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与人类学
乡村日常生活与帝国经略政治
——关于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的几点思考*
张新民
(贵州大学 中国文化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 ：清水江文书规模越来越大的整理编纂和刊布出版，预示着区域学研究“史料环境”的彻底改善。具体总结其史料利用价值，则约有五个方面的突出特点：(一)全息性；(二)完整性；(三)民间性；(四)归户性；(五)民族性。充分利用清水江文书展开研究，能够揭示民间社会长期受到遮蔽的空间，还原百姓日常交往生活的实况，同时也能了解 “苗疆”开辟后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细节，看到王朝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回应西方学者殖民叙事话语的挑战。而以“盛衰连环”的方法论展开边地社会研究，则可看到边疆体系建构的重要，有助于把握王朝帝国拓殖开发的政治策略，提升区域学研究宏(观)微(观)互补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 ：民间文书；史料特征；乡村生活；帝国策略；殖民话语；清水江文书
本文为2018年1月20日在凯里学院举办的“《贵州清水江文书·黎平文书》首发仪式”暨以“清水江文书与民间文献学”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初稿由王建明贤弟根据录音整理，嗣经笔者修订润色。值此论文发表之际，谨向建明贤弟致谢！
凯里学院的各位同仁，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出版了煌煌22册的“清水江文书”，主要是清水江流域黎平县的民间契约文书[1]。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仅占文书总量的冰山一角，但已是了不起的重要学术成果，足以说明清水江文书在各地近年来发现的民间文献中所占位置的重要，不仅能够深化区域史的研究，还原乡村人伦日用生活的一般面相，而且有助于中国整体历史的认知，了解人的活动必须涉及的广阔的社会空间。如果加上之前由张应强、王宗勋主编的《清水江文书》，主要为锦屏一地的山林土地契约[2]，以及由我主编的《天柱文书》，亦为清水江文书系列成果之一[3]，不包括其他重要而零星的文书出版物，虽仅涉及清水江流域锦屏、天柱、黎平三地，不仅标志着清水江文书编纂整理研究工作数量规模的增多，而且也象征着地域范围的扩大，在传统官方或知识精英典籍文献史料之外，又开辟出一套民间社会自我叙事的史料新天地，能够从更广阔的地域面相来建构与之相应的区域学，无论就民间文献学本身的意义或学术研究的价值而言，都完全可与影响颇大的徽州文书媲美，实为近数十年来文书学领域的标志性成果，理当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回顾历史，即不难知道，随着新史料利用空间的不断开拓，尤其是以其与传世典籍互印互证，必然能够拓宽学术研究的新途辙，开出学术发展的新区宇。故借此群贤聚集的难得机会，我仅就民间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工作，谈一点个人粗浅的想法，不妥之处请诸位方家批评指正。
在取材方面，主要使用中国传统材料。房屋建筑中主要使用木构架作为材料，即建筑结构及建筑构件均采用木材，通过榫接等精湛的传统工艺进行连接，从很小的木构架房屋到规模宏大的阿房宫木构架和连接工艺运用的淋漓尽致。
一 、“史料环境 ”的充实与丰富
民间文书的搜集整理是一件非常严肃重要的学术工作，即使影印也必须认真解读原书内容，难免不碰到异体字、俗写字及地方俗语等多方面的问题，即使提炼标题也必须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4]。我就碰到为了释读一份文书，费时一月亦不得确解的情况。因此，我们应该特别尊重从事文书整理工作的学者，他们不仅要到深山去采铜，同时更要将铜冶炼成精品，然后学者才有了研究必具的基本素材，从而产生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我们当然要感谢他们的贡献，不忘他们的辛勤劳作。
《黎平文书》的正式出版，显然意味着清水江文书资料性成果的积累，已在数量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随着以后出版规模的不断丰富或扩大，与之相应的区域学研究空间必然也会继续加深或拓宽。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历史，就不难知道：因为甲骨文的发现，所以产生了“甲骨学”；因为敦煌文书的发现，所以产生了“敦煌学”；因为徽州文书的发现，所以有“徽(州)学”；现在也因为清水江文书的大量刊布，随着相关学术成果的逐渐增多，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同样也会与之相应的“清水江学”。不过,我想强调的是,学术概念的产生不能凭空臆造，一切都必须以实际的具体的成果为出发点，不能不以区域学自身的主体性为根本依据，大量民间契约文书及相应成果的产生，当然已将一个新的地域学概念——清水江学——历史性地呼唤出场了。徽学、敦煌学、清水江学三足鼎立，无论就区域学的地缘分布或文书学的繁荣发展而言，显然都有利于形成更加良好的学术生态格局，从而改变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等多方面的不平衡性，弥补西南历史叙事学缺失所造成的研究缺憾，最终则从更深入、更广泛的视域来很好地认知传统中国的整体性特征。
学术研究原始资料的及时刊布，是任何一位学者都应该严肃认真对待的学术工作。或许会有人问为什么？我们不妨试举几个可供参考的学界例证：譬如无论刘琳先生主持整理的16册本《宋会要辑稿》，抑或王水照教授主持整理的10册本《王安石全集》，都极大地推动了宋史研究的资料利用空间,不能不称为文献整理工作的重要学术成果。2007年出版的《康有为全集》，收入了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落到海外的文献资料，当然也包括早年个别密不示人的撰述，不仅有裨于研究他本人的思想变化历程,而且能够帮助我们反思近代中国的不少重大问题。沈志华教授利用大量前苏联解密档案史料,获得涉及中国外交关系重大问题的一系列学术成果,也引起了学界同仁的高度重视,最近华东师大建立国际冷战史研究院,即得力于其相关档案资料及配套检索系统,未来的研究成果必然源源滚滚不断。可见基础性的资料整理工作是多么重要，缺少了扎实资料的支撑，则一切实证研究都不可靠；不认真辨析各种复杂细微的史料，必然也会形成虚浮空疏的学风，资料的积累考订工作从来都为学术研究所必需。清水江文书涵盖的地域极为广大，因而需要一个县一个县地做好搜访整理的工作，如果将搜考整理的范围从狭义的契约文书扩大至整个地方文献，举凡碑刻、族谱、私家文集，以及口碑传说、古歌古谣和有关自然、艺术、祖先、神灵、宗教活动的影像资料，一概纳入搜集、保存、整理和公布的范围，然后以资料为凭借形成一定的研究队伍，通过充实或丰富的“史料环境”来提升或改善“学术环境”，从而以地方民众为历史的重要叙述对象，关注他们对诸如自然、经济、政治等外部世界的反应模式，以他们的视角来认知或理解自身社会和外部世界不断发生着的变化，展开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方面的交叉研究，必然能推动清水江学的健康发展和繁荣壮大。
