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文成帝《南巡碑》所见拓跋职官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官论文,北魏论文,所见论文,拓跋论文,文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巡碑》是北魏文成帝于和平二年（公元461 年）南巡时所立的颂功碑，也是现存最早的北魏官方碑刻。有关该碑的详细报告已于去年发表（注：参见张庆捷《北魏文成帝〈南巡碑〉碑文考证》，《考古》1998年第4期。）。由于体例所限， 报告中未能对碑载职官展开研究。在该碑残存的280余位随从大臣的官号中，有不少鲜卑拓跋部官号， 如折纥真、斛洛真、羽真、内行内小、内行令、内三郎、内行内三郎、内阿干、内都幢将、内小幢将、三郎幢将、雅乐真幢将与贺浑吐略渥等，在《魏书·官氏志》皆不见记载。虽然有的官号也偶见于《魏书》诸卷，但多数官号从未见于史册。北魏前期官制世称不详，主要原因就是资料匮乏。如今有了这批珍贵资料，碑史相校互补，毫无疑问，对深入研究北魏前期官制及其渊源嬗变、特点，均有极重要作用。故不揣浅陋，勉力探讨，谬失疏漏之处，还望方家补正。
折纥真
“折纥真”在残碑中共见8个，均在爵位或姓氏之前， 可见这是一个从未见过的职官名称。为便于考证，将有关条文转录如下：
1.鹰扬将军北部折纥真宣道男泣利傉但
2.左卫将军南部折纥真单
子李敷
3.宣威将军主客折纥真俟文步六子
4.建威将军□□折纥真建德子独孤平城
5.游击将军内都坐折纥真曲梁子叱奴也
6.宣威将军折纥真直勤□
7.中都坐折纥真
8.外都坐折纥真
以上8条中，第5、6、7、8条因碑残而不完整。北魏前期， 鲜卑官职带“真”字者很多，《南齐书·魏虏传》叙拓跋职官，举事例曰：“国中呼内左右为‘直真’，外左右为‘乌矮真’，曹局文书吏为‘比德真’，檐衣人为‘朴大真’，带杖人为‘胡洛真’，通事人为‘乞万真’，守门人为‘可薄真’，伪台乘驿贱人为‘指竹真’，诸州乘驿人为‘咸真’，杀人者为‘契害真’，为主出受辞人为‘折溃真’，贵人作食人为‘附真’，三公贵人，通谓之‘羊真’。”这些官职，皆在词尾带一“真”字，碑文中的‘折纥真’，显然与上述“××真”相同，也是职官名称。
折纥真究竟是何官职？史传碑碣没有任何线索可导。检阅史籍，碑中所见折纥真诸人，唯“左卫将军南部折纥真平棘子李敷”有传。《魏书·李敷传》：“敷性谦恭，加有文学，高宗宠遇之，迁秘书下大夫，典章要切，加前军将军，赐爵平棘子。后兼录南部，迁散骑常侍、南部尚书，中书监，领内外秘书。”《北史·李敷传》记载与此大致相同。两书均未记“南部折纥真”一职，却将“左卫将军”误记为“前军将军”。由两书本传观其升迁过程，是先迁秘书下大夫，加前军将军，赐爵平棘子，“后兼录南部，迁散骑常侍、南部尚书”。但以之对照碑文，只见“左卫将军”之号和“平棘子”之爵，却无“散骑常侍”之职和“南部尚书”之职，说明此时他还不是散骑常侍和南部尚书，而是正处在“赐爵平棘子，后兼录南部”的阶段，在此阶段，由碑文知，他的具体职务是“南部折纥真”。
需特别注意的是，碑文所记为其和平二年三月之职，但至迟于同年五月，他就升为南部尚书。《魏书·高宗纪》：和平二年“五月癸未，诏南部尚书黄卢头、李敷等考课诸州”。由三月到五月，仅过两月，李敷便由“南部折纥真”迁为“南部尚书”，可证南部折纥真是仅次于南部尚书的一个要职。
该要职相当于汉族什么职务呢？由他先任秘书下大夫，后兼录南部分析，“折纥真”很可能相当于汉族“下大夫”或“大夫”之职。北魏前期，大夫是主持尚书省曹务的要官，《魏书·官氏志》：天兴二年（公元399年）三月，“分尚书三十六曹及诸外曹，凡置三百六十曹， 令大夫主之大夫各有属官，其有文簿，当曹敷奏，欲以省弹驳之烦。”虽然其后尚书省内部设置屡经变革，但大夫一直是其要职。“下大夫”不知何时设置，检之史书，下大夫同样也是尚书省要官，诸部曹或设下大夫，或置大夫，不见并置之例。从“下大夫”或“大夫”迁“尚书”的例子俯拾即是，如碑文中的“高都公慕容白曜”，就是由北部下大夫升为北部尚书的。《魏书·慕容白曜传》：“高宗即位，拜北部下大夫，袭爵，迁北部尚书。”《魏书·王嶷传》：“（王嶷）少以父任为中书学生，稍迁南部大夫。高祖初，出使巡察青、徐、兖、豫，抚慰新附，观省风俗。还，迁南部尚书。”
下大夫或大夫不独是南、北部要官，而且也是三都坐之下的要官，由下大夫升为三都坐大官的例子也有。如《魏书·沈文秀传》：“显祖重其节义，稍亦加礼之，拜为外都下大夫。太和三年。迁外都大官。”以上事例皆证明，下大夫或大夫是一个仅次于尚书或三都坐的重要职位。李敷三月还是南部折纥真，五月就成为南部尚书，参据上引下大夫或大夫升迁事例看，折纥真极可能就是下大夫或大夫，或者说相当于下大夫和大夫，这是仅次于尚书的要官，负责各部曹的具体事务。两者名称不同，疑由鲜汉两族称呼差异所致，或由以后曲笔掩饰所致。
