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逻辑构成、衔接机制和共进路径
徐婷婷
（中共六安市委党校 经济学教研室，安徽 六安 237000）
摘要： 实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举措。摆脱贫困是前提，振兴发展是保障。本文基于对实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逻辑分析，结合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耦合关联机制和衔接共生机制，从统筹落实好政策衔接和组织保障、协同推进产业扶贫与产业振兴、力求实现生态脱贫与生态振兴、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和动能提升等四个方面，探索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共进路径。
关键词：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三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聚焦我国农村贫困状态和前期减贫脱贫政策的实际效果，相继出台一系列减贫脱贫的方针政策，全面深入地推进脱贫攻坚，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新时代背景下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作为不同发展阶段所提出的战略部署，虽然在实施时间和任务分配上有所差异，但作为顺应城乡关系变化规律和化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关键举措，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之间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一个紧密联系、各有侧重、相互衔接的有机政策体系。
目前，学术界就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探讨，部分学者还就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如何做好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工作提出了对策建议，但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衔接路径的研究缺乏逻辑层面的分析及衔接机制的构建。在这种情况下，分析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历史逻辑，研究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关联机制和衔接共生机制，探索协同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统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逻辑构成
（一）理论逻辑：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
贫困是制约世界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主要因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贫困现象的原因和消除贫困的路径等方面对贫困问题做出了系统的阐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马克思反贫困思想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是一切贫困问题固有的根源；消除贫困必须要通过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来实现。为进一步利用马克思反贫困理论化解我国所存在的贫困问题，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相继开展了五次大规模的反贫困活动，实现了贫困人口在一定时期内的大幅度减少［1］。在乡村反贫困的工作实践中也滋生了一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主要体现为扶贫工作实践未能持续带动贫困群众脱贫，已脱贫群众返贫或现有生活生产条件下降的现象时有发生。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这种制度性交易成本又直接的表现为城乡差距和农村地区贫富差距的扩大。结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和规律，统筹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为确保我国实现 “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构建出契合发展需要的战略组合和政策支撑。
（二）现实逻辑：基层工作实践的现实需要
自2018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以来，全国各地结合地区发展现状，陆续印发相关落实方案。就如何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地区人口全部脱贫，中央到地方各级从指导思想、任务目标、工作要求等方面构建了明确的发展思路，从集中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强化到村到户到人的精准帮扶、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对策。但是，鉴于乡村振兴战略和脱贫攻坚所存在的目标差异性，以及乡村振兴战略在解决 “三农”问题上的更高要求，乡村振兴战略在具体落实上仍然存在困难与挑战。部分地区仍然局限于就乡村振兴论乡村振兴，就脱贫攻坚谈脱贫攻坚，忽视了二者有机结合的可能性。某些深度贫困地区，在脱贫问题尚未解决的前提下，开始以短、平、快的方式追求乡村振兴。部分贫困地区的特色小镇投资金额动辄数十亿元，但却因照搬异地模式、缺乏产业支撑等原因迅速陷入发展困境，追根溯源就就是没有从真正意义上理解乡村振兴的真正内涵及其与脱贫攻坚的关系。
（三）历史逻辑：党中央对 “三农”工作高度重视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一直探索着解决 “三农”问题的实践途径。从耕者有其田的实现到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从家庭联产承包制到 “三权分置”的改革、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到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三农”工作始终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接连出台21个涉及 “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这些文件是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支撑，也反映了我国探索和解决 “三农”问题的历史沿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统筹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集中体现了党中央对 “三农”工作的充分重视、对农村和农民怀有的深厚情谊。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既是中国共产党新农村战略在新时代的继承与延续，更是基于农业农村发展历史实践的创新与发展 ［3］。
二、构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
