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维新运动研究新成果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新运动论文,近十论文,年来论文,成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4-1993年，是戊戌维新运动与康梁维新派研究获得重大突破、取得新成果的10年。随着研究的深入、新史料的发现、学术空气的活跃，在这一研究领域提出许多不同凡响的新观点、新见解，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局面。
（一）研究领域的扩大和新成果的推出
自1983年召开戊戌维新运动学术讨论会以后，又先后于1986年、1987年、1988年召开了梁启超、康有为、戊戌变法的专题学术讨论会，还召开了其他维新派人物的学术讨论会。同时成立了康梁研究会、康有为研究会、梁启超研究会及其他研究会。这样，极大地推动了研究的深入，研究新领域的开拓、扩大。
研究的范围已经扩大到与戊戌维新运动及维新派人物有关的各种事件和人物，尤其加强了对人物的研究和评述。不仅包括维新派人物群体，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及黄遵宪、汪康年、张元济、杨锐、刘光第、林旭、郑观应、陈炽、容闳等，帝党及开明士绅，如光绪帝、翁同和、徐致靖父子、文廷式、李端棻、孙家鼐、王照、宋伯鲁、宋育仁、宋恕、樊锥等，而且重视洋务派、后党及守旧派人物的研究，如洋务派人物李鸿章、张之洞、陈宝箴父子、张謇、张荫桓、盛宣怀、奕等，后党及守旧派人物慈禧太后、荣禄、袁世凯、王先谦、叶德辉等。还有章太炎、丘逢甲、熊希龄、廖平、龙泽厚等，以及外籍人士李提摩太、伊藤博文与英美传教士。对以上人物都有专论发表，有的还出版了评传、文集和研究资料，可见研究的广度、深度已大大超过前30多年。
近十年来，在开拓新领域、新课题的同时，对已经有过研究，甚至已有定论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重新进行探讨评价。旧题新作，仍然获得可喜的收获，在某些方面甚至有重大突破。将人物、事件放在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政治背景下，多角度、多层次地考察。既各抒己见，大胆探索，又注重分析，实事求是，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去掉“帽子”、“棒子”，克服空谈阔论、上纲上线，减少了“火药味”。坚持己见，但不强加于人，不以现代的政治标准衡量、苛求前人，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自己的好恶给历史定性、定论。纠正了简单化、绝对化的偏见和公式化、概念化的说教，力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这种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是值得称道和提倡的。
近十年间，不仅发表了研究论文500余篇①，而且出版著作、文集和研究资料50多种②。如专门研究戊戌维新变法史的，有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1984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论戊戌维新运动及康有为梁启超》（1985年），李文海、孔祥吉的《戊戌变法》（1986年），康有为自撰的《戊戌变法前后》（1986年），王栻的《维新运动》（1987年），范士华的《戊戌维新——近代中国的一次改革》（1987年），吴廷嘉的《戊戌思潮纵横论》（1988年），孔祥吉的《戊戌维新运动新探》（1989年），广东康梁研究会编印的《戊戌维新运动研究论文集》（1989年）。还有专门研究康有为的大传、全集、选集、手稿、史料专辑，研究梁启超的传、年谱、系年、文集、选集、专论、译著、研究专辑各10多种。也有专门研究严复、谭嗣同、黄遵宪的传、文集、研究专论，总共不少于10种。除此以外，还出版了西太后、光绪帝、张之洞、李鸿章、袁世凯、叶德辉等人的评传，以及翁同和的日记、汪康年的书札、杨锐、刘光第的研究专集，可谓硕果累累。
（二）历史地位的评价
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爱国救亡运动、社会改革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也是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阶段。这是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但在政治纲领、性质、阶级属性、对近代化的作用等具体问题上仍有分歧，提出许多不同观点。关于政治纲领。十年前根据新史料的发现，展开了维新派政纲的中心内容是什么，政纲是否倒退、背弃的讨论，并对维新变法的地位和性质作了新的评价。十年来仍发表不少文章，从多方面探讨维新派政纲的实质及演变的过程和原因，并对转变后的政纲的内涵作了新的阐发，仍作了肯定性评价。关于性质。