也有这种可能，折纥真就是前引《南齐书·魏虏传》中的“折溃真”，两者有一字之差。“为主出受辞人为‘折溃真’”，何谓“为主出受辞人”？涵义甚为模糊。析其字词，“受”有“接受”与“授”之义，“辞”有“政教”、“王命”之义。《诗·大雅·板》：“辞之辑矣，民之洽矣。”郑玄笺：“辞，辞气，谓政教也。”高亨注：“辞指王朝政令之辞。”从这个意义上讲，“受辞”一词，便有接受承办君王政令之意。折纥真作为尚书之下的要官，职责就是主持办理部曹具体事务。由此联系推测，“折溃真”也可能就是“折纥真”。但这仅仅是推测，两者究竟是否一职，尚需新材料证实和更多的证据。
折纥真是鲜卑官职，鲜卑官职有否品级，史载不详，经查阅，在北魏前期，不见鲜卑官职与官品有直接联系的记载。然而据《魏书·官氏志》载“天兴元年十一月，诏吏部郎邓渊典官制、立爵品”这种全面制定、实行官职等级的情况分析，不可能把鲜卑官员排除在外。有一点毫无疑问，鲜卑官职也存在等级高下之分，与汉族官号比较，虽然是两个系统，但彼此间一定有某种沟通、对应的方式，以便确定庞杂的鲜汉官号等级，实现官制统一。在北魏，这种沟通、对应的方式就是“比”。如《南齐书·魏虏传》叙述拓跋职官说：“又有俟惑懃地何，比尚书；莫堤，比刺史；郁若，比二千石；受别官比诸侯。”另在《魏书·官氏志》中，也存有大量“比”的例证，通过与汉族官员品阶“比”的方式，也就可知某鲜卑官职相当于几品官职。折纥真“比”的汉族官号，极可能就是前面考证的“下大夫”或“大夫”。据《官氏志》所载太和十七年（公元494年）颁行的《前职员令》，下大夫的品阶为正四品上阶。
将鲜卑官员与汉族官职品阶联系起来的方式，除“比”的方式外，还有一种间接方式，即依一人所任官、爵、品基本相当的原则，从该鲜卑官员所兼汉族官号、爵位两方面来考察。但问题远非如此简单，这种推断也并非十分准确，一是某人所兼官爵存在品阶不同之别，二是存在几人同任一种鲜卑官职，但相互所兼汉族官爵却有较大差异的情况。受这些客观因素制约，故这种推断的结果有时能集中于某一品阶，有时只能是个大致范围。
从碑中所见众折纥真所兼诸汉族官号考察，有鹰扬将军、左卫将军、宣威将军、建威将军、游击将军等，据《前职员令》，鹰扬为五品上阶，左卫为从二品上阶，宣威为六品上阶，建威为四品中阶。游击将军在《前职员令》中不见，在《后职员令》中，规定为四品上阶。再从爵位看，8位折纥真中有4人带爵位，3人为子爵，1人为男爵。北魏前期爵也有品，依天赐元年有关规定，子爵为四品。当时男爵被废除。综合官爵两方面看，折纥真的品阶当在从二品上阶至六品上阶之间，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差别，可能和折纥真本人的功劳、门第、爵位、兼官及所在部曹轻重与否有关。
碑文所记8位折纥真，明确在何部曹供职的有6位，其分别为北部、南部、主客、内都坐、中都坐、外都坐，另两个不详。以上情况表明，一个部门只见一个折纥真，这与一部门并置数位尚书的情况相比，显然是非常特殊的。令人奇怪的是，从碑中考订殿中尚书有4位， 殿中给事有6位，却不见一个殿中折纥真，同样，有1个驾部尚书，2个驾部给事，却不见有驾部折纥真，颇使人怀疑，这两部是否有折纥真，这又提出一个问题，是否各部曹都设有折纥真？由于不见这方面的资料，此问题不得不暂付阙疑。
斛洛真
在《南巡碑》碑阴官爵姓名第六列和第七列中，清楚可识的“斛洛真”有8个，另有3个不完整，只残存“鹰扬将军斛”或“宣威将军斛”。根据8个清楚完整的“斛洛真”，可推断这3个也是“斛洛真”，今将11个带“斛洛真”之条录兹。
1.鹰扬将军斛
2.鹰扬将军斛
3.宣威将军斛
4.威□将军斛洛真
5.斛洛真□□
6.斛洛真□叱
7.斛洛真紽纥□
8.宣威将军斛洛真
9.斛洛真[
]直
10.斛洛真□贺赖内□□
11.斛洛真□□□
可以肯定，“斛洛真”不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姓名，而是游牧民族的一种职官。尽管《魏书》、《北史》中不载此职，且无蛛丝马迹可寻，然而在《南齐书·魏虏传》中却有其踪影。前面在考证“折纥真”一职时已谈到，在《魏虏传》内，记录有许多词尾带“真”字的拓跋官号，如“直真”、“乌矮真”、“比德真”、“朴大真”、“胡洛真”、“乞万真”、“可薄真”、“拂竹真”、“咸真”、“契害真”、“折溃真”、“附真”、“羊真”等，并且笼统地提到了这些人的职责。这些“真”，有可能即是“人”的意思，某某真，就是职掌某方面事物的人。这是拓跋族社会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及其职官相应具有原始性和简单性的自然表现。
