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学科组织化建设：价值与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学科论文,价值论文,组织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创建创新型国家与建设高水平大学的背景下，大学除了人才培养之外还承担着知识发现与技术创新的任务，加强学科建设已被视为大学实现转型、提高学术水平与创新能力的通用策略。虽然经过多年的学科建设，大学在学科要素的培育方面获得了较大进展，但大学在创新方面的改善尚不明显，如何进一步快速提升大学的创新能力依然是大学在今后的发展中需要迫切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学科组织化：大学学科建设的新视界
学科是大学的细胞，是现代大学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的基本单位，学科应当是大学学科建设的基点，通过对学科概念的考辨，我们发现“学科”一词在概念上具有二元性，可作“作为知识分类的体系”和“作为知识劳动的组织”的区分，[1]前者指“形而上”的学科知识形态，后者指“形而下”的学科组织形态。事实上，注意到这一点对于深入考察学科建设的内涵非常重要。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只要稍作留意，就可以发现当前学界所讨论和强调的现代大学的学科建设同时具有两个不同语义上的指谓，其一是作为知识体系的学科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即作为一门门的学科在知识上的增进；其二是作为不同学科要素构成的组织的建设，即作为知识劳动组织的学科建设。据此，大学学科建设实质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完善学科知识体系，二是提升学科组织在知识生产中的能力。在这里，知识生产能力包含知识发现、知识的融合与应用、知识的传递三个层面。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完善知识体系是大学一切学科建设活动的终极使命，但如此复杂、庞大的工作，完全不适合分解成为某个大学学科组织的战略目标，甚至可以断定某一个大学学科组织在知识体系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可能是微乎其微的。因而，对于实体化的大学学科组织而言，提升学科组织在知识生产中的能力更具有现实意义。也就是说，大学学科建设应以提升学科组织的知识生产能力为根本目的。
从这个推论出发，我们可以对大学学科建设的实践作出更有意义的判断。近年来，国家、地方政府和学校对学科建设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从不同的层面确立了国家级、省级和校级重点建设学科，并从人、财、物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实施了各种类型的人才工程，建立了各种层次的学科平台、研究基地、重点实验室等，但这些投入并没有使大学在提高创新能力上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学科建设滞后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要求，学科组织的构成要素离散，缺乏系统性，知识生产的效率不高，笔者认为这是由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一是组织变革滞后于学校战略要求。大学在开展学科建设的同时几乎都在战略上明确了知识发现与技术创新的价值取向，但学科建设仍然停留在以利于知识的传递为取向建构起来的“校——系——教研室”的大学基层组织制度之上，而没有实现从以利于知识的传递为主导的基层组织制度到以利于知识发现为主导的基层组织制度的转变，也没有将以社会职业分工为取向的专业教育为依据的知识劳动分工转变为以知识分类体系为取向的科学研究为依据来创设大学内部的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即使战略成熟，但实现战略的路径却还在襁褓之中，这种情形之下的学科建设显然先天不足。
二是学科建设缺乏对学科组织及其组织制度安排的关注。由于知识存在方式的特殊性，学科组织可以以一种虚拟的形式来集约所有符合其学科使命的资源的实体形态，而不像其他组织一样一定要以清晰的刚性结构与清晰的组织边界来规范它的实体，因而在现实中，很多大学的学科组织都是一种虚拟的存在。虚拟形式存在的不确定性使其中一部分学科组织得以维系的纽带不是基于共同领域科学问题的研究，也不是增长学科知识的组织使命，而是成功申报某种级别与类型项目资助的现实需要与获取外部资源的兴趣。这就使得虚拟形式的无序状态成为一些学科建设者无序投入和非理性投入的理由。显然，如果缺乏一个健全的学科组织与相对完善的制度安排，不能把学科的要素纳入到一个科学的制度框架中，这种离散的学科要素投入的建设方式会导致投入效率与效益的递减效应，造成极大的浪费，并且投入越大，浪费越严重。
