年他曾前往英国伦敦向英王乔治二世抗议。——译者
③半岛电视台(Al-Jazeera)于1996年11月在卡塔尔建立，是全球第一家用阿拉伯语24小时不间断播送全球消息和报道的新闻电视台，观众达4000万。半岛电视台地处阿拉伯世界，在新闻报道的方面有许多不同视角。它对“9.11”事件和随后的阿富汗战争的出色报道，使得它取得了能够和美国CNN、英国BBC并驾齐驱的地位，在阿拉伯地区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了所有的美国新闻网。——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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