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50年代文学“转折”研究笔谈——“鲁郭茅巴老曹”是如何成为“经典”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经典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尽管有过排名风波，有过各种各样的质疑和探讨，要想瓦解“鲁郭茅巴老曹”的经典 性实际是困难的。时间既是检验历史的一种东西，又为一种说法构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 屏障，各种文学史的存在，已经将要面对和解决有关问题的难度告诉了我们。
所以，我意识到，我所研究的课题事实上一直处在“建构”与“解构”之间，这就迫 使我必须做到小心谨慎。在某种意义上，“鲁郭茅巴老曹”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 个神话，一个不容置疑的经典。对50至70年代文学来说，它的“示范”与“规范”的作 用虽然远远不如红色经典，但是作为“构成”这一时期文学的基本资源，也是不能忽略 不计的。按照某些权威文学史的说法，这一“经典”的形成，乃是历史的“必然”。中 国现代史史学观的连续性，也为这一认识的合理性提供了某种根据。但是，如果按照福 科“知识考古学”的说法，考古学的兴趣不是发现连续的不知不觉的过渡，这个过渡如 何缓和地把话语同它前面的、周围的和后面的东西联系起来，它不注意话语从它们原来 不是的东西变成它们所是的东西的过程，而是要确定话语的特殊性，是要指出，话语所 发挥的“规则作用”在哪些方面对于其他话语是不可缺少的。也就是说，考古学更为关 注的是话语“断裂”和“缺陷”的状态。根据这一视野，我们发现，虽然对四五十年代 的文学转型来说，“鲁郭茅巴老曹”与它是一种典型的“共谋”关系。然而实际上，由 于这几位作家的历史渊源、知识型构和话语方式，他们与50年代后的文学环境、文艺政 策、出版机制、文学观、主题、题材等方面，存在着多重交叉、错位、滞后的差异，是 有着多重紧张、矛盾的关系的。换句话说，在“40年代”与“50年代”之间，他们无论 在思想认识上还是创作上所完成的也许不一定是“连续的”、“不知不觉”的“过渡” ，而是体现着“断裂”、“缺陷”等现象的。所以，我希望探讨的是下列一些问题：一 、既然左翼文化将他们确立为中国“新文学”的经典，可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推出的却 是另一套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文学方案?而这一文学方案所推崇的思想主题、审美原 则和创作方法，所得出的只能是全面怀疑和否定他们过去创作的结论。二、他们创作的 “危机”，是因为与文艺政策及各种“规范”的不和谐所导致的呢?还是如姜涛所说， 在他们的创作高峰过后，这种危机已“潜在”地存在着了?三、在单方面的质疑、反思 与历史的理解和同情之间，研究的分寸应该怎样掌握?怎样掌握才比较符合历史的事实? 比较接近当时的情况?另外，在理性与感性、宏观研究与微观体验、决断与犹豫等之间 ，怎样才能使自己的工作更为有效?这些，都使我在研究的方式、话语方式乃至行文方 式上，常常陷入一种莫名的困惑之中。
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已从某些方面看出，“鲁郭茅巴老曹”是经过文学史精心策划 和“型构”的一个文学经典。正如佛马克、蚁布思所言，经典的功能之一就是提供解决 问题的模式，历史意识的一次变化，将引发出新的问题和答案，因而也就会引出新的经 典。在四五十年代的文学转型中，需要对既往的文学进行再分配和重组，所以就必须推 出对“新的问题和答案”更加有利的文学经典。今天看来，这种策略是无可置疑的，也 已为众多的研究者所认可。但问题在于，仅仅就“文学史”而言，“鲁郭茅巴老曹”已 经是一些无生命的文学“材料”了，所以，尽可以对他们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如果在 “历史现场”，在研究者的心目中，他们又是有“生命”的，是活生生的现代中国知识 分子群体的一员。因此，谨慎地面对他们，并且能够“设身处地”地加以研究，这种态 度是不是更有利于问题的展开和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