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60年职业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及其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职业教育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0)01-0060-06
建国6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且营造了今天蒸蒸日上的发展局面。这些成绩的取得，除了国家对发展职业教育的高度重视以及职业教育一线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外，职业教育理论工作者的积极探索和智慧结晶也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建国后人们对职业教育诸多基本问题的理论研究，反映了我国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和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职业教育实践的发展。认真梳理和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成就，将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帮助。
一、对职业教育技术内涵的推崇，促进了建国之初职业教育的起步和发展
建国之初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关于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比较薄弱，从事职业教育研究的人员相对缺乏，对职业教育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培养技术人才”的层面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等职业技术人才十分匮乏，为了尽快培养生产一线急需的技术人才，国家高度重视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并在1951年颁布的学制中突出强调了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性；1955年劳动部提出并设立了大批技工学校，倡导以生产实习为主的办学方针，培养中级技术人才；1956年以后，职业学校积极响应“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采取多样性的办学形式，创办了大量的“半工半读”学校，加速培养各行各业急需的专门人才。1958年中等技术学校猛增到2 085所，在校生人数达到108.4万，同时还有技工学校417所，在校生人数16.9万。1960年，在积极倡导“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形势下，职业教育的办学形式进一步多样化，生产部门、厂矿企业也参加办学，促进了职业技术教育的迅猛发展。1960年，仅中等技术学校数量就由2 085所增加到4 261所，在校生人数达到137.7万[1]。这一时期职业技术教育在规模上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结合“大跃进”的时代倡导，形成了在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职业技术教育的蓬勃发展时期。后来全国城乡兴办了大量的农业中学、职业中学和各种形式的技工学校，中等教育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64年，在刘少奇同志“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思想的指导下，各地举办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很高，再次推动了各类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
建国之初对职业教育“技术路线”的认识和推崇，一方面反映了建国后我国技术人才的匮乏，另一方面反映了国家急于工业化的需求和热情。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于职业教育的概念及其本质属性的理解和把握难免有失偏颇，强化了职业教育的技术层面，而忽视了职业教育在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1950年，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在政务院的报告中提出中等教育的重点是，“整顿和积极发展中等技术学校，大量培养中级技术干部；协同业务部门整顿和充实现有的五百余所中等技术学校，并有计划地创办各种中等技术学校或技术训练班；尽量设法使全国高小毕业生、初中毕业生除升入一般初中及高中或直接就业外，能进入各类艺徒学校、技术学校或训练班，培养他们成为初级、中级技术人员，为国家建设服务。”[2](P21)这也从国家政策的角度确立了职业教育的“技术路线”。
二、职业教育基本概念与地位研究，有效推动了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和职业教育地位的提高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职业教育研究的“荒漠化”以及人们对职业教育的鄙视，直接影响到我国职业教育实践的健康发展，即使已经提出的“半工半读”职业教育发展思想，也不能得以完善并进而开花结果。1999年第1期《职业技术教育》刊登了一篇关于我国职业教育理论建设的文章，文中引用了原国家教委职教司司长，当时已80高龄的李蔺田老人的一段话：“1978年以前，全国根本没有专门的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机构和专门队伍。建国后，我们时不时地是将职业技术教育划入资本主义教育范畴的，虽然刘少奇提出过‘两种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等思想，但却尚未来得及在理论上完善，就被‘批倒批臭’了。况且，在统一计划经济体制和中专、技校的‘统招’、‘统分’政策下，已无‘职业’观念可言。所以，那个时期对职业技术教育理论的系统研究几近空白。”[3]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建设战略重点的确立，人们逐渐开始重视与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职业教育，开始研究职业教育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从初期对国外成功经验的介绍和对职业教育相对浅显的理论探讨，到后来对职业教育基本理论、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不仅活跃和丰富了我国的职业教育理论研究，而且有效地推动了人们对于职业教育的认识和职业教育地位的提升，促进了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实践。
(一)对职业教育概念的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们对职业教育的概念与内涵的认识与研究逐渐深化，周勇在《对职业教育概念的回顾与思考》一文中，比较全面地分析了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职业教育概念的诸种观点，进一步强化了“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是职业性”的观点，对人们正确的认识职业教育的内涵提供了积极的帮助。
周勇认为，关于职业教育概念的争论实质上可以总结为三类：
一是注重教育结果的目标行为模式，即职业定向论。如北京师范大学高奇教授在《职业技术教育概论》一书中对“职业教育”作了广义和狭义的理解。认为广义的职业教育是社会的需要，开展智力、发展个性，培养人的职业兴趣，训练职业能力；狭义的职业教育系指对全体劳动者在不同水平的普通教育的基础上，所给予的不同水平的专业知能教育，培养能够掌握特定劳动部门的基础知识、实用知识和技能技巧人才的教育。这一论述，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实践从此走向“以能力为本位”的道路。德国职业教育的“双元制”在这一时期被广泛引进到职业学校教学实践。此外，元三(《职业教育概说》，1988年)、吕可英、董操(《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1991年)、彭干梓(《农村职业教育概论》，1993年)、门振华(《职业技术教育概论》，1997年)、欧阳河(《职业教育五十论》，1999年)、刘春生、徐长发(《职业教育学》，2002年)等也持同类观点。