以往的观点认为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后来又有人提出是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近年又提出一些新观点，或是带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地主阶级改革③；或是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运动④；或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国体改造运动⑤。关于阶级属性。以往一般认为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而新观点认为维新派只是带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并不代表新兴资产阶级⑥。或者认为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产生，但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成熟的阶级，非驴非马，更没有上、下层之分⑦，维新派正是代表这个阶级。关于对近代化的作用。不少人撰文给予充分肯定，指出它第一次开放了全面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闸门，全面提出了近代化的纲领和措施⑧。或认为它是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首次尝试，是一场近代化改革⑨。或把它列为中国近代化的四个阶梯之一。还有的提出把戊戌变法作为110年中国近代史的分段线⑩。
（三）戊戌思潮的实质和影响
维新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作用和贡献，远远超过于政治、经济。过去往往忽略了这方面的研究。十年来学术界形成共识，开始注重当时的社会思潮，也就是“戊戌思潮”的研究，发表大批论文，出版了专著。戊戌思潮简单说来就是学习西方，维新救亡，改造中国。维新派宣传自由平等、天赋人权、民权宪政，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否定传统文化思想、纲常名教的神圣性。这种思想启蒙是维新运动的主要历史功绩，中国人民的意识觉醒进入新阶段(11)。围绕着戊戌思潮，就戊戌时期的学堂、报刊和知识分子、中体西用观与进化历史观、政治变革与社会改革、西方文化与传统儒学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探讨。许多人认为，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戊戌思潮没有终止，反而复兴和蓬勃发展，形成一股思想解放潮流。有的指出，戊戌启蒙思潮被爱国救亡运动冲淡，未能深入展开，但影响是深远的。辛亥革命也是启蒙运动，但被反满政治革命冲淡。五四运动是启蒙运动的扩大和深化，很快被反帝反封建斗争取代。启蒙的任务没有完成，反过来限制政治上的胜利。这种历史教训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12)。
（四）维新运动的上、下限
以往认为，戊戌维新运动开始于1895年的“公车上书”，终止于1898年的戊戌政变，戊戌变法一般指“百日维新”。对此，不少人提出异议，认为戊戌维新运动与戊戌变法不能等同，戊戌变法亦不等同“百日维新”。三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同，戊戌变法虽然失败，维新运动却没有停止，戊戌变法运动早在百日维新之前就已开始。因此，时间的上、下限也就不同。有的提出维新运动上限于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上皇帝书，下限于1905年同盟会成立；戊戌变法的上、下限为1895-1898年(13)。有的提出另一种看法，同意维新运动上限为1888年，下限则有的主张1900年自立军起义失败，有的主张1903年维新派宣传转向。有的还探讨了戊戌思潮的上、下限问题，亦不局限于1895-1898年，时间应该向前向后延续，向后延续有的提出到1903年，有的提出到1905年。戊戌变法不等同“百日维新”，认为光绪帝领导的变法，开始于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光绪颁布“变法”上谕，依次施行。1898年“百日维新”只是加快了前三年变法的速率。既论述了前三年变法的内容、经过和历史地位，又指出前三年变法能够平稳进行，后三个月变法却被政变扼杀，其中大有经验教训可以探讨(14)。
（五）与洋务运动及洋务派的关系
