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卒年史料新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料论文,李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2；K8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6)03-0151-06
关于李白生卒年，自宋以后历代学人都依据李阳冰《草堂集序》来作推论。《序》说宝应元年(762年)李白“疾亟”，论者遂谓李白卒于当年；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说李白“年六十有二……而卒”[1]，遂从宝应元年逆推李白生年为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年)①。根据此说，李白在其父李客“神龙之始潜归于蜀”之前就已经出生了，于是李白的出生地和籍贯都出现了问题(不是蜀中而是西域，即中亚碎叶或条支)②；《李白集》中宝应元年以后诗文的真伪也有了疑问[2]。但是此说又与李阳冰《序》以及其他唐人(诸如魏颢、刘传白、范传正等)所作碑序的记载相矛盾，故难成定论。古今学人对此深表怀疑，又提出了各种“新说”。或相信李白生于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年)、卒于宝应元年(762年)，终年64岁；或以为生于长安元年(701年)、卒于广德二年(764年)，享年64岁；或以为生于长安元年(701年)、卒于广德元年(763年)，享年63岁；或以为生于神龙二年(706年)、卒于大历二年(767年)，享年62岁等等[3]。可惜诸人士由于占有史料并不充分，为了证成新说，都或多或少地疑误或篡改唐人文献，如谓李华《墓志》为伪托，说李白“年六十有二而卒”的记载不可信；又如谓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为伪作，因其中说至德二载(清人误定)李白“年五十有七”不可靠。虽然花样翻新，新论日出，但却谬误丛生，此牵彼掣，往往难以自圆其说。因此，李白生卒年(包括出生地和籍贯以及许多诗文的系年和真伪)问题，自今悬而未决，仍有探讨的必要。
笔者近从五代、宋初人引录唐人文献资料，表明李白并不卒于宝应元年，也不卒于广德元年或二年，因为新出资料记载李白至迟在大历初年仍然活在人世。由于本则史料反映了李白生活的时间下限，对重新认识李白生卒年大有裨益，这里谨将其原文先披露出来，并对其可信度略作考证，以为引玉之砖。
历来学人考证李白的生卒年，依据的资料只有李阳冰《草堂集序》，但是据我们所知，有关李白生活下限的记载，至少有六家③，而以李士训《记异》所载最为真实，表明迟至“大历初”李白尚与李士训、李阳冰等人传诵《古文孝经》，从前说他卒于宝应元年(或广德元年或二年)当然都是错误的。
一、《记异》所载大历出土《古文孝经》真伪之审察
据唐人李士训《记异》记载：
大历初，予带经鉏瓜于灞水之上，得石函，中有绢素《古文孝经》一部，二十二章，壹仟捌佰桼拾贰言。初传与李太白，白授当涂令李阳冰，阳冰尽通其法，上皇太子焉。④
为了证明这则史料的可靠性，首先必须对李士训其人、《记异》其书，以及大历出土《古文孝经》其事，进行系统证明。
(一)《记异》及相关文献的审察
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只知道李士训是与李白同姓的、半耕半读的书生，其他事迹已经无考。《记异》一书也不见于历代书目著录，详情也不可得知。只有《太平广记》卷461《高嶷》、《天后》二条，似出自其书。《高嶷》记渤海高嶷惑于“鸡魅”之事；《天后》记唐文明年间“天下进雌鸡变雄”预兆武则天“正位”之事，两则的出处都注“出《纪异》”[4]。“纪”与“记”常通用，《纪异》疑即《记异》。可见其书北宋尚存，故郭忠恕、李昉等得以称引。根据《广记》所录，《记异》的内容乃杂记异闻，有些流于志怪小说，故为“专记异事”的《太平广记》采录。对此，难免有人会对以之佐证李白生活下限的可靠性提出质疑。这里笔者将深入探讨《记异》所载大历出土《古文孝经》一事的可信度，以破此疑。