二是注重教育过程的过程行为模式，即过程论。这种观点把职业教育看成是“传递职业技术和技能”的过程，张家祥、钱景舫、周明星等人持此观点。
第三类观点实质上并没有对职业教育下完整的定义，有的概念甚至只涉及到职业教育的外延，姑且称为系统论。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1996年)认为，“职业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4]欧阳河认为，职业教育是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建立在基础教育之上的职业定向教育，是一种教育服务[4]。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者也给职业教育的概念作出了不同的解释。所有这些研究成果都强调了职业教育的如下共性：第一，普通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二，准备进入某一就业领域以及有效加入职业界的一种手段。第三，终身学习的一个方面以及成为负责任的公民的一种准备。第四，有利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手段。第五，促进消除贫困的一种方法。对职业教育概念的研究，深化了人们对职业教育的了解和认识，从思想上引起了人们对职业教育的重视。
(二)对职业教育地位的研究
由于种种原因，职业教育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体现，而这攸关职业教育的发展和作用的发挥。因此，也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和关注。
骆习群认为，职业教育应有如下地位：第一，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应和普通教育处在同等地位。第二，作为一种与经济社会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职业教育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应处在优先发展的地位。第三，作为一种决定人的职业并与人相伴终身的教育，职业教育在个人的发展中处于重要地位。[5]乔翔认为，职业教育是促进人的个性发展直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个人生存发展的主要中介，是在基础教育之上的与普通(专业)教育相对应的一大类教育，是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的主要内容；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优先地位。[6]
对职业教育地位的高度重视和研究，澄清了人们长期以来对职业教育的不正确或不准确认识，不断提升了职业教育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直接影响到国家关于职业教育的政策与方针。1996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这充分肯定了职业教育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三、职业教育的本质与功能研究，使人们认识到职业教育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
(一)对职业教育本质属性的研究
对于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的研究，现在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老三性”(即职业性、生产性、社会性)认识，认为“职业教育具有鲜明的职业性、社会性、人民性”，“职业教育应该是面向人人的教育，使更多的人能够找到适合于自己学习和发展的空间，从而使教育事业关注人人成为可能。”[7]周明星在《现代职业教育本质属性探析》一文中率先对职业教育本质的主流观点——“社会性”、“职业性”、“生产性”提出质疑，并提出了职业教育本质的“新三性”——“产业性”、“适应性”和“中介性”，这一论述开启了职业教育本质研究百家之辨的先声[8]。此外，一大批理论工作者纷纷从不同角度出发，提出了职业教育本质的“针对性”(周山雪，1999年)、“初始职业化”(申家龙，2003年)、“发展说”(彭干梓、夏金星，2003年)、“大众性”(杨金土，2004年)、“一般职业导向性”(刘育锋，2004年)、“技术技能职业性”(欧阳河，2006年)、“职业针对性”(陈建民，2006年)、“应用性”(高平，2006年)、“职业导向性”(徐涵，2007年)等诸多观点，加深了人们对职业教育本质属性的认识。
诸如上述对职业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和研究，不仅深化了我国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层次，提高了人们对职业教育重要地位的认识，对于人们形成正确的职业教育观具有积极的帮助作用；同时，有关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的成果，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国家的职业教育政策和具体的职业教育实践改革。从1980年起，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工作开始纳入国家教育科学研究规划，独立成立了职业技术教育学科组。“六五”至“九五”四阶段共纳入国家职教科研规划课题75项，包含国家级、部委级、哲学社会科学一般课题(原中华基金)、青年专项和青年基金等项目(后两项始于“八五”)。且前两项占绝大多数，后三项为数较少。其中，“六五”规划列入课题1项，“七五”规划列入12项，“八五”规划列入23项，“九五”期间增为39项[9]，“十五”期间更增加到144项(数据来自：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各级各类立项课题一览表)。
(二)对职业教育功能的研究
黄侃、凌云对建国以来我国职业教育的价值观演变作了解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建国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功能的变化)，指出：从建国之初主要为政治建设服务到改革开放后突出为经济建设服务，直到进入21世纪强调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这基本反映了建国6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功能变化的轨迹。[10]乔翔认为，职业教育具有持续开发实践型人力资源的功能，是开发实践型人力资源的基本手段；职业教育具有转化现实生产力的功能，是先进的科技、设备和人力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直接桥梁；职业教育具有对人的职业能力的调适功能，是劳动就业、提高和转岗的重要途径；职业教育具有促进人的智能优势发展的功能，是促进人的个性优势发展的活动。[6]石志勇、江珂珂也认为，强调经济功能是当代职业教育功能的体现，注重人的发展是新时期职业教育功能的体现。[11]
对职业教育功能的理论研究，反映了人们对职业教育的期盼和追求。这种研究成果也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的职业教育实践，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职业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体现得越来越明显，国家也是在这个层面上强调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为经济建设培养熟练技术工人和高技能人才。这也是当下职业教育发展呈现一派繁荣景象的直接原因。
