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都市报媒介意识的断裂与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都市报论文,媒介论文,当代论文,冲突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4-0171-06
自20世纪90年代初诞生以来，中国都市报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课题。都市报发展的20年，构成了中国新闻界整体发展的重要部分，体现出新闻领域“中国模式”的典型特征。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全新环境中，“中国当代新闻业的整体运行处于多种逻辑或多种力量形成的复杂机制中”[1]，都市报的媒介意识和自我身份确认不断受到各种力量的牵制(如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公共逻辑、技术逻辑等)，都市报也因此持有相互矛盾的新闻意识形态、形成自我分裂的身份危机。
一、断裂—转型社会的新闻意识形态冲突
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先生称之为断裂—转型社会，即中国社会在与前改革时代的断裂中逐渐转型，同时也在转型过程中形成新的和更深刻的断裂状态。“转型”主要体现在：中国正在由封闭的民族国家向开放的现代化国家转型；由农耕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转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同时也在文化系统上体现出结构性转型。中国社会的转型带有迅速和混乱的特征，转型带来了新的断裂。所谓“断裂”，首先是指在社会等级与分层结构方面，一部分社会成员游离于社会结构之外，同时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缺乏行之有效的整合机制。这一意义上的断裂在现实层面最明显的表征是过于严重的两极分化与贫富悬殊。其次，“断裂”在地域空间上表现为城乡之间的断裂与互相隔离。但最广泛层面的“断裂”社会表征则体现在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断裂社会的实质，是几个时代的成分并存，而且互相之间缺乏有机联系。比如文艺演进：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西方是一个历时的发展脉络，但在中国，这些几乎完全属于不同时代的文艺思潮共时地存在着，造成某种文化上的断裂与不相干。[2]21
反观新闻传播领域，从历史的向度看，曾经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新闻意识形态类型：宣传新闻主义、商业新闻主义和新闻专业主义立场，而这些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新闻界也共时地存在着。
宣传新闻主义的理念是新闻传播必须为政治利益服务，以政治目标为媒体自身目标，如毛泽东在《解放日报》创刊词中所明确要求的“本党之责任即是本报之责任”，政治利益既是新闻的根本出发点，也是新闻的主要归宿处。回顾中国30年新闻改革，始终是在宣传新闻主义的核心观念指导下进行的，中国新闻的管理层面始终坚持“宣传新闻主义”根本立场，这是我们共见的事实。宣传新闻主义的立场决定了新闻媒介首先是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新闻事业就是党的事业的构成部分之一。因此，坚持党性原则、服从党的领导是媒介机构最重要的行为规范。宣传主义要求新闻的所有行为须符合政治要求，在此立场下的新闻实践和方式方法上的改革，比如“三贴近”、“走转改”等，也都是为了强化宣传的效果，其目标和宗旨一直没有发生改变。
商业新闻主义则以经济利益为最终目标，这种新闻意识形态在80年代后对中国报业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香港中文大学的潘忠党教授用“上下合谋，边缘突破”来概括中国内地的新闻改革历程。[3]这个边缘突破，可以理解为商业新闻主义理念首先在非主流非核心的媒体中即都市报中渗透与体现。可以说，新闻改革过程中“上面”给出的最重要的政策就是传媒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尽管1978年《人民日报》等几家报纸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希望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在当初不过是解决财政困难的一条“缓兵之计”，却成了新闻改革30年中最重要的政策推动力。这个政策，解放了媒体的经济追求，直接催生了商业新闻主义在中国的迅速蔓延。1992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将新闻传媒归属于第三产业。这些政策和决定成就了中国新的报纸类型——都市报的诞生，改变了中国的报业结构。
