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救国”思潮考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每个时期都有其不同的时代主题，即社会发展的主旋律。生活在相应时代的每个阶级、阶层无不围绕该主题拟定纲领、组织活动。
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惊醒了天朝大国“与世隔绝，万世长存”的迷梦，清王朝的声威在列强的炮声中被摧毁殆尽，亡国灭种的危机强烈地震撼着中华民族有志之士的心灵，救亡图存的呼声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主旋律。不同的阶级、阶层从强国富民这一目的出发，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救亡方案。与此相应，各种社会思潮应运而生。“科学救国”正是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由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最先倡导并逐渐演变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思潮的。
一
提出和倡导“科学救国”思想的是最早接触到近代自然科学成果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西方国家的强盛是由于工业的发展，然而工业发达则源于自然科学的进步。因此，讲究自然科学是当务之急。
“科学救国”思想的最早倡导者首推中国自然科学之先驱——李善兰。1866年他在为自己和英人艾约瑟合译的英国物理学家胡威立的《重学》所作的序中写道：“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其原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学明也。”他期望异日（中国）人人习算，以威“海外各国，令震摄，奉朝贡。”李善兰出身于读书世家，9岁开始自学《九章算术》，14岁又自学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前六卷。自从接触到逻辑严密、推理清晰的算术之后，便厌恶了辞章训诂之学，一生未曾中举，不为所憾，潜心于数学研究，并致力于介绍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革命成果，“朝译《几何》，暮译《重学》”。作为一个目睹“壬寅四月夷船来，海塘不守城门开，官兵畏死作鼠窜，百姓号哭声如雷……满城尸骨如山堆”[①]残酷现实、满怀爱国忧民思想的科学家，萌发和提出用科学拯救中华民族的主张是顺理成章的。李善兰把西方的技术进步仅仅归结为算数之理，认为中国人人习算，就能变弱为强，未免有些幼稚，但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相比较，毕竟是具体了一步。
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探索救亡图存道路的进程是逐步深入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对中西方强弱的比较分析相当切中实质。1895年，他在《论世变之亟》中指出：西方“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然非命脉之所在”，命脉之所在则是“于学术则罢伪而崇真，于行政则屈私以为公。”1912年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进一步指出，西政之善皆因科学然而致，“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公例通理违行故耳”，科学乃为西政之本。“不通科学，则政论必多不根……。”严复在这里所指的科学即“名、数、质、力四者……”。由此可见，严复是把自然科学及其方法作为西方社会强盛的根本，中国政治落后、贫弱之源正在于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和先进的科学方法。只有象西方那样“注重名、数、质、力四者切实之学就可以御变者。”这是严复从自己的经历及知识结构出发，总结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而得出的结论。
严复生于1853年，自幼从师塾读旧学，14岁时入洋务派沈葆桢创办的马江船政学堂学习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三角学、微积分、力学、电磁学、光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学等，初步接触了西方一些自然科学知识，1876年又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先后在抱士穆德大学院、格林尼兹海军大学学习高等数学、物理、化学、海军战术、海战公法等。他熟悉旧学和西方近代自然科学，认为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民智未开。故于1905年提出了教育救国主张。近代的教育救国思想和科学救国思想是相通的。至于用什么来开启民智，鼓足民力，他认为显然不能用“无用”、“无实”的考据、义理、辞章之旧学，而必须用与旧学相对立的格致之学——科学。由此可见，严复也是一位倡导科学救国的先驱者之一。由于严复接触西学的范围较为广泛，又曾在近代自然科学较为发达的国家生活、学习过，对西方社会耳濡目染，因此，观察问题与李善兰相比自然深刻得多。首先，在严复看来，科学的内涵不仅仅在于算学之理，也不仅仅包括各门自然科学的成就。而且包括科学的方法，西方科学昌盛之源就在于学术上罢伪存真，故方法则是较内容更重要的。其次，他已初步认识到了社会的进步，不仅在于科学之精，而且在于刑政之明公。其三，提出了发展科学的途径在于通过发展教育，启开民智。其四，明确教育的内容要抛弃旧学，实施科学教育。“中国此后教育宜著意科学。”[②]
