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制度文明建设理论的精华之篇——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1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明建设论文,周年论文,理论论文,制度论文,精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同志1992年春天《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公开发表已经10周年，这篇谈话同他在改革开放前夜发表的著名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被并称为两篇理论宣言书。笔者重读谈话，细察其25个自然段，几乎每一段都涉及到制度及相关问题，不能不说这是邓小平制度文明建设理论的辉煌篇章与精华所在。联系邓小平此前的有关论述特别是谈话文本本身的制度文明建设理论遗产，也联系江泽民同志对这一理论的若干发挥或发展，笔者从六个方面来加以领悟与阐明。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思想对我国新世纪的制度文明建设，对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都会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一、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谈到具体制度与规章制度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以下简称谈话）中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坚持“一个中心”就是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把物质文明建设搞上去。坚持“两个基本点”都是从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着眼，其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基本点，是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制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及按劳分配这种占主导地位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两项基本政治制度，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则具有制度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二重属性，一是坚持它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文化制度，二是坚持它又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思想建设的主导内容，并以此去指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教育、科学、文化、道德等建设。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曾指出：“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坚持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则是我们党提出的新东西，其中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它是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对社会主义具体制度的变革与创新，也包括相应的规章制度的变革与创新，而对外开放是同四项基本原则一并写进现行宪法的一项基本外交制度，是同写进现行宪法的独立自主这一项基本外交制度相对应的，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制度也不是新东西，它“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对外开放则是我们党提出的新东西。这几项对内对外基本的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的内容，动摇不得。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这分明是对我国从经济到外交等一系列具体制度即体制与规章制度的变革与创新成就的全方位肯定。当然，正如谈话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把“两个基本点”的内在统一关系讲得很全面了。需要强调指明的是，社会主义具体制度虽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在基本制度这个层次上具有本质区别，而在一些具体制度或规章制度上不是处处都存在本质区别。譬如在经济制度这个类型上，邓小平认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表明，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是具体经济制度，是中性制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运用，至于经济类型中的规章制度更是中性制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不同国家与地区，都得遵守与运用其统一制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即“游戏规则”。
二、从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谈到基本目标
谈话指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无疑，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革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是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革直接面对的领域毕竟是社会制度，因而二者是制度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区别在于革命是基本制度建设的基本途径，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社会革命就是废除半殖民地制度、半封建制度、官僚资本主义制度这些基本制度，通过社会革命这个基本途径来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则是通过社会改革这个基本途径来变革与创新社会主义具体制度及规章制度。如果说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的内在的基本途径的话，那么对外开放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的外在的基本途径。作为外在的基本途径的对外开放，实质上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具体制度及规章制度这三个层次的建设上都发生过作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的过程，首先就是从外国学来的，从德国的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学来了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理论，从俄国—苏联的列宁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的实践中，学会了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具体制度与规章制度当初也是照搬照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方面反对在基本制度上搞“全盘西化”，另一方面又恰当借鉴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的某些具体制度与规章制度。谈话认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我想，这个“一切文明成果”应当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中能为我所用的文明成果。这个外在的基本途径的作用在于能促使“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那么要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近期基本目标是什么呢？谈话作出了一个战略性部署：“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这里的“一整套”是从全方位整体化的目标要求来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而言，它一方面是指制度体系中的一系列类型，即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科技制度、教育制度、文化制度、军事制度、外交制度等制度类型，另一方面是指每一个类型的制度又都存在着多个层次，即基本制度（或根本制度），具体制度、规章制度这三个制度层次；这里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从质量目标要求来建立一整套不断完善优化、不断稳定成型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而言的；这里的“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是从时间目标要求而言的，即是从1992年至中国共产党建立100周年前后，要努力在中国建立起一整套有自己特色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而言的。从这个整体性、质量性、时间性的目标来看，制度文明建设的任务十分紧迫，因而必须加大力度。
三、从社会主义的先富后富制度谈到共同富裕制度
谈话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主要是从经济方面特别是经济制度而言的，马克思主义是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最本质的要求与最根本的任务，正如谈话所说，“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然而，社会主义的本质只能从社会基本制度结构中来加以界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这是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经济制度与经济本质，这是实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制度的根本前提与可靠保证。当然，经济上的“两极分化”不完全是由基本经济制度造成的，它还有自然与人的状况、历史与现实的生产力状况造成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缘由，因而为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必须有一个战略性、步骤性的经济制度安排。谈话就此精辟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曾初步提出这个构想：“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谈话进一步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他之所以满怀信心，是因为在谈话中又对此作出了两项制度安排，即“解放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锐，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办法之二是发达地区通过“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当然，谈话认为，太早实行这些办法也不行，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并认为什么时候在什么基础上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进行研究。谈话曾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并认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10年过后的今天，我国在世纪之交基本达到小康，党和国家适时制定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与此相联的各项制度安排已经或正在出台，发达地区多交点利税和向不发达地区转让技术等制度安排也将或先或后地提上议事日程，我国各地区各民族人民一定会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共同繁荣之路。
