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转型与职业教育发展取向——以浙江省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江省论文,为例论文,取向论文,职业教育论文,经济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已进入依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并向现代化快速推进的关键时期，人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源开发必须服从于经济发展新的特点。在此背景下，注重区域职业教育的科学研究和发展方向，强化区域职业教育体制与机制的开放性特征，必然会推进区域职业教育顺应社会职业结构和人力结构变化趋势的进程。本文试以浙江省为例，探析社会经济转型与职业教育的发展取向。
一、产业成长与职业教育发展
综观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历史进程，职业教育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职业教育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同时也是长期以来一直困扰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1]与世界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的一般模式相比，浙江省的产业模式仍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为主，向技术密集型调整的速度较为缓慢。
为适应产业结构转型，浙江职业教育一方面遵循以“政府调控、市场参与、学校自主”良性互动治理结构的原则，完善以政府财政性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投入体制，构建实施适度推动浙江职业教育发展重心从中等职业教育转向高中后职业教育或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目标。[2]近10年来，浙江高职院校凭借数量多、办学条件优越，水平领先而跨入高职教育大省行列，[3]以满足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经济对劳动力文化素质提升、对职业教育层次和规模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又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在传统增长理论中，通过依靠大规模的物质投入来支持这种方式的转换，对资源十分短缺的浙江确是难以为继。浙江经济发展的动力实现由资本推动向以人为核心的转变，突出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发挥知识和创造性劳动对创造价值的决定性作用已成为浙江经济对区域职业教育新的要求。
以区域经济发展现状与职教需求的关系而言，区域职业教育虽已取得历史性的成就，但与社会的迫切需求相比，普通劳动者的技能开发依然是浙江区域整个人力资源开发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一方面，区域职业教育重心上移并未随之带来职业教育开放办学机制与体制的强化与调整。高职规模的迅速发展虽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对技术性人才的数量需求，却也暴露出和激化了高职教育教学质量方面的问题和矛盾，引发高职院校自身巨大的生存竞争压力。以2009年全国高职院校生均图书（册）、校舍面积（平方米）和教学仪器设备值（元）为例。浙江人均图书仅为58册，低于全国65册的比例水平；校舍面积仅为33.8平方米，远低于北京、陕西和新疆的44平方米、43.9平方米和40.8平方米；仪器设备值仅为5144元，远低于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和广东的8642元、6793元、6240元、6033元、5840元和5759元等。可见，办学条件未能及时跟上规模超常规扩张需要，已成为浙江高职院校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提高教学质量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浙江社会经济发展对区域职业教育的促进不是直接的，而是以“企业对职业教育认识”这一中介变量为前提。从工业化和职业教育的互动关系分析，浙江在加速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区域社会对技术需求的迫切性提升，促成工业在构成区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基础和背景的同时，迫切需要工业从“幕后”走向“前台”并演化为实施区域现代职业教育的主体。
尽管目前浙江省内各类职业院校均在尝试与企业相结合的“合作教育”办学模式（泛指各类职业院校较为普遍的学工交替、学工并进、订单培养、项目导向、任务驱动、产学一体、顶岗实习、亦厂亦校、校企融合、双向生培养等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限于政策和体制的束缚，这种“合作教育”的开放办学机制与体制并未随浙江社会经济特征的变革而出现由学校教育主体向企业教育主体的方向性转变。如果浙江民营企业无法通过“合作教育”模式获取所需的技能性人才的话，那么，伴随浙江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更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与之相匹配，而现实却会出现社会（企业）对职业教育需求下降的状况。