先驱者们推崇科学，试图用科学来富国强民的思想在当时并未受到各界的重视。辛亥革命后则作为科学界号召青年攻习自然科学的信念和理想广为传播。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清王朝，给中国爱国科学家带来了希望。不少知识分子认为革命已告成功，剩下的任务只是用科学来建设民国。因此发出了“祖国从来没有比现在更需要科学技术”的呐喊。“吾国社会制度，既经根本上之革命矣，而学术思想之革命，将何出乎？此今日最有趣味而重要之问题，在20世纪之生存未实行科学也。”[③]1918年柏林大学教授梅加夫在中国留学生大会的演说中指出：“中国受保守主义之统治，殆数千年，进步之微，盖不足怪，今日之急务，莫如科学精神之普及，俾思想之趋于一偏者，得其平衡，而后有进步可言。”当时，任鸿隽等人对此说极为推崇，认为“其说颇是针发吾国人症结而药之。”[④]随即翻译刊登，科学救国随即成为一种具有相当社会基础的思潮，成为鼓舞青年献身科学的口号。不少青年在科学救国思潮的激励下留学海外，攻读自然科学，形成了中国留学史上的一阵留美热。
伴随着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与“民主”大旗的树起，“科学救国”思潮开始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曙光》杂志的主编宋介连续在该刊上发表了《完成与文明》、《科学与社会》、《天才与社会》等文，长篇阐述“科学救国”思想。由中国科学社会社创办的《科学》杂志1919—1920年出版的第四、五卷也连续发表了任鸿隽、杨铨等撰写的《科学与工业》、《科学与近世文明》、《科学与农业》、《科学与和平》、《科学与实业》、《科学与知行》、《中国科学的前途》等40多篇论及科学的社会功能、科学与建设及如何发展科学等方面的文章，使“科学救国”思想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
二
“科学救国”论作为一种曾具有过广泛影响的社会思潮，其主要思想观点大抵如下：
1.阐明了科学的含义不仅仅指自然科学的研究活动和成果，更包括科学的思想方法。
过去长时期内，史学界不少人一直认为科学救国论者所谓的科学仅仅是指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事实上，他们十分强调科学方法。“科学果何物乎？泛言之为一切有系统之知识，严格言之，惟应用科学方法之事物乃为科学。”“科学者，以性质而言，实验之学也，离研究则科学不立。”[⑤]以应用科学的方法即实验这一近代自然科学方法作为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界标。可见，“科学救国”论的倡导者们强调科学方法的思想是五四时期科学旗帜的前奏和发展，对当时思想的影响远比自然科学成果更具有实际意义。
2.科学发展与社会进步同步进行。科学作为人类征服自然的活动，可以给人类带来物质财富；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活动，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又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科学救国论者认为，科学的伟大发明能够介绍一种新的社会因子进来。“自今而后，我们对于文化最高的使命，就是力图究竟社会的进化。究竟社会的进化，最重要的就是对于环境之根本变化……经济的变化是一切环境变化之根源，其他则随之变化。想改变文化环境还要先改变经济环境。”“科学的伟大发明，也足以使环境发生根本变化——兼经济的与文化的。因为科学的伟大发明能够介绍一种新社会因子进来，不由得环境不发生变化。（1）各种社会制度之不适宜的，不合理的，受了文明的变化的影响可以渐归消灭。（2）各种学术内容之虚伪的、错谬的，受了文明变化的影响自然也被淘汰。”[⑥]科学的方法也是启开民智、反对愚昧迷信的一种武器。“社会也就可以发达了。”[⑦]因此，“科学是人类社会赶赴目的所坐的车子，进则俱进，退则俱退，步骤差不多是一致的。”[⑧]他们还认为，“科学虽无绝对的万能，却有相对的万能……所以说到社会的改造，就不能抛开科学，科学进化一度，社会就要改造一度，科学的进化无止境，社会的改造也无穷期。”[⑨]