四、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统一谈到制度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
谈到制度文明建设的核心，首先存在主体上的核心。邓小平一向认为党是制度文明建设的领导核心或上层核心，人民群众是制度文明建设前线的核心或基层核心。此外，制度文明建设还存在客体上的核心，这就是国家政体及其军队与其他物质设施，这是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成就的核心力量。谈话认为，“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再次，制度文明建设的核心还表现在民主与法制相统一的内容以及运用机制上。谈话对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释义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说明人民民主专政是民主与法制的统一。联系他的第一篇理论宣言书，那时就已把民主与法制的统一说得够清楚了。他说：“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就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各种必要的法律……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谈到惩治各种犯罪活动包括治理腐败时，进一步强调了法制建设的核心作用，认为“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各种类型、各个层次的制度，都是通过广大人民广泛的民主议论和人民代表集中的民主讨论来审定通过，并以法律形式确立，又以民主与法制相统一的机制作保障来贯彻运行，因而民主与法制这两个方面的统一是制度文明建设的整合性的核心。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这实质上是抓住了制度文明建设的核心所在，因而能成为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迫切要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五、从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的特点谈到德才兼备的人才保证
首先，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具有长期性的特点。谈话郑重提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前面对谈话关于制度文明的基本目标的引述，只是初级阶段在近期的基本目标，初级阶段至少要经历100年，往后还有中级阶段与高级阶段，那时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实践仍然要求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地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这正像恩格斯早已指明：“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其次，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具有同异质制度发生对抗性的特点。由于人们所持的世界观、方法论、历史观的不同，在对待某种社会制度上的价值取向也就不同。在我国内部总有少数人向往资本主义制度，主张“全盘西化”，存在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谋图，在国际上有反华反社会主义制度的势力，总想通过和平演变的途径来让资本主义制度取而代之。这就表明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谁战胜谁的斗争与对抗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在国内外将要长期围绕捍卫社会主义制度而适时适度地展开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其三，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具有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特点。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同自身建设的长期性与同异质制度的对抗性的特点相联系，在同一过程中，又具有总的方向的前进性与具体道路的曲折性相统一的特点。谈话对此有一段高瞻远瞩的概括：“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谈话还提醒全党：“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骓。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那么，我们面对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的上述特点、形势与任务，如何避免像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那种严重曲折，如何避免像我国“文化大革命”这种政治内乱和1989年式的“政治风波”，以及如何避免可能发生的其它小曲折，如何才能保证我们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路线和基本路线、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使我们的党和国家能够长治久安呢？谈话对此强调指明：“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谈话接着展开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
六、从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重在创新谈到得失成败的判断标准
在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建设领域，无论是不同类型还是不同层次，都存在着一个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的课题，一个好课题，关键在于创新。评价一个课题的得失则要有个科学判断标准。谈话通篇是创新之作，以制度创新为要。谈话在总结深圳直至各省改革开放的经验时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恐怕再有三十年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就更加定型化。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经验很多，从各省的报刊材料看，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好嘛，就是要有创造性。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在总结、展望、鼓励制度创新，鞭挞保守观念，批判“左”的思想。不仅如此，谈话本身有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思想，回答了一系列重大认识问题。譬如，“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谈话中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三资”企业等其他所有制经济是有益补充的思想，作出了重大发挥与发展。党的十五大报告宣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决定的。”这里一方面坚定不移地确立公有制为主体是现阶段最基本的经济制度，另一方面是把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由“有益补充论”提升到基本经济制度论，并堂堂正正地写进了199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这是党和国家在基本经济制度领域的一项重大创新。当然，在通过改革开放进行制度创新的过程中，既会有成功也会有失败或失误，包括某些地方或某些人借改革与创新等口号来摆花架子或瞎折腾，这就得拿出一个评价制度创新的得失成败的科学判断标准来。谈话就此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即“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党和国家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理由与根据之一，就是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只要掌握好这“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就可以既大胆又求实地进行制度创新。江泽民同志最近几年反复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他还提出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这实质上分别是与精神文明建设、制度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相对应或相近似的思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的“七一”讲话中，把这种思路同“三个代表”的思想结合在一起来阐明，他指出：“‘三个代表’要求，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今天，我们对一代伟人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10周年的最好纪念，或许可以说：就是要牢牢掌握“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全面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努力进行“三大创新”，全面促进“三个文明”建设的良性互动与快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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