DGi的平均电压是通过处理本地的输出电压和相邻单元的输出电压而收敛到的平均电压。此法可对母线电压偏差进行补偿并提高系统可靠性,在多微电源存在的情况下,可以减少由下垂控制和不一致的线路电阻带来的电压偏差,使系统能够稳定运行。
（一）构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关联机制
2.乡村振兴是脱贫攻坚的动力与保障。脱贫攻坚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组织前提，而乡村振兴所规定的目标原则、实施规划如果贯彻执行到脱贫攻坚的具体实践中，所匹配的体制机制和物质资源也可为决胜脱贫攻坚提供充沛的物质保障。首先，乡村振兴有利于脱贫攻坚成果的提质和巩固和提升。新时期，我国基层扶贫模式已逐渐的由传统意义上的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性扶贫与保障性扶贫，扶贫工作更加注重在突出政策保障强度的同时，激发贫困人口的主体脱贫意识，提升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能力。乡村振兴战略所提出的 “产业兴旺”，通过产业布局的完善和产业链的延伸，可在产业发展上为脱贫攻坚提供持久动力。乡村振兴战略所提出的 “乡风文明”，借助乡风文化的塑造和教育资源的完善，可在精神风貌上为脱贫攻坚提供内生动能。乡村振兴战略所提出的 “治理有效”，借助治理体系的构建和组织保障的完善，可在治理能力上为脱贫攻坚提供可靠支撑。其次，乡村振兴有利于稳定脱贫长效运行机制的建立。伴随脱贫攻坚工作的深入推进，贫困问题逐步集中于深度贫困地区，自然资源贫瘠和基础设施薄弱加大了脱贫攻坚的难度和返贫回贫的风险，这也反映了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助力稳定脱贫长效运行机制的建立的现实必然性。乡村振兴通过政策制定、产业发展、人才培养、生态振兴等方式，进一步引导优质资源流向乡村，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激发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构建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
首先，要落实好政策衔接。我国在脱贫攻坚的实践中已经形成了系统完整的组织管理体制、督察考核机制和社会参与机制。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要统筹落实好政策之间的过渡衔接，将脱贫攻坚实践中形成的有效机制创新贯彻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例如，脱贫攻坚考核评估中引入了第三方专业评估，确保了脱贫攻坚质量的衡量标准。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中也可引入类似的考核督察机制，将乡村振兴的督察考核同地方各级综合考核相结合，最大程度上激发振兴的潜力和活力［8］。其次，要落实好组织保障。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培养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搭建优秀的基层党组织队伍，切实发挥农村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切实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在脱贫和振兴中的组织引领和组织振兴作用。最后，落实保障制度的优化改革。当前，我国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业农村的各项改革正在有序地推进。实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进一步找准制约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制度性因素，深化农业农村改革，促进城乡有效融合，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
2.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价值追求的契合性无论是立足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脱贫攻坚战略，还是着眼于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乡村振兴战略，都把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充分强调人民群众在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及推动社会变革等方面的作用，并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新时期，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根本要求。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要深刻认识到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深刻理解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认真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要始终满怀人民，不辞辛劳地为党和人民工作着，让广大农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新时代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所带来的福祉。
4.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主体参与的相似性。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主体参与的相似性主要体现在领导主体和参与主体两个方面。一是两大战略的领导主体上的一致性［6］。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一切制度优势、政治优势和组织力量，构建了五级书记抓扶贫的领导体制和中央统筹省负责市县抓落实的乡村振兴战略领导责任制。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在领导主体和管理机制上具有共通性，这反映了党中央对农业农村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对 “三农”工作的殷切期望。二是两大战略的参与主体多元化。在 “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的大扶贫格局下，脱贫攻坚的深入推进需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组织、社会群体、企业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同样需要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形成各方统筹、全面发力的格局。
