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期间劳动力供求关系及相关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一五论文,劳动力论文,相关政策论文,关系论文,供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十一五”期间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判断，必须考虑到这一时期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根据经济增长可能达到的水平，以及就业弹性的变化范围作为分析的基础。从总体上看，“十一五”期间的劳动力供给压力将逐步减轻，相对于“九五”和“十五”期间，创造就业需求的压力减轻。但是，“十一五”初期正处于劳动年龄人口上升期，就业形势仍将严峻，宏观经济政策和相应的就业政策应对这一特点给予充分的重视。此外，关注非正规就业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空间，提高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降低失业水平。
一、“十一五”期间的劳动供给压力
迄今为止，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成为劳动力市场压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与失业率的提高和劳动参与率的降低基本同步。然而，根据最新的预测，中国人口高峰将在比预期早得多的时候，即大约2030年前后在14.4亿左右的水平上达到，劳动年龄人口从2013年左右开始上升趋势就十分平缓，2016年达到最高峰后开始绝对减少，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目前已经是逐年降低，并且下降速度趋于加快（图1）。因此，劳动力供给长期以来不断扩大的趋势，有望得到遏止。然而，在就业压力缓解的情况下，也要防止与劳动力供给充分有关的人口红利的丧失（王德文、蔡昉、张学辉，2004）。
附图
图1 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下降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王广州提供的预测数据
具体观察表1的数字，我们可以了解“十一五”期间的劳动力供给状况画面。 表中最后一列反映了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情况。实际上，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处于下降过程，但是，在2006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将再次有一个反弹，随后将保持下降的趋势，到“十一五”末期将减少到800余万人。 新增劳动年龄人口这种递减的态势，一方面表明，“十一五”的头两年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最快、就业压力最大，从而宏观经济政策最应关注的两年，另一方面显示出今后的走势是就业压力逐渐趋缓。
表1 2000—2010年期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 单位：万人
0—14岁
15—64岁 65岁及以上 新增劳动人口
2000
31688
85685
8731 0
2001
31304
86776
9023 1091
2002
30588
88153
9298 1378
2003
29930
89479
9538 1325
2004
29344
90738
9737 1260
2005
28769
91947
9940 1208
2006
28122
93196
10157 1249
2007
27759
94152
10369 956
2008
27460
95072
10547 920
2009
27169
95957
10756 885
2010
26921
96778
10998 82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王广州提供的预测数据
二、劳动力需求：就业弹性和经济增长
相对于劳动力供给方面的变化而言，劳动力需求因素留给经济政策和决策机制的作用空间更大。下面，我们将从就业弹性和经济增长率两个方面，分析非农经济部门的增长对就业需求产生影响。根据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在一个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不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从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总体状况来观察，农业部门的作用更类似于一个劳动力供给的蓄水池：在非农就业机会增加的时候，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提供劳动力，在非农就业机会紧张的时候农业部门则停止或减缓劳动力的转移。中国以前的宏观形势变化和非农就业之间的关系业已表现出这一特点（张林秀，2000）。因而，劳动力需求创造的主要领域在非农部门，考察非农部门就业弹性以及经济增长的变化情况，将是分析劳动力需求问题的主要内容。
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劳动力需求，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城镇新增就业不断增加，非农就业总量也处于增加的态势；（2）非正规就业是就业需求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3）非农就业需求弹性处于波动状态，但并未表现出递减的趋势；（4）就劳动力需求而言，“十一五”期间的非农经济增长压力不大。
统计局公布的就业统计包括城镇就业和乡村就业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其中，乡村就业包含了一部分非农就业，主要有乡镇企业就业、私营企业就业和通过个体经营的方式就业。表2列出了各项就业的变化情况。 城镇新增就业基本处于不断增加的态势，新增就业从1991年的424万，增加到2004年的980万，增加的速度比较明显。乡村就业从总量上看，在近年来处于递减的趋势，这和乡村就业统计中包含了大量的农业就业有关。如果观察乡村就业中的非农就业情况，则呈现出不同的画面。例如，乡镇企业的新增就业从20世纪末以来，基本处于增加的趋势。
表2
非农GDP增长、非农就业增长和非农就业弹性
非农GDP
非农就业
非农就业
城镇就业
年份 增长率
增长率弹性 增长率
1990 2.8 -
-
-
1991 11.6 3.21 0.276 2.49
1992 17.3 5.35 0.309 2.27
1993 16.1 8.09 0.501 2.25
1994 14.9 2.23 0.150 2.14
1995 11.8 5.64 0.479 2.07
1996 10.5 5.26 0.500 4.63
1997 10.0 1.78 0.179 4.31
1998 8.7 2.09 0.241 4.02
1999 8.0 3.01 0.378 3.68
2000 8.9 0.33 0.037 3.30
2001 8.4 1.99 0.237 3.41
2002 9.4 2.72 0.291 3.51
2003 10.6 3.03 0.286 3.47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