《魏虏传》所载拓跋部诸官号中，内有“胡洛真”一职，与“斛洛真”相比，读音相同，仅第一字不同，一为“胡”，一为“斛”，显然，这是传译过程中造成的错误，这种错误，在当时北名南译过程中并不乏见。无疑，“胡洛真”就是“斛洛真”。其职责在《魏虏传》中说得也很清楚，其云：“带杖人为‘胡洛真’”。何谓“带杖人”呢？首先需弄清“杖”的涵义。古代，仗是矛、剑、戟等兵器的总称，《吕氏春秋·贵卒》：“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汉书·西域传》：“（乌弋）以金银饰杖。”颜师古注：“杖谓所持兵器也。”《宋书·孝武帝纪》：“远近贩鬻米粟者，……其以仗自防，悉勿禁。”《魏书·来大千传》：“世祖践祚，与襄城公卢鲁元等七人俱为常侍，持杖侍卫，昼夜不离左右。”《北齐书·神武帝纪》：“孙腾带杖入省，擅杀御史。”综合上述事例，可见所谓“带杖人”，应是携带兵刃之人；所谓“斛洛真”，即为一种侍卫武官。皇帝周围带兵器的人很多，这里单单说“带杖人”，说明这是一种与内三郎身份不同的人，从碑文官爵排列顺序看，其在内三郎之后，地位显然要比内三郎低，很可能是与皇帝出巡和礼仪性场合有关的兼有护卫皇帝任务的仪仗队官员。
斛洛真的品阶史碑均无记载，据碑文看，有两个兼将军号者，一个兼“威□将军”，一个兼“宣威将军”，前者有残缺，难以认定。后者在太和《前职员令》中的品阶为六品上阶，依照兼官品阶基本相当的原则，“宣威将军”既为六品上阶，斛洛真的地位也当与此相当或者差不多。
斛洛真的长官是“斛洛真军将”，“斛洛真军将”一职见于碑阴从臣官爵姓氏的第三列，原文是“明威将军斛洛真军将内三郎万忸于忿提”。仅此一例，从其排列位置及敦煌文书中所见“军将”身份看，他无疑是“斛洛真”的长官。其品阶，据其所兼将军号品阶考察，“明威将军”在《前职员令》中为六品上阶，与“宣威将军”同级，并不比那些兼“宣威将军”的“斛洛真”品阶高，但与众“斛洛真”不同的是，“斛洛真军将”除兼将军号外，还任“内三郎”一职，这是众“斛洛真”所没有的。表明“斛洛真军将”虽然品级不是很高，但由于其兼职内三郎，是皇帝近身侍卫官，身份比一般“斛洛真”特殊，故能任“斛洛真军将”。
羽真
“羽真”一职在《南巡碑》阴面名列中共见2个， 一个是“六□将军羽真襄邑子吕河一西”，一个是“散骑常侍安南将军[尚]书羽真南郡公毛法仁”。“羽真”是何职官，史载不详。有人认为，羽真为领民酋长（注：严耀中：《北魏前期政治制度》第8章，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 年版。）。也有人认为，这即《南齐书·魏虏传》所记拓跋职官“乌矮真”（注：饶宗颐：《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北魏冯熙与敦煌写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但据资料看，两种意见均有可商榷之处。为便于分析，现将所见“羽真”资料转录如下：
碑志史文所见“羽真”一览表
姓名 职官爵位
出处
吕河一西 六□将军羽真襄邑子
《南巡碑》
毛法仁 散骑常侍安南将军尚书羽真南郡公 《南巡碑》
司马楚之使持节侍中镇西大将军府仪同三司扬州 《姬辰墓志》*
刺史羽真瑯瑘贞王
司马金龙使持节侍中镇西大将军朔州刺史羽真《姬辰墓志》
瑯瑘康王
冯熙 使持节侍中附马都尉羽真太师监领秘书 《六朝写经集》**
事车骑大将军都督诸军启府洛州刺吏昌
梨王
冯诞 侍中仪曹尚书附马都尉征西大将军羽真
《冯季华墓志》
南平王
斛律信侯利大羽真孟都公
《北史·斛律金传》
怡宽 羽真长蛇公 《周书·怡峰传》
元连(元素)使持节侍中征西大将军都督河西诸军《元照墓志》
事内都坐大官羽真统万突镇都大将常
山王
元陵 羽真尚书冠军将军使持节吐京镇大都将《元平墓志》
元顺 散骑常侍内大羽真太尉公使持节车骑大《元夫人赵
将军冀州刺史光墓志》
奚干 内行羽真散骑常侍镇士将军云中镇大将 《奚智墓志》
娥清 羽真南平公使持节秦雍二州刺史仇池都督
《韩震墓志》
薛安都侍中都座大官大羽真河东康王《薛保兴墓志》
陆绍之曾祖大羽真南部尚书定州刺史酒泉公 《陆绍墓志》
董染 于(羽)真 《董穆墓志》
※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