当然，文书的完整性或系统性固然重要，但并不等于研究成果就一定具有系统性与完整性。研究者必须一个知识点一个知识点地将相关信息连接起来，才能形成系统完整的知识链或清晰条贯的历史脉络，从而反映社会经济文化整体而全程的变迁发展经历。这一知识链条或历史脉络可以是家族生活变迁史，可以是社会经济变迁史，可以是其他各种各样名目不同的专门史，更应该是多种多样具体而微的个案研究，一切都以资料所提供的信息的可靠与全面为转移。所以，每一份文书都有其特定的价值，都是构成文书完整性或系统性不可或缺的要素，即使字数极少的文书也无例外。可见维护文书的完整性或系统性是整理工作必须遵循的一大原则，一旦人为地破坏便减损了学术文化意义上的研究价值。
二 、民间文书的史料价值与特点
清水江文书作为民间契约史料，如果认真加以归纳，我认为或许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似有必要提出来供大家进一步商讨。
(一 )清水江文书具有突出的 “全息性 ”特征
所谓“全息”即完整全面地贮存了乡民生活的各种信息，可说是乡民复杂传统生活世界的资料信息库。如果追问为什么，则可说从清水江文书的总量看，2011年我们一个县一个县地调查，发现当时各个档案馆的庋藏数量累计就已超过了10万件。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现在事隔六年，征集入藏到各县档案馆作为档案文献保存的文书，数量已迅速增至20万件，数量更为惊人！而历史上的清水江流域，自然形成的村寨小者数户，大者数百户，可说是星罗棋布。不少农户均庋藏有各种类型的文书，未必都能由政府征集入藏。如果加上散落在民间的各种类型的文书，数字显然可以扩大至40～50万左右。更重要的是50万份文书都集中保存在清水江流域，并未脱离它的来源地。与徽州文书分藏全国各地，不少是由市场流出，散见于各种公私收藏单位或个人手中，大多脱离了来源地相较,可说是更能反映原初社会的整体形态,体现了村落的自然结构秩序,贮存了生活世界方方面面的复杂信息。举凡人与世界的交往，特别是乡民的日常及其经济文化行为，涉及经济社会生活的如土地买卖、租佃、典当、木材贸易，涉及民间习俗的如婚丧嫁娶、节庆仪式、祭祖仪式、宗教信仰，涉及文化行为的如家族(宗族)组织、社会团体、禁忌规约，涉及政治行为的如民间戒斗、官司诉讼、神判裁定等等，可说是无不全息性地保存于文书之中，一一与生活世界的各种事相对应，表现出人的存在与外部自然与社会的存在的不可分离，当然也外化为他们与外部自然与社会主动认知或打交道的行为结果，可说是乡民社会生活的知识库，能够据此了解普通百姓生活、劳作和交往的实况，还原出大量原生形态的地方知识，提炼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落实于日常生活中的价值理念，了解基层社会秩序结构的组织方式和运作逻辑。
如果我们能够利用各种类型的文书展开相互印证与考证释读的工作，同时广泛比对其他各种官修私撰传世典籍文献，将蕴涵在文书的历史信息完整全面地揭示出来，显然就能获得乡村生活的全息图景，并从中了解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是怎么过的，他们的交往方式是怎样进行的，他们的活动空间范围究竟有多大，他们的经济收入究竟有多少，他们的多元化民间信印究竟有什么具体形式和内客，信仰的世界与日常生活世界又有怎样的内在对应关系。严格地说，生活世界是不能解构的，因为生活就是人的存在的根基，是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而生活世界也是全息的世界，是与人的全息性需求完整契合的世界。任何人都是天然的生活者，当然也是日常生活的建构者，所谓建构实质就是一种文化活动，离开了文化活动便谈不上建构，因而生活的全息也意味着文化的全息性，当然都可以通过类型颇多的文书来加以还原，从而展现生活世界必有的各种事项及其相互关联性，看到蕴藏在其中的意义和价值。我认为这是值得认真从事的一项重要学术工作。
(二 )清水江文书具有明显的完整性特征
民间文书不是有意识地编撰并提供给他人阅读的典籍文本，而是作为个人或家庭的法权依据遗存下来的历史凭证，它的完整性只能来源于生活世界的完整性，是人、事、物复杂交往关系的全面反映，每一个字都可看成是记忆符号，成为生活世界人的交往行为的载体。完整性也可说是系统性，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阅读了大量的文书，发现一个乡民家庭，一个家族(宗族)，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村寨或社区，他们祖祖辈辈遗存下来的文书大多十分完整，多者几百上千件，少者一般也有几十件，除了数量颇多的契约或税单外，尚有不少账簿、杂抄、诉讼案卷、宗教科仪、日用类书，以及日记、书信、盟会记录等等，散件既多，簿册亦不少，从中正好可以看到地权转移、家庭结构、村落经济、社会交往、民间信仰等多方面的情况，构成了与之相应的地权转移史、家族经济史、村寨生活史、民间宗教信仰史。也就是说，凭借系统完整的文书资料，我们可以重新撰写家族史、村寨史等等，并从中看到与家族、村寨有关的社会变迁整体状况，了解地方社会由个人而家庭而族群而社会的各种人文活动现象。
清水江文书的来源地十分清晰，可以落实到具体的村寨乃至农户家庭住地。为什么要反复强调归户性呢？因为徽州文书主要由市场流出，实际已与其来源地有所剥离，难以准确定位其原有的庋藏地点，无从知道其与原有的具体当事人有何关联。这就容易导致误甲地为乙地，又误乙地为丙地，即空间上混淆不清的错误，从而影响研究结论的可靠与准确。时间与空间的准确定位是历史研究必须注意的一大基本原则。时间的连续性必须以一定的空间为依托才有可能，空间脱离了时间也谈不上历史性，时空的错位必然会导致系统性和历史感的紊乱，造成认知上“拉郎配”一类的误判或错断。例如，如何对彝族文献做出可靠的年代学定位，就是长期困扰学者的一大难题。尽管父子连名制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分期线索，但无嗣或兄终弟及乃是常见的现象，妇女摄政也不能一概视为偶然，加上转辗迁徙难免不造成空间定位上的障碍，必然会影响其变迁历程前后线索一以贯之的解读。值得庆幸的是，清水江文书的在地性大多可以落实到具体的农户，而每份文书一般都载明了立契的准确时间，不仅可以据此展开精准田野调查，有利于人类学所强调的“在地”研究，而且能够比对家谱确定当事人的辈分或族属身份，获取记忆史学重视的“口述”史料，弄清诸如地权转移一类的生动家境细节。家谱与文书可以相互对号，田野作业与文献解读能够彼此互补，即不仅在材料占有上要进入地方实际，即在历史场景的了解上也要深入当地实际，显然离不开清水江文书独特的归户性特征，当然就能在方法论上独胜一筹，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走进乡土中国的历史文化现场，获得更多的知识考古学的探寻乐趣，撷取更丰硕的田野与文献互证的活态研究成果。