1.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前提与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确保实现 “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解决占全国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中的贫困问题，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惠民利民的扶贫政策，对精准扶贫 “五个一批”进行了具体的工作部署，为新时代 “三农”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也为稳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方面，乡村的贫困直接制约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的贫困限制了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制约着乡村生产力的解放和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不利于乡村产业的集聚和发展。乡村的贫困还直接制约着乡村振兴总体要求的实现。乡村环境的改善因为贫困而缺乏资金支持，乡村文明的重塑因为贫困而缺乏精神支柱，乡村治理的推进因为贫困而缺乏行动自觉。另一方面，乡村的脱贫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创造有利条件。近些年来，各地结合地区实践开展脱贫攻坚，在改善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提升贫困地区发展能力、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等方面，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通过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得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得以改善；通过贫困地区特色化产业的发展，确保贫困地区人口收入的持续增加；通过贫困地区的大范围脱贫，使得乡村的整体面貌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7］。
3.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内容的一致性。作为解决 “三农”问题而提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在战略内容也上具有高度一致性：一方面体现为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要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取得农村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得以解决的目标任务。可以说，打好脱贫攻坚战直接关系着乡村振兴战略能否高质量的实施和高水平的推进 ［5］。另一方面体现为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同属于实施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国家重点战略，在政策制定和统筹安排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打好脱贫攻坚战要求我们协力推进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生态扶贫和健康扶贫等，着力加强对精准脱贫攻坚计划的支持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则要求我们要进一步振兴乡村产业、提升就业水平，强化生态保护、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梯度推进乡村振兴。
（二）构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衔接共生机制
本研究采用真假词识别和褒贬判断两个任务揭示了社群性和能动性信息加工过程的ERP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个体对社群性词语的识别和褒贬判断要快于能动性词汇。在词语识别任务中社群性词汇诱发的N400潜伏期较长，而两类词汇诱发的波幅大小没有差异；在褒贬判断任务中社群性词汇诱发的N400波幅较小，两类词汇诱发的潜伏期不存在差异。
1.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时间安排的重叠性。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农村贫困人口 “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城乡差距的日益加大，党的十九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相继出台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等文件，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理念、总体目标和实践路径作出了详细安排。2018年至2020年的三年时间是打好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叠期 ［4］。党中央作出这样的决策部署，就是要通过时间上的过渡来保证两大战略在战略目标上的高度统一、在战略实施上的稳步对接、在战略内容上的梯度升级。
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是我们党致力于解决 “三农”问题的重要部署，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工程。如何在认清新时期 “三农”工作的形势和任务的前提下，找准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战略之间的有效结合点？如何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互促共进，巩固脱贫攻坚的政策成果，实现稳定脱贫后的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挖掘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战略主要内涵的基础上把握两者耦合关联机制，在理解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战略关系的基础上探索两者衔接共生机制，推动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衔接。
三、探索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共进路径
（一）体制机制：落实好政策衔接和组织制度保障
何良诸跟随赵集，走到入井口，电罐停着。赵集推上电闸，带何良诸沉入井下。“咕咚”，老掉牙的电罐一颤，到底了，赵集拉开铁栅门，拧亮防爆灯，向西区走去。磕磕绊绊，走了很久，赵集推开一道风门，腐木“噗吃、噗吃”响。“你走头里。”赵集说。
（二）产业基础：协同推进产业扶贫与产业振兴
在脱贫攻坚实践中，产业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中坚力量，是贫困地区如期脱贫的主要手段。在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五大要求中，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保障。因此，协同推进产业扶贫与产业振兴，体现了新时期我国农业农村工作在产业层面的更高要求，必将为新时期乡村产业由弱变强、由小变大提供不竭动能。首先，要做好产业规划，实现协同发展。在设计产业发展规划时要充分认识到产业扶贫的短期性、直接性特点与产业振兴的长期性、持续性特点的显著差异。既要考虑脱贫致富的短期现实需求，也要关注产业振兴长远发展愿景。在汲取产业扶贫现有经验的基础上，做好产业规划，完善产业布局，实现产业扶贫与产业振兴的协同发展。其次，要促进产业融合，拓展产业形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以农业为基础，通过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新兴产业形态的挖掘等途径，进一步增加农民增收渠道、带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的构建打下坚实的产业基础。第三，要结合地区特征，发展特色产业。产业发展协同亦需考虑与地区契合问题，贫困地区应当根据本地资源禀赋、历史传统、种养殖习惯，利用生产加工技术的创新，优先发展农业特色化产业。最后，要加强政府统筹，激活市场潜力。未来，政府应该更多在资源配置、人才投入、市场监管等方面发挥引导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农业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乡村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2.2 开阔了参训医师的临床思维 作为妇幼专科医院医师，如果没有牢固的通科知识和技能基础，在实际工作中容易形成管状思维，甚至做出条件反射式的诊断，犯低级错误。如：见到腹痛就诊断宫外孕，忽视了其它阳性提示，过分依赖化验检查，发散思维不够，临床经验有限，造成漏诊或误诊。通过问卷调查，我院参训医生都认为最大的收获就是拓宽了诊治思路，培养了严密的循证医学思维和对检验检查结果的不盲目相信的能力，这对于妇幼专科医院的医师弥足珍贵。