浙江省工业化进程表明：区域产业结构高移作为浙江经济阶段转换的明显标志，要求劳动者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水平。然而浙江产业融合扩展的态势，导致相关产业的发展基础、结构演变、组织形态和区域布局等方向性的变化，已出现“打破劳动者原有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限制，推进劳动者进行新的社会化尝试”延革状况。[4]在此背景下，浙江区域职业教育体系的开放性特征，就不能仅限于体现在职业教育层次、教育内容及职教机构与社会协调上，更应包括职业院校特色发展前提和核心竞争力集中体现的专业建设。
有学者针对浙江省内51所高职学院所开设的1367个专业存在的设置重复率、覆盖面过窄和前瞻性等问题进行剖析。2009年在杭州、宁波、温州、绍兴、台州、嘉兴、金华、湖州、衢州、丽水等10个城市与地区招生人数排名前5位的专业均为会计、营销、计算机、管理等长线专业，无法体现不同区域的特色，存在部分专业划分过细、盲目跟风以及与市场发展脱节的现象。在浙江区域性产业的组织形态分布上，旅游、服饰和皮鞋应是杭州、宁波和温州这三大区域的特色和支柱；然而，在杭州与旅游相关专业的招生人数却少得可怜。除酒店管理排名第3外，导游专业排名17位，旅游管理仅排43位；在宁波和温州，现代纺织技术、鞋类设计与工艺专业排名在第13和第9位。
从学术角度看，职业教育的专业配置应相对独立。浙江高职教育要适应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并成为推动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力量，必须强化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互动。在专业设置上，浙江高职院校应遵循研究不同区域经济特色的原则，关注因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对用人需求和知识结构的变化，以发挥职业教育在引领区域新产业定位与发展的作用。
二、就业结构与职业教育体系
就业结构又称社会劳动力分配结构，一般是指劳动力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各领域的分布、构成和联系，它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尺。从世界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推进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普遍性规律看，经济增长的结果会导致产业结构的演变与转型，而产业结构转型的过程实质上又可归纳为就业结构变动的过程。浙江经济虽取得骄人的成就，但由于“浙江劳动力配置体制及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完善等原因，劳动力转型未能跟上产业转型的步伐。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偏离度”。[5]
从劳动力配置的动态调整过程看，浙江区域存在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过慢的不合理现象。2000年人口普查表明浙江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的难度，浙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一是与浙江人多地少的省情相关；二是与不断提高的农业生产力，使得浙江农村劳动力长期处于剩余状态有关。
从劳动力供给数量看，在全省劳动力供给总量相当充裕情况下出现的求人倍率居高不下并呈越演越烈态势。尤其是从浙江省劳动力市场的求职群体看，显著特征是新成长的失业青年中应届高校毕业生的比重在逐年增加。仅在“2007年第二季度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的1198506人，其中应届高校毕业生求职超过39200人，占新成长失业青年的40.41%，比2006年同期上升6.39个百分点”。[6]这意味着，浙江劳动力市场不仅面临因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引起原有劳动力配置重构，出现一些原有劳动力在岗位匹配的压力，同时还面临人口增长因素和失业青年中因结构性失业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上岗的难题。
发展职业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改变就业结构的不合理状态，促进就业结构的良性发展。[7]这也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浙江省政府一直采取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并且采取了相应的行政措施的根本原因。在既有市场需求又有政府大力发展政策支持的背景下，浙江职业教育却无法采纳相应策略、合理建构职业教育内容和目标来克服区域就业结构的现实瓶颈。问题的关键是尚未构建起区域职教体系与劳动力市场体系之间的互动机制。究其原因大致有两方面：一是处于转型期的浙江，政府对职业教育控制能力弱化，虽可为职业教育的自主性发挥、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提供前提保证。[8]但问题是，缺乏了解行业需求协会中介的有效参与，现阶段区域职教体系既不具有将劳动力市场体系的需求加以反馈的功能，同时也不具备及时对劳动力市场需求作出有效反应的机制。二是职业资格制度不完善，无法形成科学合理的职业资格体系。职业资格标准由不同部门颁发、不同种类职业资格证书之间缺乏内容的沟通等，造成在职业教育体系内部难以对职教资源进行合理匹配，客观上影响了职业教育教学内容与职业资格证书标准间的整合力度，以至于无法通过职教自身体系的动态调整形成与劳动力市场体系的有效对接。
