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与认知欠缺导致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失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确定性论文,认知论文,欠发达论文,政府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引言
在1943年《经济学》杂志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一篇文章的影响下，发展经济学先驱者大多数人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欠发达国家的市场失灵更为普遍。正因为他们对市场失灵的关注以及对政府积极干预持总体肯定的看法，这些先驱们建议欠发达国家的政府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投资活动和基础设施领域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发展经济学的先驱者认为，与私营部门的代理人追逐利己欲望不同，作为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由于受到“边沁主义式社会公正理念”的激励，如果（发展）经济学家能够把影子价格计算和计划模型用于公共部门，那些无私的政府官员就能按照这种影子价格和计划模型实施计划目标，而且在他们看来，公共部门运行是没有任何成本的，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作为一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手段选择，在效率考虑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对这些经济学家而言，在发展中国家最为重要的是缺乏大量的私人资本。
然而，反对者则对政府积极干预持有强烈的质疑看法，他们对政府积极干预行为总体上持反对的立场，尤其是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持怀疑的态度。对于这些质疑看法，欠发达国家在力图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尝试已经历的严重政府失灵似乎已经得到验证。其中，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认为，在许多欠发达国家，政府的失灵造成的问题远大于市场失灵造成的影响。她对于“巨大的”政府失灵的解释源于她对于政府官员大公无私前提的质疑，她认为“公共部门中的个人也非常关心自身的利益，这一点与私有部门中的个人并无二致”（1990，第10页）。
毫无疑问，在欠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政府的失灵问题。例如，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提及的政府公务人员的渎职与犯罪问题，以及显性和隐性的腐败问题和与欠发达国家政府相关的其他（政府）失灵等等。无疑，在这些国家，政府的各种行为或疏于行动造成的失灵问题，部分是由于政府造成的一种次优状况。然而，我并不同意这种极端主义的怀疑，我更主张，并非所有政府失灵都是由政府公务人员自私的动机造成的，欠发达国家在力图实现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政府失灵有可以有多种原因予以解释。在这一论文中我所强调的是，由于政策制定者个人主观认知的困难也会造成政府的失灵。受到罗纳德·黑勒(RonaldHeiner)和认知心理学家的著作影响，我认为作为经济代理人，政府公共部门的政策制定者必须在异常繁杂的环境中作出决策，也就是说，这些经济代理人面对的情况超过了他们能以最优方式正确把握已知信息的能力，从而导致了一种政府的失灵，我想说明的是任何政策制定者在决策过程中都会面临认知的困难——不论是利他者还是自私自利者。无疑，在此我假定，欠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困难要多于发达国家，因为这一假设是基于落后国家的政府要比发达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一现实作出的，至少有一个原因是，欠发达国家的政府为了实现经济发展必须加以干预以帮助私营部门获取必须的技术。
2.经济发展、市场和政府失灵