很多人认为，都市报某种意义上就是党报在市场上的替身。从管理层讲，党报体系本身难以对宣传新闻主义的理念进行突破，同时新闻管理部门也非常清楚，在新闻界只赞成宣传新闻主义是不合时宜的；从业界来看，媒体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也不可遏制，因此才形成了“上下合谋”的局面。都市报诞生之初就是“断奶”的，脱离了财政支持，都市报的运营资本都必须靠自己从市场中获得，否则就没有办法生存。因此都市报成长的整个过程都要求体现双重的逻辑规范——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但这两种逻辑在实践中经常处于冲突和矛盾的情境。两种逻辑博弈的结果是都市报为中国报业发展不断贡献出创造性的实践探索和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模式：率先拓展新闻内容与品种；率先修正新闻价值标准；率先调整媒体职能体系；率先自办发行；率先实行社长下平行设置总经理和总编辑职务的所谓“三驾马车”式新型管理体制；率先上市与多媒体运营……对于都市报而言，市场经济的逻辑已经成为一种巨大的支配力量，制衡甚至对抗着政治逻辑，这就是“突破”，尽管是“边缘”的。
还有一种对中国新闻界产生影响的新闻意识形态是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专业主义以公共利益为媒体最终极的目标，这种理念也被中国新闻界在改革的过程中有条件地吸收和接纳。
新闻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之后发展起来的重视“公共服务”的媒介信念，认为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而不是服务某种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新闻专业主义是西方新闻工作者恪守的最主要的新闻职业规范，强调在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自律与他律框架之下的客观性新闻理念，新闻报道的归宿在于服务公众。[4]正如1947年3月26日美国哈钦斯委员会(也称新闻自由委员会)发表的《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宣布的那样：“新闻界担负起新的公共责任的时刻已经来临”，新闻界“必须提供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成为公共讨论的共同载体”。[5]101在中国媒体改革并形成新的媒介自我意识的过程中，新闻专业主义的相关理念和实践策略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都市报在2005年左右有一次全国性的理念大变革，全国有影响力的都市报纷纷转型。经过十年的发展，中国都市报发现自己为了生存而抓住的商业新闻主义的意识形态带给媒体很多困惑和负面影响，反思中甚至将商业理念称为都市报发展的“原罪”。都市类报纸提出“向主流迈进”、“做大做强”、“转型”的各种口号，本质在于希望强化媒体的公共性、独立性与社会影响力，报道理性与社会责任成为新的追求，声誉与公信力成为下一轮竞争的重点。这意味着，除了政治经济的双重属性之外，中国传媒业开始考虑新闻媒体的公共属性。
分析可见，这三种新闻意识形态从理论上讲有非常大的差异性，甚至在基本原则上是相互冲突的，但这三种新闻意识却并存在现实的中国新闻界，由此带给媒体极为明显的“精神分裂”与“身份游移”。这种“分裂”状态在都市报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原因在于：就当前中国的报业格局而言，传统党报必须固守宣传主义新闻理念且缺少突破空间，各大党报或党报集团几乎都把新的实验与拓展先在都市报领域尝试使用，成为中国报业的“试验田”，试图寻找中国报纸生存的多种可能性；同时，精英报纸倡导精英文化从而生存空间有限，专业报纸在经历“关停并转”之后仍然受众面狭窄，导致都市报成为报业格局中事实上的中坚力量，成为中国报业最具现代特征的类型。
二、中国都市报的“精神分裂”和“身份游移”
都市报被认为是“我国综合型日报中的一个新的报种”[6]92，其产生似乎充满了偶然因素：在稍稍解放了传媒的商业属性后，晚报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获得了超乎寻常的市场收益及普通大众的热烈反应，报业实践者们试图复制晚报以便获取更多的经济回报，新闻出版总署为了避免一个城市出现两份晚报报号，便创造出“都市报”这个名称来。但正如孙炜先生所言：“都市报称谓获得的偶然不能掩盖都市报生成的必然性，都市报在当下中国形成的宏大局面，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所规定了的，都市报也因此成为现代中国不可或缺的一个镜像。”[7]1约翰·杜威也表达了这个观念：“社会不仅因传递(transmission)与传播(communication)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和传播中。”[8]5
都市报近20年的发展大致经过这样一个路径：最初作为大众文化的代言，彰显平民色彩、凸显商业意图；之后又提出“向主流迈进”的口号，试图改变其文化追求和身份定位；主流化遭遇障碍和质疑后提出“负责任的媒体”、“有影响力的媒体”等身份标识，进一步修正自我定位。这一发展路径似乎也带有某种必然性。