另外，城镇非正规就业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就业形式，尤其是在就业形势比较紧张的年份更是如此。例如，从1998年到2001年，非正规就业的数量增加非常明显。可见，劳动力市场机制在就业创造中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
根据现有的统计体系，我们可以计算出非农就业的增长情况以及非农GDP 的增长情况。表2列出了非农GDP增长、非农就业增长以及根据二者所计算出的非农就业弹性。在中国官方统计体系中，公布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名义GDP 总量以及根据可比价格计算的增长率指数。我们以当年价格的GDP总量为权数，计算出非农GDP的增长率。数据显示，除了个别年份以外，非农GDP的增长率都在8％以上，“十五”期间的平均值也维持在9.5％左右的水平。
非农就业的数据由两个部分汇总而成，即城镇总就业和乡村就业的非农部分。乡村非农就业即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就业和个体非农就业。由此计算出的非农就业增长率一直保持正值，并且从2000年以来不断增长。根据非农就业增长和非农GDP增长的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非农就业的弹性，在1991—2003年期间平均大约为0.3，即1个百分点的GDP增长可以带来非农就业0.3个百分点。由此可以做出如下的判断：非农就业弹性有波动，但并未表现出递减的趋势。这样的判断显然和未对GDP进行剥离的分析有差别。在一些其他的研究中，从总体的就业增长和GDP 的关系来判断就业弹性变化，所得出的结论是就业弹性下降（李红松，2003）。但是，在农业部门基本不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而且和非农部门的变动模式存在很大差别的情况下，将二者放在一起分析，显然有失偏颇。最后一列所列示的城镇就业增长率也体现出同样的特征，也支持了非农部门就业弹性波动而非递减的判断。
根据上述分析基础，我们可以计算不同就业弹性和经济增长下的劳动力需求。1991年至2003年，就业弹性的平均值为0.297，标准差为0.134。为了预测“十一五”期间的就业需求，对就业弹性和经济增长我们做以下假定：非农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低位），9％（中位）和10％（高位）；非农就业弹性分别为1991—2003年平均水平0.297（高位），以及较平均值低半个标准差的低位水平0.23。 新增非农GDP所产生的就业需求是这几个值的不同组合。
需要指出的是，这是比较保守的估计。从1990年以来的增长情况看，除了极个别的年份以外，非农部门经济增长从未低于8％。因此，以8％作为非农经济增长的下限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经济目标。1990—2003年非农GDP的平均增长率为10.6％，所以，将10％作为“十一五”期间的非农经济增长上限也是一个可行的目标。表3列出了两种就业弹性和三种非农经济增长水平下的不同组合。可以看出，非农GDP 增长所引致的新增非农就业需求从795万到1530万之间变化。 这一变化区间也给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留有很大的余地。除了保证经济增长率的高速和稳定之外，还可以通过保证就业弹性稳定的方式，以确保就业的稳定增长。
表3 “十一五”期间新增非农就业需求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低位增长率
高位弹性
795
810
825
840
856
871
887
低位弹性
1027
1051
1076
1102
1128
1155
1182
中位增长率
高位弹性
895
913
932
951
971
991
1012
低位弹性
1155
1186
1218
1251
1284
1318
1354
高位增长率
高位弹性
994
1017
1040
1064
1089
1114
1140
低位弹性
1284
1322
1361
1402
1443
1486
1530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三、“十一五”期间促进就业政策建议
根据上面对“十一五”期间就业形势的分析，就“十一五”期间就业政策以及相关的宏观调控政策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需要注意宏观调控目标和时机的选择对就业可能产生的影响。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十一五”的前两年是劳动力供给压力最大的时期，也是最有可能出现高失业率的时期。根据劳动力需求的不同拟合值，只有经济增长目标和就业弹性目标都达到高位值，才有可能在“十一五”初期形成劳动力供求基本平衡的局面。就业需求管理是宏观经济决策部门的主要职责之一，就业目标也是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之一。就业需求的两个基本要素，即经济增长率和就业弹性，都可以并且需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得以实现。因此，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要注意，在“十一五”初期，宏观调控的经济增长目标宜尽可能向高位设置，通过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即非农部门实际GDP达到不低于10％的速度，最大化创造就业机会。
其次，根据就业形势的变化有侧重地推进劳动力市场改革。由于“十一五”初期是劳动力供求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不仅需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业弹性也需要争取达到高位值。为此，在“十一五”初期乃至整个期间，仍然需要鼓励各种形式的非正规就业。改革应着眼于劳动力市场的配置功能的形成和发挥，劳动关系管理和其他劳动力市场规制措施的出台，则要审慎地选择时机，并且优先选择那些对于保护劳动者最基本权益的领域。到“十一五”的中后期，劳动供给压力减轻，再适时地出台比较全面的劳动力市场规制。
第三，从城乡一体化的角度动态地调整和统筹就业政策。农业部门虽然不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联动，仍然会对整体的就业形势产生影响。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速度和数量，都受到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相对收入关系的影响。在“十一五”初期，继续保持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将有利于减轻非农部门就业的压力，并使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更加有序。而另一方面，如果“十一五”中后期非农部门仍然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则有可能出现新增就业需求大于劳动力供给的局面，加大对农村非农劳动力转移的支持力度就会有助于实现劳动力供求的总体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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