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新文化结构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义论文,结构论文,文化论文,四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新文化结构具有多方面的意义，这里撷取其三个主要的方面进行初步探讨，即五四新文化结构的生成对于中国大文化系统本身的意义、五四新文化结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于文化创造主体的意义、五四新文化结构在当代对于中国文化选择和再建的意义。这三个方面的意义彼此相关，从历史的发展来说，也有某种连续性，但它的当代意义是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值得注意的。
一、五四新文化结构的生成对于中国文化转型的意义
中国大文化系统从古代向近代的转变可以说是从明清之际开始的。但这一转变过程是缓慢的，带有量的积累的性质，不具有结构变化的特征，因而在严格的意义上不属于文化的转型。中国文化大系统的真正转型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在中西文化互动的背景下开始的。中国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在中国封闭的文化圈被打开后，面对西方文化冲击这一大变局，不能不做出应变调整。这一调整即中国文化转型的开始。因此，中国文化的转型带有文化回应的特点。从转型的历史过程看，它首先是以中体西用为纲领，主要在技术子系统的范围内展开。虽然科学的文化基因在这一系统中有所推进，但由于受到中体的限制，技术子系统的转型没有取得独立的意义并发挥相应的效用，甲午中日海战的失败显示了这一点。对失败的反思使人们认识到社会制度对技术成长和应用的掣肘，于是文化的调整转向社会关系系统。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是对社会政治关系的变革，然而也都以某种程度的失败而告终，这意味着社会关系系统没有生成新的独立结构。在这种背景下，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了。
五四新文化虽然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整个中国文化大系统的状况，但它确实改变了思想文化子系统的状况，形成了五四新文化的结构。这一相对独立的文化结构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化转型取得了某种实际的成果，中国文化的转型有了质的飞跃。这可以从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划限得到某种印证，学术界的多数人把中国近代文化的结束与现代文化的开端定在五四时期。
实际上，五四新文化结构的实际运作即新文化的传统，而这恰恰是中国文化转型的最切实的表现。从分析的角度看，五四新文化结构的几个层面都分别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流。五四新文化的形式层面——白话文，不论从语言形式还是从文学方面看，都已形成了自己的新传统；五四新文化的内容层面——科学与民主，也分别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五四运动之后，科学首先进入人生观层面，在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获得胜利；继而又进入社会关系系统，在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辩论中以主张科学认识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取得胜利，并在此后的变革社会的实践中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50年代后，又在技术系统中进军，一直到今天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呐喊，都表明了这一点。综合以上方面，我们或许可以对五四新文化传统有一个整体的认识，这一认识与下述客观事实密切相关：每当人们掀起文化热时，常常要以某种方式回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坐标点上，五四新文化思潮在中国现代史上一直时隐时现地起着某种意识形态的作用，这是五四新文化结构的整体功能效应。与此相对照，戊戌变法的思潮却没有这种后遗效应，它主要作为一笔思想遗产留给后人。五四以后，与知识分子相关的民主运动往往能映出五四的影子，却很少令人感受到戊戌变法的遗风。所以，总起来看，是五四新文化结构形成了新的文化传统。
断言五四新文化结构的生成标志着中国文化的转型，还应从更深的方面予以探讨和论证。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新文化试图改变中国文化的基因，转变中国文化的类型和性质。五四新文化结构在其文化理论层面认定：中国文化是在家族本位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家族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社会基因，中国文化的发生、内容和结构基本上可以由这一基因得到说明。与此同时，五四新文化理论还认定：中国的家族文化是以农业作为经济基础和繁衍背景的，也即中国古代文化从生产方式看是一种农业类型的文化。五四文化理论对中国文化的分析和概括，触及了中国文化结构的根柢，带有根本的性质。因此，以这种分析为基础设置的文化目标——“以个体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使中国文化由农业文化转为工业文化，也就是试图在根本上转变中国文化的结构和性质。这是五四新文化结构对于中国文化转型更为深刻、更为基本的方面，在中国文化转型的漫长进程中，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认识和变革，在总体概念上没有超越五四新文化所提出的基本范畴。五四新文化结构确实规定了中国文化转型的基点所在。