孟繁华用“猝不及防的精神裂变”来形容90年代中国的文化景观，用主流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市场文化的交织来形容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文化立场的冲突各方，认为市场文化以中性面目示人，具有极强的解构和吞噬能力。[9]21市场文化(大众文化)在90年代初期大规模占据了文化空间，这本身就是它长期受到压制的强力复苏表现，而在此之前激进的革命主义和文化一体化的规范，不可能为市场文化提供生成条件。随着社会的变革，中国正在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消费文化，而且已经开始在大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的主流文化中渗透，并对官方的意识形态产生强烈冲击。都市报作为大众传媒与这种消费文化共同生长。都市报本身就是中国大众文化兴起的一种表征：都市报强调娱乐化，成为了大众文化中消费文化的构成部分；都市报以民间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强调“市民报”性质；同时在知识类型中，都市报又建立起一套必要的民间话语体系以“制衡”政治话语体系和精英话语体系。
经过最初几年的发展与竞争，都市类媒体出现分野，分出了梯队，许多都市类媒体在全国或所在区域拥有强大的市场份额和社会影响力，成为事实上的主流媒体。报纸开始反思：“作为区域老大，自然越来越像老大的样子，表现为老大的角色感的认同，对社会角色的担当。我们当前的一个困惑是：市场已经成就了主流地位，而我们自己还没有完全进入主流角色，或者说我们虽然已经是主流地位了，但我们的心态却往往是非主流心态。也许，全体都市报的成长都必须经历这样一个心路历程。”①这种“心路历程”才是都市报提出主流化转型的本质推动力，而主流化转型的直接现实背景则是中国市场化媒体在完成“大众化”使命之后所必须要考虑的创新实践。
到底什么才是主流媒体？业界和学界在持续讨论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思路和两大阵营，分别代表体制内官方姿态和体制外民间姿态：一种思路主要强调媒体的政治宣传属性以及与之相连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比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周胜林先生认为主流媒体是“影响力大、起主导作用、能够代表或左右舆论的省级以上媒体，主要是指中央、各省(市、区)党委机关报和中央、各省(市、区)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其他一些大报大台”[10]。另一种思路主要强调媒体的思想性以及与之相连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比如：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喻国明先生认为，“主流媒体是以吸聚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受众(主要指那些具有较高的决策话语权、知识话语权和消费话语权的社会成员)作为自己诉求的传媒，即以质取胜的传媒”[11]。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刘建明先生认为“主流媒体绝不仅仅是对受众份额的占有，更不是硬性的订阅，而是负有对受众思想的引领，以其权威性指导受众思考方向的职责……主流媒体的本质、核心和标志只有一个，就是以它的思想影响力受到社会主导阶层的关注，成为社会主流人群每天必阅的媒体。同时这种引导又具有高度理性化的特征”[12]。都市报对主流的理解，自然选择了后一种。《华商报》认为：“在很长时间里，业内把主流媒体等同于党报党台，这种刻板的认知随着都市报晚报的成长而正在改变。决定主流的最重要因素是市场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在一个区域社会、政经、文化各个领域的影响力和舆论主导能力，以及与市场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匹配的品牌地位或知名度、美誉度。……主流报纸是时代与社会的主流精神与价值、风尚的倡导者、推动者。”②
尽管都市报自己为自己确定了主流化的方向并努力付诸实践，但媒介研究者们却批评其为“伪主流”，这种指责也可谓一针见血，直指软肋。造成“伪主流”的主要原因正是都市报在自我媒介身份和新闻意识形态确认的根本层面存在分裂和摇摆，直接导致都市报主流口号之下“伪主流”的纠结表现。
我们在都市报身上看到很多“精神分裂”现象：追求主流的目标和实际操作的分裂；提升报业品格和依旧热衷“卖点”的分裂；赢得高端与迎合大众的分裂；社会角色扮演的分裂——都市报经常会在社会公器、经营主体、党的喉舌和民众代言之间摇摆不定。“精神分裂”的本质原因，是都市报对自我身份认知和价值立场选择方面的摇摆与游移。[13]媒体的经济利益诉求、主流意识形态诉求、平民代言诉求与精英启蒙诉求经常处于杂糅与冲突状态，使得报纸的立场和角色难以保持一致：比如都市报开始注重重大题材，但在其报道中又有意识地夹杂那些奇异性、趣味性、煽情性的“卖点”新闻，形成软新闻对硬新闻的遮蔽，使这些题材沦为一种摆设；都市报开始注重深度报道，但在深度报道的方式上又总是显露出社会新闻的报道旨趣，把深度报道做成一种揭秘与探鲜的报道样态，又削弱了深度报道启蒙求索的认知价值；同时，赤裸的商业气息时刻影响和左右着报纸的样态。可以说，当代都市报由于媒介意识的混乱和身份追求的迷茫，导致其“精神分裂”和“身份游移”的现象，这种普遍而危险的状态需要我们更彻底地反思，确立更符合中国实际和现代社会需求的媒介意识。
三、都市报现代媒介意识的认同与建构