※※ 见饶宗颐《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82页。又见《冯季华墓志》，见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以下表中只有墓志者，均见是书。
据以上16位任“羽真”者的资料分析，可得出几点认识。首先，羽真为一重要高官，从众人所兼其他职官看，多为一、二品，可证羽真的地位也相当高。其次，从任羽真者的爵位观察，多为王、公，由前面已叙爵品关系推析，也可旁证羽真确为高官。再次，任羽真者有汉人也有鲜卑族人，有鲜卑贵族也有拓跋宗室成员，不似领民酋长，也不似“乌矮真”。领民酋长所领民为部落之民，而从司马楚之父子的传记看，他们并没有率领过部落之民，毛法仁也是如此。《魏书·毛法仁传》载其一生经历说：“修之在南有四子，唯子法仁入国。高宗初，为金部尚书，袭爵。后转殿中尚书，加散骑常侍……和平六年卒。”也不见曾率部落之民的记载，冯熙父子亦无率领部落之民的经历，因此，“羽真”为领民酋长之说，恐难成立。对照前面16位任羽真者的情况分析，羽真也不像是《南齐书·魏虏传》中的“乌矮真”，《魏虏传》云：“外左右为‘乌矮真’。”照此解释，“外左右”当为宗室以外担任要职的人。但据前面表中所列16位羽真看，情况并非如此。任羽真者，也不乏宗室成员，如元素、元陵、元顺诸人，所以，推测“羽真”就是“乌矮真”，实在有些勉强，难以令人信从。
羽真究竟是何官职？就目前所见资料，还不易判定，仅能说，羽真是一大员，但究竟是中央大员，还是方面大员，也不好说。由前列诸位羽真看，羽真还有一般羽真、大羽真、内大羽真之别，这为探求羽真的职掌又增添几分困难。然而细分析表中诸位羽真，凡说某人任大羽真、内大羽真之文，皆为后人追记其祖先官职。相反，凡当时人记当时人官职，或子辈人记父辈人官职，如毛法仁、吕河一西、司马金龙、冯熙父子等人，均是只记羽真。单从历史可信度讲，显然是后者更可信，故不能不使人怀疑，羽真是否存在一般羽真、大羽真和内大羽真的区别。
羽真一职存在于北魏前期，《北史·斛律金传》：斛律金“高祖信侯利，魏道武时内附，位大羽真，赐爵孟都公”。可见道武帝时已有此职。另外，毛法仁、司马金龙、冯熙父子等为文成帝、献文帝和孝文帝时大臣，但《前职员令》中已无此职，说明至迟于太和十七年，羽真一职已从北魏官制中消失，存在了将近一百年。
内行内小与内行令
内行内小为内侍官员，在《南巡碑》阴刻内侍官之列，有21人任内行内小。按所见其他有关内行内小的资料，任此职者，年龄普遍较小，如《华州刺史丘哲墓志》记丘哲“七岁之年，擢为内行内小”（注：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268《丘哲墓志》， 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魏故使节镇西将军雍州刺史华阴庄伯墓志铭》也载杨播经历说：“君年十有五，举司州秀才，拜内小。”（注：杜宝仁、夏振英：《华阴潼关出土的北魏杨氏墓志考证》，《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5期。）这个“内小”，显系内行内小的简称。 《侯刚墓志》也说侯刚是“太和五年，文明太后调为内小”（注：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249《侯刚墓志》。）。侯刚卒于孝昌二年（公元526年），春秋六十一，倒推至太和五年（公元482年），他只有十七岁。
内行内小的职责为侍奉皇帝，具体又有文秘、厨师和其它分工。如《李宪墓志》记述李宪“年十有二，为秘书内小”（注：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292《李宪墓志》。）。 《封魔奴墓志》也载封魔奴“调为内行内小，任实闺帷，职惟文秘”（注：石永士等：《河北金石辑录》，《封魔奴墓志铭》，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第212页。）。《魏书·侯刚传》则载侯刚“少以善于鼎俎，进饪出入”。对照墓志，可知这时他正任内行内小。
《魏书》、《北史》中不见内行内小等级高低的具体记载，《南巡碑》载21个内行内小中，有20人仅有内行内小一职，从他们年龄普遍较小，任职文秘、厨师，又只有一职几方面分析，内行内小只是低级的内侍官员。21个内行内小中，惟独一人有“广威将军、建德子”的官爵，据《官氏志》，广威将军为四品下阶，建德子为子爵，也为四品。由于仅此一例，以他一人的兼官爵品推析其他内行内小的地位，似不合适，再说北魏前期有官爵世袭之制，颇疑此人的官爵与世袭有关，故不能把他作为推测标准。