《记异》虽已失传，但引录李士训《记异》的郭忠恕《汗简》却是一部严肃可信的学术著作，其作者在历史上也实有其人。
郭忠恕(730—977年)本末见《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卷21《郭忠恕画赞并叙》、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3和《宋史》卷442。郭忠恕是五代、北宋间人，曾仕后汉，并历后周，终于北宋。郭《图画见闻志》传注：“忠恕尤精字学，宋元宪尝手校忠恕《佩觹》三篇，宝玩之。”[5]《宋史》本传称：忠恕“尤工篆、籀”，“所定《古今尚书》并《释文》并行于世”。《艺文志》著录：“郭忠恕《佩觹》三卷，又《汗简集》七卷。”[6] 其人精通群经，崇尚古学，尤善古文字，《汗简》、《佩觹》皆其代表作。《汗简集》即《汗简》，以其集先秦以下古文篆隶字形而成，故称《汗简集》。《汗简》乃现存唐宋最早的古文字形工具书，“其分部从《说文》之旧，所征引古文凡七十一家，前列其目，字下各分注之”。由于其书“所征七十一家存于今者不及二十分之一，后来谈古文者，辗转援据，大抵从此书相贩鬻”。[7] 今传《汗简》有两种版本：一本三卷，卷各分上下，另有《目录》一卷⑤；一本七卷，正文六卷，第七卷即《目录叙略》，郑珍《汗简笺正》本即此。《目录略叙》历叙其所依据的“古文”、“篆”、“籀”资料71家，李士训发现的“绢素《古文孝经》”即其一种。《汗简》将其作为“古文”著录，凡录七字，出处皆注为“古孝经”。
李士训这段文字，不仅见于郭忠恕的《汗简》，与郭同时代的句中正《三字孝经序》也有称引，所录之文相去无几：
臣耽玩篆隶，习以性成。(中略)乃得旧传《古文孝经》(自注：陆氏《释文》云：“旧有《古文孝经》”；《开元实录》：刘子玄云：“《古孝经》出孔壁，其语详正，无俟商榷。”又李士训《记异》曰：“大历初，霸上耕，得石函绢素《古文孝经》。初传李白，受李阳冰，尽通其法。”皆二十二章，今本亦如之。与今文小异，旨义无别)，以诸家所传古文，比类会同。依开元中刘子玄、司马贞考详今文十八章，小有异同，亦以不取。约秦、许(慎)、斯(李斯)、蔡(邕)篆文及汉、魏刻石隶字，相配而成(笔者按：谓《三字孝经》)。⑥
句中正(929—1002年)字坦然，益州华阳(今四川双流)人，自孟蜀归宋。精字学，太宗时献八体书，授著作佐郎直史馆，与徐铉等“重修许慎《说文》”，《宋史》与李建中同卷，称其“(咸平)五年卒，年七十四”。咸平五年即1002年，其生当为929年。句作《三字孝经》即据22章“旧传《古文孝经》”与其他篆、隶“相配而成”，他是见到过《古文孝经》实物的。清郑珍《汗简笺正》说句氏《三字孝经》乃“中正自集奇古文为之，在郭氏后，又非渭上(当为“灞上”——引者，详下)本。”这一怀疑是没有必要的。《宋史》本传：句中正在孟蜀时曾参与校刻《蜀石经》，对儒学文献是熟悉的。北宋时，又“尝以大小篆、八分三体书《孝经》，摹石，咸平三年表上之。真宗召见便殿，赐坐。问所书几许时，曰：‘臣写此书，十五年方成。’”句氏生年(929年)与郭忠恕(约930年)同时(甚或稍早)，他完全有可能与郭氏一样见到过李士训大历初发现的《古文孝经》。句氏《三字孝经自序》[8] 也引用李氏《记异》，惜过于简略。尽管如此，他是与郭忠恕同时引用《记异》的学者，足证郭氏所引非出虚构。
清朱彝尊《经义考》、倪涛《六艺之一录》、王琦《李太白集注》附录也有转引，这里不再一一转录。李士训《记异》关于“大历初”于灞上“得石函绢素《古文孝经》，初传李白，白授李阳冰”的事，广为五代、宋初及后世法书、经籍著录之家所称引。其中清人皆系转录，固无足多；而五代、宋初郭忠恕、句中正所言，则是实见其书，其所称言无异精金美玉，洵可宝贵。这则史料明白告诉我们：李白“大历初”(766年)尚从李士训处得新出土的“绢素《古文孝经》”，并将其传授给了李阳冰。李白不卒于四年前的宝应元年(抑或两、三年前的广德元年和二年)的事实，就不言自明了。
(二)大历出土《古文孝经》之审察
李士训《记异》所载《古文孝经》的发现，是经学史上十分重大的事件，可惜未获得历代学人应有的重视。我们通过审察此一事件的真实与否，即可考见《记异》记事是否准确，亦可旁证其“初传李太白”的记载是否可信。
《记异》说：“绢素《古文孝经》一部，二十二章，壹仟捌佰桼拾贰言。”与汉儒刘向、桓谭、班固等人所言《古文孝经》情形吻合。