目前，采油三厂开井，回收利用套管气1057口，其中憋套496口，安装定压阀429口，油套连通67口，单井集气11口，井口燃气炉8口。
四是绿色发展。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推行清洁生产工艺，有效降低生产环节能耗物耗；加强末端治理，减排治污，循环用水、一水多用，综合利用、节约用水。
(三 )同其他地区大多数文书一样 ，清水江文书也具有突出的民间性特征
清水江文书的起讫年代是自明季以至民国，甚至1949年以后也有少量遗存，是一种活态的民间史料文献，后面有作为主体的活生生的人的具体行为，必然有一套人们习焉不察的信用体系来做支撑，形成了地方社会的乡规礼俗，本身就是普通百姓生活意志的体现，具有突出的民间性特征。即使从文书中提炼出成套的地方性知识，也有必要将其还原到生活世界本身，从而更好地观察乡民生存、生活、劳作和交往的形态或方式，展现其本来即有的乡俗特征或民间性质。
生活世界是地方性知识产生的本源初始，但也可以移入外来的创造因子而引发新的变化。如果对清水江文书作一整体性观察，则可说雍正以前——或可向后推迟至乾隆年间——显然是白契多而红契少，以后则红契逐渐增多而白契相对减少。白契显然即交易双方主动请中人作保的自发性协商立约行为，红契则为立契双方向官府交税并加盖了官印的法律性行为。尽管越到后期就越制式化，但从整体数量上看，白契仍为当地文书的主体，显然象征着国家力量的进入比较迟缓。至于红契数量的逐渐增多，则与国家力量的不断强化同步。但即使在红契逐渐增多，书写越来越规范的情况下，依然有大量白契存在，同样反映了民间习惯法力量的顽强，体现了地方社会礼法传统的长期存在，说明清水江文书始终都具有突出的民间性特征。
强弩之末的太极虎强提真气大喝道：“停！我有话说！”萧飞羽漠然道：“想说什么？”他的话是金科玉律，刀手、剑士立刻停止攻击四周围定。
白契与红契数量比例的升降起伏，也反映了社会长程变迁的整体状况。“区区化外国，犹得睹淳朴。”( 何景明《何大复先生集》卷七“五言古诗”，明嘉靖年间刻本，第38页)世居民族本来固有的原生型社会形态，长期以来均保持着自己特殊的秩序运作逻辑，但随着移民的陆续迁入，国家力量的不断进入，社会风气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即使基层社会的秩序运作逻辑也因外来文化因子的注入而有了新的调整。也就是说，随着王朝国家力量和外来文化因子的不断进入，原有的社会形态也随着长期复杂互动的过程，发生了自我调整式的融突变化，最终则成功有效地改塑了地方社会秩序运作的方式，强化了原先颇为匮乏的国家认同资源，反映在文书上便是红契的不断增多及书写的逐渐制式化。可见地方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生命体，也有一个不断发育、生长和成熟的过程。因而强调或突出其民间性，并非就意味着否定其国家性，只是国家性要在地方族群中扎根，仍不能不整合其民间性，整合则必须争取更多的民间认同资源，而非彻底否定或消灭民间性。民间性与国家性都是地方社会多元建构的重要因素，越到后期其融变的特征就越突出，过分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也会造成文书认知或解读上的盲点。
(四 )必须提到我多次讲过的归户性 ，也可称为在地性特征
完整性是由不同的知识链条环环相扣组合而成的，因而尽管我们并不排斥成册的关键文书所具有的特殊史料意义，但也认为每一份文书都发挥了脉络联结的信息提供作用，能够以相互补充的方式丰富或完善相关知识链条中的各种历史细节。因此，整理文书一定要尊重其原来即有的生态秩序，账簿一类的成册文献固然价值很高，但单纸的契约也不能忽视。也就是说，无论成册或单纸，字多或字少，完整或残阙，为了确保知识脉络的完整性或连续性，整理文书均应按原有秩序逐件著录，否则便容易造成知识链条或相关信息的断裂。而任何独立的文书也必须置入与之相关的文书整体脉络中来呈现其价值与意义，所谓文书整体脉络其实也是历史或社会的整体脉络，局部与整体不断相互循环诠释，我们才能做到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树木是森林的基本构成要素，任何人为的取舍都有可能破坏生态。为什么呢？因为省档案馆整理文书时，他们曾经有一个想法，就是只整理出版部分所谓“精品”，即打破原有的自然生态秩序，仅从中挑选一部分“精品”来加以整理出版。但“精品”的标准是什么根本就无从确定，一份文书即是一个知识链，都表征了家族或社会变迁的一个环节，一旦抽掉或剥离出去了，即意味着知识链条被拦腰斩断了，难免不会破坏本真实况的完整性解读，造成认知或解读上的缺环，影响整个结论的准确或可靠。我当然反对这样的做法，他们也虚心地接受了。
4）团队协作便利充分。在建立了良好的智慧校园软硬件基础之上，可以基于信息化平台开展团队合作研究、学术交流、工作协同，同时为学生和教师提供同步和异步等多种交流方式，建立智能服务体系，提供线上及线下一体的交流空间。
(五 )清水江文书的民族性特征也很突出
“淸水江发源于黔属苗界,不知其几千里……至黔阳与沅水”(康熙《天柱县志》卷上《山川》，康熙二十二年刻本，第9页)，主要产生在苗、侗、汉多民族聚居地区，其中不少地区为“王化”不到的“生界”区，而文书又多有用汉字记苗音，用汉字记侗音，或同时兼记苗音和侗音的现象，因而民族性特征也透过文书有所反映。只是这种民族性不是单一的封闭的，而是多元的开放的，是族群与族群之间长期复杂互动形成的具有内在交融特征的民族性，而非一种族群或族类具有排他性或独立性特点的民族性。即使作为文书文本构成要素必不可少的汉字书写本身，尽管明显乃是汉文化长期影响的必然结果，也只是丰富而非削弱了多元交融逐渐形成的民族性，反映了地方社会多元文化共存共生色彩斑斓的本真生活实况[注] 清水江文书均用汉字书写，显然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所谓民族性绝非意味着排他性或封闭性，而是融入了多种文化因子而愈加显得丰富多彩的民族性。而民族性与地域性叠合，则愈加突出了其多元性，不仅展示了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特点，而且也显现出多民族互构互生的地域生活特点。 。
清水江流域生活着众多的族群，也有多元化的文化，即使民族性也是多元而非单一的，族群与族群之间并没有严格的边界。多元化的民族性当然也可融变为地域性，表现为“夷汉杂居，风俗不一”的地缘文化特征[5]122，其中“苗”变“汉”(“汉化”)者固然人数颇多，但“汉”变“苗”(“苗化”)者例证亦复不少[6]193￣197，均可在大量遗存的族谱中找到其踪迹，亦可透过各种类型的文书文本发现相关信息，说明民族性与地域性亦可以相互重叠，因而解读文书既要看到文化之间的互通性，也要看到族群生活自身的特殊性，不能不注意由民族性或地域性带来的特殊性问题。例如，当地文书常出现的“墦”,一般均读fan,多指墓地,当地却读sa,一概释为菜园地。我们在整理文书时,开始也照通行说法解读,后来深入当地调查,才发现完全错了。其他如计量单位，也与汉文化地区差异很大。而正是这一类的差异性，恰好显示了文书的民族性或地域性。当然，由于国家力量的介入，以及族群与族群之间的互动，文书也提供了多元性的信息，反映了不同民族互动融变的历史事实。所以，我们在尊重地方族群特殊历史记忆的同时，也有必要以一定的区域为分析框架，而非以单一的民族为解释对象，采取多角度比观互证的叙事方法，观察国家力量与地方社会之间如何互动整合，族群与族群之间如何交流融变，看到以共享的历史记忆来包容不同的族群记忆的可能，从而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或冲突。尽管我们必须承认，在王朝国家经略地方社会的历史过程中，隔阂、矛盾、冲突乃至流血战争时有发生，但从长时段的整体视域看，仍以交流融合的和平发展方式为主流，蕴涵着民族性或地域性特征的文化的绵延从未有过中断，最终则吸纳了多种文化的创造因子，形成了既富多元性又不乏民族性的地缘文化，社会形态则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巨大变化，成为国家战略“内边疆”秩序结构最为稳定的区域之一。因而谈论民族性必须关注其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多重文化组合因子，而不能以人为化的建构性为立论前提过分有意地渲染或夸大。
