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省际旅游发展的质量特征与空间差异_环境评价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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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认识地区旅游发展质量，判定旅游发展“质”与“量”的协调性，是制定新时期旅游发展方针和战略，促进中国旅游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30余年的改革开放，旅游业经历了“到此一游”的快餐式观光旅游、“走马观花”的经历性游览旅游、“拉动内需”的消费型休闲旅游三大转型阶段[1]，旅游业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已具备了较大的产业规模和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对经济和社会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伴随着发展旅游业被纳入国家战略体系，旅游业步入快速发展时期，“十一五”期间，尽管经受四川汶川地震、国际金融危机、甲型H1N1流感等诸多不利因素冲击，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长率仍高达15.3%，5a旅游总收入达6.01万亿元[2]，成为扩大内需和拉动经济增长的先导产业。但一直以来，由于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和规模，旅游发展质量水平不高[3，4]，如何在保证当前旅游业高速增长的同时，提高其发展质量，保证旅游“质”、“量”协调发展，是亟待研究的重大科学命题。

      目前与旅游发展质量相关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3方面：一是关于旅游要素质量的评价研究，学者们首先根据自己的学科背景试图从不同角度诠释旅游要素质量的内涵，并从要素质量内涵出发建立评价模型，从而对要素质量进行评价。旅游者感知满意度调查[5～11]、旅游产业要素规模结构统计[3，12，13]是要素质量评价研究的主要数据支撑，要素质量评价模型主要有标准值法[13]、灰色关联法[14]、因子分析法[15]以及借助数理统计的分析方法[6，8，12]，但由于学者们所研究的案例地及获取指标数据的难易程度不同，在指标选取及其着眼点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具体采用的计算方法也多种多样。从内容上来看，旅游要素质量评价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吸引物[12]、旅游服务[8，14，15]、旅游环境[16～18]等方面。二是关于旅游要素质量的影响研究，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服务质量与旅游者满意度、旅游者忠诚度及旅游者行为意向之间的影响研究[19～21]，结构方程模型(SEM)是其较为常见的研究分析方法。三是关于要素质量的提升对策研究，根据研究视角的不同，又可分为专项旅游要素质量提升对策的研究[13]与区域旅游要素质量的提升对策研究[22]

      上述研究多基于单一旅游要素质量研究视角，专门针对地区旅游发展质量的研究仍属鲜见，本文旨在通过探索旅游发展质量的内涵，建立旅游发展质量的综合测度指标体系及评价模型，分析中国省际旅游发展质量特征及其空间分异性，为推动旅游业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1 评价体系构建及研究方法

      1.1 旅游发展质量评价体系构建

      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布的ISO9000族标准①中提出，质量由一组固有特性组成，并且这些固有特性是以满足顾客和其他相关方所要求的能力加以表征[13]。而旅游业是建立在资源环境基础之上的社会服务性产业，不可完全参照国际标准化组织对一般意义上“质量”的定义，旅游发展质量不只是简单意义上旅游产品的优与劣，而是一个全方面的综合性概念，旅游发展质量应以使游客和居民满意为核心，是产品、服务、环境等一组固有特性满足旅游发展需要、旅游消费需求的程度[6]，并且这种满足程度呈现不断提升的变化趋势，具有显著的可持续性。本文着眼于省域空间的旅游发展质量研究，可认为旅游发展质量是旅游产品、旅游服务、旅游市场、旅游设施、旅游环境等不同维度的旅游发展要素在地域空间上耦合形成的综合性质量特征。

      1)旅游产品质量。旅游产品的定义存在广义、狭义之分[23]，广义的旅游产品是旅游企业向旅游者所提供的旅游吸引物、旅游服务等一切服务的总和；而狭义的旅游产品仅指旅游吸引物，本文着眼于狭义的旅游产品。旅游产品质量的高低不仅表现在规模、丰度与品质等属性特征方面，旅游产品类型结构、产品经济效益同样对地区旅游发展质量产生较显著的影响。

      2)旅游服务质量。旅游服务质量是旅游者感知出来的质量，是旅游者在整个旅游过程中对其接受的旅游服务的评价和总结[24]，旅游者满意程度就成为旅游服务质量最重要的考量标准。从旅游服务的供给方面来看，旅游服务既包括由企业所提供的营利性服务，也包括由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为满足游客而提供的公共信息、旅游安全保障等基础性、公益性服务，即旅游公共服务。

