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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5月18日，北京。
“中国环境危机已在眼前。”国家环保局副局长潘岳当日在北京《财富》论坛上发言痛陈，“这实际上是我们这代人能否安然度过的问题，更遑论造福子孙后代。”
潘岳说，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是一个专业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根源是扭曲的发展观。“几年前，我也曾在一个类似的场合得意地告诉国内外媒体‘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但全然没有意识到，‘世界工厂’的代价也许就是“世界垃圾场’。”
两头在外 污染在内
从1979年第一家外商进入中国，到如今中国已有外企51万家，带来投资5700亿美元。而他们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是：1／5的年税收、一半以上的年出口以及2400万就业岗位。
就在这样的互动中，中国经济逐步融入世界。现在，中国已是全球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100多种商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世界50％以上的相机，30％以上的空调和电视机，25％以上的洗衣机和近20％的电冰箱都在中国生产。
2004年《财富》500强沃尔玛再度夺魁，而其6000个供应商中，就有5000个来自中国。同样在中国，柯达的快速冲印店已有9000余家，规模仅次于中国邮政，也是柯达最大的网络……
瑞士银行公布说，1993年至2003年，在中国大陆的外国投资平均回报率为10.4％，高于绝大多数国家。事实上，自2003年以后，中国一直是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
但必须看到的是，那些在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已很难立足的重污染产业，也随之转移到了中国，或由中国企业来代工：一是化工中间体产业和精细化工产业。如影印药水、医药原料等。二是印染和电镀业。三是废物回收利用业。如拆船、电子废弃物回用等。四是贵金属冶炼。如钼、镍、锡。
这样，中国就出现了两头在外，污染在内的畸形产业结构。
所谓两头在外，就是指中国进口的原料（如石油、铁矿石）经加工后的出口成品（如化纤服饰、化工和电子产品），而有污染的生产过程则基本在中国进行，污染的是中国的大气、水和大地。其间，中国只赚取一点菲薄的加工费，这些加工费与治理污染所需费用相比，可谓杯水车薪。
同时，很多在华外资企业所需原料和能源也由中国提供，而这些原料的采掘或生产会严重污染环境。如煤炭和有色稀有金属，特别是电力，中国多为火电厂，它们是造成大气硫化污染的元凶。
目前火电厂已成中国大气污染物大户，2004年排放二氧化硫约1100万吨，占全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的50％以上。按照目前的排放控制水平，到2020年，我国火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将达到2100万吨以上。如果火电厂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得不到有效控制，将直接影响到我国大气环境质量的改善和电力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影响到未来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污染 增长为负
随着中国步入2005年，所有省份都提交了各自的2004年经济形势报告。表面上看，广东、山东、江苏和浙江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位居前四名，每个省份都超过了1万亿元。然而，在这些美丽数字的背后，却诉说着为了追求经济繁荣而使大自然惨遭浩劫的故事，不顾后果的经济发展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如果将这个因素考虑在内，这些省份的经济增长率实际上可能为负数。
目前，太湖流域、长江下游段、钱塘江段等水资源都受到不同程度地污染。其中以太湖为最。太湖流域只占全国国土面积的0.38％，各种污水排放量却高达32亿吨／年，占全国10％左右。一大批治理污染企业应运而生，这些企业治污产生的GDP，不论其是收益还是成本，都统计在GDP总量之中，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无效增长。
又如，山西作为一个煤炭开采和重工业区的省份，2004年因环境恶化和污染对该省的经济造成的恶果已经超过了过去10年所取得的经济增长成果。