三 、利用新资料得出新结论
由于清水江文书的总量极为巨大，我们的整理出版工作尽管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应思考下一步如何推进或开展的问题，即如何开放文书查阅的空间，在继续做好抢救、征集、入藏和保管等一系列工作的同时，尚有必要进一步扩大整理、刊布、出版及研究的规模。试想文书征集到档案馆后不公布，或者封闭起来不让查阅，不仅文书不能通过学者的研究转化为公共社会资源，即地方社会也会因为缺乏深入有效的认知而影响其更好地发展。如同徽学的研究与徽州的发展是同步的,缺少了徽学的学术成果便会大大减损徽州对外界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一样,清水江学的研究与清水江流域各县的发展也应是同步的,缺少了清水江学的学术成果也会大大减损清水江流域各县对外界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学术研究的影响力是持久的和长期的，必然会带来一些学术研究之外的公共社会效益。而无论征集整理文书或鼓励学术研究，政府都负有不可推卸的伦理责任，缺少了政府的开放胸襟和积极到场，便很难形成有序化、大规模结集出版的社会反响效应。当然，具体到文书的庋藏与保管，形式显然也是可以多样化的，最好的做法是建立乡民、村寨、政府三级保管制度，不一定统统都要拿到档案馆集中保存，民间社会未尝不可以自己珍藏护守。但刊布出版则必须系统完整，符合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规范，需要专业学术人员的参与。这就有必要在政界与学界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合作机制，制定长久的整理出版规划，全方位地实现文书的社会文化利用价值，有效地推动学术研究事业的健康发展，形成既让地方社会受益又受到学界欢迎的区域学繁荣局面。以此为根本前提，任何学术文化资源的有意闲置或浪费，都可说是在对国家整体发展目标犯罪，即使政府主管部门和学术单位也无例外。20万份文书的整理出版是一项世纪性的大型文化工程，未来可能引申出来的众多学术成果根本就难以估量，无论肩负管理责任的政府官员或从事研究的专家学者，能参与其中都是莫大的人生荣幸。
清水江流域的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由于雍正初年大规模地开辟“苗疆”，不仅引发了各种权力或利益问题的纷争，而且也导致了区域内部各种力量的重组，经过长时段的社会融变整合过程，可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查一下有清一代史料，即可知道清初学者有一个共识，即他们认为清代有三件全国性的治边大事：一是用兵西北并平定准噶尓叛乱，再即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回了台湾，第三就是三千里苗疆尽入“版图”，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开辟“苗疆”(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第八册：《集外文》，咸丰年间刻本，第5-6页)。三件震动朝野的大事，都代表了整合疆域的国家政治诉求，不仅反映了王朝中央的边疆治理策略和实施路径，而且说明了边疆体系的强化及向外推廓，不能不说是“光于唐汉，远过殷周”[7]，实为清王朝帝国上升的巅峰期。其中最后一件大事，即武力开辟“苗疆”，张广泗在《苗疆告竣撤兵疏》中说得很清楚：“黔省古州一带苗蛮，向居化外，回环三千余里，盘踞数十万众，性情犷悍，兵械繁多，居偪汉民，界联郡县，时出扰掠，为地方隠忧”。因而他认为征服性的武力开辟，是“天威远播，永奠苗疆”(《贵州通志》卷三十六《艺文·疏》，乾隆六年刻本，第53页)。而所谓“版图”显然不是现代民族国家主权意义上的疆域领土，而是指土地人丁完全纳入了制度化的国家户籍。《清史稿》说得很清楚：“国家抚有疆宇，谓之版图，版言乎其有民，图言乎其有地。”[8]可见开辟“苗疆”即意味着王朝“版图”获得了大范围的扩张，原来的“化外”之民或非“文教”之区，现在已成为“编户齐民”或国家管理制度下的“文教”之区了。从清代学者的认知或解释视域看，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长期冲突不断，西域地区时得时复，平定准噶尓叛乱固然是国家重大事件，可说清人已超过盛唐而极大地扩大了皇权的管辖范围，但由于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冲突的不稳定因素始终存在[9]，真正完全控制及并入中国版图仍要到乾隆年间，加上一般知识精英对清廷扩大疆域认知的隔膜，遂多认为与大规模的开辟“苗疆”相较，前者仍显得相对次要。至于收复台湾，当时朝野的共识是台湾孤悬海外，收回来固然是莫大好事，收不回来也无损国家整体大局。以后延至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觊觎东南沿海后，“靖海疆”成为国家重要治理策略，台湾的重要性才日益凸显，然与 “苗疆辟地二、三千里，几当贵州全省之半”相较(魏源《圣武记》卷七《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下》，《续四部丛刊》本，第183-186页)，似乎后者更引起时人的注目。而清水江文书的分布区域虽未必就与“苗疆”等同，但主体部分仍相互重叠或覆盖，大体均可纳入清水江流域之范围。可见探寻“苗疆”开辟前后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历程，观察国家力量介入后引发的原形社会运作秩序变化，建构必要的西南地区民族学研究范式，清水江文书乃是必须利用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同样应该利用新材料得出新的学术研究结论。
加强产品质量监督力度。技术监督部门应有效介入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对包括管材在内的建设用材料、设备的质量实行监督。特别是对于管材，在统一招标后的销售阶段，技术监督部门应定期或不定期地对中标企业所销售的产品进行质量抽查，确保所售管材符合招标文件确定的质量要求。