从有关资料看，内行内小的记载都在北魏前期，太和十七年《前职员令》内已无此职，可见孝文帝全面推行汉化后，此职也被汉化。
在《南巡碑》中，还载有三个内行令，他们与内行内小一样，均在内侍官之列，他们是：
1.宁朔将军内行令永平子胡墨田
2.鹰扬将军内行令蔡阳男宿六斤阿□
3.内行令直勤□六孤
稽考史书，胡墨田不见记载，第三个因碑残名缺难以查找，唯第二个内行令宿六斤阿□经比较姓氏官爵，似为史传中的宿石。《魏书·宿石传》记云：“兴光中，迁侍御史，拜中垒将军，进爵蔡阳子，典宜官曹，迁内行令。”碑传互校，有同有异，相同之处是同任内行令，年代也相符，姓氏也对。众所周知，宿氏原为宿六斤氏，孝文帝改鲜卑复姓为单姓后，才变为宿氏。不同之处是，碑中记为“鹰扬将军、蔡阳男”，而传中记为“中垒将军、蔡阳子”，传中所记官爵的品阶均比碑中所记官爵的高。出现这种差异，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传中所记“拜中垒将军，进爵蔡阳子”恐是和平二年以后之事，后世史官不查，误记到兴光中。二是兴光中曾“拜中垒将军，进爵蔡阳子”，和平二年前又因过被降，衡量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性大一些，因此由碑传相同之处看，宿石和宿六斤阿□似是一人。
在《魏书》中，还载有几位内行令，如和天受，“初为内行令，太和六年，迁驽库曹下大夫”（注：《魏书·和天受传》。）。又如苟颓，“世祖至江，赐爵建德男，加宁远将军，还，迁奏事中散，典凉州作曹，迁内行令……”（注：《魏书·苟颓传》。）。再如王遇，“为中散，迁内行令、中曹给事中、加员外散骑常侍、右将军，赐爵富平子”（注：《魏书·王遇传》。）。
通过以上情况可见，任内行令者多有爵位。爵分子、男两种，也多兼将军号，有宁朔将军、鹰扬将军、宁远将军等。据《官氏志》，子爵为三品，男爵为四品；宁朔将军为四品上阶，鹰扬将军、宁远将军为五品上阶，由此推测，内行令应是相当于三品至五品的官职。
内行令是内侍之官，又多有兼官爵位，其中一人还是拓跋宗室成员，其地位显然比内行内小高。从碑文中内行令列在内行内小前后看，他们很可能是内行内小的长官。其存在的时间，由前引资料分析，当存在于北魏前期。
内三郎与内行内三郎
《南巡碑》中载有67位内三郎，其中48位兼将军号或其他官职，将军号有中坚将军、折冲将军、右将军、鹰扬将军、宁朔将军、骧威将军、轻车将军、宣威将军、前将军、明威将军、武□将军、奋威将军、后军将军、厉威将军、威烈将军、伏波将军、威寇将军、威虏将军、威武将军、广威将军、宁远将军、武毅将军、扬烈将军等，依《前职员令》，品阶最高者是从二品上阶的右将军和前将军，最低者为第六品下阶的武毅将军。其中15人有侯、子、男三种爵位。这些情况表明，内三郎同历代皇帝的卫队一样，品爵结构相当复杂。
官爵品阶悬殊甚大是内三郎的特点，究其原委，有出身、资历、功劳诸方面的原因，如《北史·来大千传》：来大千“永兴初袭爵，位中散。……迁内三郎、幢将，典宿卫禁旅。”这是任内三郎前已有官爵的例子。还有一些人，是在任内三郎后，由于勤劳王事，随征立功，才获得其它官爵。如《魏书·费于传》：费于“代人也，起家内三郎，世祖南伐，从驾至江，以宿卫之勤，除宁远将军，赐爵松阳男”。又如《魏书·豆代田传》：“豆代田，代人也，……以功迁内三郎。从付赫连昌，乘胜追贼，入其宫门，门闭，代田逾宫而出，世祖壮之，拜勇武将军。”其子豆求周即碑文中的“选部尚书、长广公豆连求周”。《魏书》本传记他“为内三郎，从驾到江，赐爵五等子”。可见他的爵位，也是靠任内三郎后所立军功获得的。以上事例有代表性地说明了内三郎中存在种种官爵悬殊的原因。
内三郎的职责是守卫宫廷，护驾出征，所以选拔内三郎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武功出众。如淮陵侯大头是因“善骑射，擢为内三郎”（注：《魏书·元大头传》。）。陈建“以善骑射擢为三郎”（注：《魏书·陈建传》。）。陆真也因“膂力过人，拜内三郎”（注：《魏书·陆真传》。）。他们都是靠武功起家，凭武功升迁的。
此外，内三郎的职责也决定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成员绝大多数为鲜卑族人。如碑文所见67位内三郎，汉族的仅有11人，鲜卑等北方游牧民族的有52人，余4人不详。值得注意的是，内三郎中还有8位“直勤（拓跋宗室成员）”，其余多为斛律、独孤、拔烈兰、达奚、素和、步六孤、袁纥、侯莫陈、叱罗、契胡、丘目陵等大族子弟，充分表明了内三郎的重要性和特殊地位。