《汉书·艺文志》：“《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颜师古注：“刘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为二也，《曾子敢问章》为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又于《孝经类小序》注引桓谭《新语》：“《古孝经》千八百七十二字，今异者四百余字。”⑦ 只不过，班氏、桓氏等人所言乃“孔壁古文”，其书已随“孔安国《传》”的失传而亡于梁末；隋世新出本又疑为刘炫伪造(隋时“诸儒”及唐代学者司马贞俱疑之)[9]。22章的《古文孝经》之以古文字形行于世者，实有赖于大历初年的这次重要发现。
北宋古文字学家夏竦《古文四声韵序》对《古文孝经》的此次出土亦有所记载，却与李士训的记载有一定出入：夏称《古文孝经》出自项羽妾墓：“又有自项羽妾墓中得《古文孝经》，亦云渭上耕者所获。”[10] 夏竦这里提出了两个《古文孝经》的来源，一是项羽妾墓、一是渭上耕者所获。有的学人以为这与李士训灞上得《古文孝经》是一回事，以为李氏所获乃项羽妾墓出土，为秦汉之间旧物。但是我们根据傅奕《老子解序》关于项羽妾墓出土古文献的记载可以得知，该墓是在北齐武平五年(574年)重见天日的，且记载出土文献中有《老子》而非《孝经》；地点是在彭城，而不在灞上也不在渭上。有人将傅奕、李士训的两条资料合起来，说项羽妾墓出土的既有《老子》又有《孝经》，也缺乏依据，可能皆为李士训灞上出土《古文孝经》之误传。
李阳冰从李白处接受了《古文孝经》，经过研习，“尽通其法”，一方面将其书“上皇太子”(当时的皇太子即后来的唐德宗)；另一方面，又成为李氏家传鸿宝，传与其子服之。贞元中，服之又传给韩愈等人。愈《科斗书后记》有载：
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于汴州，识开封令服之。服之者，阳冰授予以其家科斗书《孝经》、卫宏《官书》，两部合一卷。愈宝畜之，而不暇学。后来京师，为四门博士，识归公。归公好古书，能通合之。(中略)因进其所有书属归氏。元和末，(中略)因从归公乞观二部书，得之留月余。张籍令进士贺拔恕写以留，盖十得四五，而归其书于归氏。[11]
王应麟《玉海》对此事也有记载：“李阳冰子服之，贞元中授韩愈，以其家《科斗孝经》、卫宏《官书》，两部合一卷。后以归归登。其后以凡为文辞，宜略识字，再乞观之。张籍令贺拔恕写之。又渭上耕者亦得《古文孝经》。”[12] 可见在大历、贞元之间，《古文孝经》在李士训发现后，经历了初传李白，白传李阳冰，阳冰上皇太子；阳冰又传其子服之，服之传韩愈，愈传归公(即归登)，又传张籍、贺拔恕等人这一过程。这些都载在信史，记入方策，不应有丝毫造伪。只因其详情无人发覆，故对其所传《科斗孝经》与大历出土“绢素《古文孝经》”之间的因袭关系，每每讲不清楚，最为可惜。
如前所述，此本科斗《古文孝经》在五代、北宋都有传授，郭忠恕首次将其字形编入《汗简》(凡七例)；句中正又据“旧传《古文孝经》”造《三字孝经》；李建中亦“尝得《古文孝经》，研玩临学，遂尽其势”[13]。夏竦称赞说：“周之宗正丞郭忠恕首编《汗简》，究古文之根本；文馆学士句中正刻《孝经》，字体精博；西台李建中总贯此学，颇为该洽。”(《古文四声韵序》)并据郭氏《汗简》和句氏《三字孝经》，将《古孝经》字形一一著录于《古文四声韵》达404例。这些也都章章在目，有案可考。特别是夏书所录404例《古孝经》字形，与桓谭所谓《古孝经》与《今孝经》“异者四百余字”的说法前后印证，若非出自真品不能巧合如此。
宋仁宗时，司马光从秘府发现科斗文《古文孝经》，并据之作《古文孝经指解》；范祖禹复作《古文孝经说》⑧，还手书其文刻于大足北山石刻之中⑨。其书旧时尚以为是汉代出于孔子壁中的《古文孝经》，但历考其分章起讫、文字今古、经文内容以及与今文《孝经》异同之处，都与刘向、班固、陆德明、司马贞所言“孔壁古文”并不一致，应该在孔壁以外另寻渊源。经考证，该本疑即大历出土《古文孝经》在禁中秘府的收藏，或许就是当年李阳冰所“上皇太子”之本的异代流传。看来中唐以下直至北宋时期所传科斗《古文孝经》，有可能都渊源于大历初年的这次发现[14]。