作为经济学分支的发展经济学发端于20世纪40年代。发展经济学并不是经济学的正式组成部分，而是基于一种实用的目标和欠发达国家制定政策的建议，以及主张欠发达国家政府应该在经济发展中扮演更为积极的作用的政策思想。这一关于政府作用理念也是在当时经济学潮流影响下形成的，如解决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问题的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措施、苏联20世纪30年代工业化发展的经验、以及战后初期促进下德国和其他西欧国家战争损毁经济迅速复兴的“马歇尔计划”的政策经验。
然而，积极的政府干预主义并不是发展经济学惟一特征。事实上，发展经济学至今几十年的发展中，对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在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和改变落后状况中的孰优孰劣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和分歧。在争论中，主张发挥政府积极干预作用的学者主要从市场失灵的角度运用相应的模型探讨了诸多市场失灵的案例，从而强调市场机制在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不可行性。而推崇自由市场的学者则从另一角度分析了政府失灵的各种案例，认为欠发达国家政府诸多不合理的构想以及阻碍生产的政策手段会传导性地带来资源配置的浪费。
这种学理的争论一直延续至今，双方各执一词，似乎到现在也难以看出哪一方能在争论中获取优势。这种永无休止的争论在玛瑞娜·戴塔－考德哈理(Mrinal Datta-Chaudhuri)的著作中得到了回应，在书中她写到，“即使绝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其实无论有没有政府干预，落后国家的大部分经济）一直表现相当糟糕的诸多案例摆在那里，这些关于市场失灵的分析结论也不会消失，一旦出现改善市场结果的空间，力图寻求矫正市场结果的研究就会重新提出来。一些主张‘政府失灵论’也对市场失灵的意义心存疑虑，而其他人则对政府在经济中采取行动的能力表示怀疑，但是所有这些观点似乎都没能对印度这样欠发达国家20世纪上半期在非干预的殖民政府统治下没有发展起来的事实给予解释”（1990，第25页）。
3.新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的必要
发展经济学在20世纪40、50年代所讨论的市场失灵问题的范围非常有限，仅局限在投资决策相关的领域内，正是这种对欠发达国家市场失灵问题认识的局限，导致了过分强调投资计划的重要性，而且认为如果实物资本能够到位，欠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落后问题就能应韧而解的乐观想法。
欠发达国家随后的研究和推动发展的经验，促使对其他市场严重失灵问题有了不同的认识。在这些“新的”市场失灵中有些是与欠发达国家的“植入”能力联系在一起，这种市场失灵是由学习过程的各个方面欠缺所造成的，而这种学习过程对那些极力推动经济发展，以及希望政府发挥更为重要作用的发展国家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作为过程的发展需要各种各样必要的实用技能，而这些实用技能的获得，在欠发达国家没有政府的直接介入是无法实现的，这些技术包括如何操作新的生产设备的技术、如何引进降低成本(cost-reducing)提高质量(quality-improving)的创新技术，以及如何迅速转变混合生产(produce-mix)以适应变化的环境的新技术。
当然，尽管市场存在诸多的失灵问题，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得出不需要市场的结论，相反，应该看到，由于在资源配置中，市场所具有的能够为把资源浪费减少到最低限度提供各种必要的规则而非常有用。然而，既然市场所需要制度变革并不能必然自动地形成，因此就需要国家为市场制度提供必须的推动力和必要的制度支撑。
成功的经济发展要求有一套防止有用资源浪费的激励制度，作为一种组织系统的市场，需要形成一套这样激励制度。但是，在欠发达国家，为了促使经济主体行为更为有效发挥，积极的政府需要强化市场制度的作用，同时，也需要一个积极的政府，在市场信号不能有效引导经济主体按照要求行动的情况下，以创建一种合适的非市场制度支持经济的发展。
上述欠发达国家中的政府作用是以这些政府有能力采取正确的经济行动而避免错误做法的假设为前提的，但这些政府在实际中确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把这一问题划分为了个部分，首先，政府是否在主观意愿上选择正确行动而避免错误行动？其次，即使有此主观意愿，但政府是否有能力实施这一意愿？