两者是根本对立，还是否定又肯定的继承发展关系？随着讨论的深入，大多数人接受了后者的观点。近年来讨论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甲午战后洋务运动是宣布破产，还是仍在举办和发展，洋务派是否退出历史舞台？虽然分歧较大，但多数人承认洋务运动有成功有失败。并指出甲午战败并不意味着洋务运动破产，洋务派并未退出政坛，洋务也在继续举办和发展，只是进入了尾声，1895-1901年是它的尾声期(15)。有的还论述这一时期洋务进入新的高潮，与光绪主持的变法相辅而行。因此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互相交错在一起，起着互相推动的作用。二是维新派与洋务派的体用观是根本对立，还是基本一致？论者围绕着他们的思想政治主张和中西文化观展开讨论，形成根本对立、基本一致、存在较大差异三种观点。更多的人针对张之洞《劝学篇》的“中体西用”观进行探讨和评价。有的认为《劝学篇》是反对维新派的宣言书(16)，“中体西用”是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与维新派的体用观是对立的。有的则认为《劝学篇》是革命性和传统性的统一，是进取性和保守性的统一(17)。有的认为“中体西用”顺应历史潮流，是进步的，为向西方学习打破枷锁起了重要作用，促进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的发展(18)。有的指出“中体西用”揭示了中西文化关系的双向二元的发展过程，体现了两种文化的相互冲突和融合。洋务派提出这一思想，目的是“会通中西，权衡新旧”，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为晚清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19)。维新派的体用观“中西会通”、“中西结合”，是“中体西用”观基础上的继承、发展和超越，有否定，也有肯定，有分歧、差异，但不是根本对立。三是洋务派李鸿章、张之洞、陈宝箴、张謇等人对维新运动的态度。对陈宝箴在维新运动中的作用，大多持肯定态度，争议不大。对于张謇，近年发表不少文章加以评述，认为他对戊戌维新表示了支持和赞助。争议较大的是张之洞和李鸿章，尤其是张。李鸿章，“变法自强”是他的素志，对维新运动明里观望持重，暗中多有同情，面对时局格外小心，默不敢言(20)。对张之洞在维新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过去研究甚少，或是简单否定了事。近年通过深入具体的探讨，基本上克服了全盘否定的观点。有的认为张之洞在戊戌变法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既支持、参与变法活动，又限制、反对维新派，幕后操纵变法，表现了看风使舵的政客作风(21)。有的认为张之洞是维新派的同路人，是支持者，也是实践者，其历史作用应该肯定(22)。与此相联系，光绪帝是洋务派皇帝还是维新派皇帝？有三种观点，洋务派皇帝，维新派皇帝，二者皆不是，是开明皇帝，讨论至今，莫衷一是。
（六）慈禧太后、荣禄、王先谦与戊戌变法关系评述
慈禧是支持变法还是反对变法？有的认为，戊戌时期慈禧并不反对变法。她多次向光绪表示“变法乃素志”，甲午战后便支持光绪颁布“变法”上谕；“百日维新”期间的新政措施大多经过她的同意才颁行。但“变法”不能越出洋务新政的范围，不能动摇和危及她的统治。随着变法演变为帝、后两党的权力之争，维新派与后党的冲突互不相容，变法也就失败在血泊中。政变后又谕令“次第推行”新政，表明慈禧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变法(23)。对此，有的持反对意见。关于荣禄，有的认为他有别于顽固派，与奕的态度基本一致。在帝、后两党的斗争中，他站在后党一边，对于变法并不激烈反对，主张并奏请改革陈法，对兵制改革起的作用尤大。对王先谦，近年发表文章不少，进行了具体研究分析，集中到一点，肯定他在湖南维新运动前期起的促进作用(24)。指出王面对空前的变局，充满着危机感和社会责任心，终于拖着沉重的步伐，走进新与旧、中与西、现实与理想的剧烈冲突中。他主张变通，提出洋务思想，也就迈出维新的第一步(25)。在湖南维新运动初期倾心相助，十分活跃，推销《时务报》，筹建时务学堂，赞助南学会，创办《湘学报》，开办新式企业，主张废八股，改革科举，有他的功劳。后期，开始真诚地、激烈地走向反动，成为封建卫道士，有其主客观因素，要作具体分析，应与顽固派、劣绅叶德辉区别开来(26)。
（七）与日、俄改革比较研究，英、日与戊戌变法的关系
日本的维新、俄国的改革对中国近代改革产生过很大影响。维新派力求以日、俄改革为蓝本，在中国推行变法。近年来学术界不仅将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对比研究，而且更多的将戊戌维新与明治维新对比研究，有的还与德国的资产阶级改革对比研究。研究的角度虽不相同，但集中到一点，为什么外国成功，中国却失败了。分析了中国与外国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的差异，革命形势造成的条件局限，改革者采取的政策、策略不同，而导致了不同的结局。这种对比研究是有意义的。关于英国、日本与戊戌变法的关系，也作了深入探讨。有的认为他们对维新变法持同情支持态度(27)，他们的活动是维新运动的“有力推动者”(28)。并分析了他们支持维新变法的目的、动机是操纵中国政局，抵制沙俄，同时希望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对此，有的人持不同意见。又具体分析了英人李提摩太、日人伊藤博文与维新变法的关系。指出李提摩太在戊戌期间与维新派共商变法大计，鼓动光绪帝速下决心变法，政变后营救维新派人士(29)。伊藤来华，积极支持变法，维新派和光绪帝均寄予厚望，积极联络策划，于是成为顽固派发动政变的藉口之一(30)。
