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理论研究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确定性论文,经济增长论文,理论研究论文,新进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根据Lucas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韩国和菲律宾两个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几乎相同，两个国家在人口规模、教育水平、GDP组成结构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从1960年到1988年，菲律宾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1.8％，而韩国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6.2％。20世纪80年代末，韩国人均收入是同期菲律宾人均收入的3倍。那么是哪些因素使得韩国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实现快速增长呢？事实上，如何更好地解释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之间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差异是经济增长理论永恒的主题。不同学者就这一问题强调的重点也不同，例如，有学者认为技术进步速度的差异可能是导致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原因，也有学者将这种差异归因于偏好、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制度安排等。
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不确定性问题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近年来，更多的学者强调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可能是导致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原因。现有的关于经济增长不确定性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在动态一般均衡(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框架下分析的。递增规模报酬、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以及外部性都是产生经济增长不定性的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实证研究，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不仅是理论模型自身的一种可能性，而且在与现实经济相一致的参数环境下也是可以实现的。
一、局部不确定性与全局不确定性
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包括局部不确定性(local indeterminacy)与全局不确定性(global indeterminacy)。局部不确定性是指在初始状态变量给定的前提下，对应无穷个控制变量使得经济收敛到均衡点(平衡增长路径)，也即经济中存在无穷条收敛路径收敛到均衡状态。不同国家选择的收敛路径不同，经济发展特征也存在较大差异。全局不确定性是指模型存在多重均衡解，从初始状态出发，经济可能会收敛到不同的均衡状态。我们可以通过经济增长的全局不确定性来解释贫困陷阱(poverty trap)以及大推动(big push)等问题。通常地，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主要是指局部不确定性。经济增长理论通过经济增长模型来解释经济的持续增长，考察经济增长模型的动态特征有利于更好地认识经济增长模型和理解经济增长的差异。无论是新古典增长模型，简单AK模型，人力资本积累驱动经济增长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还是R＆D驱动经济的三部门内生增长模型，考察模型的动态特征都是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内容。
我们可以通过考察模型的动态特征进而考察是否存在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问题。若模型系数矩阵特征负根(或实部为负的虚根)的数量少于状态变量(state variable)的个数，则均衡点(平衡增长路径)是不稳定的。此时，若初始状态不在均衡点，则经济不会收敛到均衡点。若系数矩阵特征负根(或实部为负的虚根)的数量与模型状态变量的个数相等，则均衡点(平衡增长路径)是鞍点稳定的(saddle-path stable)。此时，给定初始的状态变量值，经济中存在唯一的控制变量(control variable)和收敛路径使得经济收敛到均衡点(平衡增长路径)；若模型系数矩阵特征负根(或实部为负的虚根)的数量大于状态变量的个数，则经济中存在局部不确定性。此时，对于给定的初始状态变量，经济中存在无穷个控制变量可以使得经济收敛到均衡点(平衡增长路径)，也即经济中存在无穷条收敛路径可以使得经济收敛到均衡点。需要说明的是，若系数矩阵特征根的实部为零(特征根为纯虚数)，此时对应极限环(limit cycle)的情形。
现有的关于经济增长局部不确定性的文献研究主要是在Benhabib ＆ Farmer(1994)基础上考察的。Benhabib ＆ Farmer(1994)在一个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内生化劳动选择，假设效用函数关于消费和休闲是可分的。研究发现，若要产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须满足如下两个条件：(1)生产函数满足递增规模报酬，且规模报酬的程度远大于现实经济估算的结果；(2)劳动需求曲线的斜率为正，且劳动需求曲线的斜率大于劳动供给曲线的斜率。上述两个条件与现实经济存在很大差异，一大批学者在Benhabib ＆ Farmer(1994)的基础上通过修正效用函数，使效用函数关于消费和休闲不是可分的，或是在效用函数中引入更多因素；通过修正生产技术，将其拓展到两个部门或是多个部门的增长框架等，从而较好地解决了对Benhabib ＆ Farmer(1994)的批判。
二、局部不确定性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经济学家在经济增长框架下通过引入政府财政政策、税收政策、货币政策等因素来考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问题。研究发现，相对于已有框架而言，引入这些因素后更容易产生经济增长的局部不确定性。本文从如下六个方面阐述这方面的研究进展。
(一)政府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不确定性
最近的研究发现，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和消费性公共支出是产生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的重要原因。Fernandez et al.(2004)在一个新古典增长经济中引入政府消费性公共支出，假设政府通过扭曲性税收为公共支出融资，且政府每期是平衡预算约束的。研究发现，若代表性个体的偏好关于休闲和政府消费性支出是不可分的，则可以产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且产生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的参数条件与收入税税率的大小无关。进一步地，将政府消费性支出和私人消费按照特定组合引入效用函数，即使劳动供给曲线的斜率为正，劳动需求曲线斜率为负，仍可以产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从而较好地解决了现有文献对Benhabib ＆ Farmer(1994)的批判。
