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易经的中国商业伦理与管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易经论文,中国论文,伦理论文,商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确商业伦理在现今中国社会中的有效性和独特性十分重要。其独特性不仅源于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元素的结合，还在于其以《易经》宇宙本体论中关于改变与变革的思想(即“易”)为基础。这一思想基础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与灵活性。商业伦理的重要性在于它阐述了中国的商业人士如何在国内外众多不同的谈判与交易中经营事业；它同样指明了中国商业人士如何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以及如何面对与处理风险。《易经》在某种意义上是关于“变革”与“交换”的经典著作，提供了学习具有复杂结构的中国商业伦理的指导性原则。 1 儒家伦理学的新概念 本研究试图理解及定义中国哲学中的伦理学在《易经》的宇宙哲学影响下的构建路径；基于《易经》定义儒家德性论与德性伦理学。由于现有儒家伦理的研究忽略了《易经》的影响，本研究将突破此局限，结合《易经》的综合伦理思想来研究儒学，试图发现其独特联系。这一研究结果不仅包含了同样源于《易经》宇宙论的道家哲学思想，同时还能融合源于道家哲学的禅宗哲学智慧。这一复杂的文化结构就是本研究力图展现的升级的儒家伦理的理想形式。这一形式需要结合中国社会的其他因素方能发挥理想效果。 这样一种新的形式，可能会被当代新儒学的实践者视为儒学传统的理想模式或者是智慧精髓，又或者是其他有效关键的模式。 本研究并不打算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论证这个理论，而仅仅是把它作为一个有效的前提。现今中国社会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甚至是一个现代与后现代文化交织融合的社会，一个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各自并存的社会。在此复杂的背景中，一个能够将西方伦理学中的道义论、契约论与功利主义合并一体的模型，是现代化过程中无可替代的重要元素。通过将西方伦理学的内容融入升级的儒家伦理中，就能发展到现代或当代儒家功利主义，抑或是儒家商业伦理。 需要注意的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此发展过程有着关键的统御性的影响，这在中央政府与国有企业的价值目标及战略方针上都有所反映。充分考虑这一点后，就能将之提升到当代最终形式的综合儒家伦理(商业伦理)。这一最终形式似乎引领着中国所有的经济改革、商业交易与商业管理。简而言之，通过合并责任伦理与升级的传统儒家德性伦理中的效用伦理，升级的儒家伦理成功地演变为综合的儒家伦理，达到了现代最终的伦理形式。 商业伦理与管理分别是综合的儒家伦理在经济决策中起到的不同效用及在当代企业管理中的具体应用。这正是笔者C理论所力图阐述的。在这之中，企业是作为法人，与简单的自然人有所区别又有所联系。 这一结论陷入了一种哲学困境，那就是在指导实际商业行为中，这样的商业伦理与管理的模型亦如假说与规则那样极具描述性，然而，商业行为却多以组织架构为基础，或以市场为导向，抑或二者兼备。由于极权主义的基础方法论与极具活力的本体论在本质上均来源于《易经》的哲学思想；所以离开了《易经》，不论是升级的还是综合的儒家伦理都难以存在，更遑论二者间的转换发展。换言之，儒家伦理与儒家商业伦理均以《易经》为本，以《易经》为养。 2 《易经》：顿悟宇宙与伦常的创造性来源 作为中国哲学的经典著作之一，《易经》通常会被认为是一本关于占卜的书。早在公元前6世纪儒家文化诞生之时，《易经》已经显现出了宇宙启示与伦理智慧的特点。这体现于它探讨该如何回应现实中关于预测未来、关注未来自然变化以及人类如何应对的过程中。倘若不能从宏观全面的角度来认识世界，又怎能正确地自我定位、自我评价呢？人们可以在人际关系网中确认并区分自我，但在儒家和道家保持的综合性天地框架以及诸多事物中，这不是一个人的身份和位置。人们需要一个综合的视角或“地图”来自我定位吗？这个“地图”不一定是综合的，但必须是“全球”的，这样个体才能知道自己的位置和情境。同样，如果未能以正确的言行来回应世界，又怎能追求今后的幸福呢？