如果剔除无效增长，这些地区的增长率将是负的。而观察一下日本、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其在维持2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期之后，都迈入了现代化国家的行列，相比之下，中国经济迄今已经高速增长了26年，但人均收入仍不过1000美元左右。这清晰地显示，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不尽人意，其中，环境污染造成了巨额经济损失，并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005年6月2日，国家环保总局公布了《2004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2004年七大水系中除珠江水系总体水质良好外，其余六大水系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污染程度由重到轻依次为：海河、辽河、淮河、黄河、松花江、长江、珠江。其中海河水系属重大污染，劣五类水质的断面比例达到56.7％。
同样，在2004年检测的27个重点湖库中，劣五类湖库高达10个，其中“三湖”（太湖、巢湖、滇池）水质因总氮和总磷浓度高而均为劣五类。
同时，我国海域的水质情况也不容乐观，虽然黄海和南海水质总体上较好，但渤海和东海污染有加重趋势。据统计，2004年全海域共发现赤潮96次，虽然在数量上比2003年减少了23次，但赤潮累计发生面积却较2003年增加了83％，其中大面积赤潮都集中在东海。
无论对于生活、工业、还是农业，水污染必将成为中国头号环境问题。
事实上，中国所面临的最严重的环境挑战是如何向公众提供清洁的用水：有6000万人每天得不到足够的日常用水，有6亿人只能使用被污染的水。
甚至，根据最近的调查，中国的智囊团、学者和政府官员已经把环境问题列为2020年前中国所面临的主要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技术未见 垃圾进口
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到处充满了生机。几乎所有的重化工业，包括钢铁、汽车、农业机械、化工化肥、石油水电等，都已经在中国各地开花。当时的市场还不过刚刚撕开一个口，但在如何从境外引进技术上，中国高层已经形成统一的认识。1979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就有这么一句话，“外国合营者作为投资的技术和设备，必须确实是适合我国需要的先进技术和设备”。
这几乎是当时最为普遍的做法：采用补偿贸易形式，或者直接付费的方式，从国外引进设备和技术，在国内生产产品。
1984年，成了中国名副其实的“引进年”。在大量进口汽车，大量引进彩电、冰箱生产线的同时，各科研、制造单位和大专院校，也大量引进半导体器件生产线。仅集成电路生产线，从1984年到“七五”末期，中国就先后引进了33条；按每条线花费300万美元—600万美元计算，这33条生产线共花去9900万美元—19800万美元。而其中大部分的钱，被港台投资者拿走了。
然而，上个世纪80年代这一批高价引进的技术和设备，却无法满足中国对改善技术的需求。基本上是淘汰产品，其中只有1／3可以开动，而引进企业也少有明确的消化吸收方案。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还在中方运营的技术和设备已经寥寥无几，其他不是当废铁卖了，就是承包给外人经营了。所谓的“外人”，也正是当初技术和设备的提供方。
花费大量金钱，换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却效果不佳。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现实。
转折出现在1992年。这一年，中国修改《合资企业法》，允许外方控股并出任董事长。这意味着，中国最终明确提出“以市场换技术”——允许外商进入中国市场，但要带来先进技术。它随之带来的变化在于：将引进先进技术作为吸引外资的核心，转向以吸引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大公司投资为主；对需要引进的技术，进一步明确为“先进外国资本、先进技术以及国际先进管理经验”。
当时，中国学术界认为，在国际直接投资方式下，东道国可以从三个方面获得技术：跨国公司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会将先进技术转移给东道国的分支机构；外国直接投资还会将技术转移给东道国独立的分包商；外国直接投资可能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从而提高东道国生产相似产品的竞争力乃至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
于是，在这种认识高度统一的气氛下，新一轮与外资的谈判开始了。中方的目的非常明确：一要有先进的技术和生产工艺；二要有雄厚的实力和良好的合作信誉；三是不仅要转让整体的组装技术，零部件技术也必须转让；四是必须是适用的和最新款（最起码是次新款）的产品。
尽管此后，“以市场换技术”又经过几次调整，但万变不离其宗，上述思路一直是后来10年间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线性逻辑，这实际上给合资公司的双方界定了一种竞争关系，外方看重的是中国的广阔市场，中方要的是外方的先进技术，谁能成为最后的赢家，就要看谁学得快。
然而，困局并没有因此解开。首当其冲的是资金短缺问题，其次是市场培育问题。直到目前，中国各地到处可见的合资企业，绝大多数还属于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产业。它们技术档次低，产品直接面向广大消费者，其产品的关联程度较小，难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不过，现在情况似乎有些变化。随着世界资本在中国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众多的跨国公司不断将研发中心（R&D）搬到中国，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全球化已成为发展趋势。