换言之，作为《记异》作者的李士训，躬身耕于灞上，竟意外发现科斗文《古文孝经》，其本身就不得不惊为一件异事和幸事。而作者将其以奇闻杂记载于书中，也是无可厚非的。
笔者费墨颇多，援引旁证，旨在证实李士训《记异》所载“大历初”发现《古文孝经》实有其事。而《古文孝经》在后代的流传授受过程又那样地清晰无隐。这些都说明《记异》所记“异事”是有真实的历史内容的。同时载有“初传李太白、白传李阳冰”的传授序列也不应有问题，是实属可信的。
二、《记异》与其他唐人碑序可以互证
李士训《记异》为我们昭示了李白生活的时间下限，按理，研究李白的生卒年就应以此为基础，结合其他文献进行综合考察。可惜前人或以李士训《记异》是小说志怪不足征信，忽略其中反映的历史事实，王琦《李太白集注》将其归入《附录·外纪》“书法类”，而在《李太白年谱》中只字不提，即是证明。可是当我们将李士训《记异》所言李白生活下限，与其他唐人记载李白生平的历史文献相对照，就会发现彼此实可互相吻合，毫无矛盾扞格之处。
据陈振孙、赵希弁等人书录所载，《李白集》自北宋以来就载有唐人所作的“两序”、“四碑”：李阳冰《草堂集序》、魏颢《李翰林集序》，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⑩。李阳冰《序》作于宝应元年李白“疾亟”之时，资料得之李白“枕上授简”。李华与李白同时，互有诗文赠答(11)，其作《墓志》当受托于李白子伯禽。范传正虽与李白“甲子相悬”，但其父范伦与李白“有《浔阳夜宴》诗”唱和，范、李二氏有“通家之旧”。刘全白年辈稍晚，自谓“幼则以诗为君(李白)所知”，李白生平亦得之亲闻。魏颢与李白同时，曾于“广陵见之(李白)”，与“白相见泯合，有赠之作”，李白曾“尽出其文，命颢为集”。裴敬乃李白师从学剑之“裴将军”(裴曼)的族曾孙，敬“尝过当涂，访翰林旧宅”，“四过青山，两发涂口”，得李白诗文多篇，裕闻李白故实(12)。这些作者所作的碑、序本该是考证李白生平及生卒年的第一手资料(其中裴敬撰《墓碑》未言李白生卒及籍贯，是个例外)，可惜前人却一意曲解、怀疑原文，反而从中引出了错误的结论。
李华《墓志》序说：李白“年六十有二不偶，赋《临(路)[终]歌》而卒。悲夫”！根据李华提供的李白享年，再结合李士训《记异》所载李白生活下限，从大历初年(766年)上推62年，则得李白的生年即唐中宗神龙初年(705年)。这与李阳冰、范传正所言完全吻合：
(李白先世)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指李白——引者)。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李阳冰《草堂集序》)
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国朝以来，漏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号。高卧云林，不求禄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即李树——引者)以复姓，先夫人梦长庚告祥，名之与字，咸所取象。受五行之刚气，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范传正《李公新墓碑》)
李阳冰、范传正俱说李白之父(即李客)“神龙之始”(或“神龙初”，公元705年)从远窜之地“条支”(或“碎叶”)潜逃回来，客居蜀中(或称“广汉”，唐时彰明县属广汉郡)，恢复李姓，才生李白。假令李白生于神龙初其父归蜀之时，下数62年，也正好是大历初年(766年)。李阳冰《集序》、李华《墓志》、范传正《新墓碑》与李士训《记异》四条材料如此契合，当然不是偶然的。因为李阳冰《草堂集序》得于李白的枕上口授，自然真实可信；李华《墓志》又系当时人记当时事，当然不会有误；李士训《记异》所录更是当事人记亲历事，也是道地的实录；范传正撰《新墓碑》系李白孙女“搜于箧中得公(李白)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改撰而成，亦非耳食传闻者可比！四者都是原始材料，没有造伪嫌疑，因此才能如此互相印证，彼此契合。因此我们说，李白的正确生卒年应该据此定为约705年—约766年，而不是其他。