四、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直接推动了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职业教育，国务院及其相关职能部门先后制定、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2年)、《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2004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2005年)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重点领域紧缺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2007年)等一系列政策。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特别提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办学体制、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等方面改革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职业教育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当前职业教育的大发展，与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密切相关，而国家频繁推出的促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又与学者们关于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密不可分。
虽然建国之初人们对于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包括政策研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对于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调整已经开始。“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办学方针的提出，就是一种职业教育办学体制的政策调整尝试。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课题不断增多，职业教育研究密切结合职教现实和改革需要，为行政决策提供依据，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职教事业的迅速发展。
1.在职业教育的多元办学体制改革方面，研究者认识到办好职业教育不是教育系统一家的事，需要企事业等用人单位的支持和参与。于是各地兴起了校企联办职业教育的现象，国家大力提倡企事业单位办学、社会力量办学，逐步形成了全社会办职业教育的局面，开始建立多元办学体制[12]。
2.关于职业教育发展比例问题，曾经引起过理论研究者的热烈讨论，有人提出过职教发展的阈限，但多数意见认为职教发展应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一个适当的比例范围。进入21世纪，从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视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要求各级各类教育部门把加快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重点，作为整个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战略突破口，要求使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的规模大体相当。自2002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以来，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人数从2001年的398万人，增加到2003年的515万人，增长28％。根据教育部2008年4月发布的《200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7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包括普通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成人中等专业学校)共有学校14 832所，比上年增加139所；招生810.02万人，比上年增加62.2万人；在校生1987.01万人，比上年增加177.12万人。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数与普通高中的招生数基本达到1:1的水平。在高等职业教育方面，从1998年到2005年，我国高职院校总数和招生人数分别增加了2.5倍和56倍。2005年全国高职院校总数约占全国普通高校数量的61％，招生人数为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数的53％[13]。到2008年底，我国大陆独立设置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超过1 200所，占全国高校总数70％左右，高职在校生超过1 300万，占全国高校在校生的一半多。
3.对于职业教育的立法，职教行政部门和职教研究机构对职教立法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研，各地学者和职教行政管理人员也在媒体上发表了大量研究文章，对职教立法展开了多次讨论，如《职教立法模式初探》、《制定职业技术教育法的构想》、《国内职教立法工作的进展情况》、《对我国职业教育立法问题的探讨》、《加快民办学校立法，推动民办职教发展》，等等。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这一纲领性文件为职教立法奠定了政策基础和构建了总体框架，在各省市制订的职教地方法规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研讨，《职业教育法》最终经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于1996年9月1日起颁布实施。
4.关于职业教育研究对我国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的影响，职业教育界和劳动人事部门的许多研究者都做过广泛深入的研究，发表过大量论文。立项研究的有全国教育科学“七五”规划项目《关于职业技术教育与相关劳动人事制度同步改革的研究》，研究报告为行政部门的决策提供了参考。在劳动就业制度上的一系列改革，如“先培训后就业”、“优先录用受过培训的人员”以及一系列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制定和实行，都表明了行政部门吸取了研究人员和广大实际工作者的研究成果。
五、农村职业教育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职业教育是我国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农业职业院校得到了初步发展，农村职业学校与面向工厂一线的技工学校成为当时主要的办学形式。但是，这一时期关于农村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研究成果相对较少。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农村职业教育有了快速的发展，关于农村职业教育的研究成果也开始逐渐增多。查吉德在2009年第3期《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学报(职教通讯)》上，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研究作了综述，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研究情况提供了参考[14]。