Tamai(2007)在一个包含民间物质资本和政府公共资本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框架中将生产性公共支出按照存量的形式引入模型。假设生产性公共支出对最终产品生产有促进作用，生产性公共支出积累的速度取决于当期政府收入以及上期生产性公共支出的数量。研究发现，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的外部性是产生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的重要原因；政府公共资本部门生产函数关于政府收入的产出弹性以及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越大，越可能产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原因是，政府公共资本生产部门中政府收入的作用越大，则经济转移动态过程的时间越长；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越大，效用函数的曲率越大，投资对未来消费的影响越大。
Chen & Lee(2007)在一个包含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中考察了经济的动态特征。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具有拥挤性效应(congestible effect)，即经济规模越大，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越小。同时，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对最终产品的生产具有正的外部效应。研究发现，政府公共产品的拥挤效应是产生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的重要原因。假设生产函数满足常数规模报酬，若不考虑政府公共支出的拥挤效应，则不可能产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若生产性公共支出的外部性与拥挤效应都很大时，则经济中可以产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二)政府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不确定性
Raurich(2003)构建了一个包含政府公共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假设代表性个体的福利水平取决于消费、休闲以及政府公共产品的数量，政府通过征收劳动收入税和资本收入税为公共支出融资。在政府公共支出给定的前提下，政府通过选择合适的劳动收入税率和资本收入税率为公共支出融资以极大化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研究发现，若劳动收入税的税率较高，则经济中可能产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经济增长率极大化对应的税收政策与社会福利水平极大化对应的税收政策不一致，经济增长率极大化的税收政策可能产生经济增长不确定性。
Ben-Gad(2003)在一个Uzawa-Lucas模型中引入生产的外部性，假设政府通过征收劳动收入税与资本收入税为政府公共支出融资。研究发现，若物质资本积累部门与人力资本积累部门都有外部性，则税收政策组合可以产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若只是一个部门有外部性，则税收政策组合不能产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根据数值模拟的结果，在与现实经济大体相符的参数环境下可以产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此外，假设人力资本积累部门同时需要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则即使物质资本积累部门满足常数规模报酬，仍可以产生经济增长的不定性。
Gokan(2008)考察了政府不同的融资方式对经济增长模型动态特征的影响。研究发现，若政府收入主要是通过劳动收入税实现的，则即使经济中的外部性很小也可以产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若政府收入主要是通过资本收入税实现的，则不容易产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若递增规模报酬的程度较低，则经济中存在两个均衡点，通过资本收入税为公共支出融资可以使经济收敛到帕累托占优的均衡点。若递增规模报酬的程度较高，则经济只会收敛于一个均衡点，此时通过劳动收入税为政府公共支出融资可能更有利于改善社会福利。
(三)政府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不确定性
基于利率反应机制，Benhabib et al.(2001)假设名义利率与通货膨胀率正相关，货币同时进入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对经济动态特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货币政策是如何引入效用函数。若效用函数关于消费和货币是可分的，且货币对生产有促进作用，则积极的货币政策可以产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而消极的货币政策不能产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若货币对生产没有影响，且消费与货币是相互替代的，则积极的货币政策可以产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消极的货币政策不能产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若货币对生产没有影响，且货币与消费是互补的，则消极货币政策可以产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积极货币政策不能产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Chen ＆ Guo(2008)在一个AK经济中引入一个广义的CIA(cash in advance)约束，研究发现，货币对经济的影响取决于组合替代效应(portfolio substitution effect)与跨期替代效应(intertemporal substitution effect)的权衡。假设部分投资需要货币融资实现，则经济是鞍点稳定的，由于组合替代效应较大，货币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若跨期替代效应较大，则经济中可以产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此时货币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若只是家庭的消费需要货币实现，而投资并不需要货币融资实现，货币是超中性的，货币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