进入新世纪的十年，中国都市报也在苦苦寻求自己的出路。在纠结与迷惑中，有的报纸确立了具备现代性的自我意识，形成了两大较为成功的类型：其一是以《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为代表的“良知派”；其二是以杭州《都市快报》等为代表的“温情派”。
业界称《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的立场为“良知派”，其含义主要是指报纸在社会角色扮演中彰显出鲜明的社会责任意识与公共精神。《新京报》发刊词已彰显出媒体清晰的价值观：“知识分子的良心，从来就是奠定报业大厦的基石；知识分子的风骨，从来就是支撑报业大厦的脊梁。历史上的京报如此，新京报也理应如此。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看护，对理性的呼唤，对权力的制衡，对本真的逼近，对美好的追求，对公义的捍卫，对丑恶的鞭挞——这是媒体的普世价值和终极价值。”[14]《南方都市报》在2006年的重大改版对中国报业也具有风向标意义，是报纸创办10年之后一些重要反思和路线付诸实施的标志，他们选择的路线是——办负责任的主流大报。“所谓负责任，就是要对党、对国家、对民族和对社会负责任，对新闻事业本身负责任；所谓主流，就是指报纸要反映主流的意识形态，代表主流人群的价值观，体现整个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向；所谓大报，不在于版本的大小，而在于报纸的内容、风格和社会影响力的大小。”[15]杭州的《都市快报》则还原了都市报的朴素面目，以鲜活的新闻、漂亮的版式、充满了人文关爱和精神的风格赢得好评。《都市快报》崇尚人本责任，扮演的是社会热点的关注者、市民生活的贴心人、都市潮流的引领者和日常决策的参谋者。
可以说，这几家都市报在自身身份的建构方面较为成功，他们较好地摆脱了都市报自我认知和身份定位上的游移，形成了一以贯之的、具备现代性的新闻理念，成为事实上的主流媒体。
都市报要树立现代媒体意识、强化主流媒体自我认知，在理念上要注重两个方面：
首先是坚守媒介公共性。都市报的公共精神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政治意识是相契合的，同时，媒体的公共性也是新闻界在政治与市场导向之外的不可缺少的纠偏力量。自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被引入传媒研究，就立刻作为理论资源解释甚至推进着传媒的具体实践。从政治民主理论出发，公共性被认为是传媒改革中的核心命题。潘忠党将传媒的公共性定义为“传媒作为社会公器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形成与表达的实践逻辑”，也就是说传媒的实践要“按照公共领域的规范要求而展开”。[16]9哈贝马斯基本上是把公共领域和公共性通用的，在他看来，公共领域最好被描述为一个关于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的交往网络；在哪里，交往之流被以一种特定方式加以过滤和综合，从而成为根据特定议题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见或舆论，由此，公共性也就实现了。[17]252从这个概念出发，媒体的公共性主要是指，媒体可以成为各个社会团体争取其合法性的场所，比如强势而活跃的政府和政治机构、其他社会团体社会运动、社会各类弱势群体等，都有可能通过媒体来寻求合法性的维系、说服受众接受其主张或追求某种基本权利。在此情形下，媒体的应然性角色体现在信息提供层面，为决策者和公众关心的议题提供可靠信息。[18]因此，传媒既是作为公共领域的一种重要建制而体现出公共性，同时公共性也是传媒的一种属性或称社会属性。在当下传媒自我意识的纠结中，长期忽视了传媒公共性，而公共性恰是最能平衡商业性和政治性泛滥的媒介社会属性。
考察当代中国的传媒体制会发现，目前中国的传媒体制不同于国有型传媒体制、私有型传媒体制和公共型传媒体制，宣传理念、商业理念和专业理念并存，在不断博弈的过程中影响着中国传媒公共性的发挥；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由于宣传理念拥有政府宣传纪律的保障、商业理念拥有生存动力的驱使，造成事实上的专业理念的薄弱，因为它的动力来自新闻人的责任与自觉。所以，媒体的公共性也还有必要通过其他动力推进和保障。如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新闻学教授小伦纳德·唐尼、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教授迈克尔·舒德森共同完成的调研报告《重建美国新闻业》(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Journalism)也强调：媒体是一个公共事业，应当享受和艺术、科学等公益事业一样的社会慈善捐助的待遇，接受不影响其独立、客观、公正前提下的来自政府的支持和保护。[19]
传媒公共性的提升会平衡和纠正中国传媒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过度商业化的弊病，扩大公众进入公共领域的入口，也将使现代传媒摆脱单一的政治视角。这种在政治价值和商业价值之外确立的传媒的公共价值认同，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传媒行为对经济指标的过度强调，避免将传媒发展的目标锁定在快速发展产业规模和产生经济效益上，上述行为逻辑都将导致传媒公共性丧失。因此，建构新的公共性价值认同对中国当下的主流传媒而言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都市报在发展之初把发行量作为衡量发展水平的唯一标准，由此导致恶意竞争泛滥，新闻在低水平上重复竞争，导致新闻分化和向公共精神迈进的风险增大。目前都市报总体上有实现公共精神、向主流媒体迈进之心，但还少重建创新之实。在未来的竞争层面上，公共精神将是都市报媒体的另一个竞争高地，也必将成为都市报新主流媒体的精神特质所在。