然而在世界研发中心向中国迁移的热潮中，一些跨国公司却通过技术控制不断加强对中国市场的影响力，所谓“用中国人的智慧占领中国市场”，利用中国的资源研发出更多的市场份额，正成为许多跨国公司心照不宣的“中国战略”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市场的开放，并未换来应有的技术进步。作为外贸依存度超过60％的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低回报的出口加工业竟是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的最大回报！
首先，技术控制尤其是核心技术的控制仍是跨国公司的秘密武器，中国并未成为跨国公司研发重地。截至2004年6月，国内以各种形式设立的外资研发中心已超过600家，累计投入研发金额超过40亿美元。据商务部资料显示，未来3年，61％的跨国公司有意继续扩大在华研发方面的投资。若据此认为中国已成为跨国公司研发重地，则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跨国公司通过“研发链”详细具体的“研发分工”，将基础性和原创性的研究大都放在其母国进行，而对一些辅助性的应用研究、产品开发和地方化等则放在中国研发，以实现对核心技术的垄断和控制。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在华研发费用中试验发展活动费用高达88％，而基础研究费用只占总支出的1％，应用研究占10％。
其次，外资在华研发技术层次低。大多只从事一些本地化的开发工作，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的研究还不多；有的研发中心甚至主要承担技术支持的职能，所谓的技术研发也仅限于内部技术转移，使得国内外在技术创新和研发能力方面的差距继续拉大。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2004年《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显示，中国内地的技术性基础建设领域排名非常靠后，在“IT技术有效性”的子项排名下，中国列59位，而在“工程技术有效性”的排名中列57位。这些出人预料的排名结果，却是真实而刺痛着中国。
另一个刺痛并警醒我们的事实是，各种垃圾正大量涌入国门。
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和海关总署明确规定，禁止进口废电视机及显像管、废计算机、废显示器及显示管，废复印机、废摄（录）像机、废家用电话机等11类废旧电器。这11类废旧电器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电子垃圾，但在广东汕头市贵屿镇，这些电子垃圾随处可见。走私电子垃圾在贵屿80％人家的门口都可以看到，从一些环保组织了解到的数据是：每年贵屿镇回收处理的电子垃圾在百万吨以上。该镇每年回收的塑料在15万吨以上，回收铁、铝、铜、锡等常用金属20万吨以上。正是这样的规模使贵屿成了目前中国最大的走私电子垃圾集散地和加工中心。
从1995年开始，经过近10年时间发展，电子垃圾回收现在已经成了贵屿人谋生的主要手段。除了进入二手市场外，贵屿的绝大部分电子垃圾会被不断地分拆。其中塑料部分会被加工成简单的塑料颗粒原料或是做成塑料假花；废旧的电路板上有各种芯片、电容、极管等零部件，可以回收利用。同时还可以通过烧烤、酸洗等方式提取镀金、锡焊料、铜骨架等各种金属；电线则被剥皮或焚烧取铜。恰恰是在对这些电子垃圾进行加工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有害物质、对环境造成严重的危害。
由于废弃的电子垃圾含有丰富的可回收物资。包括贵重金属、塑料、玻璃以及一些能再利用的零部件，根据国外的研究报告，一吨电子板卡，可以分离出286磅铜、1磅黄金、44镑锡，仅1磅黄金就价值6000美元，因此对这些电子垃圾进行不需要先进技术、设备、成本低的手工拆解是非常有利可图的。这样某些发达国家和企业便不择手段地将电子垃圾转运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国际间的垃圾转运便随之产生并逐年加剧。有关资料显示，美国产生的电子垃圾80％出口都被装进集装箱运到了印度、中国和巴基斯坦。其中中国又占了90％。进口电子垃圾在中国登入的地域呈现日益扩大的趋势，已从广东省地区蔓延到湖南、浙江、上海、天津、福建、山东等地区。
此外，每年全球石油化工行业共产生40万吨至50万吨含钼、镍的废催化剂，其中1／5以上走私到中国，且绝大部分流向一些“作坊式生产”的小型冶炼企业。
据介绍，近些年走私到我国的废催化剂主要是含钼、镍、钴、钒的金属催化剂。“钼”有“黑色黄金”之称，1吨废催化剂的进价是200美元左右（合人民币约1600多元），国内市场对废催化剂的收购价是每吨一万元人民币，6吨废催化剂可加工1吨钼酸氨，1吨钼酸氨的市场价约13.5万元人民币。因此，如果按废催化剂的进口成本计算，毛利率则高达900％。然而，提炼过程中对人体和环境所造成的损害和污染却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
最后想说的是，“世界垃圾场”决不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初衷，也不应成为中国崛起的惨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