李白既然生于李客“神龙初”归蜀之后，其出生地和籍贯自然就非蜀中莫属了。正因为如此，魏颢作《李翰林集序》明确地说：“白本陇西，乃放形因家于绵，身既生蜀，则江山英秀。”又说：“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扬雄，降有陈子昂、李白。”刘全白作《李君碣记》亦直称：“君名白，广汉人。”都视李白为“蜀人”(或“广汉人”)，将其出生地点毫不含糊地定在蜀中。易言之，既然李白一家定居于蜀是在其父“神龙初”从流放地逃归以后，则李白之生不得早于神龙初年亦可知矣。
由于李阳冰以一代书法大家为世人所重，他那篇一唱三叹、情辞并茂的为李白所作的《草堂集序》也随《李白集》而广为天下所传诵。李士训则名不见经传，他关于大历初得《古文孝经》以传李白的记载，又有些神神怪怪富有传奇色彩，除了研究古文字学的人对此略有所闻外，研究文学甚至研究历史的都对其比较忽略。故世人徒知李白有宝应元年“疾亟”之事，却不知有“大历初”与李士训、李阳冰传诵《古文孝经》的事。李阳冰所记“宝应元年十一月”成了人们习见的李白生活之下限。人们错误理解李阳冰《序》所说宝应元年李白“疾亟”为死卒，将李阳冰作序之年当成李白的逝世之年。以此误解为基础，再根据李华“年六十有二”之说，将李白生年定在神龙前五年即长安元年(701年)。这就是传统所谓“李白生于长安元年，卒于宝应元年”一说的由来。
可是，此说与李阳冰《草堂集序》、范传正《新墓碑》所载李客“神龙之始，潜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李白)”的事实明显矛盾，于是王琦将两处的“神龙”都改为“神功”(697年)(13)，不惜擅改古文以从己说，当然是不可取的。有人又依据李白生于长安元年立论，认为李客归蜀时李白已经五岁，于是又弄出李白不生于蜀而生于“西域”(或“中亚碎叶”、“条支”)等说。又有人因相信李白宝应元年已卒，遂谓李白宝应以后诗文为伪托(如《草书歌行》等)。由于传统所定李白生卒年有误，李白许多自叙其年的诗文(如《为宋中丞自荐表》等)，也统统被系错了年代。至于因此而将李白诗文的创作背景、作品本事、主题思想弄错了的，更是不在少数。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皆因李白生卒年之误定，遂使有关李白行止事迹之研究统统都出了问题！
我们认为，李士训《记异》关于“大历初”得《古文孝经》实有其事；所载“初传李太白，白传李阳冰”也真实可信。这则史料非同于一般志怪小说，它真实反映了大历年间《古文孝经》出土和传授的历史，既是我们研究经学史的枕中鸿宝，也是我们考证李白生平特别是生卒年的重要资料。它关于李白“大历初”(766年)仍在人世的真切记录，为我们印证和坐实李阳冰《草堂集序》和范传正《新墓碑》关于李客“神龙之始”归蜀后而生李白、李华《墓志》说李白享年“六十有二”、魏颢《翰林集序》称李白“身既生蜀”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了可靠而重要的证据。据此，我们可以纠正前人以篡改、误解古书来推定李白生卒年的错误做法，通过它与传世文献的互相印证，考证出李白准确的生卒年代(约705年—约766年)。沿着这个思路，我们还可以对李白出生地即籍贯、诗文系年、诗文背景及本事、交游及履历，甚至李白宝应以后诗文的真伪问题，等等，重新通盘进行思考，以开创李白研究之新局面。
注释：
①清王琦《李太白年谱》：“李阳冰《序》载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然李华作《太白墓志》曰年六十二，则应生于长安元年”。《李太白全集注》(中华书局，1977年)卷35《附录》。后之学者多从此说，时下各类文学史和李白研究专著、辞书亦多从之。
②李宜申《李白的籍贯和生地》(1926年5月10日《晨报副刊》)首倡李白“生于西域说”，陈寅恪《李太白氏族疑问》(《清华学报》，第10卷第1期，1935年)从之；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又提出“中亚碎叶说”，殷孟伦《试论唐代碎叶城的地理位置》(《文史哲》，1974年第4期)、周春生《李白与碎叶》(《历史研究》，1978年第7期)俱从之。