今后的行为属于未知的未来，但仍能选择更可取的行动。由此可知，占卜的乐趣势必引致对行为的关注。面对世界，通过经验和观察，会发现自己是能够能动地作出决策并采取有效行动的，而这也与丰富的经验相符。 不论从理论还是实践视角，《易经》都是一本关注宇宙现实、关注人类抉择与行动的书。《易经》通过由符号线条组成的系统，预测出隐含的宇宙基本原理与变化，能够启发人们发现变化中所蕴含的宇宙创造性。这种创造性是一种能够创造新事物、化繁为简、化简为繁的推动力。在宇宙中，自然规律与天地万物同生共荣，万物的激荡变化也衍生出新的自然规律。对于人类而言，能够自主地选择与行动，也算是一种创造力。有趣的是人类的创造力实际上扎根于宇宙创造力。通过反思，能够发现其实自己也是这宇宙创造的产物。人类在宇宙演变中诞生，因而是在变化与变革的过程中诞生与进化的。除此以外，也逐渐能够意识到诞生是宇宙根本创造力的体现，所以能够解释如何创造性地决策与行动，这都体现在文明与伦理的发展过程中。 通过分析，能清楚认识到《易经》能够占卜推测未来，并以此指引行动。对背景的详尽分析与丰富预设使它演变成为一部最具哲学智慧的书籍。实际上，这种转变通过两个阶段完成：第一个阶段将过往从占卜中得到的预示判断整理成了以“卦”与“阴阳”组成的系统。其中“卦”也逐渐以日常所见的事物命名。第二个阶段是孔子与其弟子对《易经》进行的全面而整体的解读。 正如《易传》所示，隐含着创造性与变革的宇宙论变得更为清晰开放。不仅如此，那些暗含在关于选择与行动的伦理要素同样变得更为清晰，为发展伦理与宇宙论奠定了基础。 为了展现这种富有创造力的宇宙精神，引用《彖传》中对《乾卦》进行解释：“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这句话解释了宇宙的创造力是如何具有“元”、“亨”、“利”、“贞”这4种卦辞的优点的。而这4种卦辞的精髓也在不断地创造与发展中得以传承。 创造力如何通过人文体现出来呢？上文引述的语句已然作答。一个人必须认识理解宇宙的起源过程与其恒久不息的演变，融会贯通，再进而以阴阳符号系统地表达出来。这是一种表现人文认知创造力的自然之道，但是人文也需要展现其在创造文明、和睦社区以及调解事务方面创造性的效用和创新性的方案，并且能够在挖掘人才、开拓领域方面有源源不断的创新之举。这不仅符合人文的内在价值，也体现“善”的有效途径。尽管认知创造力不一定能够促进“善”，甚至可能会引致极大的危害，但是也应该意识到，人类更多作出的是积极正面的决策而非负面的，也更多地带来成功。这就是为什么正面善意的行为多为人们采纳并常常会带来好的结果。但是，积极一面人人留心，消极之处却鲜有关注！伦理积极的一面为何显现？人们注重伦理是因为它促使人们为万物间和谐发展而提升内在的自我修养，这正是它被人关注的积极之处。正如人文是展现人类创造性的自然之道，伦理乃是实现宇宙创造性的人文之道。这两种创造性都深深植根于同样的土壤，并在强化与提升中循环往复。《象传》中的语句极富深意与参考价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虽然仅是短短两句，仍能看出人文是如何在领悟与理解宇宙时得以发展的。归结起来，其实有3点：①只有经过深深地感悟与思考，以一贯自我理解的思维方式进行理解，方能透彻理解天地间的创造性。②宇宙创造性是唤醒自我认识、自我理解的意识，促使个体追求宇宙创造性的理想模式。这种理想模式的来源，正是伦理中人们自我修养、接纳与关怀他人及天地万物的思想。③人文需要有一个内在本质的终结，正是这一终结明确了其价值与意义。也就是说，被赋予了一种兼顾宇宙论与本体论的特质，即扎根于宇宙现实的深厚的创造力。由于这种宇宙现实建立在无条件的、无穷无尽的创造力中，人文也同样有类似的内在精髓使它有能力实现自我、提升他人、革新与重建宇宙。由此，可以看出儒家与道家的起源，并且包含于二者之内极具创造力的宇宙论的延伸与发展，因而，它代表了人生与阴阳和谐的形而上学本体论。 3 儒家德性伦理：《易经》本体论的具体化 从时间上来看，《易经》比孔子创建的儒学更早地体现了宇宙哲学。但是，儒学对宇宙论的系统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贯穿在具体化与系统化过程中的方法论始终一致，而这种方法论就是全面的观察与反思。显然，《易经》中的本体宇宙论就是全面的观察，而儒家伦理及其伦理与人文哲学，则更倾向于反思。二者的延续与呼应，使儒家的人文理论更为连贯且有深度。 3.1 “礼”：唤醒人文精神 首先，必须探究儒学是如何通过对礼仪的观察创建其人文哲学的。此外，还应研究儒学是怎样逐渐从关注礼仪转变成对人生的关怀感悟，对“仁”与创造力的关注。 