如果以上两个问题得不到彻底的改善，在创建创新型国家和高水平大学的社会背景下，大学将始终处于异常被动的局面。因此，要使学科建设进入有序化时期，达成大学学科建设之基本目的，当务之急是拓宽学科建设的视界，从对学科要素的投入和关注转移到对学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上来，通过学科建制，着力于提高学科的组织化程度，构建基于学科组织的大学基层组织制度。
从管理学的视角来看，大学学科组织化是指在大学组织中按照知识分类的体系在二级学科上建立知识劳动组织并使之逐渐有序的过程，是以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为使命，以学者为主体，以知识信息和各类学术资源为支撑，按照知识的具体分类开展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及社会服务的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建构和有序演化。
大学学科组织化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成长过程，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科组织的分层化或结构化。学科组织分层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将学科成员分为高低不同的等级序列，而学科结构化既说明学科组织系统有逐渐独立的构成元素，又喻示着在学科组织演化过程中，后续结构比先前结构更有秩序或更有弹性、灵活性的结构状态。二是学科组织的演化。学科组织化意味着学科组织从无序、混沌向有序结构方向演化，或从较低的有序结构到较高的有序结构方向演化。在这一过程中，既有旧结构的瓦解，也有新结构的诞生，学科组织的这种有序状态不是僵化不变的，而是在变动中的适应。三是学科组织复杂性增长。学科组织化既意味着组织层次上纵向复杂性或同一水平组织层次上的横向复杂性的增加，也意味着学科组织分支机构的增加而出现的局部复杂性的增加。从某种意义上说，组织复杂性的增长标志着组织结构和功能的提升，也喻示着组织及其管理的复杂性增加。
学科组织化有其内在逻辑，大学学科组织化建设应当遵循这一内在逻辑，通过制定系统有效的学科发展战略来加快学科组织化。提高大学学科组织化程度就是指学科组织的使命与战略目标的具体化、明晰化；学科组织在大学组织结构中的实体化、建制化，学科建设参与者（政府、学校、市场、学者）关系的模式化、规范化。唯有如此，才可能使大学学科建设出现新的局面。
二、大学学科组织化的多元价值
从离散的学科要素投入到系统地提高学科的组织化，实际上是倡导一种建设方式对另一种建设方式的转变，无疑，这是对当前大学学科建设理念的重大挑战。从具体的大学学科建设实践来看，学科组织化的提出不但是对学科建设的一场全方位、多维度的变革，也必然是一个矛盾与冲突交织并存的过程。大学学科组织化能走多远，关键在于它能否在复杂、多元的社会价值体系中找到足以证明其合理性的依据。
在以往关于大学学科建设的讨论与研究中，我们习惯于站在教育学特别是高等教育学的立场上单一地用高等教育的质量与水平来探讨学科建设的价值与意义。因为，学科建设的教育学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其通过学科建设来发展研究生教育，提高教师的科研能力，并反过来进而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最终提升学校的学术地位和声誉。从科学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多元审视中可以看到，大学学科组织化的意义比我们想象得更为丰富与重要。
1.从科学学来看，科学的发展水平决定着学科的发展水平，学科的深化发展也推动着科学总体的进步
科学是正确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学科则是知识的分支或分类，知识的不断分化与综合导致新的科学体系与学科的产生、已存在的科学体系与学科的扩张。科学与学科以知识为共同细胞形成密切关系，在科学与学科的共生关系中，“科学是第一性的、决定方面的因素，学科是第二性的、被决定方面的因素”[2]。从科学学的视角看，学科组织化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学科组织化符合科学知识生产的特征，能促进高深科学知识的探索、创造与积累。科学知识生产的探索性和创造性以及科学知识生产通过知识积累而进步的特点，决定了需要在科学系统内部实现“理性活动的制度化”。[3]学科组织化旨在将具有共同学术背景与学术抱负的学者集结起来，在他们之间进行知识生产劳动分工并加强他们之间的交流与协作，进而整合科学知识的生产资源，降低科学知识生产的成本，从而实现“理性活动的制度化”。同时，学科组织化明确了知识生产的使命和目标，增强了学者探索新知识的使命感，增进了学科之间即不同知识体系间的融合与重构，有利于促进高深科学知识的革新与进步。