3.自然科学的发展要与社会科学的发展相一致，并受社会科学的指挥。科学救国论的倡导者们从科学既可以利人又可以害人，关键在于掌握在什么人手中的认识出发，也看到了科学发展与社会制度的相互作用。“过去几千年的科学差不多都是杀人的科学，利人很有限，这并非科学自身能够为恶，只是拿着科学去为恶的，有一种人罢了。”[⑩]中国“最大的缺憾就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未能一致相应，物质文明虽有进步，社会科学依然幼稚，生活的享用是好了，人生的真义还不明了……过去许多理想国为什么实现不了，这也没有别的缘故，其初是因科学不发达，其后是因自然科学虽发达，社会科学还未发达，最后科学又为强权者及一切不合理的组织所利用……”。[(11)]由此得出结论，“今后自然科学的利用当受社会科学的指挥”，要“鼓吹非知识界对于知识界作解放运动。”[(12)]以求使科学真正能扶助平民，“造出一个更新更适的生活组织。”
4.中国要发展科学必须创造一个适应科学家成长的社会环境。关于如何通过发展科学实现救国理想，宋介在《天才与社会》一文中列举了适于科学家成长的21条因素，主要有：有一定的生活条件作保证；有资产但从事不赚钱的智慧事业；有丰富的实验设备；自由发表科学意见；科学研究不受任何干涉；社会舆论要支持科学和科学研究的人；限制宗教权威。这些论述对于我们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三
科学救国作为一种广泛传播的社会思潮，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特别是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1.激励众多有志青年献身科学事业，为中华民族孕育了一大批近现代科学技术精英。科学研究是一种创造性活动。据研究，与科技创作活动有关的25种非智力因素中，责任感、事业心和勤奋三种因素均居前五位。[(13)]因此，献身于科学事业是非常人能做到的。“每一个人都是由于种种不同的理由，才选择科学研究这种职业的。”[(14)]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发展史上古代科学已经衰落、近代科学尚未形成的断裂期。与此相应也是中华民族由强而衰、备受欺凌的时期，热血青年忍辱不能，抗争不成，科学救国思潮为他们在迷茫中指出了一条希望之路。只要“集合群力”发展科学，便可“振起神州，杜绝外侮”，激励他们抱定科学救国志向，跨出国门取来科学火种救国救民。诸如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物理学家吴有训、严济慈，桥梁专家茅以升，气象学专家竺可桢，化工专家侯德榜，地质学家丁文江、翁文灏……。在我国留学史上，无论官派生，还是自费生、华侨生，都是自然科学热。1909年47名留美生，39人学理、工、农、医。1910年70名留美生，65人学工程、理化和农医。1918年所统计的1124人中，学自然科学的700多人。[(15)]他们都是怀抱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卧薪尝胆学习外国科学技术以振兴中华民族这种科学救国的宏愿，远涉重洋，学有所成，归国后不仅在科学上成就卓著，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掌鞭从教，以自己的救国情怀和学识引导更多的青年学生走上科学奋斗之路。1927年从法国归国的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解放前的不少学生如陆学善、顾功叙、钱临照等，都成为国内外知名的物理学家。1918年竺可桢从美国回国后，拒绝高官厚禄，毅然登上大学讲台，成为国内高等学府系统讲授西方气象科学的第一人。他亲手创办的南京气象所，被誉为中国气象人才的摇篮。
2.辛亥革命失败后科学救国思想成为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摆脱痛苦彷徨，投身救国救民事业的精神支柱。如果说辛亥革命的暂时胜利曾激励一批青年满怀激情的话，那么，在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军阀窃取，中国重又沦入封建专制之下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不少知识分子又一次陷入了彷徨和痛苦，而科学救国思潮却为彷徨痛苦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指出了再奋斗的道路。如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早年参加同盟会，武昌起义后曾担任新政府的湖北实业司长。辛亥革命失败后，在痛苦中，他接受了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认识到：既然“力量不够，造反不成，一肚子的秽气，计算年龄尚不算大，不如再读书十年，准备一份力量。”[(16)]于是便再度出洋赴英学采矿专业，进而成为中国地质学泰斗。著名的微生物免疫学家谢毓晋的父亲曾先后在满清和民国政府的交通部任职，在饱尝国难之苦后才深信科学救国主张，支持子女攻读自然科学，还有一代名医施今墨……