作为维持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的秩序，“礼”在古时十分盛行。当然，“礼”并非是随意创立与发展的。在“礼”的规范下，方才有了人伦尊卑与社会等级。西方的哲学家并不认同“礼”创造了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尊重和功能互赖。从西方思想的角度而言，规范人们行为的应当是法律。法律必须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法律所规范的仅是被统治的人；而“礼”的效用则渗透在整个社会中。在这点上，人们会诚信服从及赞同“礼”。“礼”的思想固然是由孔子倡导的，但是，人们经过实践都会逐渐欣赏“礼”的精神，甚至是依附于“礼”。若不能清楚了解“礼”的这一大众基础，便会如芬格莱特一般，为“礼”所谓“神奇的力量”所迷惑。由于缺乏对汉语和孔子道德观的理解，芬格莱特把礼的力量误以为是一种魅力网，而没有意识到和完全忽略孔子所定义的人的自我感觉和道德折射的丰富内涵(见其《孔子：世俗的神圣》，1972)。他得出的结论是：①孔子的道德只能被视为一系列的行动；②中国人没有道德意识和道德自我；③道德行为在心理上弱化为一种魔术；④儒家的德性不能被看做独立的动机，只是社会成员结成的社会关系。很不幸，他对儒家伦理的这种教条式理解是严重错误的，导致很多汉学家否定了中国哲学中的道德、自我以及人的主体性，尤其是将自我解释成无内部情感和价值的形式上的关系。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论语》中会提到“礼之用，和为贵”。同理，孔子甚至想把“礼”作为政治统治的基础。他对比了“礼”的思想与法的思想：“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正是先理解“礼”，孔子的儒学方能唤醒人们内在的人文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认为这一内在的人文精神解释了自主行为与自由，即自由意志。正如他所言：“我欲仁，则斯仁至矣。”也就是说，内在的人文精神不仅表达了所有人共有的一般特性，也解释了特定的对于自我意识与自主感的认知，而在这当中，同等蕴含着人的意志与自省。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方能了解“仁”是怎样把一个人和一个社会变成一个有道德的人和符合伦常的社会。 3.2 “仁”：孕育伦理原则 “仁”不仅是一个指代关心芸芸众生的情怀的实词，更是一个需要用想象理解内涵，以实际行动去实现两个人间乃至整个世界紧密友睦的隐喻词。儒学的基本伦理原则可以说是蕴含于抑或扎根于“仁”中的。本研究将进一步解释孔子所倡导的“仁”的3种基本内涵。 (1)“仁”能使人克己复礼，体现了对于和谐的追求 在“仁”的觉醒方面，正是这点使人意识到自己受私欲与偏执的自利牵绊。这些欲望都仅仅能暂时地满足小我的需要，若要真正满足自我，一定要克服这些欲望，接受并贯彻“仁”的思想。这种思想觉悟是建立在理解为什么要遵循“礼”的基础上的。由此，才能打造全新的自我，接收“礼”的思想，传承“礼”的精神并且能自然而然地在待人接物上贯彻“礼”。 (2)仁”是一种让人在人际交往中能易地而处的能力 换位思考便能产生同理心，在他人处于困境时伸出援手。如此一来，便体现了对于他人的关注与关怀。这种同理心、同情心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他人的关爱援助深深体现了“仁”理念中的人文的精神。毫无疑问，要贯彻这种精神，要学会推己及人。怎么能做到不论自己或他人均一视同仁，仁爱待人？在这一方面，在实践“仁”之时，儒家有两条著名的基本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两条准则体现了儒家德性伦理中最为睿智的部分，它使一个极具自省意识与人文精神的人了解到人与人之间有许多共同点，正是这些共同点让彼此有一种人同此心的联系。这也使人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具有人文精神的人。如此实践人文精神，方能推己及人，站在他人的角度欣赏他人。在践行人文精神的基础上，就能正确地了解与他人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因为孔子认为世间存在着一种通过观察与反思进而达到认知的宇宙论，因而儒家伦理可看成是以倡导观察与反思的认识论与宇宙论之基础。