第二，学科组织化是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变革的必然结果，并能够推动科学知识生产方式的持续变革与发展。近代科学革命导致科学知识稳定而迅速地增长，一方面，科学知识生产活动从一种非独立的社会活动演变成为独立的社会生产活动，并从一种个体的随意行为发展成为群体的组织行为；另一方面，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实现了从“经验试错式”与“哲学思辨式”[4]向“科学体制化”的过渡。大学组织就是“科学体制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经历了教师会——讲座制——系科制／教研室的发展脉络，其历史发展轨迹与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变革历程相类似，这也表明大学科学知识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始终处于不断提高的状态。显然，以学科为基本单位的大学对知识生产活动进行组织管理能够进一步提高科学知识生产的组织化程度。
第三，大学学科组织化是科学职业化[5]在大学内部的实现机制，并能够满足大学内部科学知识生产者的专业诉求。科学职业化的本质是形成科学知识生产与社会物质生产之间的交换关系，使科学知识生产纳入到整个社会的价值分配体系之中。大学通过发挥其三大职能（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使科学知识成为公共知识，从而实现科学知识生产的职业化，而学科组织化更便于把科学知识生产与科学教育纳入到高等教育体系之中，实现教育与科研的结合。教师因其在科学知识生产中的重要地位而成为科学学关注的研究对象，在大学内以学科为基础组织来进行科学知识生产活动能够满足科学知识生产者的专业诉求。
2.从政治学来看，学科组织化对于大学在逐渐复杂的社会中更有效率，更持久的生产、传播和应用新知识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学科组织化是大学实现社会服务的最佳途径。在环境宽松的早期大学，学科组织的松散结构并不影响它以何种形式集中学者们专心致志地去发现知识。但面对社会越来越复杂的任务和要求，学科必须在提高知识生产的效率上寻找出路。这必将是一个学科组织化的过程。
第二，学科组织化更容易有序和直接地完成政府要求的研究任务，促进大学能更为成功地满足政府所认知的并整合到来自于社会发展的间接需求，使大学与政府关系进一步融洽。
第三，学科组织化更有利于高效地生产和传播社会成员所希望的、在大学中掌握直面复杂社会和复杂问题时所必需的“高深知识”，有利于他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利益最大化。而致力于组织效率的努力将使社会成员更普遍地认为大学已逐渐具有更多的关注社会和公众的决心与责任感。从直接参与政治活动的角度来看，学科组织化使大学内部一个个学科组织逐渐成为利益集团，从而使大学不再是一个单一的政治参与主体而是包含若干个规模更小的政治参与主体的“联邦”。这对于大学的每一个成员而言，无疑更有利于其利益的实现。同时，也会加快推进大学自身的民主管理步伐和政治社会化进程，并将显著降低大学组织的运行成本。
3.从经济学来看，学科组织化有利于通过优化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配置来提高学术研究的收益，达到学术生产收益最大化
第一，学科组织化符合知识分工协作原理，可以提高知识生产收益率。不同专业方向的人往往在不同的生产活动上具有知识的比较优势。哈耶克认为：“知识的分工特性，当会扩大个人的必然无知的范围，亦即使个人对这种知识中的大部分知识必然处于无知的状态”。[6]在这种知识分立的状态下，每个人都能沿着一定的专业方向获取人类全部知识的一个片断，造成不同专业方向的人在不同的生产活动中具有了知识比较优势。发挥知识比较优势的知识分工必然会带来巨大的生产收益。学科组织化契合了这一知识分工协作精神：一方面强调知识分工，另一方面将一个个分散在不同学者身上的知识片断进行共享、整合、重组与激活。显然，学科组织化对提高学科学术生产的收益率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第二，学科组织化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学术的产出率。学科组织化意味着学科成员以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加入组织，学科组织之间严格按照知识分工与协作的方式组织学科成员，由于学科成员之间按照知识结构进行配置，因此学科成员之间能够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相互协作，形成异质相容的关系。这样势必减少学科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交易成本，也有利于避免“学阀”、“学霸”的产生，“学术帮派”的泛滥以及“学术近亲繁殖”等导致资源内耗的现象。这样，学科带头人在学科组织化的过程中，通过对学科任务的目标管理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直接引导学科成员把力量集中在学术研究与创新上，从而能有效地提高单位人力与物力资源耗费的产出率，加大学科的学术产出与学术创新的收益。
第三，学科组织化可以减少学术生产的期间成本，提高学术研究的收益。在学术生产过程中，时间滞留越长，期间成本越大，生产的收益也会下降。如果学科没有组织化，知识主体——成员之间处于离散状态。任何科学命题的研究，交由一人，即使他能解决该命题，但可以肯定地说，其耗时一定较长，所产生的期间成本就大，而学科的学术收益肯定下降。学科组织化之后，采取团队研究，团队成员之间的知识互补互济，协作一致，则可望在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科学命题。既能节约大量期间成本，又进一步提高了知识研究的收益。