③关于对除李士训《记异》外的五则文献的征引及考证，参见舒大刚《再论李白生卒年问题》，《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102页。
④见郭忠恕《汗简》(郑珍《汗简笺正》本，《丛书集成续编》影印广雅书局本，上海书店，1994年)卷7《目录叙略》。
⑤如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汗简》，《总目提要》称有《目录叙略》一卷，实则有《目录》而无《叙略》。
⑥宋朱长文《墨池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1引。又清倪涛《六艺之一录》(四库本)卷269亦引，文字有残缺。
⑦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又《太平御览》卷608引桓谭语作“《古孝经》一卷，二十章，一千八百七十二言，今异者四百余字”(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同)，“十”下盖脱“二”字。
⑧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范祖禹《古文孝经说》，今已与唐玄宗注《孝经》合编，收入《通志堂经解》及《四库全书》等丛书中。参见舒大刚《今传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合编本”之时代与编者考》(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2卷第3期，2002年)。
⑨见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61，影印道光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雍正《四川通志》，卷26，清刊本，等书著录，并参见舒大刚《试论范祖禹书大足石刻〈古文孝经〉的重要价值》，《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⑩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李翰林集》三十卷，(中略)家所藏本不知何处本，前二十卷为诗，后十卷为杂著，首载阳冰、(乐)史及魏颢、曾巩四序，李华、刘全白、范传正、裴敬碑志。(中略)别有蜀刻大、小二本，卷数亦同，而首卷专载碑、序，余二十三卷歌诗，而杂著止六卷。”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郡斋读书志》卷5下)亦云：“《李翰林文集》三十卷(略)，希弁所藏三十卷，(中略)然第一卷乃李阳冰、魏颢、乐史三人所作序，李华、刘全白、范传正、裴敬四人所作志与碑；第二卷以后乃白诗文云。”
(11)李白《陪侍御叔华登楼歌》(即“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复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足繁忧”一诗，见《文苑英华》卷343)，本集题作《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兹从郁贤浩说(见《李白大辞典》197页“李华”条)。
(12)上引俱出诸家碑、序。详王琦《李太白全集注》，卷31《附录》各文。
(13)清王琦《李太白年谱》：“长安元年为太白始生之岁，又按李阳冰《序》云：‘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范传正《墓志》云：‘神龙初，潜还广汉。’今以《李志》、《曾序》参互考之，神龙改元，太白已数岁，岂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抑太白之生，在未家广汉之前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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