这种方式在探究世界与人文精神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 (3)中庸之道也是“仁”的一种体现 孔子在《论语》中谈及中庸之道，也就是“执两用中”。何谓“执两用中”？在“过犹不及”一句中，孔子已作出解答。从中可以看出，最好的生活方式一定包含着符合中庸精神的处世之道。在治理国家方面，中庸之道更是能适用于多种情况。笔者认为这种中庸之道就是和谐之道。一般而言，遵循“礼”便能达到中庸，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要真正达到人际间的和谐，需要努力去探寻和确定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和谐。 孔子认为要遵循“礼”来达到和谐是极具挑战性的，几乎没有人能够真正应用并且长久贯彻这一原则，因为人们可能会忽略了情况的变化，以致难以在特定的情境中恰当地运用这一普遍适用的原则。这意味着要常常根据大局变化来丰富与充实中庸之道，并且要时时从过往经验中学习，吸取教训，通过自省来提升自我修养。同时要避免对“道”的认识流于表面，并在生活中遵循“道”。这当然也是一种“仁”，并且应视此为终极使命。中庸之道中，人性中的自私凸显了人性天生的特点，因而要不断地寻求内在的自我认同感并解放天性，这正是道德体现。 由这3种“仁”的内涵，可知关于人性之自我的重要观点：人性之自我须经人们对于自我同一性的觉悟体现，而自我同一性又须经人们体验事物特性与人的差别的经验后方能体现。这正是笔者要探究与估测的。本研究有意识地、细致地将人定位为一个独立的本体，他能够得到人生经历的一致性，这本体同样是他以后所想保持的状态。除此以外，他要能够真正履行他对于旁人的责任，得到旁人的信任。在这种意义上，会认为这是一个可信的、值得尊敬的人，因为他找到了他本身一致性与能力的真谛。这是受他的自我同一性所驱使的，同样以他的能力与其履行对于旁人的责任与义务的意愿为保证。 究竟儒家伦理中关于人性的部分是如何与现代商业伦理联系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进行3种观察：①现代商业中已经有了一个有条理的，与劳动分工、与工作整合相关的工作框架，这工作框架要求遵守组织的基本规章制度。这意味着必然能够发现有关“礼”的规章制度，且这是通过由外部到内部的观察所得到的，因为这些规章制度都是基于共同的目的与愿景所确立的。②一个人能够同情他人，克制自我以求与他人良好互动，就是一种“仁”，或者说是关怀他人。不论是出于高位或者低位，只要一个人缺乏这种精神便难以与他人协作。③在商业伦理中，管理权威代表的是整个公司。这就要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必须有丰富的人文修养，如此一来，不论对内抑或对外，他方能有效地与人沟通，破解难题。 3.3 “诚”：“仁”的源头 根据前文对“仁”的解释，进一步来探讨儒家商业伦理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也就是“诚”的概念。“诚”是《中庸》中的一个独立章节，基于对人的可靠性、真实性的理解，能够对“诚”这一重要的品质作出解读(字面上可译为“真挚”，意为真实性)。“诚”是个体的内在感受，是愿意用其智力来证明一个人的行动和行为是真实可靠的。从自我认同的深层意义来说，如果一个人没有道德责任感，也就没有真实的自我。从深层来说，“诚”是一种自我认同的方式，它会使自己成为自我创造性的根源。通过“诚”一个人会把自己看做是根植于宇宙源的创造力，并且这种创造性应该引发其他方面的自我认同。正是通过这个深层根源，一个人看到自己的“诚”，并能够引起他人的移情和信任。 根据这个观点，“诚”是一种行为，人们根据自身的创造性来实现“诚”，从而使自己富有创造力。这种源于“诚”的创造力是一种归属感，是一个人与他人乃至与世界上所有事物的一种共鸣，所以人们能够对自己和他人做出判断，正如他在现实中进行传授、创造和实现自我的行动，他也能感受到他人在现实中进行传授、创造和实现自我的行动。实际上，一个社会要维持良好的秩序，这种对真诚的体验及其外在证明对于相互信任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它也是人类能够移情和同情他人的必然基础。在现代，一个商人的儒学观念必须包含这种根植于创造性的自我证明的能力的深度认同。 总而言之，“诚”是“仁”的源头，它揭示了：“仁”既是个人的独一无二的体验，也是能够感化他人和唤醒自我认同的一种人文的普遍情怀。 3.4 “义”和“智”：实现“仁”的方式 在真正与他人相处的时候，具备仁德的人毫无疑问会知道在特定情境或者特定关系中什么事情是合适或者适当去做和不做的。