Chin et al.(2009)在Benhabib & Farmer(1994)的经济中按照CIA的形式引入货币，假设家庭的消费以及企业部分投资必须通过货币融资予以实现。政府通过控制名义货币供给量使得真实利率水平为常数。研究发现，模型的动态特征取决于CIA约束的具体形式以及生产性外部效应的大小。当家庭的投资部分是通过货币融资实现时，则可能产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若家庭消费需要通过货币融资实现，且企业投资不需要货币融资实现时，则平衡增长路径是鞍点稳定的。若劳动供给是外生的，则模型是鞍点稳定的，与企业投资是否需要通过货币融资实现无关。
(四)消费外部性与经济增长不定性
Chen ＆ Hsu(2007)在一个新古典增长框架下引入消费外部性并内生化贴现率，假设社会平均消费水平可以影响人们的社会福利水平。假设时间偏好与消费负相关，消费越多，时间偏好越低。研究发现，若社会平均消费水平越高，代表性个体的福利水平也越高，经济中可能存在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原因是，消费外部性是导致经济产生无效性的重要原因，而递减的耐心程度可以产生跨期替代。个人消费通过影响其他经济参与者的消费从而影响社会资本积累，消费外部性可以通过影响贴现率以及资本的影子价格进而影响经济的转移动态过程。
Alonso-Carrera et al.(2008)在一个单部门的增长模型中内生化劳动力供给，假设社会平均的消费水平可以影响代表性个体的福利，且不考虑生产的外部性。研究发现，消费外部性能否产生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效用函数的形式。若个体消费与社会平均消费之间的边际替代率为常数，则不能产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若个体消费与社会平均消费的边际替代率不是常数，则可能产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在特定的情况下，劳动需求曲线的斜率小于劳动供给曲线的斜率。
Meng(2006)在一个新古典增长框架下内生化代表性个体的贴现率，假设代表性个体的耐心程度取决于社会平均的消费水平与收入水平，且时间偏好(time preference)与平均的消费的水平正相关，而与平均的收入水平负相关。研究发现，在上述假定下可以产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此外，若效用函数严格为凹，则经济中可能存在多重均衡点。Meng进一步在内生增长框架下研究发现，若时间偏好关于社会平均消费与平均收入是零次齐次的，在内生增长框架下也可以产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五)开放经济下的经济增长不确定性
上述研究主要是在封闭经济中考察经济增长不确定性问题，但现实世界中很多国家都是开放经济。在开放经济下可以考察产品和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流动对经济动态特征的影响。Weder(2001)在一个两部门的开放经济中考察了经济的动态特征。研究发现，相对于封闭经济而言，在开放经济的环境下更容易产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若生产函数关于资本和劳动的规模报酬较低，可以产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且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产生与劳动供给曲线斜率的大小无关。假设经济面临不完备的资本市场，经济中仍可以产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原因是，开放经济下的资本流动使得家庭可以按照世界利率通过国际借贷来平滑消费。
Lahiri(2001)在一个包含人力资本积累的小型开放经济中，考察了国际资本流动对模型动态特征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封闭经济而言，小型开放经济下实现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的参数范围扩大。与封闭经济不同，对偏好的简单限制并不能消除经济增长不确定性问题。原因是，在封闭经济中个人不能借贷，由于效用函数是凹的，从而消费的波动可以带来效用损失。若效用函数的曲率足够大，效用成本足够高，则可以消除经济增长不确定性问题。在小型开放经济中，在既定的世界利率下，个体可以通过借贷平滑消费，这使得当期消费并不仅仅取决于当期产出。
基于一个两部门的小型开放经济，Meng & Velasco(2004)发现相对于封闭经济而言，在小型开放经济框架下更容易实现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即使经济中的市场不完备性很小，仍可以产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且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与效用函数中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大小无关。原因是，在开放经济下若个体在当期想通过增加投资以便能到达另一条经济路径，其可以通过国际借贷为投资融资，而并不需要减少当期消费。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效用函数的曲率并不影响代表性个体的消费投资决策，从而消费跨期替代弹性不影响经济增长不确定性。
(六)技术变迁与经济增长不确定性
Meng & Yip(2008)在Benhabib & Farmer(1994)的基础上放松了生产函数关于资本外部性的假设，生产函数满足Cobb-Dauglas生产函数的性质。研究发现，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符合如下两个条件则可以产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1)效用函数关于消费与休闲是可分的，且生产函数中资本的外部性为负；(2)效用函数关于消费与休闲不可分，生产函数关于资本的产出弹性大于1。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两种参数环境下，劳动需求曲线的斜率严格为负。此外，给定Cobb-Dauglas形式的生产函数，休闲的收入效应是产生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的必要条件。
根据实证研究，Benhabib ＆ Farmer(1994)产生经济增长不确定性所要求的规模递增程度远高于现实经济中递增规模报酬递增水平。Chang et al.(2010)在Benhabib ＆ Farmer(1994)的基础上内生化生产企业的数量，研究发现，内生化企业数量使得种类产生递增规模报酬。随着经济中垄断程度的不断增加，产生经济增长不确定性需要的规模报酬程度不断递减。特别地，若价格加成比(价格与边际成本的比值)为1.4，则产生经济增长不确定性所需要的规模报酬为1.014，这与现实经济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程度是相一致的。
Wong ＆ Yip(2010)假设生产函数中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取决于平均的资本密度水平，替代弹性是资本密度的递减函数，资本的边际产量关于替代弹性是递减的，总产出函数关于要素投入满足常数规模报酬。研究发现，若劳动供给外生给定，且总产出函数满足常数规模报酬，则不能产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若均衡状态的资本存量比正常状态的资本存量更小，替代弹性的外部性可以产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若均衡状态的资本存量更高，且资本的边际产出随要素替代弹性是递增的，则不能产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三、全局不确定性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经济增长全局不确定性是指经济中存在多个均衡点或是多条平衡增长路径。初始状态变量值不同，经济会收敛到不同的均衡点或是平衡增长路径。最近的研究发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知识产权保护、习惯形成以及技术的外部性等都是使得经济产生全局不确定性的重要原因。
