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是绿色的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调整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我国正经历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其工业化所面临的资源、生态、环境承载力问题，是其他工业化国家未曾遇到过的(金碚，2003)。“高投入、高产出、高增长、高污染”的增长模式已遇到瓶颈，绿色发展、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成为当前协调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内在要求，节能减排是当中的重要一环。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2008年我国单位GDP污染物排放水平是发达国家的10倍以上(李永友和沈荣坤，2008)，节能减排压力与责任尤重。我国政府积极应对，为节能减排设定目标。我国政府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承诺2020年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到45%。2011年3月通过的“十二五”规划要求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16%，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此外，“十二五”规划还提出了水质与空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的约束性目标①。
实现节能减排目标，根本途径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的目的在于以更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生产出更多的财富。国家“十二五”规划描绘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即提高服务业比重，改造提升制造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但结合现实，我们也发现，我国地方政府竞争激烈，在标尺竞争下，地方政府为了在竞争中胜出，一些非常规的竞争手段就被使用，比如降低环境和安全标准来吸引投资，宁愿引进高污染但高增长的产业，导致逐底竞争(race to bottom)(张军，2005)，其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反而提高了排污，恶化了环境。人们不禁会问：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是否正确？或者说，地方政府是否贯彻了中央提出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回答该问题，我们有必要回顾与验证近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否绿色的，是否能节能减排，改善环境的。通过考察该问题，能给政策制定者一个反馈的视角，为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提供指引。
产业结构是指各产业的构成及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产业结构调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三次产业之间结构变化、工业内部各产业结构变化与农业内部各产业结构变化。由于我国的第一产业(农业)占GDP的比重相对较小，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讨论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排污)的影响可见于Grossman和Krueger(1993)研究贸易对环境带来的三种效应中的结构效应(composition effect)，即产业结构变化对环境造成的影响②。这种讨论更多地局限于对三次产业之间结构变化的分析(Vukina等，1999；蔡昉等，2008)。也有分析工业(制造业)内部各产业结构变化对环境的影响。Cole(2000)指出，单位GDP排污与人均收入之间存在的倒U型曲线关系，可归因于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下降以及制造业内部的污染产业向清洁产业转移，但仅是制造业内部的产业转移不会降低排污。Auty(1997)讨论的是资源加工产业向资本密集产业、技术密集产业转变的制造业的调整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这种人为地把产业分为两类，分析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划分方法。例如，Janicke等(1997)所定义的污染产业就有别于Cole(2000)。而且，以往的研究使用二位数产业，损失了二位数产业内部调整的诸多信息，未能细致地反映产业结构调整的真实情况。
上述文献，分析产业结构对环境的影响，仅单独分析三次产业结构变化或工业内部各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而分析工业内部产业或其变动，仅限于两位数产业的分析。本文在这两点都进行了拓展。本文摒弃人为划分工业内产业调整的方式，使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构建了1999—2007年我国30个省(市，区)四位数产业结构调整指数，用来反映省级行政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幅度，并与环境污染排放与能耗的省级数据相匹配，在控制三次产业结构变化的情况下，考察工业内部，具体为制造业内部四位数产业结构变化对节能减排带来的影响。本文另一个创新之处在于使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不但分析了省区间节能减排的相互影响，而且讨论了省区自身和其他省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对节能减排的影响。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变量与数据说明，主要构建产业结构调整指数；第三部分介绍实证模型与方法；第四和第五部分进行实证分析；第六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变量与数据说明
(一)产业结构调整指数