内三郎之职在北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在道武帝拓跋珪建国之初，已有内三郎。《魏书·官氏志》：“太祖登国元年，……是年置都统长，又置幢将及外朝大人官，其都统长领殿内之兵，直王宫；幢将员六人，主三郎卫士；直宿禁中者，自侍中已下中散已上皆统之。”“三郎卫士”即“内三郎”。内三郎在北魏太宗、世祖、高祖朝也屡见记载，直到孝文帝执政前期依然存在。《魏书·娄提传》：“娄提，代人也。显祖时为内三郎，显祖暴崩，提谓人曰：‘圣主升遐，安用活为！’遂引佩刀自刺，几至于死。”另《南齐书·魏虏传》也载，南齐建武二年（北魏太和十九年），双方交战，北魏孝文帝出征，“军中有黑毡行殿，容二十人坐，辇边皆三郎曷刺真”。这里的“三郎曷刺真”，负责护卫皇帝，显然是内三郎的异称，可证内三郎依然存在，孝文帝以后，再不见有内三郎的记载，说明此后它才逐步消失。
碑文中还有“内行内三郎”一职，从碑文观查，它与内三郎的区别不仅是名称的不同，而且排列位置也不同，它在内侍官之列，内三郎在从臣之列，证明它同内行内小，内阿干一样，是内侍之官。此职在史籍和其他碑志中不见记载，在《南巡碑》中也仅见两例，一例是“内行内三郎高平国”，另一例是“内行内三郎段鱼阳”，两例均是既无将军号和其他兼官，也无爵位的。其位次在内阿干之后，内行内小之前，推析其品阶，也当介于两者之间。由于有关资料很少，其职责不详，似乎与内三郎相近，只是更贴近皇帝而已。或就是内三郎，入内当值者称“内行内三郎”，究竟如何，尚待新资料补证。
内阿干
“内阿干”一职乃拓跋官号，极为少见，《魏书》也仅在《元遵传》记载一例，云：常山王元遵“长子悉可陵，年十七，从世祖猎，遇一猛虎，陵遂空手搏之以献。世祖曰：‘汝才力绝人，当为国立事，勿如此也。’即拜内行阿干”，内阿干即内行阿干的简称。《宋书·鲜卑吐谷浑传》：“鲜卑呼兄为‘阿干。’”有学者据此推定，“内行阿干”也就是《魏书》中屡见记载为“内行长”（注：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内行阿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23页。）。 如《长孙头传》长孙头袭爵吴郡公，“高宗时，为中散，迁内行长，典龙牧曹，天安初卒”。《刘尼传》：高宗即位，“以尼为内行长，进爵建昌侯。”《苟颓传》：“父洛拔，内行长。”《山伟传》“其先代人，祖强，……从显祖猎方山，有两狐起于御前，诏强射之，百步内二狐俱获，位内行长。”《于劲传》：“世宗纳其女为后，封太原郡公。……劲弟天恩，位内行长，辽西太守。”内行长又有书记作“内入行长”，如《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十一年：“魏主轻山胡，日引数十骑登山临视之。白龙伏壮士十余处掩击之，魏主坠马，几为所擒。内入行长代人陈建以身扞之，大呼奋击，杀胡数人，身被十余创，魏主乃免。”“内入行长”在《魏书·陈建传》记作“内行长”，因此知“内阿干”、“内行阿干”、“内行长”、“内入行长”实为一职之异称。
在《南巡碑》所载众人中，有九人为内阿干，他们是：
1.中常侍宁南将军太子率更令内阿干南阳公张天度
2.宁[东]将军宰官内阿干魏昌男代伏云右子尼
3.[左]卫将军内阿干太子左卫帅安吴子乙旃阿奴
4.□□将军太子庶子内阿干晋安男盖娄太拔
5.扬烈将军内阿干阴陵男社利幡乃安
6.安北将军内阿干东平公是娄敕万斯
7.宁东将军内阿干[建]安男尉迟沓亦干
8.[散]□□□内阿干嘉宁男若干若周
9.库部内阿干□□库兰
内阿干的品爵、职责、存在时间等均不甚详，有必要在此材料基础上予以探索。首先，据碑文看，九位内阿干皆排在碑阴第一行，而这一行之尾清晰地注明“右五十一人内侍之官”，以下数行官名内再无内阿干，证明内阿干确属内侍之官。
其次，内阿干有地位高低之别，这由其兼任的文、武官号品级高低上可以得知，碑阴所见九名内阿干中，有六人分别兼有左卫将军、扬烈将军、安北将军、宁东将军和宁南将军诸将军号。还有二人兼文官号，一为太子庶子，一为散骑常侍，剩余一人单任“库部内阿干”。据《前职员令》，左卫将军品阶为从二品上阶，扬烈将军品阶为五品上阶，安北将军为二品下阶，宁东将军、宁南将军的品阶在诸史中不见记载，暂且不论。再考内阿干兼文官者，一人兼太子庶子，此职为从三品上阶。一人兼散骑常侍，此职为二品下阶。综合以上所考，可见内阿干兼官品阶均在二品下阶至五品上阶之间。参较《魏书》所载内行长兼官品阶，也未突破该范围。因此依照兼官品阶，推测内阿干的地位，一般约在二品至五品官之间。