（八）失败原因新论
关于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近年学术界克服以往简单的概念化说教，从新的角度进行多方面探讨：维新派改制理论缺少说服力和变法行动的操之过急(31)。封建守旧势力集结，形成一股强大的反维新势力(32)。维新派走“君权变法”路线，忽视争取和利用并不反对变法的西太后，以致促成帝、后两党权力之争激烈展开(33)。维新运动由甲午战败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促成，又被民族冲突（满汉冲突及中外冲突）所扼杀。民族政治意识不成熟，最终陷入民族主义误区，或许是戊戌维新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34)。甲午战败产生“浓烈广泛的忧患意识”，导致维新改革发生，形成“沸沸扬扬的变法时尚”。当变法既成事实，大多数人却沉默以对，甚至不知所措，结果“守旧的阴霾愈罩愈紧”，新政也就被扼杀。这种社会氛围反映了改革条件的不成熟，失败的必然(35)。此外，还有人从人们的社会心理，维新派的心理结构，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袁世凯告密，伊藤来华，慈禧的政治态度等方面作了分析考察。
（九）一些史实的考证
对历史进行反思和重新考证评价，既是历史学的重要任务，也是社会心理在历史研究中的反映。十年来，史学界对戊戌变法中的一些史料和事件重新进行考证，取得可喜成果。如关于康有为的《戊戌奏稿》，今古文问题，三世说，三记两考，变法条陈，与光绪的“戊戌密谋”；关于光绪的政治倾向和他的“密诏”；关于涉及戊戌政变的天津“兵变”，袁世凯告密，政变发生和变法诸人被捕时间，慈禧为何不审而诛“六君子”；关于康有为与翁同和的关系，杨锐、刘光第的政治身份，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诗与给康、梁的绝命诗的真伪等。其中对《戊戌奏稿》、“戊戌密谋”和光绪“密诏”问题的研究考证取得较大突破。关于《戊戌奏稿》，70年代台湾学者首先怀疑其真实性，根据档案史料对《奏稿》作考核，指出《奏稿》绝大部分不是真折。80年代后大陆学者根据新发现的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和军机处档案进行对比考察，发现《奏稿》与原件内容有很大差异，作了原则性纂改，但仍有参考和利用的价值，反映康改撰奏稿时的目的和思想变化。关于改撰的时间，一说辛亥前夕，一说戊戌后的1899年，需要进一步研究(36)。关于光绪帝与康有为的“戊戌密谋”（杀荣禄，围颐和园，废西太后，由袁世凯执行），根据大量材料考证，确有其事(37)，而光绪“密诏”则是康有为出京以后伪造的。以上史实的考证，对有关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准确评价，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十）与清末新政、立宪运动的关系
在研究戊戌变法史的同时，许多人将戊戌新政与清末新政、立宪运动进行比较研究。在对比戊戌新政与1901年开始的清末新政（辛丑变法）时，有的指出戊戌变法肯定为进步潮流，无可非议，而因为清末新政是由慈禧太后主持的，便斥之为“反动”，称之为“假维新”、“伪变法”，是不公平的。通过比较它们的同异（发生的历史背景、新政内容、影响后果等方面），认为清末新政是戊戌新政的继续，成效也是显著的，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38)。有的将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立宪运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三次改革互相衔接，都是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阶级改革，由清朝最高统治者主持，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但内容不尽相同，地位和作用也各不相同(39)。有的指出立宪运动正是维新派参与、组织的一次大的政治运动，保皇派转化为立宪派。立宪派与主持预备立宪的清朝统治集团既同步，又冲突对立。冲突的结果，清王朝孤立，革命条件成熟。有的探讨了戊戌政变后清政府对“百日维新”进行的检讨和反省，认为视戊戌政变为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太简单了。分析慈禧发动政变，目的是稳定统治秩序，收拾局面，重新控制大权，并不是为了扼杀变法。慈禧在恢复权力后，一面屠杀维新派，摧残光绪帝，藐视戊戌新政，一面又接过“变法”的旗帜，继续推行新政，义和团运动后终于迈出改革的一大步，清末改革进入新的阶段(40)。
注释：
①据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历期索引和《近代史研究》杂志历年索引的综合统计。
②另加学术团体、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印的部分。