本文试图分析我国省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否为绿色的，即分析当前的产业结构调整能否节能减排，从而改善环境。如何构建合理的指标来测度产业结构调整是回答该问题的第一步。以往对产业结构的分析，往往停留在对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分析。例如，蔡昉等(2008)使用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Friedl和Getzner(2003)使用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包群和彭水军(2006)则同时使用这两个变量。再者是停留在二位数产业层面上来探讨工业内部产业结构变化。如刘楷(2007)使用37个行业数据构造了工业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指数。我们认为，这样的分析过于笼统，使用二位数产业，损失了二位数产业内部调整的诸多信息，而二位数产业内部子产业之间的调整构成制造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部分，从而难以反映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真实情况。更为微观的数据有助于我们更全面而细致地分析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③为我们的探讨提供了方便。基于此，本文采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将企业数据分省区市按四位数产业加总，得到各省(区、市)四位数产业样本，进而构造四位数的产业结构调整指数，以图更细致地反映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情况。
我们对工业企业数据作了如下处理：(1)删除了采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数据，仅保留制造业数据；(2)对2003年以前数据的行业类别按照国民经济行业代码(GB/T 4754～2002)进行了调整；(3)对2004年增加值、销售额和总产值、新产品产值、出口交货值等变量的缺失值进行了添补缺失处理，方法是取2003年和2005年两年的平均值；(4)仅保留具有1998—2007年十年完整数据的四位数行业。
本文参考Brender和Drazen(2009)提出的政府支出结构变化指数的构造方法，构造了如下的产业结构调整指数来度量产业结构调整程度④：
其中，i，t和j分别表示省区市，时间和四位数行业，J为四位数行业总数。式(1)度量的是各行业t年相对于前一年的份额的总变化量。式(1)中
为t年制造业四位数行业j占全国制造业总额的百分比数。为了从不同维度度量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程度，本文从增加值、总产出、销售额和就业人数四个维度构造了四种结构调整指数。另外，采用不同的结构调整指数作进行回归分析，可以互相佐证。
上述指数度量了期末各个四位数行业相对于期初份额的累计变化量，即度量当年相对于基期的产业结构调整幅度，其值越大表明一个省区制造业内部结构调整越快⑤。
(二)其余变量
本文从减排、节能与总体环境质量三个方面来探讨我国当前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否为绿色的问题，构造我国省区排污、能耗、环境质量与辖区四位数产业结构调整相匹配的面板数据。
排污数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以二氧化碳、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工业粉尘的排放量表示大气污染程度；以工业废水、工业化学需氧量、工业氨氮排放量表示水污染程度。上述排污数据，除了二氧化碳排放，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年鉴》各期。至于各省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算法，可参看杜立民(2010)，主要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能耗采用各省区能源消费总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期。总体环境质量方面，我们选取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11)测算出来我国各省区的环境支持系统指数以及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具体说明，请看下文。
为了行文方便，下面给出计量分析时需要使用的变量、符号及其简单统计量如表1所示。
三、实证模型与方法
(一)实证模型
为了考察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否为绿色，检验其环境效应，我们将产业结构调整指数引入回归模型中，具体如下：
在上式中，P表示各种反映环境的指标，主要从三个方面考量。第一，污染物的排放，包括大气污染与水污染，反映大气污染程度的排放物有单位GDP二氧化碳(lg
)、二氧化硫(lg
)、工业烟尘(lgyan)与工业粉尘(lgdust)；反映水污染程度的排放物有单位GDP工业废水(lgwat)、化学需氧量(lgcod)与氨氮(lgnh)。第二，能源消耗，采用单位GDP能耗(lge)。第三，总体反映环境质量的两个指数，分别为环境支持系统指数(env)与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ress)。W表示空间加权矩阵。可见，上式中包含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及其空间加权项，前者捕捉时间变动效应，后者捕捉省区间的外溢效应。I为上文测算的产业结构调整指数，包括增加值、总产出、销售额与就业人员四大结构调整指数。为了反映其他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对本省区的影响，加进产业结构调整指数的空间加权项。
X表示控制变量，参考彭水军和包群(2006)、蔡昉等(2008)和苏梽芳等(2009)的变量选取。首先以实际人均GDP对数(ly)及其平方项(ly2)来反映经济规模的变化，这也是分析EKC最核心变量。再者，反映产业结构变化的变量，我们同时考虑三次产业结构变化与工业内部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前者由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wg2)来反映，后者由上文测算的产业结构调整指数反映。由于产业结构调整指数仅反映调整幅度，并没有涉及调整的方向，加进二产比重，更完善地刻画产业结构对环境的影响。前者的视角更为宏观，后者主要捕捉在既定的二产比重中，工业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幅度对环境的影响，这种设定方式类似于Cole(2000)。然后，反映区域的技术情况，以研究与试验发展全时人员当量对数值(lrd)来表示。另外，使用矿业就业比例(miner)反映省区的资源依赖程度；使用对外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ti)来捕捉污染天堂效应，检验我国是否为国外市场生产更多的污染而恶化国内环境。为了反映政府保护环境的努力程度(el)，也可以看作是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采用类似于曾文慧(2008)提出的水污染有效征收率(effective levy rate)。其定义是：超标废水排污费收入总额除以未达标工业废水排放量。由于2003年以后超标废水排污费收入总额的数据目前无法获得，仅能通过历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得到各地区总排污费征收额数据，故本文的省区环保努力程度用“总排污费除以未达标工业废水排放量”来度量。