职业教育的职业属性和产业属性，决定了职业教育具有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特定功能。现行的浙江职业教育体系，横向上虽有为就业而实施的职前职业教育和为改变就业环境或再就业所实施的职后职业教育之分。但不论是职前的学历教育还是职后的职业培训，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实施内容均应由区域职业变化的要求来确定。现实层面上浙江高等教育大众化并未达到延缓就业降低失业率的预定目标，相反却造成“一方面大量大学毕业生难以就业，或是难以获得与其所受教育程度相对应的工作，另一方面企业难以招聘到所需要的技术工人”的尴尬后果：[9]同时浙江人力资源建设与职业教育发展战略目标中“实现新增劳动力职前培训率达到90%以上，从业人员在职培训参与率达到75%以上”预定目标仍待努力的事实也表明，浙江职业教育推进职教活动领域从学校到工作岗位的扩展，实现职前教育与职后培训的有效对接是解决区域劳动力市场因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所引起原有劳动力配置重构的压力、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题，发挥职业教育社会化功能的关键。
从浙江不同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状况看，不论是发达地区积极探索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模式，尝试局部课程改革，提升社会认可度，还是欠发达地区所面临的职教体系的基本建设，各级职业教育院校均应采取措施，强化在职劳动者的技能更新，培训转岗下岗工人、农村预备劳动力岗前与岗后和大学毕业生就业技能与素质等培训，为区域劳动力就业与转移创造条件和为劳动者开辟更多的就业岗位。
因此，在职业培训的策略选择上，应在确立技能型，知识型新一代技术员工目标的同时，形成以政府主导、职业院校与公益性培训机构运作，协同政府行政资源和社会教育资源的方式，可采取灵活多样的学习内容和培训形式，积极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外来务工人员的培训工程，完善以吸引—开发—培训—再培训为轴线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
三、经济转型与人才培养模式
在浙江社会经济形态拓展的大背景之下，一方面要求作为区域创新体系主体之一的高职院校提供适应区域经济社会生活需要的教育与培训；另一方面因区域社会经济的活力和内驱力源自于社会广大成员的创业行为，而着眼于受教育者创业意识形成与创业能力提高的创业教育，客观上成为浙江职业院校自觉融入区域发展战略并为该战略服务、发挥职业教育经济功能的重要途径和选择。
为此，浙江各类职业院校首先应展开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基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变化产生的社会需求以及基于受教育者就业期望与前景所产生的个体需求，这两者的促进与制约”关系的实践研究，[10]克服从20世纪90年代起，浙江高职院校探索以任职岗位能力为本位的人才培养模式（以下称就业教育）的不足。其人才培养的目光仅着眼于已有产业（特别是一些大企业）和为已有行业培养适应性人才。这种守业式教育的最大缺陷在于约束受教育者在自身职业命运中的能动性和把握自身职业命运的强烈意识。[11]
现实中的浙江经济区域任一职业岗位均有量的规定。在劳动力供不应求的条件下，对促进浙江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客观和必然的积极作用。问题是面对数量庞大而缺乏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就业大军，非但难以成为浙江社会经济发展和构建创新型省份的主体力量，更有可能成为浙江经济转型升级与发展的阻碍。浙江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迫切需要职业教育因应变化了的教育外部框架环境和教学内部机制两重作用下能迅速反应和调整原有的人才培养模式。
其次，浙江各类职业院校应把握好职业教育与创业教育之间的内在差异和关联性。尽管现有浙江职业教育中包含某些创业教育的因素，但这种因素的存在是非自觉的，处于零散、间断和偶然状态。尽管现有浙江职业教育中也包含某些创业教育的措施，但这种措施并没有明确指向和目标，处于缺少周密计划和系统安排状态，[12]致使现有的浙江职业教育无法替代创业教育。
在现有浙江区域社会发展水平和教育资源背景下，职业教育为受教育者提供的职业知识、职业技能、职业规范等却又是创业教育的基本条件和发展背景。创业教育目标和内容递进及对不同年龄和教育阶段学生的要求，可完全利用各级职业院校教育系统中现有的途径和方式；可完全采纳结合和渗透方式，融入现有的职业教育内容和方式中。“何况渗透和结合的方式的多样化，完全能够为实现创业教育的目标和任务服务”，[13]而这种渗透和结合的结果，必然也会形成推动职业教育深化改革的强大动力。
再次，浙江各类职业院校也应关注创业教育的内容结构与格局变化。创业教育的内容结构是指不同社会发展时期，不同地方区域经济与文化影响的创业教育所实施的具体内容要求和区域格局。鉴于专业、职业能力的培养主要是职业教育的内容和任务，创业教育开设的精髓应着重强化和形成合理有序的知识结构与掌握有效学习方法及发现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需要指出的是，培养受教育者的基本素质，它由创业意识、心理品质、能力和知识结构组成的框架，仅仅是一种对创业教育目标的静态分析和描摹。由于浙江区域产业功能结构体系始终处在一种动态发展变化之中，其本身具有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因而建立创业教育基本素质形成的动态模型也必然在本文讨论范畴之内。
现阶段浙江各类职业院校可针对不同地区、行业的经济发展水平，瞄准产业结构调整方向，适时开展和推进不同层次和格局为特征的创业教育。诸如，浙江为优化区域发展格局作出环杭州湾、温台沿海、金衢丽高速公路沿线涵盖产业、生态、社会、基础设施等地域经济系统的战略部署。相比环杭州湾和温（州）台（州）沿海地区，金（华）衢（州）丽（水）地区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经营意识淡薄，尤其是劳动力就业创业能力弱，创业教育的实施，除需在人力资源配置上选择符合产业发展方向与重点相匹配的层次和内容结构外，更重要的是通过统筹生态区与产业带的人口与产业分布，形成以县城、中心镇或生态区为中心特征的点面结合的格局和空间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