(一)对农村职业教育重要战略地位的认识与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不少学者提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以便满足农业生产对科学技术知识的需要，满足农村乡镇企业发展对熟练劳动力的需要。如赵树凯(1985年)认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乡镇工业、第三产业的发展需要建立完整、高效的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体系；胡昌贵(1988年)认为，改革与发展农民职业技术教育是商品经济和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张小林(1987年)、高葆珍(1988年)等指出，发展乡镇企业需要发展农村职业教育。
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一方面继续强调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对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呼吁农村职业教育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服务。如李守福(1994年)认为，农村职业教育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村职业教育。[15]马建富(1995年)认为，要解决我国现代农业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对高素质劳动者的要求和劳动者现实素质较低的矛盾，从根本上说，必须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16]
进入21世纪，为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党和政府先后提出并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等发展战略。在此背景下，广大研究人员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必要性，主要观点有：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是城乡统筹的着力点；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需要；发展职业教育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对农村职业教育的重要战略地位的认识和研究，不仅提高了人们对农村职业教育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而且直接影响了我国关于农村职业教育的大政方针，如“燎原计划”、“农科教统筹”等的推广和发展，充分体现了人们对农村职业教育战略地位的认识和重视。
(二)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对策研究
针对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人员对如何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作了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夏瑞庆、魏志春(1987年)针对农村职业教育城市化办学倾向，提出缩短学制、改革管理体制、拓展教育对象等改革思路。林育文(1987年)认为，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一是转变教育思想；二是在管理体制上，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三要在提高教学质量上下工夫；四是端正办学思想，明确培养目标。李中东(1989年)认为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学制宜短不宜长、专业设置宜活不宜死、课程设置宜专不宜博、教育教学宜实不宜虚、教授辅导宜长不宜短。陆小华(1998年)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职业教育应面对市场的需求选择、设置专业；利用市场渠道、市场手段获取发展所必需的教育资源；按市场需求调整办学模式、改换办学方式、改变施教方式、调整课程设置和传授内容；利用市场力量求得自身发展。[17]此外，孙文学(2004年)、钱海杰(2006年)、蒋丽珠(2006年)等人也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具体措施。
20世纪80年代末，针对农村教育与农村实际生活相脱节，教育一味追求升学率，不能满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对实用型技术人才的需要等问题，安徽省一些地方开始探索农科教结合发展之路，即农业、科技与教育相结合。1989年原国家教委在总结安徽等地实行农科教多位一体、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实行农科教结合，要求各地加强教育与农业、科技结合，共同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18]。自此，农科教结合成为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始终受到不同时期学者的关注，出现了大量总结各地农科教实践经验的研究成果。湖南省邵阳市委市政府(1999年)总结了该市“十百千万工程”的实践经验，即集中力量建设好10所县级示范性职业中学，联系办好100所示范性乡农校，重点扶植100个村、1000名毕业生成为专业科技示范户，辐射带动10000家农户科技致富[19]。农科教结合自20世纪80年代末产生以来，显示出了很强的生命力，受到了我国各届政府的大力推动和支持。
农村职业教育城乡统筹发展之路。自从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战略以来，“城乡统筹发展”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正在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从职业教育的角度研究城乡统筹发展，或从城乡统筹的视角研究职业教育的研究目前仍然非常有限。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对于职业教育的城乡统筹发展的意义基本是有共识的，即认为职业教育应走城乡统筹发展之路。如周济(2004年)指出，职业教育必须从统筹城乡发展的高度进行大胆创新，要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统筹，城市的职业教育要打开城门，农村职业教育也要走出农村，城乡职业教育共同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20]洪绂曾(2005年)认为，农村职业教育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段素菊(2008年)认为，城乡统筹发展为职业教育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也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对于职业教育如何走城乡统筹发展之路尚缺乏相关的研究。为此，2008年教育部首次将职业教育问题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课题，并以“职业教育与城乡统筹发展研究”为题面向全国公开招标，以期通过这一课题研究，为我国职业教育，包括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此外，近30年来，关于农村职业教育的研究，还包括区域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研究、国际农村职业教育比较研究、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史研究、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政策研究以及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微观实践研究。这些研究也从不同方面推动了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为农村职业教育的开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