二、五四新文化结构对于文化创造主体的拯救意义与提升意义
由于五四新文化结构生成的特定历史条件和由这一条件所决定的该结构的高度相干性特点，五四新文化结构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对于文化创造主体——中华民族来说具有双重意义：即对文化主体的提升意义和拯救意义。中国文化产生了某种新结构，这种新结构落实到文化主体便不能不诉诸于某种新人。换句话说，以新文化结构为标志的中国文化转型终究不能不以某种新的文化主体来负载体现，这就要求在文化方面提升主体。这种对文化主体的提升意义，应该说是更为长远、更为根本的方面。但是，尽管如此，这一意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不占主导的地位，因为在西方文化的撞击下，中国文化大系统和中国文化创造的主体——中华民族正面临着生存的危机。新文化结构首先要解决文化主体的生存问题，它要首先以文化转型的方式拯救中华民族。这是新文化结构对于文化主体的另一意义，即关于文化主体生存的意义。
一方面是对文化主体的提升意义，另一方面是对文化主体的拯救意义，它们不仅构成了新文化结构的完整的历史内蕴，而且尤为显示了它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特点。概而言之，对文化主体的提升源于对文化主体的拯救，而对文化主体的拯救又是以对文化主体的提升进行的。从文化学的角度看，这是把握中国近代发展的症结和关键所在。
一般而言，一个民族的危机不一定是文化的危机。拯救一个民族也不一定要以文化转型或对文化主体提升的方式进行。中外历史上许多民族的危机都是在原有文化的类型中得到解决的，不需要文化的转型或诉诸于新的文化主体。但是，中国近代民族危机却带有文化危机的基本特征。自中国国门被打开，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华民族已经到了不调整和变革自己的文化就不能维持生存的境地。这就是中国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变革纲领层出不穷的基本原因，也是在这种文化变革的积聚中生成了五四新文化结构的基本原因。所以，文化转型或者对文化主体的提升是从对文化主体的拯救中引发而来的；同时，对文化主体的拯救又是以对文化主体的提升方式进行的。这是五四新文化结构在其意义层面上最为显著的特点，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最值得注意和玩味的地方。如果我们把中国近代的危机仅仅理解为一般的民族危机，就不能够真正理解在解决这一危机过程中中国文化的转型性质，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五四新文化结构的真正的文化意义；反过来，如果我们离开近代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孤立地研究五四新文化结构，或者离开中国文化大系统的危机和特点孤立地研究思想文化子系统的文化跃迁，我们也就不能真正揭示五四新文化结构的丰富历史内涵和它的复杂曲折的历史命运。
五四新文化结构是通过文化转型的方式来拯救中华民族的。从大文化的视角看，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中华民族不断追求和探索新文化，调整和改革自己的文化结构，争取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历史。充斥于百余年间的文化纷争，显示了中华民族在求生存、争发展的过程中文化选择的不同思考。通过文化比较、评价、调整或选择解决中华民族与其它民族关系中的危机，拯救中华民族，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最具有时代内容和特色的一面所在。所以，以文化转型的方式拯救文化创造主体，这是从文化角度对中国近现代史所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括。五四新文化结构对文化主体的双重意义就是由此而来的。这一概括和由此而来的五四新文化结构所具有的双重意义至少具有以下的历史重要性：1.它从文化学的角度展示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实质内涵和时代特色。2.五四新文化结构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里程碑和结晶。它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占据着继往开来的地位，一方面它是近代中西文化整合这一历史主流的某种总结；另一方面，它又是中国现代化传统的开启者。为了振兴中华，造福于中国人民，在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新型文化，这是五四新文化的目标和意义所在，也是中国现代化的主旨所在。
三、五四新文化结构的当代意义