从政府行为过程来看，总会有一部分官员会本着无私意愿考虑公众利益，而另一些自私的官员则会像私营部门人员一样选择自己的利益取向，这些利己的官员更多考虑自己的任职时间、提升以及能否再度当选，甚至通过腐败谋取自己的利益。显而易见，某些官员这种行为会导致政府无法选择正确行为过程而导致政府失灵，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政府的失灵。即使作为个人的公职人员会本着无私的愿望并希望正确行事，但他们也许会因为没有相应的能力而选择正确行为过程，因为他们可能并不清楚如何把握正确的行为过程，本文所关注的正是这一类型的政府失灵。
4.作为认知不一致的政府失灵
上文指出的政府官员无私意愿下所造成的政府失灵问题类型涉及到认知心理学提出的认识不一致概念。认知心理学家讨论了许多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对问题领悟的认知简化过程，这些理论对政府官员在可能的情况下制定决策中信息的获取过程以及可获取信息类型的过程都具有一定的影响，有诸多行为过程对决策制定过程（指公务员的情况）信息投入总量具有限制作用（参见Hosseini,1997,183-189页）。其中有些简化过程罗列如下：
(1)先验性的假设偏好
这种先验性假设偏好的情况一般发生于对周边形势持先验性信念（这种情况一般指欠发达国家经济形势面临的困境）而导致忽视不利信息或曲解信息时。从莱维(Levine 1971)、普瑞特(Pruitt 1961)和维森(Wason 1960)等人的研究资料来看，我们认为，那些对于某些变量之间关系形成了错误信念的公职官员和他们的经济顾问们仍倾向于在那些信念基础上做决策，即使很多次试验充分证明了他们是错误的。根据他们的研究，这些个体倾向于使用与假设相一致的信息而非否定假设的信息(See Hosseini,1997,185页）。根据Kozielecki(1981)所做的研究，决策制定者高估了确认假设的信息价值却低估了否定假设的信息(See Hosseini,1997)价值。由于发展计划中的许多经济决策建立在空想的基础之上，先期假设在欠发达国家是真实的。
(2)调整和固化
根据Tversky和Kahneman(1974)，对于决策的关键性变量的初始判断和评价是作为一种稳态，极少会根据新的信息作出初始估计所要求的调整。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决策制定者并不利用可获取的信息。换句话说，对价值的最后评估偏向于最初的评估。在落后国家，当原来的领导人倾向于留职时，这种情况就必然发生。当它发生时，必然就会导致政府失灵。
(3)强化约束
欠发达国家的领导者，为了延长他们的在职时间，也许会致力于弱化关于行为过程的先期约束与约束结果的延续甚至增强的信息的负面影响。这种认知的不协调，影响着欠发达国家的领导者，将明显地会导致政府失灵。它最初是由Staw和罗斯(Ross)在1978年提出的。
(4)类推证明
欠发达国家的另一种政府失灵源于较简单的情况（例如不切实际的发展模型）与复杂的战略性问题（发展问题大多属于这种问题）类比的应用。这种简化过程有助于减少对于环境（发展过程中）认识的不确定性。根据Charles Schwent，“通过类推证明在产生问题的创造性结论上是很有效的。然而，在包含着许多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战略性决策中，这种简单类推的使用可能将决策制定者误导入一种对于环境的过分简单化的观点。”（1984,118页）
5.源于C-D差距的影响的政府失灵
经济学中的标准选择理论尝试着通过比较经济代理人的能力和做出最优选择的困难来解释经济代理人的行为。为了达到理论解释的目的，这一思想假设经济代理人的能力和我们所要解决的决策问题的困难之间不存在差距。这种方法，即使应用于善意的政策制定者和他们善意的经济顾问们的案例上，也将忽略其中工作的本质特征，政策制定者做出正确决策的能力以及系统接受变化的空间。当被应用于负责欠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的经济代理人行为时，标准选择理论忽略了那些国家的政策制定者的行为方面和合适行为所需的制度与组织参数。
这种行为在Ronard Heiner1983年（Heiner,1983,560-575页）首先创建并在随后的论文（Hosseini,1997,181-189页）中进一步加以完善的模型的基础上能够得到最好的解释。这类分析表明存在着一种与政府代理人主观问题相关的政府失灵。在Heiner1983年的论文中，他创建了一个以做出最优决策的个人能力与决策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之间存在差距为假设的预期模型，这个差距被他称为C-D差距。根据这一模型，经济代理人（指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代理人及他们的经济顾问）必须经常在复杂的环境下，即问题（指为贫穷和落后寻找解决之道的情况）的棘手程度和可获取信息的复杂性超过了他们正确解释这条信息的能力时做出决策。C-D差距给决策的制定过程带来了不确定性。