分别记双单元法为1，实体单元轴压柱加固、偏压柱受压侧加固、偏压柱受拉侧加固、偏压柱弯矩计算平面外侧面加固为2、3、4、5，其中FEA加固层柱底分为固定约束与不约束两种处理方式，分别记为*、#，从图2可以看出，按上述标记整理柱高一半截面数据。
当然，无论从政治架构或区域版块看，清王朝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帝国，整个权力结构并非僵化到只知道一种管理模式，加上帝国眼光中上层精英的臣服远比下层社会的认知更为重要，当然改塑就绝非意味着彻底破坏或摧毁民间社会原有的秩序运作逻辑，而是以不能逾越其权力支配框架为根本前提，“因俗而治”地承认了地方文化的多元性或特殊性，同时也不断地为其注入了外来文化的新因子，十分有效地将儒家思想融入了习俗生活的广阔土壤，转化成了地方族群能够接受的人伦日常实践，同时又始终保持了自身文化本来固有的独立性与特殊性，具有与汉族文化生活区明显有别的地域性或民族性，形成了“数百千年不通声教之区”尽入版图的局面(光绪《黎平府志》卷二《地理志·坛庙》，光绪十八年刻本，第61页)。因此，当地具有习惯法意义的“苗例”仍得到了国家法律体系的认可，“议榔”、“侗款”等一类习俗制度亦得以长期存在。如果站在国家礼法制度的灵活立场上看，也可说“不法其法，法其所以为法”(秦蕙田《五礼通考》卷首第四《礼制因革下》，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35册，第10页)。承认并继续维系多民族地区固有的文化认同，反而更有利于地方秩序的良性发展和稳定。可见针对“苗疆”开辟之后地方多民族聚居的实际情况，王朝中央政府仍采取了与汉族地区不尽相同的弹性文化政策。尽管与国家武力经略所造成的急遽政治变动相较，乡村生活的变化总是显得相对稳定和平静，二者的变化周期及其表现形态明显存在着差别，以致我们决不能将文化变化的同期等同于政治变动的节律。以民间生活或礼俗风规的长时段变迁周期为衡量标准,我们仍可看到“汉”“苗”两种文化的长期互渗互透及其磨合与融变，即使在极为稳定的基层社会秩序结构中,最终也影响到包括订立契约一类活动的人际交往关系，形成了颇有凝聚力量的家族(宗族)血缘组织和民间社团组织，从而促使其朝着内地化的方向缓慢发展，以致无论在国家治理观念或民众生活实践的自我认知上，“新疆”不仅变为与内地政治区域无太大区别的“旧疆”，甚至更成为王朝帝国维系广袤区域秩序稳定的重要“腹地”，“生苗”亦随之转化为“熟苗”或必须交赋纳粮的“民人”(“民户”)[注] 与“苗疆”、“新疆”、“旧疆”一类政治语境话语，多立足于国家立场发论相较，“生苗”、“熟苗”、“民人”则属文化语境话语，明显具有汉文化立场色彩。二者都来自汉人的观念世界，并不代表地方族群的自我认知。 。而“苗地”一旦从“新疆”变为“旧疆”或“腹地”，随着政治冲突和文化矛盾的日趋缓和，其在边疆治理体系上的战略地位便日趋淡化，进入“苗疆”或“苗地”不过是进入存在文化差异的同一国家政治空间而已。说明地方社会的改塑固然有赖于国家力量的介入，维持秩序稳定显然符合王朝国家的权力意志，但从根源上讲仍离不开民众的参与，代表民族生存智慧并融入了外来创造因子的地方文化同样也是社会改塑的重要力量。无论直接或间接，国家力量均必须落实于社会，才能对其发挥形塑的作用。然而社会的主体只能是广大的地方民众，抽离了他们便抽离了社会变迁的动因。因此，也可说文书后面的每一个立契人，他们都既是自己行为的当事者和权责者，也是自身生活的参与者与创造者；地方民众总是遵循生活秩序的运作逻辑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离开了他们便谈不上社会的改塑和变迁，“汉化”未必就不是自身行为选择的结果[注] 葛兆光将西南地区的族群成分和生活习俗变化趋向称为“汉化”或“文明化”，认为这些变化作为明清文化史的重要现象，在近年来很流行的《苗蛮图》研究和“清水江文书”研究中，都可以找到证据，或可视为上文论证的另一形式的重要补充。详见葛兆光：《名实之间 ——有关“汉化”、“殖民”与“帝国”的争论》，《复旦学报》2016年第6期。 。因此，随着政治无序状态逐渐步入了有序状态，开辟“苗疆”所造成的激烈冲突也开始得到缓和，以致晚近以来编写的中国通史，一般都关注后来更具边疆战略意义的西北冲突和台湾光复，却忽视了开辟“苗疆”乃是当时全国性的头等大事，不了解区域史亦可超越区域自身而具有更宏广的时空意义，遂遮蔽了西南地区重大历史事件的国史叙事学意义[11]。例如，钱穆先生撰《国史大纲》，述及清初武功，遂举例云及“康熙时勘定台湾之姚启圣、施琅，雍正时征厄鲁特之年羹尧、岳钟琪，苗疆改流之张广泗”，以为“其时有名大将，实以汉人为多”[12]。不过顺便点到“苗疆”而已，并无任何实质说明或发挥，但也清楚地告诉我们，政治史与制度史的观察固然重要，但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洞见也不能忽视，否则便容易模糊王朝国家化“生(苗)”为“熟(苗)”为“民(人)”与变“苗(疆)”为“新(疆)”为“旧(疆)”的双重治边策略运作机制，难以做出完整全面的分析结论。然而我们今天固然突出了开辟“苗疆”的重大历史意义，“苗疆”开辟之后，国家行政与地方社会是如何整合的？整合过程如何影响到千家万户乡民的日常生活？外来的文化因子进入当地文化固有结构后产生了什么样的功能，发挥了什么样的诱变作用？为什么后来多民族和谐互构交流能够弥补早期武力征服正当性的不足？“王化”与“教化”两种秩序结构是怎样交织互动并达致区域治理的目的诉求的？许多具体的问题其实我们并不太清楚，大量完整系统的文书新史料显然有助于研究的深入，从而获取可靠、合理、清晰的历史答案线索。
现在学者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利用新资料得出新的学术结论。如果结论只是华南或东南研究经验的翻版，是域外学术理论的移植，是他人现成成果的照搬，是固有范式适用范围的生硬扩大或地理空间的强行延伸，亦即一切都套用现成的研究模式，不过是用新材料参和旧冷饭而已——材料固然是新的，结论却是旧的——这样的研究成果数量再多，仍难以改变趋同性研究方法所造成的弊端，产生突破性的新颖学术结论，建立更有说服力量的学术典范。因此，研究工作必须从清水江流域的具体形成经验出发，总结出符合地方实际的一套理论。即使要借鉴他人的研究范式或相关结论，也必须回放到地方实际中来获得实证经验的具体支撑，不能将别人现成的理论贴标签似地套到清水江流域，自己固有的经验实际只是他人理论的注脚而已。所以，怎样以地方经验为根本依据，从乡民生活的实际出发，认真解读好各种类型的文书，同时从中抽绎出必要的不依傍别人的有个人真知灼见的理论，而理论绝不是非常异议可怪之言，而是符合经验实际并能够做到相得益彰的学理化真实升华，撰写出更多有力度、有厚度、有广度的学术研究成果，仍是摆在学者面前的一大重要课题，需要多方面凝聚学术资源以取得决定性的突破。
四 、区城建构叙事与西方殖民话语
