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亟待语用转型与体系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文教育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我国语文教育的语言学基础已经极端滞后 我国当今语文教育现状，用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的话说：“一个共同的特征或者说普遍的毛病是假。”[1]这“假”主要指某些语文教师“空洞和贴标签似的升华以及老师不着调的语言”[1]。可事实上，这样的“假语文”课，很多一线老师普遍认为“精彩极了”，这才是问题的严峻和可怕之处。当人们批判这些虚假的教学技艺与矫情的语文表演课时，是否想到过导致某些教师“之所以如此教”和多数人“为什么认为好”的深层次原因呢？笔者认为“假语文”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影响、塑造、指导或误导着语文教育的“语言观”。所谓“语文教育的语言观”，是指人们对“什么是语言（本质），什么是好的语言（趣味），什么是好的语文教育（标准）”的看法与观念体系。事实上，长期以来正是错误或者落后的语文教育的语言观，导致了中国语文教育大规模、集团性甚至全民性的语言运用误区与灾难。 传统语文教育是基于传统语言学即静态语言学或结构语言学的。传统语言学认为：语言是抽象客观的符号，有固定不变的含义，一般没有语境、语体、语用意识，这导致人们在语言认识和运用上的褊狭与误区。其实，语言的意义不是唯一的、固定的，而是随语境改变而灵活变化的。回到上面这个例子，语言的意义，比如“狗”的含义：一指动物，是其本意；而“狗”这个词在不同语言环境中又有文化意义、比喻意义、象征意义以及丰富独特的语用意义。这些意义都由上下文语境、交际语境和文化语境来决定。教语言的时候，如果脱离语境只教“字典意义”或“通用意义”，而不让孩子接触、感受这个词语在不同语境中的其他用法和意义，这只能算是一种“半截子”的语文教育。造成这种“半截子”语文教育的根源在于我国语文教育中的语用观缺位和语用知识缺失。 这种语用观缺位和语用知识缺失所导致的后果极其严重。比如阅读课上教师“标签式”的解读，很可能是语境阅读策略缺失造成的；学生千篇一律的“谎言作文”“模板作文”，很可能是传统语言观下普泛文章观造成的；我国常见的“泛文艺化”表达，很可能是语用类型意识缺失或者错位造成的。至于学生们普遍的“一怕文言文、二怕周作人、三怕写作文”，很可能是由于普遍缺乏科学有效的语用教学策略而机械灌输造成的。至于高考满分作文中的“名人开会，名言荟萃”现象，无疑与正确的语篇评价标准缺位有关。 一句话，中国语文教育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其语言学基础落后和语用型语文知识缺失。 二、语文教育的语言学基础亟待从传统“语言学”向“语用学”转变 语言学及其理论假设，是语文教育的重要根基。“任何时代、任何一种形态的语文教学，不管是否自觉，它都是建立在一定的语言学观念和理论基础上的。”[2]25可以这样说，有什么样的语言学，就有什么样的语文教育理论体系、知识体系、教学方法策略体系和评价体系。因而，要探讨语文教育的根本问题，需从其所依循的“语言学”说起。 基于“传统语言学”的语文教育和基于“当代语用学”的语文教育，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观，拥有完全不同的语言知识系统以及各自不同的教学方法与策略体系。李海林在《20世纪语文教育的两个岔路口：兼论王尚文语文教育思想的意义与特征》一文中指出：“现代语文教育的第一个岔路口，以叶圣陶为代表的研究者正确地实现了从‘混合式教学’向‘语言专门化’的转型。现代语文教育的第二个岔路口，是在‘语言专门化’的基础上，到底是走向语言要素教育，还是走向语言功能教育。”[3]这里的“语言功能教育”基本就是指“语用型的语文教育”。 （一）基于传统语言学的语文教育及其弊端 我国传统乃至当下语文教育的语言学基础仍是传统语言学或结构语言学。以瑞士语言学家弗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为代表的传统语言学者认为：语言是由语音、语汇、语法构成的抽象符号系统。这套符号系统客观存在，为社会成员所共有，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这是一种客观主义或普泛主义的“语言观”。其对应的教—学观是：学语文是对固有语言符号及其规则输入的过程。一个人只要识记了这套符号系统就可以获得语言能力。教语文就是教学生“掌握足够的字和词，掌握句子的构造和用法”的过程。 基于传统语言学的语文教学，其突出的弊端是严重忽视应用实际。这种语文教学将行为主义的死记硬背与模仿当作语文学习的“铁律”。注重语言输入，崇尚经典记诵，缺乏语境、语体与交际意识，与真实语言运用脱节。这种语言教学不但会割裂语言符号和文本意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会割裂文本与语境之间的外在联系，从而在根本上“割断语言与人的联系，把语言从世界与人的这种本体联系中剥离出去”[2]224。基于传统语言观的语文教学注定是一种机械僵化、死记硬背、与生活失联、与学生生活和心灵世界绝缘的语文教学。这种语言教学以抽象的语言规则代替真实丰富的语言材料和语用实践，训练出来的也只会是脱离生活和语言运用实际的“假语文”能力。这与从真实语言材料和真实语境出发的“真语言”“真语文”能力有本质区别。 （二）语用学的国际化发展与革命性影响 语用学是专门研究语言理解和运用，尤其是通过语境理解和使用语言并进行有效交际的一门崭新学科。 20世纪30年代，美国哲学家莫里斯（Charles William Morris）率先区分语言的三个维度，即语符、语义和语用，从而开启了语用学研究的先河。20世纪6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提出“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和“语言运用”（linguistic performance）两个概念，前者指语言规则内化的体系，后者指人对语言的使用。