随着C-D差距的拉大，做出合理决策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加。为了避免这种不确定性，政策制定者和他们的顾问们对新信息的反映越来越勉强，而是倾向于较易为他们控制的政府管辖行为。这必然是一个政府失灵的案例且很容易被关于认知不协调的文献中提供的证据所支撑。例如，根据D.Michael，当环境的不确定性不能通过组织行为减小到最低时，管理者们（那些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和他们的顾问们）可能会改变他们对环境（发展过程中做所面临的问题）的感知使它表现的更为确定(Michael,1973)。对他来说，这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关于一个重要决策（指一个发展计划）不确定性的心理状态是很痛苦的。
根据Heiner，由于经济代理人（这里指政策制定者）一方面相互影响，一方面与其他周围环境相互影响。他们对于环境和复杂性（例如能力）的理解经历了进化的变更，带来C-D差距的缩小。尽管他们缩小了C-D的差距，但是在一些案例中这些变化并不能充分地引导可能影响代理人（这里指政策制定者）表现的行为变化。然而在另一些案例中，这些进化的调整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一种行为的突变和一种新的向另一方向的持续变动。在Heiner论述C-D差距的早期著作中，他试图证明代理人的能力（这里指落后国家的政策制定者）相对于他们决策问题的难度，以便他们在先前获取的信息变化的形势下总是能作出最优反应，可能是不足够的。这种说法也能在认知不协调的论著讨论的各种简化过程中得到证明。
6.一个简单的C-D差距模型——总结性评论
在Heiner最初的证明基础上，我们能够创建一个简单的上述导致政府失灵的主观问题的模型。在那个模型中，发展政策的工作的不确定性将通过政府官员的主观能力P，和落后环境的复杂性e得以描述。这种不确定性与复杂性正相关，与主观能力负相关。
政策制定者会做出或对或错的发展决策。假设做出正确决策的概率记为r(u)，作出错误决策的概率表示为w(u)。当然，这些并不为负责发展项目的个体政府官员所知。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对于一个难以区分政策选择的对误以及一旦实行成功的可能性的环境来说是有益的。
不确定性的存在提高了w减少了r。如果政策制定者寻求正确的选择，那么这一正确选择的获益将为g(e)。如果作了错误的政策决定，因其产生的损失将是L(e)。这里的(e)是促使掌控发展政策的公职官员们作出“正确”决策的变量的向量。用H(e)表示在正确的时机对一个政策的行为过程做出决定的概率，用1-H(e)表示这一行为过程的错误时间的概率，然后，在Heiner最初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写成：
R(P,e)=r[u(P,e)]/w[u(P,e)]>[L(e)/g(e)][(1-H(e)/H(e)]=T(e)
根据Heiner，不等式的左边可以被称为可靠比。这个比率描述的是做出正确决策的可能性，即做出的决策也许会产生成功的经济发展成果，与作出错误选择的可能性之比。
根据Heiner，不等式的右边可以被称为容许偏差限制。这个限制描述的是绝对的预期成本与绝对预期收入之比的一个较低界限。这个完整的不等式可以被解释为选择一个行为的实际的可靠性与容许偏差限制要求的最小可靠性之间的比较。
随着决定变得越大胆（例如，随着T(e)的增加），政策制定者应该保证政策的行为过程的益处是巨大的（例如，R值很大）。然而，随着不确定性的延续，政策制定者发现认识到正确的行为过程的难度愈来愈大。换句话说，随着不确定性的增加，政府失灵的机会也会增多。为解决这种情况，政府官员将选择简单的方法。如Heiner所说，“更大的不确定性将会引起治理行为逐渐地展现可预期的规律性，以至于不确定性变成了可预期行为的基本来源。”（1983,570页）
在这个模型中，不确定度是能力—难度差距的一个函数。如果C-D差距缩小，不确定性增加，产生更多的政府失灵。这个差距的能力方面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它依赖于发展经济学家们说服政治领导者采取兼具正确性与可行性的发展计划的能力；它会受参与到计划实施层面的代理人们做出安排的明确度影响；它依赖于政府执行发展计划的制度空间；它会为发展计划的长度所影响；并且，先于这些，它也受到这个国家为向政治领导者提出合理政策建议所必须进行的经济金融分析的制度空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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