基于一个单部门的内生增长模型，Park & Philippopoulos(2004)假设政府通过资本收入税为生产性公共支出和消费性公共支出融资。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进入生产函数，消费性公共支出进入效用函数。通过求解次优(second-best)问题，研究发现经济中存在两类次优财政政策和两条平衡增长路径，分别对应较低税率与较高增长率以及较高税率与较低经济增长率。值得注意的是，经济中之所以可以产生多重均衡解是因为生产性公共支出、消费性公共支出以及经济系统内生决定的扭曲性税收综合作用的结果。
Suen & Yip(2005)在一个AK经济中按照CIA的形式引入货币。若货币对资本积累的跨期替代效应比Tobin效应更强，则可以产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若货币是超中性的，则不存在资本积累的跨期替代效应，从而不能产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若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大于1，经济中存在唯一收敛路径，且均衡点是鞍点稳定的，货币对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若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小于1，则经济中存在两条平衡增长路径：其中一条路径是鞍点稳定的，货币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另一条对应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货币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Perez ＆ Ruiz(2007)在一个包含环境污染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假设污染是生产外部性所导致的结果，污染对家庭效用具有负面影响。政府通过对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征税为治理环境污染与提高企业劳动生产效率的公共支出融资。研究发现，经济中同时存在全局不确定性与局部不确定性。经济中存在两条平衡增长路径，第一条平衡增长路径对应较高的污染和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第二条平衡增长路径对应较低的污染和较低的经济增长率。环境污染对效用水平的负面影响以及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对产出的相互作用是产生全局不确定性的重要原因。
Chen(2007)在一个AK经济中假设代表性个体的消费可以形成消费习惯，习惯形成又可以影响代表性个体的福利水平。研究发现，经济中存在两条平衡增长路径：第一条收敛路径对应较高的消费和习惯以及较低的经济增长率，第二条收敛路径对应较低的消费和习惯以及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两条平衡增长路径均是鞍点稳定的。经济中之所以可以产生多重均衡点是因为习惯形成会对消费产生跨期互补效应，即当期消费可以通过影响未来消费进而影响社会福利。需要说明的是，对于给定的初始状态，一个小的扰动可以使得经济收敛到另一条平衡增长路径。
Eicher ＆ Garcia-Penalosa(2008)在一个R＆D驱动的经济中内生化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考察了内生的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的影响。假设企业通过雇佣劳动力来实施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越高，企业创新成果被模仿的可能性越小，研发的回报率越高，这使得R＆D部门的劳动力增加，最终产品部门的劳动力数量减少；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使得最终产品生产部门劳动力的生产率提高。研究发现，经济中存在三个均衡点分别对应不同程度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经济增长率，内生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可能是使得经济产生多重均衡点的重要原因。
基于一个同时包含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增长模型，Brito ＆ Venditti(2010)假设最终产品的生产以及人力资本积累都有外部性，且两个部门均是常数规模报酬。研究发现，这一框架下资本外部性可以同时产生经济增长的局部不确定性与全局不确定性。若最终产品生产部门是人力资本密集型的，则经济中可以产生多重均衡点，且与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大小无关。较高平衡增长路径是鞍点稳定的，而较低平衡增长路径则是不确定性的。若最终产品生产部门是物质资本密集型的，则经济中两条平衡增长路径都是鞍点稳定的。
四、结语
本文综述了关于经济增长局部不确定性和全局不确定性的最新文献研究，这些研究在Benhabib ＆ Farmer(1994)的基础上从不同方面阐释了产生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的作用机制。需要说明的是，关于经济增长不确定性问题的研究还有很多，这些文献在经典的经济增长框架下引入更多的因素，从而为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以及现实世界中经济增长的差异提供了更多的解释。如何更好地解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差异是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永恒主题，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为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视角，因而考察经济增长不确定性问题是有意义的。
需要说明的是，现有的研究主要是在经济增长框架下通过修正技术和偏好从而考察经济增长不确定性问题的。将微观经济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引入经济增长框架考察经济增长不确定性问题是未来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理论发展的重要方向。此外，现有的研究通常假设代表性个体具有完全理性预期，个体能够对经济进行很好的预测。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假设企业和个人并不具有理性预期，而是通过引入学习过程(learning process)对经济进行预测。因此，在包含学习过程的框架下，考察不同学习过程对经济动态特征的影响也是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理论发展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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