（三）生态保护：实现生态脱贫与生态振兴
在贫困地区，生态环境脆弱与经济生活贫困往往是相伴相随的两个突出问题，全国14个连片贫困区大多是生态脆弱区或重点生态功能区。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我们把生态保护放在扶贫开发的优先位置，力求实现生态脱贫与生态振兴［8］。首先，要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都要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既要加强生态环境治理、改善人居环境，又要依靠独特资源、发展特色产业，走绿色减贫和绿色振兴之路。其次，要结合资源禀赋进行生态移民或发展生态产业。对生态环境较差的地区，应强化生态环境保护，适时进行生态移民以实现原居住区的生态修复；对于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应结合资源优势探索特色种养、绿色旅游、创意农业等发展路径，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生态振兴优势。最后，还要统筹推进生态扶贫和生态振兴。生态扶贫力求实现一段时期内贫困地区生态环境的优化和贫困群众生活现状的同步改善，而生态振兴不再局限一段时期内贫困地区受益于生态环境的优化给贫困群众带来的福祉，而是追求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增强。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业农村发展所要历经的一场持久革命。因而，乡村的发展必须统筹推进生态扶贫和生态振兴，协调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
（四）主体意识：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和动能提升
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战略，都要以乡村内生动力的培育为目标，构建独具特色的发展体系与功能布局，其中人才的培养是提升扶贫和振兴内生动力的、完善功能布局的关键所在。首先，要注重干部培养，实现人才有效衔接。在打好脱贫攻坚战的进程中，各级政府部门充分认识到干部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初步建立基层扶贫干部培养模式，并培养出一大批有作为、敢担当的优秀干部和人才。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起步阶段，要积极借鉴脱贫攻坚战中的干部培养模式，吸收广大优秀基层干部投入到乡村振兴中，实现扶贫和振兴干部的有效衔接。其次，要强化主体意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政府应该采取各种措施引导农民提高主体意识，增强扶志扶智的内在动能和主体自觉，创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机制和政策体系，充分发挥新型职业农民在带领农业经济发展和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第三，要引入社会力量，奠定人力资本基础。要通过引入社会各界力量，鼓励和吸引热爱农业农村事业的人才驻扎农村，为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添砖加瓦、贡献力量。要通过提供创业支持和营造创业氛围等形式，鼓励和吸引进城务工人员和能人贤士回到农村，投身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热潮中［9］。最后，要优先发展教育，助力乡村人才振兴。劳动力素质是制约贫困群众脱贫和振兴重要因素。结合农村贫困地区以人才振兴带动全面脱贫和乡村振兴的迫切需要，下一步要通过加大教育资源投入力度、配备教育发展师资力量、注重务农人员技术培训等方式，积极构建教育扶贫助推人才振兴的内在传导机制，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教育保障。
自Porod和Kratky提出蠕虫状链模型以来,运用此模型处理诸如DNA等较为刚性长链的研究逐年增多.近年来,随着DNA研究的迅猛发展,蠕虫状链模型也重新被广泛应用.例如,有关蠕虫状链模型应用的文献自2006—2016年的十年间累计达1 552篇(数据来自SciFinder数据库).因此,厘清一些基本概念就显得非常重要.
参考文献：
［1］庄天慧，孙锦杨，杨浩.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及有机衔接路径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8（12）：113-117.
［2］王娜，曹丽莹.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形成的渊源与特点 ［J］.经济学家，2019（2）：5-12.
［3］豆书龙，叶敬忠.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有机衔接及其机制构建［J］.改革， 2019（1）：19-29.
［4］李晓园，钟伟.乡村振兴中的精准扶贫：出场逻辑、耦合机理与共生路径［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2018（5）：122-130.
［5］莫光辉，杨敏.2020年后中国减贫前瞻：精准扶贫实践与研究转向 ［J］.河南社会科学，2019（6）：99-106.
［6］边慧敏，张玮，徐雷.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研究 ［J］.农村经济，2019（4）：40-46.
［7］左停，刘文婧，李博.梯度推进与优化升级：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 ［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5）：21-28，165.
［8］廖彩荣，郭如良，尹琴，等.协同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保障措施与实施路径［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19（2）：273-282.
［9］张云华，伍振军，周群力，等.统筹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调查与启示 ［J］.开放导报，2019（4）：7-11.
中图分类号： F3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183（2019）10-0012-05
收稿日期： 2019-09-24
作者简介： 徐婷婷 （1990-），女，安徽六安人，中共六安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责任编辑：杨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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