雍正初年开辟以黔东南雷公山为中心的“苗疆”，主要针对的是“生苗”或“生界”，即王朝力量无法进入的“化外”之地，也可说“贵州一区，多与苗疆接壤。生苗在南，汉人在北，而熟苗居其中间，受顾直为汉人佣，相安已久。若生苗则本在深山密箐之中，有熟苗为之限隔”(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二十六《杨文定公家传》，清余姚卢氏刊本，第5页)，不仅从未设立土司制度，即所谓“羁縻”也谈不上。甚至康熙年间首次利用西方现代测绘技术编制的《皇舆全览图》，也因为无从进入或资料匮乏，只好在相关舆图上采取留空的方法来加以处理[10]123-142，成为国家认知视角触及不到的盲区，可说是“无君长，各以夷落自聚”[6]193￣197，“自古不知王化”，完全置身于王朝政治控制空间之外，与儒家的“文教”区迥然有别。在他者异文化的观察眼光中，即使“熟苗”也“叛服不常”，有着与内地不同的“葬丧嫁娶与好杀等俗”[5]122。故延至清初武力开辟之后，才称之为“新疆六厅”，即所谓“古来化外之地，悉录版图；古来化外之民，悉尊约束”(方显《平苗纪略》，不分卷，同治年间武昌刻本)，“古州、八寨，古昔化外之生苗，今皆设官”(乾隆《贵州通志》卷二《地理·贵州全省图说》，乾隆六年刻本，第3页)，先后设置了八寨、丹江、清江、古州、都江、台拱六个国家体制管理下的行政区划。当地自生型的秩序结构开始纳入了“王化”体系，受到了国家控驭力量的有效改塑，而《皇舆全览图》原有的生苗“空白地带”，后出的《乾隆十三排》便明确标上了“九股苗”、“小丹江”、“高坡生苗”及与之相关的山脉、河流等名称[10]123-142，反映原来的认知盲点已开始消除。
清水江文书是原生型的活态史料，每一份契约文书背后都有活生生的人的行为，活生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生生的家庭与社会的故事，是“活”时间化(历史)和“活”的空间化(地域)的行为、交往和故事，有大量的活态文书史料可供凭借，有生活的现象学的踪迹可以探究，当然不能忽视各种官修私撰文献的比观互证，但更重要的是不能以官方视角代替民间视角，必须全方位地扩大史料利用的空间，后者的大量查阅同样也是基本功，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思维方式都为研究者所必须，视野的交叉或互融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否则便难以写出“活”的村寨史，“活”的清水江文明史，“活”的区域史，“活”的中国乡村史。尽管一切都化归为既往，但透过历史我们仍可看到活生生的人在活动，活生生的人在交往，活生生的人在劳作——家庭是活生生的家庭，家族(宗族)是活生生的家族(宗族)，社会是活生生的社会，历史是活生生的历史。无论土地买卖或实物租佃，乃至婚丧嫁娶，都是活生生的人的行为，活生生的人才是日常人伦生活的主体，是他们各种各样与自然及社会打交道的方式构成了日常生活的世界，不排斥局部细节的描述，也要具备宏观观照的视野，既重视社会，也关注国家，利用清水江文书展开社会整体结构多方面的研究，未来的学术前景一定是极为乐观的。
我们说研究成果应该有力度，就是任何结论都必须有一定的理论说服力，能够在理论上自成一家；有厚度即必须以扎实的经验材料为基础，是靠材料而非臆想说话；有广度则视野必须宽广开阔，是在宏观的视野下关注局部区域的问题。研究的对象可能只是一个个案，是一个地区的小问题，但仍能透显出大意义，有助于普遍性致思题域的深挖开拓,能够更好地解读出传统中国乡村生活的一般性特征。
但是，所谓三千里苗疆进入“版图”一事，如果我们将视野稍加拓展，就会发现西方学者其实早就在大做文章了。他们从全球史的宽广视野出发，认为与近代以来欧洲的殖民扩张类似，大清帝国也在西南地区推行了一整套“殖民方略”，不仅武力开辟“苗疆”本质上即是领土扩张或殖民统治[13]347-350，而且将水西纳苏彝人政权纳入国家版图也与西方的“殖民事业”无太大差异[14]。因此，整个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都不过是对当地及其族群的殖民，无论清代所修之贵州方志或《皇清职贡图》、苗册图一类的典籍均提供了大量相关信息[13]76-86。我们不能说西方学者的研究都毫无意义，他们的讨论为我们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观察视野，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反思清初以来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过程，超越学界长期抱持的“大一统”叙事框架，看到更加复杂多元的历史文化发展地域面相。但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是否就是一种与近代欧洲类似的殖民化统治，清代的贵州是否就是大清帝国治下同一类型的殖民地，显然仍大有商榷的余地。事实上，“改土归流”付诸武力的固然例证颇多，往往采取暴力征服的手段，显然出现了“血”与“火”的残酷战争，但以和平方式顺利解决的例证也非少数，未必一概都是流血式的征服，或可称为 “和平式改土归流”[15]。不妨试举两例，一是针对广西思田土司“改流”的问题，明代南赣巡抚王阳明便力主“罢兵而行抚”，以为“抚之有十善”，其中最后一善即“土民既皆诚心悦服，不须复以兵守，省调发之费，岁以数千官军，免踣顿道途之苦，居民无往来骚屑之患，商旅能通行，农安其业，近悦远来，德威覃被”[16]。显然是以“德威”的方式来争取人心的认同，而明显与徒逞暴力的做法有别。再即清代贵州巡抚田雯大力表彰诸葛亮“攻心为上”的南中经营经验，以为“凡牂牁、昆明、东川、武定、乌撒、沽蒙，地方数千里，莫不收其豪杰以为官属”，可说真正做到了“有以服南人之心”。因而遂能“不置吏，不留兵，不运粮，三者至当而不易……惟于既平之后，即其渠帅而用之，示以信义，布以德威，俾分守其土，各部其民。纲纪初定，而蛮汉相安，此道得也”[17]。他表面在谈古，实际在喻今，暗中的预设仍是告诫“改土归流”或经略西南地区者，当效法诸葛亮以“攻心”之法来争取地方势力的长期认同，不可仅凭杀戮获取短暂的顺从或臣服。而由诸葛亮经王阳明到田雯，也可看到一条拓殖开发边地的 “王道”策略路径，何况西南地区历代均有大量汉民迁徙进入。尽管汉人迁入的时间有着或早或晚的不同，规模亦有或大或小的区别，但均可上溯至汉武帝时期的“开西南夷”，更早则庄蹻入滇及秦开五尺道亦可为滥觞，以后则绵延数千年始终未曾中断。朱元璋“在汉武帝时，始得西南夷”之说[18]，显然绝非空穴来风。正是由于长期移民不断，民族之间必然多有交往，不仅文化上互有渗透影响，即彼此通婚亦为常见现象，遂时见“汉父夷母”或“夷父汉母”的文化现象学景观[19]。而土司制度虽发端于元代，终结却在辛亥革命时期[20]，虽享有诸如世袭一类的多种特权，但仍是王朝体制委任的命官，可说是附属于“流官”的另一地方行政自治系统，形成了国家支配权力下贯地方的二元体制结构。因此，“土流并用”、“土流兼用”等等，乃是明清两代国家边政治理常见的制度现象，个别地区如“苗疆”周边，出于策略需要尚可恢复部分原有土司。尤宜注意者，则武力开辟后的“苗疆”，更新设了不少土官或土弁，见诸典籍记载者即有“长官司长官”、“副长官司长官”、“土千总”、“土把总”等名目繁多的称谓，目的在于以其为桥梁中介，更好地沟通地方政府权力与“苗疆”社区民众，从而实现有效管控的国家政治目的。可见前引西方学者的说法，即将清代“改土归流”完全视为殖民地式的武力征服，显然是有失历史公允的；他们看不到清代与前朝的关联性，切断了西汉以来国家经略开发的历史连续性，结论只能是武断和偏颇的。无怪乎已有学者批评他们将中国的“政土归流”纳入西方的殖民叙事之中，乃是以欧洲经验及其相关结论直接嫁接到中国研究领域[21]，表面要破除西方中心论，暗中仍陷进了理性的傲慢与偏见之中，以致在史料的使用问题上，有不少想象、歪曲和误解之处[22]。但从西方学者的学术视域出发，适可见“苗疆”研究的意义极为重大，这正是我们希望大量刊布清江文书的原因，中国学术界必须拿出更多的一流回应成果。