第四，学科组织化有利于提高学科学术生产的范围收益率。范围经济是指通过优化组织管理，挖掘组织的内在潜力，增加组织内部的功能的多元性，来提高组织的生产能力和生产率。学科组织化进一步强调了学科组织这一有机实体，作为大学组织细胞的功能，也更加突出学科组织承载大学培养人才、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的作用。与过去的大学基层组织只是从事课程与教学任务而不从事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的教研室相比，以及与只是按照任务从事研究或承接社会课题而不承担教学任务的研究所相比，学科组织化显然可以在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更能挖掘组织的内在潜力，增加组织内部功能的多元性，从而提高组织的范围收益率。
4.从管理学来看，学科组织化有利于有序地开展知识劳动并逐步提高运行效率
第一，学科组织化更利于凝聚学者。巴纳德说：“正式的组织是一种在有意识的、审慎的、有意图的人们之间的合作”[7]，这意味着能否将不同个体统一到共同的目标之下对组织的形成与发展至关重要。学科在组织化的过程中逐渐清晰学科边界和学科使命，这不但满足了学者在特定领域进行知识劳动的使命感，也使学者们拥有了共同的学科目标和基于特定学科传统之下的心理契约与行为范式。
第二，学科组织化更利于组织知识生产。学科是承担大学三大功能的基层学术组织，但就国内的现状而言，虽然各个层面的学科建设都以学科为单位进行资源投放，但学科却普遍缺乏与知识生产有关的各类资源的配置权，这些权力主要集中在学校以及院、系等层面，这是典型的权责利不对等现象，不符合管理的基本原则，这种状况不利于合理利用学术资源，也不利于基层学术组织活力的充分发挥。通过学科组织化，并赋予其更大的资源调配权，则能与政府及学校的投入机制相衔接，进而更能有效地组织知识生产。
第三，学科组织化更利于推动科学决策。科学决策的关键在于减少不确定因素。专业领域外的人员如果过多地行使行政权力等手段干涉学者们的知识劳动，显然会在“外行领导内行”的过程中增加决策的不确定性。学科组织化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让“占有一定知识优势”的学科带头人利用其正当的学术权力对学科组织的运行和发展进行决策，显然，这样的决策更贴近学科组织的发展规律，也更科学。
5.从社会学来看，学科组织化有利于提高学科组织在社会系统中的合法地位和竞争优势
第一，学科组织化有利于学者获得更多的学科归属感。学科组织是学者们学术生活的最基本的社会存在，是学者们实现学术社会化的“初级群体”。学科组织化有利于学者们在“学科”的旗帜之下形成具有共同信念和学术共识的学术共同体，学者们将其对学术的情感寄托在共同体的学术研究活动之中，并获得更多的学科归属感。
第二，学科组织化过程也是学科组织制度化过程。学科组织通过制度化过程和社会的中心制度保持同步，取得单个成员很难拥有的社会承认，以“组织”的名义向社会争取单个成员很难获得的类似于项目申报、科企合作、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学位授予点、社会资助等学术资源，通过利用学科带头人的关系和学术影响力，以学术组织的形式建立起与其他学术组织的关系网络，促进学科组织间的资源交往，帮助学科组织提高社会地位。学科组织社会地位的提高又会吸引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愿意与之发生联系，这也促进了学科组织与其他组织的交流与合作，从而提高了学科组织的竞争优势，并进而提高了学科组织在学术圈内的地位。
第三，学科组织化有利于学术传统的形成和学术文化的沉淀。学科是学者的有机联合体，学科组织化更强调组织的统一意志，要求学科在发展中保持协调和一致性，这使得外部社会化要求的渗入和学科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逐步趋于稳定，学科也随之建立了特定的信念、文化符号和行为方式，这是学科内社会关系走向均衡，学科传统逐渐形成，学术规范趋于稳定的过程。
三、大学学科组织化的路径
一般而言，一所大学选择何种方式开展学科建设会受到学校定位和学校类型的影响。在学科组织化这一问题上，研究型大学与教学研究型大学有所不同。从任务上的差异来看，研究型大学侧重学科在知识发现功能上的组织化，教学研究型大学则侧重学科在知识整合与应用功能上的组织化。虽然不同类型大学在学科组织化的任务上有所差异，但是在组织化的路径上具有共性。
依据理查德·斯格特从理性系统视角出发所提出的“组织是意图寻求具体目标并且结构形式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结构集合体”[8]的观点，大学学科组织也应被视为这样的一个系统的、社会化的组织，其组织化的程度越高，运行就越有序，功能的发挥就越大，离学科组织目标就越近。一般认为，社会系统组织化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包括体制设计、结构设计和运行设计三个层面。体制设计是对组织建立一定的建制体系，确定各层次组织机构及其责、权、利并建立其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横向联系模式和纵向联系模式。结构设计是对组织内部各子系统进行科学划分并分配其相应功能。运行设计是确定组织内部的规范行为（可预见的重复性事务）和随机决策行为（非预见性的非重复性事务）的基本规范。[9]体制设计是建立系统结构和运行方式的基础，因此选择社会系统结构形式和确定运行方式都应在体制的范围内进行，一旦超越体制范围，就会产生协调性问题。