(二)加权矩阵
(三)实证方法
模型(2)为包括了空间滞后项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其中空间滞后项和时间滞后项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为此本文采用空间差分GMM估计量(SAB)与空间系统GMM估计量(SBB)进行估计。
1.空间差分GMM估计量(SAB)
四、实证分析：基本结果
本节构造动态空间面板模型，从减排与节能两个角度，实证分析我国30个省(区、市)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否为绿色。表2主要呈现产业结构调整对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表3呈现其余六种污染物单位GDP排放的结果，表4则呈现产业结构调整对单位GDP能耗的影响。
(一)产业结构调整与减排
表2使用了两种估计方法，方程(1)与方程(2)仅考虑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使用的是Arellano和Bover(1995)及Blundell和Bond(1998)的系统GMM估计量；方程(3)—方程(6)采用空间动态面板模型，不但考虑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也考虑了其空间加权项，前者捕捉自身的纵向效应，即其时间变动效应，后者捕捉的省区间横向效应，即外溢效应。估计方法就是上节所简述的SBB统计量。Moran I检验显示单位GDP二氧化硫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故需要加进被解释变量的空间加权项。从表1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省区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显著降低自身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
表1的六个方程，使用了不同的四种产业结构调整指数，分别从增加值、总产出、销售额与就业人员四个方面刻画产业结构调整的幅度。在两种估计方法下，六个方程的不同产业结构调整指数的系数都显著为负。其表明，当前我国省份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显著地降低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在方程(3)—方程(6)中，由于产业结构调整指数测量的角度不同，故各产业结构调整指数的系数不尽相同。其中，总产出与销售额调整指数的系数最为接近，两者提高1个百分点，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0.033%。增加值与就业调整指数的系数较大，前者提高1个百分点，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0.066%；后者提高1个百分点，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0.110%。结合表1分析四者的数据特征可以发现，总产出与销售额调整指数在各方面都较为接近，而异于增加值与就业调整指数。同时，增加值与就业调整指数也是互异的，故出现不同的回归系数。
2.其他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显著提高本地区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
加进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加权项，考察省区间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互动的影响。空间加权项体现的是其他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对本地区排污的影响。如果该变量显著，也反过来说明本地区对其他地区的排污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在表2的六个方程中，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加权项系数都显著为正，即其他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显著提高了本地区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以方程(3)为例，其他地区的增加值调整指数提高1个百分点，使得本地区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提高0.175%。因此，从这个角度分析，如果省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将存在显著的“损人利己”效应，降低了本身的排污，却提高了其他地区的排污，即省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对自身而言是绿色的，对其他省区而言是黑色的。换言之，产业结构调整是全局概念，其效应并不局限于当地。在当前的制度背景下，区域竞争激励，产业结构调整可表现为：(1)产业转移，发达地区淘汰污染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地区，导致产业结构调整使得发达地区减排，而使欠发达地区更为污染，例如瞩目的首钢的搬迁。蔡昉等(2009)认为先行发展的东部地区来说，其产业结构调整是愈偏向更加技术密集型产业，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却是承接部分东部产业的转移。当承接的是污染产业，往往导致“排放漏出(emissions leakage)”。(2)正是由于区域竞争激烈，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在竞争中获胜，采取不合作，甚至“损人”的手段，市场分割就是其中的例子(徐现祥等，2007)。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各省区往往抢占既清洁且能短期内显著提高GDP的产业，其他省区只能发展其他产业，可能污染了其他省区。而且，我们发现，“损人”效应强于“利己”效应，意味着，没有区域合作，各自为政的制造业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非但不一定能降低全国的排污，反而加重了排污的总体水平。这观点与Cole(2000)的相似，其认为单独考虑制造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变化不会降低排污。由此可见，为了避免产业调整中的“损人利己”现象，建立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是关键。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政府在“调结构、促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林毅夫，2010)。中央政府应加强监测、评价和考核工作，引导和督促各地方政府按照中央部署，积极推进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工作。