五 、区域开发与盛衰连环
与西南地区“改土归流”研究积累的成果相较，有关开辟“苗疆”的研究成果仍显得相对较少，面对西方学者的学术叙事话语，我们仍缺乏积极的借鉴和回应。但无论如何，将开辟“苗疆”随意纳入西方殖民叙事之中，以为王朝国家的拓殖开发与近代欧洲的殖民模式并无实质的区别，我以为仍是缺乏史实和学理根据的。西方学者将殖民主义霸权的解释移植于中国历史，我们固然不能断言有什么学术之外的政治目的，传统国家认同是否会因此而受到地方民族主义的解构，我们也不可贸然轻下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较诸西方殖民主义扩张把非洲土著当作黑奴贩卖到美洲，对非洲和美洲民族进行野蛮征服，同时又在东方扩张、殖民以掠夺他国的财富资源，从而形成原始资本的早期血腥积累，开辟“苗疆”显然只能是中国内部中心与边缘的重新整合，“边地”与“边地”连环疆域体系的战略再造，因而“崎岖前后七年” 始终参与其事的方显(《清史稿》卷三0八《方显传》，第35册，第10 581页)，一开始便主张“汉民安，苗民亦安，于戏!盛矣”(方显《平苗纪略》，同治年间武昌刻本)。他主要关心的显然仍是开辟之后的秩序再造和重建,并非完全以“汉民”为中心而一概漠视“苗民”及其利益诉求。尽管我们并不否认武力征服过程中的凶暴与残酷，社会、民族等多种矛盾的加剧与激化，战争总是给民众带来无穷的伤痛和不幸，但也应看到“抚”主“剿”辅仍是“苗疆”开辟的主要策略，“霸道”的一面固然十分突出，“王道”的一面未必就完全退隐，无论政治遭遇或文化遭遇，当地族群都与贩运到美洲的黑奴有着天壤之别。国家经管策略着眼于长久的秩序稳定，最终仍要从非常态的军事征服(武统)转为常态的文化改塑(教化)，目的则在于形成拱卫中央政府的边疆连环稳定体系，并非以资源的掠夺和资本的积累为根本目的。除了边疆连环稳定体系之外，不少地方官员和知识精英更致力于“苗疆”合理政治文化秩序的建构，实际即为西汉文翁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而“诱进之”深层历史的再延续[23]，并非到了清代才凭空产生的临时性应急方略。至于边疆战略稳定区大体与儒家文化传播区契合一致，更可见形成地方长久和平秩序的根本因素仍为文化而非武力。因而无论在朝在野的有识之士，同时也出于民间社会自身的需要，最终在秩序安排上仍要尊重固有文化的自我调适和选择，如此才能形成多元互构共处的社会秩序，产生均衡性的内部博弈机制，而非以一种文化来摧残或消灭另一种文化，以一民族来征服或扼杀另一民族。这些显然都应该像西方学者一样，立足于全球性的视野，挖掘更广大的史料利用空间，展开多方面的比较研究，拿出自己真正有力度、有厚度、有广度的学术成果。
传世典籍讲到的“苗疆”，主要见诸清康熙以后的典籍，主体都分即在今天的黔东南。“苗疆”当然只能是前面讲到的“内边疆”或“内地边疆”。贵州长期被人视为“边地”，有大量的文献记载可作依据，所谓“边”同样不是国家主权“边界”意义上的“边”，而是与政治文化“中心”对应的“边缘”的“边”。而“内边疆” 与中原地区怎么交往的，或者说“中心”与“边缘”、“国家”与“地方”是怎样互动的，仍需要展开多方面的研究。我们知道清水江文书不仅联系着一个世居民族的生活世界，而且关涉一个非常重要的河流文明通道，这个通道由于山川形势的险要，又流经“苗疆”核心腹地，或可称为“苗疆走廊”，恰好就是沅江的上游，屈原的《涉江》早已提及，很早就进入了文人学者的视野，而愈到后期就愈为王朝帝国所重视。清水江-沅江注入洞庭湖，又通过长江联系了更广大的区域，而上游则连接了“滇楚驿道”，即从湖广通黔入滇的长程陆路，乃是扼控云南或整个西南的交通要道，明代即设置了大量的卫所兵屯，可说是国家经管开发的战略重点，但也强化了湘、黔、滇三省的交往，有利于地方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流。因此，从民间社会自动自发的经济文化交往活动看，一度活跃于长江中下游各地的徽州商人，为了追求高额的货利回报，他们至迟清代初期便已进入了清水江流域，留下了经商贸易活动的足迹，同时也强化了流域多民族地区与内地的联系，逐渐形成了区域性的社会市场网络。其中有关木材贸易活动的具体情况，在座的张应强教授已作了很好的研究[24]。而以徽州文书中的商书与清水江文书互证，或许还可以获得一些突破性的学术成果。当地木质较好的一般性木材贩运到江南地区出售，楠木类的大木则作为皇家用木运输到北京；反之，河流运输也丰富了当地必需的物质和文化资源，扩大了沿河两岸地方社会财富和人口总量的聚集规模。由长江转沅江再达清水江的水运商路，显然是由下游向上游不断朝纵深处开拓扩展的。而上游与下游之间大量人、材、物的流动，既整合了不同的社会文化生活空间，也连结了存在着文化差异的众多族群，如同不断流动着的江水一样，遂形成了动态性发展的河流文明。当然，这条河流特别是上游的“苗疆走廊”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交通作用？所谓河流文明对两岸的村落或族群究竟有什么样的辐射性影响？当地的市场是如何通过河流运输发展和成熟起来的？河流文明各种流动着的资源究竟为当地农耕民族带来了什么样的利益？除了长期以来形成的自上而下的国家观察研究视野之外，我们还应辟出另一条自下而上的民间观察分析视野。随着数量可观的清水江文书的不断刊布，相信相关的研究成果会更多地揭示历史本来固有的真相。
严格地说，我们当然不是为了清水江文书而研究清水江文书，而是透过清水江流域多方面的交叉研究，更好地认知西南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也就是我一度讲到的从周边了解中国[25]。陈寅恪先生曾讨论过“盛衰之连环”，他认为不仅“外族”与“外族”之间有着盛衰的连环性，即唐王朝与周边各民族也有着盛衰的连环关系，边疆民族连环性的兴亡强弱不可能不影响王朝政府的政治[26]。我们借用他的分析范式，也可看到明清两代治边与治内的密切关系，也可说国家的盛衰与边疆各族的盛衰是息息相关的。因此，任何局部问题都必须联系国家整体大局来展开讨论——无论西南、西北、东北、东南，作为相互联系的边疆战略体系，当然任何一个局部地区的盛衰，都会影响到其他地区，形成稳定与否的连环性效应。所以，经营西北则必须稳定西南，经营西南亦必须稳定西北，而东北与东南地区盛衰与否，也同样会影响到西北和西南地区。边疆体系一旦崩溃解体，必然危及中原政治核心区，反之中原政治核心区一旦发生动乱，也会波及整个边疆体系。忽视边疆与中原的互动或互构，看不到边缘与中心的互存或互依，遗忘了边患与内政的连环或一体，不仅中国历史的整体叙事内容将会受到削弱，即国家“大一统”格局的多元性构成因素亦会显得空洞，甚至在国家盛衰兴亡复杂原因的分析探究上，也会因视野的狭隘而产生判断上的失误和偏颇。易言之，历代治边者如果缺乏全局性的眼光,不能将“外患”与“内忧”联系起来加以通盘考虑，一方面边疆有可能引发连环性的反应，一方面中心地区也有可能受到严重冲击，改朝换代式的崩溃与重建即有可能接踵而来。