遵循社会系统组织化的一般规律，大学学科组织化首要的是确定学科组织的使命，而后考虑组织要素的制度安排，这不仅是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也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需要在经过学科建设实践对学科组织设计进行检验的基础上，不断修正和完善，并随学科组织内外环境的变化而调适。总体而言，大学学科组织化的路径可分为以下五个递归阶段。
1.学科组织使命分析
在本质上，学科组织使命分析是对特定学科组织在特定时空中存在价值的客观识别过程。学科组织使命决定学科组织发展的方向，能有效集约其他所有的学科要素，这也是学科组织发展的动力源泉。从内容上看，学科组织使命分析，一是分析学科组织在大学中存在的必然性及其对大学学科建设的作用，特别要注意学科组织的发展对优化大学学科生态的意义，二是确定学科组织的远景目标、战略和实现这些目标对学科组织内部各要素（学者、学术信息和学术物质资料）的要求，显然，学科组织的远景目标、战略与大学的战略发展规划和学科建设的总体设想应保持一致。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学科组织使命分析的准确性依赖学科建设者们对大学定位和学科建设资源优势把握的准确程度，这使我们必须关注学科组织的环境变量。事实上，组织化是一个不断与外部环境互动的过程，学科组织使命虽然相对稳定，学科组织却应该时刻关注外部环境以及各类学科组织发展制约因素的变动，以保持学科组织的与时俱进。
2.学科组织体制设计
学科组织使命的确定为学科组织的体制设计提供了依据。体制是给定社会系统为了有效地实现特定目标和任务，在一定思想理论指导下，所建立的一套进行领导、管理、保障、监督的组织建制和工作制度体系。[10]体制设计首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学科建制。学科建制是一个使用频率相对较少的概念，从一般意义上看，建制总是与编制相关，而编制则必须以一定的机构为依托。因而学科建制强调的主要是学科的社会建制，主要强调组织机构、行政编制等物质性层面的东西，即所谓的学科外在制度。[11]学科组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是学科组织实体化，而学科建制则可以被认为是实现学科组织实体化、保障学科组织在大学中获得合法地位，从而确定学科组织真正成为大学学科建设核心的关键一步。围绕学科建制，学科组织体制设计还包括确定学校对学科组织的基本管理方式和方法原则，以及确定学科组织处理与其上下左右组织机构之间关系的原则、规定和程序等问题。这些规范的设计都为下一步的学科组织结构设计和运行设计提供了订制备选方案的框架。
3.学科组织结构设计
组织结构是规定任务如何分配，谁向谁报告，正式的协调机制和相互关系的模式，[12]据此，学科组织结构设计可以被认为是确定学科组织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协调机制模式，即确定学科组织内在制度的过程，从功能的角度来看，学科组织结构设计是对学科组织内部子系统进行科学划分并分配其相应功能的过程，组织结构设计追求功能最大化。从目的来看，学科组织结构设计是为了寻找实现学科组织远景目标和战略的最好方案，以随时改善学科组织的效率问题。从结果上来看，学科组织结构设计使指导行为的规章被准确且明确地阐述出来，组织中的角色和角色关系不再仅仅依赖于学科组织中的人格因素。
4.学科组织运行设计
学科组织的运行是在结构基础上进一步对其中的具体内容、数量和时间进行的控制。因此，运行是一种广义上的决策，也就是通过分析问题，找出需要进行决策的环节，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寻求决策规范化的途径。在学科组织运行设计中除了要确定决策规范之外，还要明确区分学术权利和行政权力的界限，处理好学科任务和学者偏好之间的矛盾。对这些方面进行设计，将进一步巩固学科成员间的协作行动和共同规范，极大地提高学科组织运行效率，使学科组织能在多变的外界环境下保持良好的适应性。
5.学科组织系统评价
判定特定的学科组织在经过体制、结构及运行设计后是否满足事先给定的各种功能上的要求，这一工作是由学科组织评价环节来完成的。学科组织系统评价就是确定并选择评价指标，建立较为完备的综合评价体系，通过选择一种或几种评价方法来完成对学科组织功能和效率的综合评价，以进一步改良和优化学科组织化的状态。系统评价在本质上是对学科组织化的动态控制，检验其与学科组织使命的契合程度，以减少和修正学科组织化实现过程中所产生的偏离现象，使之有序、循序。
从结果上来看，我国目前各个层次上进行的大学学科建设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大学学科组织化的进展，但在实践中，由于学科组织化意识不强，片面强调学科要素建设等原因，学科建设的成效远远低于我们企盼的结果。通过有意识、有目标、有计划地推进学科组织化进程，学科建设能取得如我们所期待的较为明显的进展，而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