3.科学救国思潮的广泛传播转变了中国人对科学的认识。马克思在评价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作用时指出：“蒸气、电力和自动纺织机是甚至比巴尔欠斯、拉斯拜尔和布郎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17)]历史已经向我们证明科学技术的盛衰是和国家的盛衰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认识水平限制着人们对社会发展进步渴望程度的提高。史学家们把全民科学文化素质极度贫乏也列为辛亥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这个道理。辛亥革命前，在公认为文化比较发达的广东梅州，40万人口中就有80%多的文盲。[(18)]当时萍、浏、醴地区的城乡群众认为只有每天把小孩抛入火车头的烟囱中去祭祀，火车才能开动。[(19)]就连当时的知识分子除极个别外，对于声、光、化、电等近代科学知识一无所知，或“诧为未见，或瞠目结舌”，仍然视中国为世界上“独一无二之国”[(20)]。试想以这样与时代相去甚远的思想观念，怎能促进革命的发展？！而科学救国思潮的倡导者们，在中国尚把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的愚昧时代，就把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救国救民的武器，加以倡导和宣传，这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纵观历史，从五四启蒙运动中“科学”、“民主”两面大旗的树立到20年代科学与玄学之争、30年代的科学化运动，直到1978年中国迎来科学的春天；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放科学，也只有在科学的基础上才能建设社会主义”[(21)]的时代呼唤，直到80年代末一代伟人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伟大论断。一个多世纪以来，从科学家到社会学家乃至于政治家都为科学争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呐喊、奋斗，从而促使了整个中华民族对科学认识的深化。
4.科学救国思潮引导一大批知识分子走上了革命救国道路。救国需要科学，但仅有科学不足以救国。在漫长的中国革命过程中，许多知识分子特别自然科学界的知识分子都是由科学救国进而走上革命救国道路的。诸如伟大的民主革命战士孙中山先生，开始是学西医的，却转而成为中国近代革命的伟大先驱；再如著名的文学革命战士鲁迅，更是由立志治中国人之弱体而走上了重铸中华民族灵魂之路的。
不可否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单靠科学这一武器是不能把一个政治腐败、经济贫穷、外无独立主权的旧中国改造成为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中国的。“科学救国”思潮还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五四运动后期胡适等人也曾借用这一口号引导青年脱离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但决不能因此就否定科学救国思潮的进步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有没有提出现代所要求的新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的新东西。”[(22)]通过对科学救国思潮产生、发展及其历史作用的考察，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科学救国思潮是在近代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爱国主义倾向的进步思潮。
注释：
①李善兰：《听雪轩诗存》汲修斋校本。
②严复：《论教育书》。
③任鸿隽：《吾国学术思想之未来》，《科学》1916年第2卷第12期。
④《科学与近世文明》，《中国科学》1919年第4期。
⑤扬荃：《科学与研究》，《科学》第5卷第7期。
⑥⑦宋介：《完成与文明》，《曙光》1919年第1卷第4期。
⑧ ⑨ ⑩ (11) (12)宋介：《科学与社会》，《曙光》1919年第3期。
(13)王极盛：《科学创造心理学》，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00页。
(14)〔英〕H.S伯霍普：《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科学的科学》，科学出版社1985版第25页。
(15)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页。
(16)陈群等：《李四光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8页。
(18)《广东辛亥革命资料》第320页。
(19)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8页。
(20)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十一）第16页。
(21)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科学的春天》，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第2页。
(22)《列宁选集》第1卷第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