由此可见，边疆体系随国力的强弱而时有盈缩，“苗疆”的开辟及其国家化发展即反映了王朝帝国初兴时期的强盛。由于边疆体系多为非汉族文化区，因而边疆治理往往牵涉民族治理问题。明代的灭亡尽管原因很多，但西南民族区域治理紊乱失衡，遂引发诸如“奢安之乱”、“杨应龙之乱”一类的土司叛乱，作为整个边疆连环体系解体的一个重要环节，显然也发挥了加速明王朝灭亡的作用，不能只局限于区域叙事框架考虑问题。可见清水江流域作为清人视野中的“内边疆”，如果站在“盛衰连环”的整个边疆体系作战略定位，我们只要认真阅读当时大量的实录档案，就会发现它的有效治理其实也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不仅牵连湘、黔地区的稳定，而且涉及云南、西藏的政治安危，甚至影响到西北地区的战略举措。东、西、南、北边疆体系的动态性战略均衡，始终是帝国秩序治理的一大核心问题，一旦秩序体系紊乱失衡，必然威胁到帝国整体格局的稳定。我们固然应该多研究个案问题，但个案仍是大格局、大视野之下的个案，暗中依然蕴藏着宏广深远的历史性意义。我们并不排斥宏观史学，但宏观史学未必就有宏观意义，微观研究如果做好了，也可透显出宏观的意义。一切都取决于学者的人文关怀和慧见卓识，尽管清水江文书只是局部区域的大宗史料，但如果真在局部细节上精雕细凿，同时又在小问题上做出大布局，透过局部细节反映大问题，必然能够写出具有“活”的历史意义的大文章。
六 、余论
清水江文书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丰富了区域学研究的资料内容，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理解和把握地方社会的结构及其优势资源，牵涉的地域决更非仅限于黔东南一地，必须延伸到沅江下游乃至更广大的地区展开分析探讨，从而更好地认知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同时也更好地认知多民族共同体的中国。
因此，我多年呼吁，应该整合清水江-沅江的文化资源，做好一切有形无形跨区域文化遗存的规划和建设，其中当然也包括清水江文书的刊布及相关研究成果的积累，并注意其与山川脉络风光相应的自然分布状况，同时更要与百姓活态的不断生发着价值与意义的生活世界结合，亦即无论侗族大歌、苗族刺绣，以及村落古建筑等等，都必须回归人的生活实践，与人的真实存在结合，能够表征乡民人伦日常生活的常态，并以各种符号象征的方式转达人的理想和信念，凝聚起人的历史记忆和情感认同，显现人的生存境域与生活情趣，透显出人与天地万物交往必然产生的价值和意义，做到山水与人文相互映衬而熠熠生辉，是完全可以申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我的想法曾作为提案上报过政府，好几个省领导批示说十分重要，但落实到具体行政部门始终未见有动作。借此机会再次呼吁，希望政府积极与学界合作，综合性地整合各种文化资源，充分发挥地缘人文景观的优势，以清水江文书的整理出版为突破口，在推动清水江学繁荣发展的同时，也积极做好未来的“申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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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Life and Imperial Politics in Rural Areas :Reflections on the Collation and Research of Qingshuijiang Documents
ZHANG Xinmin
(Academy of Chinese Culture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China )
Abstract :The increasing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Qingshuijiang documents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a thorough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in regional studies.Summarizing the value of these historical documents,we may find their five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informative,being integrative,being folk,having clear sources,and being ethnic.Fully utilizing Qingshuijing documents,we can reveal the long￣sheltered space of civil society,restore the daily life of the people,and understand the details of the changes in society,economy and culture after Miao frontiers were cultivated.And we can also recognize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between dynasty state and local society,and respond to western scholars'challenge of colonial narrative discourse.Furthermore,by studying the ups and downs in the regional society,we can see the importance of constructing frontier system,grasp the political strategy of colonization development of imperial empire,and promote the mutual complement between macro and micro views in regional studies.
Key words :folk documents;characteristics of historical documents;rural life;imperial strategy;colonial discourse;Qingshuijiang documents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9)02-0127-14
DOI ：10.13438/j.cnki.jdxb.2019.02.0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1&ZD096)
作者简介 ：张新民，男，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教授。
收稿日期 ：2018-03-09
(责任编辑 ：粟世来 )
标签：民间文书论文; 史料特征论文; 乡村生活论文; 帝国策略论文; 殖民话语论文; 清水江文书论文;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