3.省区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存在显著为正的外溢效应
考虑被解释变量，即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的空间加权项，其系数全显著为正，表明我国省区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存在显著为正的外溢效应。这种效应，在空间上，表现为相近排放水平的省区彼此临近；在政策举措上，正的外溢效应表现为省区的二氧化碳排放行为相互模仿。那么，一省区采用减小排放的措施，其临近的省区也相应采取减小排放的措施。这样的现象与Huang等(2011)中的榜样效应如出一辙。Huang等(2011)实证分析了我国三大发达地区(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对其余省区的排污外溢问题发现，其余省区的排污量与发达地区是同向变动的，即发达地区增(减)排，其余省区也相应增(减)排，文中把这种效应称作榜样效应。对比方程(1)与方程(2)，其并没有考虑省区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的空间加权项，即没有考虑省区间的外溢效应，方程(3)—方程(6)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效应降低，部分效应是由省区间的外溢效应造成的，遗漏该空间加权项使得估计有偏。
4.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合预期
关注方程(3)—方程(6)的控制变量，人均GDP对数值及其二次项的系数显示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假说不成立。Copeland和Taylor(2004)指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成立与否，要视不同的污染物而异，也与选择的区域、样本区间及回归方法有关。在技术效应方面，研究与试验发展全时人员当量对数值(lrd)的提高，降低了污染的排放。这与Antweiler等(2001)的分析是一致。结构效应中三次产业结构变动造成的影响，二产比重(wg2)的系数显著为正，二产比重提高1个单位，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提高0.007%。在三次产业调整中，要摒弃过去以工业为主的发展模式，着力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实行二产和三产并重的产业结构。反映省区的资源依赖程度的矿业就业比例(miner)系数显著为正，对矿产资源越依赖，该区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就越多。关于污染天堂效应，提高对外依存度能有效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环境保护的努力程度(el)的系数不显著，证明我国当前的环境保护的力度不够，不足以显著降低排污。
表1仅探讨了产业结构调整与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关系，但减排不仅仅局限于二氧化碳。要考察产业结构调整的减排效应，就要全面地分析产业结构调整对其他污染排放的影响。表2就呈现了这样分析。
表2选取的单位GDP污染排放更为全面，以单位GDP二氧化硫排放(lg)、单位GDP烟尘排放(lgyan)与单位GDP粉尘排放(lgdust)来表示大气污染程度；以单位GDP废水排放(lgwat)、单位GDP化学需氧排放(lgcod)与单位GDP氨氮排放(lgnh)来反映水污染程度。
表2的结果与表1的相仿。
1.省区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显著降低自身的单位GDP排污
六种污染排放的方程中，不同的产业结构调整指数的系数都为负，且大部分都显著为负，表明省区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显著降低自身的单位GDP排污。纵向比较同一污染排放的不同调整指数的系数，如同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总产出与销售额调整指数的系数较为接近，且尤以就业调整指数差异大。横向比较不同污染排放的同一调整指数系数，其中以氨氮的系数最大，烟尘与粉尘的系数次之，而废水的系数最小。也就是说，省区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对自身的减排，效应最大的是氨氮，次之是烟尘与粉尘，对废水的减排效应最小。
2.其他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显著提高本地区的单位GDP排污
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加权项系数均为正，且基本显著，表明其他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显著提高本地区的单位GDP排污，即出现“损人利己”效应。同样地，系数大小上，仍以氨氮的调整指数为大，烟尘与粉尘的调整指数次之，以废水和化学需氧量的调整指数为小。
(二)产业结构调整与节能
表2与表3分析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减排效应，我们发现，省区自身的产业调整能显著降低单位GDP排污，但其余省区的产业调整却提高了其排污。在应对当前严峻的环境资源问题，我国提倡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不但要减排，还需要节能。为了考察产业结构调整对节能的影响，本小节以单位GDP能耗为被解释变量，使用与上节相同的回归方法，具体结果由表4呈现。
表4也使用了两种回归方法，方程(1)与方程(2)仅考虑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而方程(3)—方程(6)采用空间动态面板模型，不但考虑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也考虑了其空间加权项，使用SBB统计量。鉴于Moran I检验显示单位GDP能耗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忽视空间相关性，将使估计有偏，故需要加进被解释变量的空间加权项。