当代都市报树立现代媒介身份、强化主流传媒自我认知的另一方面，是要增强媒体的人本责任。
人本责任意味着，人是一切价值产生的根据、标准和归宿，因此，在人类的一切价值活动中自觉地坚持“以人为本”的责任意识，才是一种清醒的理性行为。人本价值是人类一切活动中最基本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以人为本包含着这个价值系统之下的原则和规范，比如维护人的尊严、权利，实现人的价值、潜能，保障社会公正、提倡交往互惠等等，这些原则和规范都是在各种社会的、文化的传播沟通中在全社会范围内被设立出来。在新闻传播领域，人应该是新闻传播活动的中心，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不能脱离对人的关注和责任。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同样也应该是新闻传播活动中所有价值判断的根据、标准和归宿。首先，新闻报道要满足人的真正需要，符合人的根本利益，把对人有益、有利、有促进的报道提供给人，这样的内容才是有新闻价值的；同时，媒体也应该努力去维护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权利。在新闻传播活动中，长期存在的是“传播者本位”和“新闻本位”的新闻理念：“传播者本位”的立场是传播活动为了传媒所有人、出版人及其背后的阶级、阶层、政党的政治或经济利益，一切从传播者的需要、利益、意志、兴趣出发，很少考虑或根本不考虑传播对象的实际状况和现实需要；“新闻本位”的理念把事实、传播者、接受者、传播通道、新闻信息等看成新闻传播中的各个环节，而以新闻信息为本体。但是新闻信息的价值仍然要依靠人而存在，因为“新闻所关注的事，无论是自然界发生的还是人间发生的，大多同人的生存发展有关，新闻从不问津同人完全没有关系的事实。”[20]新闻传播活动中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具有强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以都市报娱乐内容报道为例来分析，当代都市报推进并深度参与了当代娱乐文化的风潮，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但在对娱乐文化的价值取向上，则会表现出不同的选择。有学者将其分析为三种价值取向：正意义的娱乐、无意义的娱乐和负意义的娱乐。正意义的娱乐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娱乐文化的社会批判意识，通过讽刺、戏谑、嘲弄等手段面对和解剖当下社会现实，尤其是对社会丑恶与黑暗、不公与不德进行“娱乐式批判”，“让人在会心一笑中发挥去浊扬清、斥恶扬善的批判功能”。[21]无意义的娱乐文化注重个人休闲和娱乐，并不准备承担意义，是在主导文化、精英文化、传统文化的意义之外，让人们轻松的，仅此而已。这两种价值取向在都市报中都可以大加提倡，因为它符合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但第三种娱乐文化的价值取向则是必须控制和批判的，比如那些低俗的、庸俗的、恶俗的内容，反道德、反科学、反伦理的内容，这是媒体需要警惕和剔除的，它的传播会带来当下社会严重的文化危机。我们的都市报都把娱乐内容当作自己报道的一方重点，以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多元化需求，但是在价值取向的选择方面，还不时会表现出娱乐的负面功能，如潜在透露的名利欲望、炫富意识、对道德底线的挑战甚至涉及情色与残忍。
所以，有学者呼吁“让新闻价值服从于人本价值”。新闻价值作为判断一则事实是否值得报道的重要因素，在本质上和人本价值是统一的；但当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新闻价值不是最高价值，新闻价值应该服从于人本价值。[22]76比如，当新闻事件与死亡、血腥、惨烈、残忍等联系到一块儿时，媒体如何处理画面；当新闻事件涉及伦理冲突、个人隐私、复杂情感时，媒体如何报道？这都涉及新闻伦理的核心判断。“新闻工具不应该把新闻人物当做‘材料’看待，而应该把他们当做‘人’看待。”[23]比如，媒体不能借口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对灾难中的恐怖信息大肆传播，强调恐惧诉求，这明显违背新闻职业的人本责任。因为如果某个具体传播行为伤害到人的尊严，损害了人的权利与利益，增加了人的痛苦，那么这个传播的意义就是负面的。
综上所述，中国当代都市报在改革转型的过程中，必须积极主动地建构一种适应社会变化的媒介意识，通过强调传媒公共性和人本责任设计出统一的、合乎现代社会要求的媒介身份，真正担负起中国主流媒体的责任与使命。
注释：
①参见《华商报》内部资料《我们的理念与方向》，2008年11月。
②参见《华商报》内部资料《我们的理念与方向》，200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