鉴于“仁”是根植于人的意识的一种感受，“义”可被视为在一种利害分明的情境中人应被对待的合适方式。在某种意义上，“义”是一种和谐与平衡被兼顾的情境的正确表现。更直白地说，“义”是一种适当的共享，在其中人被赋予权利、利益、职责以及责任。 另外，要明白的是在所有待人的合适方式中，总有一种方式最为合适，中文称之为“正义”，英文译为“justice”或者“justness”。正义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既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义”代表一种能够被人识别的客观关系。它取决于人心里需求的对于分配赏罚的合适的或者客观的标准。这种人心严格来说就是仁心。这意味着“义”这一德行也是一种由“仁”来支撑和滋养的正确态度。鉴于“仁”是与自私、狭隘、傲慢和偏执相对的，“义”就能在“仁”中找到其合适的定位。孟子开始预见到“义”的重要性，是在他意识到现实世界有很多缺失“义”的事例的时候，尽管当权者会为他们自以为福泽百姓的行为而自鸣得意。一个统治者是否爱民不仅仅在于他自我感觉为善，更在于他在仁德的理念下用行动给人民带来利益。如果一个统治者能够以这种方式爱民，则他已经把他的仁心转化为义举。 “智”是指利用个人智力来理解情境与事件，从而作出适应情境的正确行为，乃至达到情境中“义”的标准。也就是说，为了实现公平公道而应该做出的行为。在这种意义上，“智”不仅仅是对事物的认识，而是能够做出合适的道德行为，从而产生有益结果的知识。孔子很重视“智”这一德行。他甚至认为即便一个人通过“仁”达到了某种目的，但是如果他缺乏智慧，他所获得的也将会再次失去。在某种意义上，谁会简单地把“智”视为实践的智慧或者精明。它源自深思熟虑的思考而且能够非常自制，从而使一个人能够认清现实，并像智者那样认清珍贵的和值得追求的东西。也就是，一个人必须懂得判定价值和目的，从而才被视为是有智慧的。“智”是能够认清目的以及达到目的的手段的知识，而不仅仅是知识本身。“智”在这种意义上近似于康德的实践理性，不同于康德的理论理性。由于“智”是通过一个人的经历以及与人和世界打交道中积累得来，因此有充分的根据能够从学习与反馈中找到智慧。拥有智慧，一个人就能够学会如何和谐生活，并且从困惑和无知中解脱出来。他会认同一个创造公益的世界，或者在不伤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个人利益。 人们可能会疑惑为什么把“义”和“智”连同“仁”那样称为美德，因为“仁”体现的是一种态度、能力和感觉，这些词语同样可以用来形容“义”和“智”。即便两者都需要依靠或者要求有对人和事及其相关关系，在不同生活情境中的客观认识，但是它们更趋向于对客观情境的认知价值而不是像“仁”那样是一种自我投射。另外，它们的生成不是毫无根据的，而是必须以“仁”为根基和背景的。它们体现在“仁”和人文精神的方方面面，其发展要求给予更多的关注，因为它们会帮助“仁”的实现。这两种品质越是得到发展，它们便越是与“仁”更好地结为一体，并且使“仁”更为理性化和情感化。在这种意义上，可以看到了这些基本道德之间的有机联系。 还有更多具体的美德，此处不赘言。因为目前的论述足以看到“仁”是怎么衍生出所有的美德，尤其是“义”和“智”作为实现“仁”的方式。简单地说，在由“义”通向“仁”的过程中，“仁”也会通过“义”而得以实现，并且自然而然地也会实现“义”和“智”。因此一个人为了达到合适的“礼”，他必须追求“义”和“智”，从而使“礼”得以实现并且适应时势。在这个意义上，可知“礼”和“仁”、“仁”和“智”以及“仁”和“义”的二元性。 3.5 “信”：“仁”的美好结果 “信”包含两个层面，它是由对信任的主观感受和对可信状态的客观参照组成的。显然，为了保持人际和谐，必须相信和信任他人从而赢得相信与信任。前文提到的相互原则同样适用于此。如何在这两个层面获得“信”。答案是一个人必须观察世界同时明白信任基于理解。人们的自信和信赖他人会使他变得可靠，最终赢得他人的信任。信任建立之后，人会自信地践行他的美德和知识，他会备受尊重，并且社区里的所有人都会去追求公共利益。正如孔子所说：“人无信不立。”对于孔子而言，生活最合适的方式就是以“仁”为根基来发展自己的美德，从而使自己成为值得信赖的人。 以下展现孔子的伦理价值及其商业伦理：“→”这个符号表示出经验和理念之间的内在联系(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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