克罗齐曾经说过，任何一部历史都是当代史。当某种历史被重新阐释或需要重新阐释，从而似乎获得了某种新的意义时，这种意义实际上常常是以某种潜在的形式或以某种不占主导地位、不那么令人注意的形式存在于文化传统之中的。一俟这种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存在于该文化传统中的某种成分所具有的意义就变得凸现出来，或者是该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衍变出的新成分发生了新的意义，使得人们有必要对之重新阐释。从文化结构的角度看，历史的发展，文化传统的变化，总是伴之以文化结构的变化。文化结构中出现了新成分，或者文化结构中原有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了变化，文化结构的意义也随之发生变化：或者出现新的意义；或者原来占主导地位的意义下降为不那么重要的意义，而原来不占主导地位的意义却变得十分重要，从而显出了它的当代性。于是，需要站在今天的价值坐标系上对原有的历史重新予以诠释和认识。五四新文化结构的意义也经历了这样的历史命运。
五四新文化结构的当代意义就在于它对中国文化的转型意义和对文化创造主体的提升意义。这实质是同一个意义的两个方面，前者着眼于结构角度，后者着眼于主体角度。当今中国的首要目标是现代化，现代化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的转型和对文化创造主体的提升，或者说是文化新人的再塑。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思想文化的变革，无一不属于中国文化转型的范畴。在这种结构调整中涌现出的新的社会角色、新的观念与素质等，也都属于文化新人再塑的范围。所以，从大文化的观点看，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一种新文化的再造，就是当今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这一新文化运动按照结构生成和新传统启动的标准来看，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难怪大多数的文化史家以五四新文化为中国现代文化史的起点，也难怪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人们频频回顾五四新文化的先人们。
五四新文化结构的当代意义，主要地体现在它为中国文化大系统的进一步转型提供了价值目标。这一价值目标首先是科学。从1978年起，当新的一轮现代化进程实际开始之时，科学再次成为首当其冲的价值目标。人们首先呐喊“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关键。”继之喊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科学技术在整个文化再造、特别是技术子系统的再造过程中显示出至高无上的地位。五四时期的赛先生再次登上文化的宝座。这不仅说明科学技术在现代文化构造中的地位，而且体现了五四新文化内容的当代意义。科学不仅在劳动资料的范围内展开，而且进入劳动对象的领域。人们终于认识到，对资源也要进行(科学的）合理配置。市场经济的范畴终于堂堂正正地走入中国的经济生活。科学理性也进入社会关系系统，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伦理关系的合理性正在不断地为人们所诘问，并在文化变革中被继续探索和改革。科学几乎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主要杠杆，这恐怕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比其它历史事件更富有现代况味的真正缘由之一。
第二个价值目标是民主。在1978年的历史性转折中，随着现代化高奏凯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被确立为基本的目标。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总路线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成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三大重申了这一目标并提出了重大的实践措施。党的十四大继续提出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这些都表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价值目标——民主，仍然是新的一轮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标，民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五四时期所提出的德先生是具有现代意义的一位先生。在这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虽然经历了一些曲折和风风雨雨，但民主相对于五四时期还是有了重大的历史性进步。五四时期的德先生主要限于上层建筑领域，尚未深入到经济基础之中并与民众的日常生活需要联系起来，从而有效地提高社会主体对民主的参与度。而在这十余年中，民主在社会结构和基础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放权与分权是民主取得结构性进展的显著标志，中国的市场经济预示着民主将成为发自经济生活之中的内在要求，成为民众日常生活需要的一部分，从而具备了世俗的基础和现实的力量。民主在基础和结构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是中国民主发展史上根本性的进步，这是真正的历史进步的凝结和依托，这种构架的存在是民主联结和延伸的基本条件。这些历史性的进步表明，五四提出的民主目标确实具有现代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