又次，据内阿干的爵位也可推测其品阶，碑文所见9位内阿干，有2人为公爵，1人为子爵，5人为男爵，1人无爵。 北魏道武帝时有以爵授品的规定：王第一品，公第二品，侯第三品，子第四品（注：《魏书·官氏志》。）。伯爵和男爵被恢复后，爵品关系随之变化。至孝文帝太和年间，再次颁布了爵与品的规定：公第一品，侯第二品，伯第三品，子第四品，男第五品（注：《魏书·官氏志》。）。前列九位内阿干，八位有爵，分别为公、子、男三种爵位，依规定当在一品或二品至五品之间，同前面由兼官推品阶的结果相近，故可作为佐证，依照古代官品爵大多一致的规律，从另一角度证明内阿干的地位当介于二品官至五品官之间。
复次，再考察内阿干的职责。从碑文上看，九名内阿干中，七人单称内阿干，余二人一为“宰官内阿干”，一为“库部内阿干”，反映出内阿干也有分工的不同。单称内阿干者，可能不负责具体事务，内阿干前加具体部门名称的，可能是负责内廷此一部门的长官，如宰官内阿干和库部内阿干，显然是负责宰官曹和库部的。验之《魏书》等史籍，也是如此。如罗伊利为内行长，“领御食、羽猎诸曹事”（注：《魏书·罗伊利传》。）。薛虎子任内行长，“典奏诸曹事”（注：《魏书·薛虎子传》。）。这是负责内朝具体部门的内行长。单称内阿干者主要负责皇帝的安全，遇御驾亲征，他们便随驾作战。如可悉陵，任内行阿干，从世祖平凉州，由于作战勇猛，“拜都幢将”（注：《魏书·可悉陵传》。）。又如陈建，任内行长，征讨山胡时，为保护世祖，“身被十余创”。胡三省注此说：“内入行长，魏官也，盖选勇力之士，入直禁中，行长则其部帅也。”（注：《资治通鉴》卷一二二。）可见内阿干也是侍卫首领，但由于立功后才“拜都幢将”，又可见他是级别低于“都幢将”的侍卫首领。
最后，考察内阿干一职存在的时间。内阿干既然为拓跋官号，应出现较早，但考之史传碑铭，不见建国初期的记载。《魏书》所载内行长，多见于世祖和高宗朝。如陈建、可悉陵等上，是世祖时的内行长；刘尼、长孙头等人，是高宗时的内行长。碑文记载的九位内阿干，更是高宗时有大量内阿干的明证。在显祖朝及高祖朝前期，仍见有内行长的记载，如于天恩、乙肆虎等人，然而在太和十七年《前职员令》中已不见内行长之职，说明在此之前，内行长已随着汉化的浪潮被汉族官名替代。
从碑文所载内阿干数量看，内阿干可能无固定职数，系因人而置。另外，各种资料显示出，大多数内阿干由鲜卑族成员担任，从更深层次反映出鲜汉两族之间既融合又矛盾的情况。
内都幢将、内小幢将、三郎幢将与雅乐真幢将
带“幢将”的官号北魏前期很多，除《南巡碑》所见四种外，检之诸史，尚有羽林幢将、内幢将、宿卫幢将、虎贲幢将、都幢将和幢将等。关系不明，材料缺乏，今只考见于碑文者。
内都幢将在碑中仅一例，即“左卫将军内都幢将福禄子乙旃惠也拔”。此职也见于《后魏太尉于烈碑》，记于烈“初以功臣起家中散，转屯田给事，内都幢将，迁左卫将军”（注：《金石录》卷二一。）。考之本传，时“赐爵昌国子”（注：《魏书·于烈传》。）。《魏书·豆代田传》也云：豆代田随拓跋焘立功后，“改爵井陉侯，加散骑常侍、右卫将军，领内都幢将”。但三位内都幢将的爵位和将军号有所不同，二为子爵，一为侯爵，二为左卫将军，一为右卫将军。左、右卫将军是汉族禁军首领，由汉代南、北军演变而来，“皆常宿卫营兵”（注：《通典·职官十》。）。由二卫将军领内都幢将，显见两者之间必然有紧密联系。史籍中另有“内幢将”一职，疑为内都幢将之别称。如《魏书·来大千传》：“大千骁果，善骑射，为骑都尉。永兴初，袭爵（武原侯），迁中散，……迁为幢将，典宿卫禁旅。大千用法严明，上下齐肃。”可见内都幢将的职掌是“典宿卫禁旅”，与二卫将军的职掌基本相同。史籍还见“幢将”一职，也是禁军首领，而且是“主三郎卫士”的首领。《官氏志》登国元年（公元386年）条载：“是年置都统长， 又置幢将及外朝大人官。其都统长领殿内之兵，直王宫；幢将员六人，主三郎卫士，直宿禁中者，自侍中已下，中散已上，皆统之。”据其职掌观察，文中的“幢将”，极可能就是“内都幢将”。北魏禁军系统相当复杂，有的禁军由都统长、殿中尚书率领，有的由左、右卫将军率领，还有的由内都幢将率领。与皇帝最贴近的是内都幢将，由于负责禁中防卫，故不仅统率禁中之兵，而且连入值禁中的官员，“自侍中已下，中散已上，皆统之”（注：《魏书·官氏志》。）。这也是内都幢将职掌的特殊之处。
据《官氏志》，北魏早期内都幢将的职数为六人，但碑文中只见一人。从道武帝登国元年直至孝文帝太和初期，内都幢将作为禁军首领，一直存在。它被废于太和四年（公元480年），《官氏志》：“（太和）四年，省二部内都幢将。”由此以降，再不见任该职者。《魏书》中载张倏在孝文帝初期为“内都幢将”（注：《魏书·公孙表传》。）。当为太和四年之前的事情。