③⑥季云飞：《戊戌维新运动性质新探》，《学术月刊》1991年第3期。
④孙占元：《十年来戊戌变法运动研究述评》，《山东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
⑤方志钦：《维新反思论》，《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
⑦《论戊戌维新运动及康有为梁启超》，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9页。
⑧马洪林：《戊戌维新与中国近代化》，《上海师大学报》1989年第1期。
⑨张江明、丁宝兰、徐光仁、黄明同：《戊戌维新是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首次尝试》，《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
⑩夏东元：《110年中国近代史应以戊戌变法为分段线》，《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
(11)吴廷嘉：《戊戌思潮纵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12)陈旭麓：《戊戌维新与文化启蒙》，《广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13)石彦陶：《戊戌维新运动上下限新论》，《齐齐哈尔师院学报》1990年第2期。
(14)闾小波：《论“百日维新”前的变法及其历史地位》，《学术月刊》1993年第3期。
(15)夏东元：《洋务运动尾声论》，《华东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
(16)彭久松：《张之洞〈劝学篇〉是反对维新派的宣言书》，《四川师大学报》1985年第4期。
(17)赵晓雷：《论张之洞〈劝学篇〉的革命性和传统性》，《史学月刊》1989年第5期。
(18)姚昌顺：《“中体西用”刍议》，《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
(19)黄新宪：《变事与变制：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观探要》，《河南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
(20)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4-355页。
(21)苏沛：《张之洞与戊戌变法》，《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22)黎仁凯：《张之洞“假维新”辨析》，《江汉论坛》1990年第11期。
(23)云汉：《慈禧太后与戊戌变法》，《昌潍师专学报》1986年第1期。
(24)郑焱：《王先谦在湖南维新运动前期的促进作用》，《湖南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
(25)董剑平：《论王先谦的危机感与洋务观》，《烟台师院学报》1990年第4期。
(26)董剑平：《维新运动中的王先谦》，《烟台师院学报》1991年第4期。
(27)张凤琦：《对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成败的一点看法》，《昆明师院学报》，1982年第6期。
(28)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296页；何桂春：《英美传教士对戊戌维新运动的推动及前后态度的变化》，《福建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
(29)施宣圆、吴树杨：《李提摩太与戊戌变法》，《复旦学报》1988年第4期。
(30)汤志钧：《伊藤来华和戊戌政变》，《江海学刊》1985年第1期。
(31)孔祥吉：《百日维新失败原因新论》，《人民日报》1985年10月21日。
(32)吴杰：《论维新时期清廷反维新势力的集结及其活动》，《北方论丛》1986年第1期。
(33)沈茂骏：《戊戌变法失败原因新解》，《学术研究》1990年第4期。
(34)马勇：《民族主义与戊戌维新》，《江汉论坛》1993年第6期。
(35)李俊：《戊戌改革的社会氛围》，《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
(36)曹立前：《〈戊戌奏稿〉研究综述》，《山东师大学报》1992年第6期。
(37)杨天石：《光绪皇帝与康有为的“戊戌密谋”》，《历史教学》1986年第12期。
(38)张连起：《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异同辨析》，《北方论丛》1986年2期。
(39)季云飞：《清末三次改革之比较研究》，《南京社会科学》1992年6期。
(40)马勇：《清政府对百日维新的检讨与反省》，《人文杂志》1993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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