从表3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省区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显著降低自身的单位GDP能耗
六个方程中所使用的四种产业调整指数的系数基为负，且前五个方程的系数显著。如同减排，省区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能带来节能效果，以方程(3)为例，增加值调整指数提高1个百分点，单位GDP能耗降低0.072%。同样地，方程(3)—方程(6)中，四个产业结构调整指数的系数，总产出与销售额调整指数系数相仿，二者提高1个百分点，单位GDP能耗降低0.033%。同时，就业调整指数与前三个调整指数的系数差异较大。
2.其他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显著提高本地区的单位GDP能耗
表3的六个方程中，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加权项系数都显著为正，即其他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显著提高了本地区的单位GDP能耗，且系数大于产业结构调整指数的系数。以方程(3)为例，其他地区的增加值调整指数提高1个百分点，使得本地区的单位GDP能耗提高0.132%，大于自身调整的系数。由此可见，产业结构调整，不但在减排上，还在节能上，出现“损人利己”效应，且“损人”效应大于“利己”效应。如果缺乏区域合作机制，产业结构调整，也不一定在全国总体上起到节能的作用。因此，实现节能减排，建立有效局域合作机制刻不容缓。
3.省区间单位GDP能耗存在显著为正的外溢效应
单位GDP能耗的空间加权项系数显著为正，我国省区间单位GDP能耗也存在显著为正的外溢效应。同样地，正外溢效应，在空间上，表现为相近能耗水平的省区彼此临近；在政策举措上，表现为省区的能源消耗行为相互模仿。那么，一省区采用减小能耗的措施，其临近的省区也相应采取减小能耗的措施。
五、进一步讨论：稳健性检验
上节分别从减排与节能两个角度分析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环境效应。我们发现，省区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能显著节能减排，但其余省区的调整反而提高了本省区的单位GDP排污与能耗，即产业结构调整存在“损人利己”效应。本节继续围绕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是否绿色的问题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产业结构调整与环境质量
为了更直观验证产业结构调整是否绿色，我们引入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11)测算出来我国各省区的环境支持系统指数(env)以及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ress)⑩,并以其为被解释变量，佐证产业结构调整的环境效应。
表5呈现了产业结构调整对环境支持系统指数和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的影响，具体结果如下。
1.省区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显著提高自身的环境质量
无论是环境支持系统指数(env)，还是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ress)方程，也无论是哪种产业结构调整指数，产业结构调整指数的系数都显著为正，在环境支持系统指数的方程中(方程(1))，增加值产业结构调整1个百分点，其指数提高0.798个单位；在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的方程中(方程(4))，增加值产业结构调整1个百分点，其指数提高6.746个单位。由于两个环境指数其值越大，表明环境质量越好，上述分析结果与节能减排的分析是一致的。
⑩环境支持系统指数(env)是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11)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数的五个分系统指数之一，主要反映发展中的环境污染与治理综合情况。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ress)是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11)提出的衡量环境质量的另一指标，与环境支持系统指数不同的时，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考虑了资源的损耗。两个指数越高，都表明环境越好，越是绿色的。关于这两个指数详细说明，请参看《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2011年，科学出版社。
2.其他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显著降低本地区的环境质量
两组环境质量指数的方程，不同产业结构调整指数的空间加权项的系数都显著为负，方程(1)中，其他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提高1个百分点，反而使得本地区的环境支持系统指数降低2.171个单位；方程(4)中，其他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提高1个百分点，使得本地区的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降低11.008个单位。这两个效应也大于省区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对自身环境质量提高的效应。这一点，也与节能减排的分析一致。那么，产业结构调整对总体的环境质量也存在“损人利己”效应。产业结构调整对自身而言是绿色的，改善了自身环境，对其他省区而言是黑色的，恶化了其他省区的环境。
(二)使用Rook空间加权矩阵
上文的分析都是基于空间地理距离的空间加权矩阵，表6的稳健性检验，更换空间加权矩阵，Rook空间加权矩阵，即若i和j为相邻省区，则取
=1，否则取=0。
表6呈现的实证结果与上文的分析相一致，省区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显著带来节能减排，改善环境的效果，但其他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却加大了本地区的单位GDP排污及能耗，恶化当地的环境，即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损人利己”的环境效应。其中，“损人”效应比“利己”效应大。这意味着，没有区域合作，各自为政的制造业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非但不一定能降低全国的排污，反而加重了排污的总体水平。因此，引导产业结构调整，改善环境，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就要建立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杜绝“损人”现象的发生。