内都幢将的品阶史书不载，依据古代官员本职与兼职、爵位大致相等或相差不大的规律，对照内都幢将的兼官和爵位，能够基本了解内都幢将是相当于汉族多高品阶的官员。由前文已知，内都幢将有兼左、右卫将军者，在《前职员令》中，左卫将军为从二品上阶，右卫将军为从二品下阶。再据所见内都幢将的爵位分析，乙旃惠也拔、于烈为子爵，豆代田、来大千为侯爵，张倏为公爵，侯爵和公爵占多数。道武帝时，侯爵为三品，孝文帝时，其为二品（注：《魏书·官氏志》。）。不论从内都幢将兼官的品阶看，还是从内都幢将的爵品看，都在二、三品左右，且更接近于二品。因此可以说，内都幢将是相当于汉族二品左右的高级官员。
在碑阴第四列还载有三名内小幢将，他们是：
1.中坚将军库部内小幢将都
2.扬威将军内小幢将□
3.宣威将军内小幢
碑有残缺，三条都不全，但内小幢将一职却可确定无疑。该职在文献中不见记载，初次出现，而且是拓跋官号，故也很值得重视。该职的职责和隶属关系从碑文可窥知一二，就碑文看，该职前加一“内”字，可以肯定它是内朝官号。再就官职看，一个是“库部内小幢将”，两个是“内小幢将”，可知内小幢将并非集中于一个部门，职责相同，而是分散于内朝不同部门，职责也不相同，有的在库部任职，有的在其它部门任其它职务，与内阿干一样，有库部内阿干，有宰官内阿干，还有一般内阿干。将内小幢将所兼官职与内阿干的相比，显然内小幢将的要低，明白了这一层关系，再由库部既有内阿干又有内小幢将这种情况分析，两职又都是内朝官职，不难推知，库部内小幢将是库部内阿干的下属官员。同理，一般内小幢将也当是一般内阿干的下属官员。
内小幢将的品阶不是太高，碑中三个内小幢将皆加有将军号，一个加中坚将军，一个加扬威将军，一个加宣威将军。据《前职员令》，中坚将军和扬威将军系四品上阶，宣威将军系六品上阶，由此加官推析，内小幢将是拓跋魏的中级官员。
在碑阴所记从官中，还有十九位三郎幢将，全排在第五列。这十九位三郎幢将中，有九位加将军号，有十位仅任三郎幢将一职。前者加的将军号有宣威将军、陵江将军、折冲将军和鹰扬将军，这些将军中，陵江、折冲、鹰扬三将军的品阶据《前职员令》为五品上阶，宣威将军为六品上阶，因此可知，三郎幢将的级别并不高，只是中级官员。
三郎幢将在史书中也有零星记载，《魏书·楼安文传》记楼安文原为虎威将军，“后迁三郎幢将”。检《前职员令》，虎威将军为五品中阶。楼安文由虎威将军改为三郎幢将称之为“迁”，只能从两方面解释，或者是三郎幢将的地位高于虎威将军，或者是三郎幢将的地位比虎威将军更为重要，但不管怎样、仍可看出，三郎幢将只是拓跋族中级官员，与上面的推析正好互相印证。
从碑文所见三郎幢将及加官看，三郎幢将与内三郎一样，都是武职，其职责也当是保护皇帝，负责皇帝的安全。
但三郎幢将与内三郎是有区别的，一是有的内三郎的加官品阶与爵品都相当高，如右将军、前将军和侯爵、子爵等，反映出内三郎整体地位高于三郎幢将，二是内三郎是内朝官员，是皇帝的近身侍卫，而三郎幢将却未必是，有可能只是从外围负责皇帝的安全。
另从碑文残留姓名看，三郎幢将与内三郎一样，也是以游牧民族的人为其主体。
在碑阴第七列还有七位雅乐真幢将，该职在史文不见记载，此为初见。其中加将军号者四，仅为本职者三，所加将军号为前军将军、后军将军、宣威将军，据《前职员令》，前军将军和后军将军为从三品上阶，宣威将军为六品上阶，悬殊甚大，加宣威将军的雅乐真幢将还是一个“直勤”，即拓跋宗室子弟，反映出雅乐真幢将比较特殊，成员复杂。另由残存的五个雅乐真幢将的姓名观察，均为少数民族复姓，也表现出该职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由于有关资料和碑文所见信息过少，难以对其职掌、隶属关系等做详细考证。
贺浑吐略渥
贺浑吐略渥在《南巡碑》中有两个，一个是“威虏将军贺浑吐略渥和稽乞鱼提”，一个是“贺浑吐略渥厍狄□”，从其排列位置看，可知“贺深吐略渥”是一鲜卑职官，但由于可参考资料过少，对其地位、职掌、存在时间等作进一步探讨有较大困难，只能留待发现有关新资料后再来补充。
综合以上探讨，使我们对碑载拓跋职官的职掌、地位及北魏前期官制“华夷杂糅”（注：陈寅恪：《隋唐政治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页。）的情况有了较具体明确的认识，并且通过拓跋官员的普遍存在，证明在北魏前期官制中确实存在着汉族和鲜卑拓跋两个渊源和两个系统，两系统的职官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曾互相掺杂，长期共存，一起构成北魏前期官制的总体框架和主要特征。研究北魏官制，不能不充分了解这个特征，也只有充分了解这个特征，才能对拓跋官制汉化的演变难度和意义有更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