同时期英国哲学家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和塞尔勒（John Rogers Searle）先后提出“语言行为”理论。其后，美国语言学家格赖斯（Herbert Paul Griee）提出“会话中的合作原则”理论。这些研究基本使语用学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同时，以韩礼德（M.A.K.Halliday）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关注语言的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70年代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Dell Hathaway Hymes）提出“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理论认为：一个人的语言能力不仅指能说出合乎语法的句子，还包括能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恰当地使用语言的能力，也就是在不同的场合、地点对不同的人进行成功交际的能力。80年代英国应用语言学家科德·皮特（Stephen Pit Corder）指出：语言课程所“关心的是不仅要教会他能说出语法正确的一连串话语，而且还要教会他能有效地使用语言与人交际，并且起某种社会作用”[4]。这就是说，语文教育不仅要教学生掌握语言知识和语法规则，更要培养学生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这些观点对于欧美语言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今语用学理论体系日益成熟和完善，其中一些研究成果如“关联—认知学说”将语言运用和人的经验认知世界联系起来研究。这些学说对语言教育极具理论阐释力和实践指导意义。 当今语用学的发展对世界语文教育产生了革命性影响。目前国外语用学成果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比较普遍，主要体现在语言课程标准、读写策略、教学策略上。从国际上看，欧美、澳洲甚至南非等国的语言课程标准、教学大纲以及语言课程知识系统大都吸收了语用学知识成果，例如，欧洲发布了《欧洲共同语言框架：学习、教学与评价》。英国的语言教学大纲侧重“功能—意念”，强调话意、交际互动、语法知识等能力三位一体，并开发以交际能力为目的的课程、教材、教学体系。美国于1996年和2010年先后颁布的《全国语言艺术标准》《语言艺术学科及在社会、科学等学科的共同核心标准》以及各州标准也吸收了大量语言学新成果。相比较，我国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的语言观念极端落后，与半个世纪前相比几乎没有实质进展。 （三）语文教育需要实现由语言学向语用学的转变 语用学作为研究具体语境中语言运用的科学，与传统语言学有本质区别。 第一，从语言本质看，传统语言学把语言看作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符号系统，是外在于人而存在的客观物。索绪尔等人虽然提出“言语”的概念，但并未将其纳入研究视野，而是将其视为不可把握的“垃圾”予以舍弃。而语用学则从这些被看作“垃圾”的具体语言运用材料中，探寻语用规律，对语言本质、语言学进行了全新的科学探索。语用学认为，语言不仅仅是社会成员共有的符号系统，更是一个社会交往和行为系统。语言在交流应用中形成，语言的意义由语境赋予并随语境的改变而改变。语言符号、语言的意义与其使用者和使用情境密切相关。任何语言及其运用都发生在特定语境之中，理解和运用语言也必须回到具体语境中去。没有脱离开具体语言环境的符号系统、语言应用和语篇。 第二，从语言构成要素看，传统语言学认为语言包含语音、语汇、语法等要素；而语用学则把语符、语义、语用看作语言的三个重要因素，其中语用学中“语境”概念的引入至关重要，语言的意义和运用一刻也离不开具体的语境。理解和运用语言，要从语境出发，分析所涉及的语言发出者、语言符号、语言接受者等一系列语境要素。相应地，学语言不仅要关注语言符号本身，还要研究语言符号在特定语境中是如何实现交际功能的。这也就是说要分析“什么人”（作者）向“什么人”（读者）“在什么情境下”（语境）“运用什么样方式和手段”“达成交际目的”，这就是语用学基于社会交际的复杂运行机制。 第三，从“人—语言”的关系看，传统语言学认为语言是语言学习的对象，人是语言学习的主体，人和语言是主客体关系；语用学改变了过去从语言系统内部研究语言意义的做法，而是从语言、社会、人的关系出发，研究特定语境下说话人、接受者和言语产品。语用学认为语言的本质在于交际，语言运用是“以言行事”的社会交际活动。交际活动不是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单一关系，而是话语主体间即语言发出者与接受者之间复杂的互动交往关系。这样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凭借其交际功能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语文教育角度看，语言教育实质上不是单纯的语言符号的输入—输出，而是人的言语交际能力教育，是人的内部认知和外在社会文化的教育。在这个层面上，语文课程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才能真正实现统一。 此外，传统语言学与语用学在内涵界定、产生时间、语言学依据、心理学依据、语言要素、语言教学和哲学观等方面都截然不同，详见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