(三)其余稳健性检验
我们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一是采用Arellano和Bond(1991)的一阶差分GMM估计方法，构造的是SAB统计量；二是进一步更换空间加权矩阵，采用K值最邻近空间矩阵，具体为给定空间单元周围选择最邻近K个地区的权数为1，其余为0，一般地，K=4。实证结果与上文的分析相一致，省区产业结构调整存在“损人利己”的环境效应，即产业结构调整对自身而言是绿色的，改善了自身环境，对其他省区而言是黑色的，恶化了其他省区的环境。因此，杜绝“损人”现象的发生，必须在建立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的前提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从而改善环境，达到可持续发展。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节能减排是绿色发展、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一环。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寻求节能减排的有效路径现实而紧迫。实现节能减排目标，根本途径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本文在控制三次产业结构变化的情况下，使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构建了我国1999—2007年30个省(市，区)四位数产业结构调整指数，用来反映省级行政区的制造业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幅度，并与环境污染排放及能耗的省级数据相匹配，重点考察制造业内部产业结构变化对节能减排带来的影响，从而分析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是否为绿色。为了捕捉单位环境指标的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本文使用了动态空间模型，构造SBB统计量。同时，为了考察省区间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互动的影响，在回归模型中加进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加权项。
结果表明，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无论对减排、节能还是环境质量，都存在“损人利己”效应，即，省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不但降低了自身的单位GDP污染排放，还降低了单位GDP能耗，改善了自身的环境质量，但同时提高了其他省区单位GDP污染排放及能耗，恶化了其环境质量，因而产业结构调整对自身而言是绿色，但对其他地区而言是黑色的。同时，省区的排污、能耗与环境质量存在显著正的外溢效应。
“损人利己”效应预示着，我国省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是缺乏大局观，缺乏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如同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分割等区域问题，地方政府(地方官员)为增长(晋升)而竞争，在调整产业结构时各自为政，没有完善的区域布局，采取“损人利己”措施，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达到节能减排目的。这要求我国建立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更好地完善产业结构的区域规划。
建立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同时，继续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使之深入到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就是以更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生产出更多的财富，在此过程中，需要综合运用好经济、法律、行政、技术等多种手段，加强监测、评价和考核工作，引导和督促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和各类市场主体按照中央部署，积极推进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工作。再结合我国省区在节能减排存在的正外溢效应，可强化产业结构调整节能减排效果，更有益于我国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注释：
①“十二五”期间化学需氧量减少8%，二氧化硫减少8%，氨氮减少10%，氮氧化物减少10%。
②他们讨论的是人力资本密集产业与物资资本密集产业的转变。对于结构效应的进一步讨论参看Copeland和Taylor(2004)。
③下文简称工业企业数据库。
④这种构造方法与刘楷(2007)相似，后者称其为Michaeli系数。
⑤该指数仅反映产业结构调整幅度，无法反映产业结构的具体变化方向，即无法反映产业份额向何种产业调整。
⑥指的是省区的质心距离。
⑦表示第t期的工具变量集，它包括了时间滞后项的动态工具变量和空间滞后项的空间工具变量。
⑩环境支持系统指数(env)是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11)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数的五个分系统指数之一，主要反映发展中的环境污染与治理综合情况。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ress)是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11)提出的衡量环境质量的另一指标，与环境支持系统指数不同的时，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考虑了资源的损耗。两个指数越高，都表明环境越好，越是绿色的。关于这两个指数详细说明，请参看《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2011年，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