      3)旅游设施质量。旅游设施是旅游目的地、旅游从业人员向游客提供服务时依托的各项物质设施和设备，包括交通运输设施、食宿接待设施、游览娱乐设施和旅游购物设施等，所有这些设施可分为城市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两大类，对于旅游地而言，理应统筹协调、完好对接，两类设施都应是旅游设施质量的衡量对象。

      4)旅游市场质量。旅游市场反映旅游供给者与旅游者之间各种复杂的经济关系，常着眼于单方面的旅游需求市场，旅游市场质量的衡量应偏重市场运行、市场前景方面，借鉴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25]，旅游市场质量可从市场稳定性、市场有效性、市场供需平衡等维度进行衡量。

      5)旅游环境质量。旅游环境也存在广义、狭义之分。本文侧重于狭义的旅游环境——旅游自然生态环境，即旅游资源或旅游地的自然外部条件因素。旅游环境既是旅游者活动的场所，也是旅游资源重要的组成部分。旅游环境质量需从环境与旅游的适应性角度进行测度，同时将环境的可持续性作为重要的测度内容。

      从旅游发展质量(TDQ)的内涵出发，按照可比、可量、可获和可行的原则，构建包括旅游产品质量、旅游服务质量、旅游设施质量、旅游市场质量、旅游环境质量5个子系统共31个指标组成的旅游发展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技术支持下的层次分析法[26]确定指标权重(表1)。

      1.2 旅游“质”-“量”的协调发展度模型

      协调发展模型的构建基于这样一个理念，即旅游“质”-“量”同步发展的程度越高，则协调发展度越高[27]。根据旅游发展“质”-“量”协调性判定的需要，本文在借鉴杨士弘关于协调度模型研究[28]的基础上建立旅游“质”与“量”的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

      1)计算“质”与“量”的协调度(C)

      

      式中，C为协调度，用以衡量“质”、“量”的同步程度，“量多质优”、“量少质低”等情况下C均可呈现高值；TDQ'为经过极值标准化后的旅游发展质量指数，反映旅游“质”的特征；f(x)为基于改进熵值法的旅游“量”的评价函数，通过规模总量、均量等指标值极值标准化后计算所得；K为调节系数，K≥2。

      2)根据协调度模型构建“质”与“量”的协调发展度(D)

      

      式中，D为协调发展度，用以衡量旅游“质”-“量”同步发展程度，“量多质优”易呈现高值；C为协调度；T为旅游发展“质”、“量”效益的综合评价指数，T=α·TDQ+β·f(x)，其反映的是旅游“质”与“量”的整体水平；α、β为待定权数。取T∈(0，1)，则D∈(0，1)。

      

      1.3 数据来源

      中国各省区旅游景区数量、入境游客平均停留天数、旅游从业人员数、旅游院校学生数、星级饭店数量、旅行社数量、旅游接待人次、平均客房出租率等数据来源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9]；人口、行政区面积等相关指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30]；公交车、公厕、湿地、自然保护区数据来源于《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31]；铁路、公路、民用航空客运量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32]；国家风景名胜区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33]；主要城市空气质量、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森林面积、污染治理投资费用总额、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主要河流地表水质来自《中国环境统计年鉴》[34]及各省区环境状况公报；入境游客来华次数、入境与国内游客人均花费、游客消费结构来自2011年《旅游抽样调查》[35]；由于2011年《旅游抽样调查》及以后旅游抽样调查内容结构的调整，饭店服务满意度、导游服务满意度、购物服务满意度源自2010年《旅游抽样调查》[35]；旅游接待人次增长率、增长波动率等数据源自2005、2009、2010年各省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AAA级以上景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世界级和国家级景区数据由国家旅游局(www.cnta.com)相关公文公报文件整理获得；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数量由中国政府网(www.gov.cn)国务院公文公报文件和国家旅游局(www.cnta.com)最新发布的相关信息整理所得；行政服务能力与安全保障服务采用德尔菲法邀请国内13位权威专家进行打分，并取其众数以实现赋值；而地方旅游网站、旅游集散中心等数量则借鉴国内相关研究[36，37]的数据获取方法，通过网络途径获取。旅游发展质量指标体系涉及的数据来源以部门统计资料为主，以德尔菲法等作为补充，具备较高的可靠性与真实性。本文研究对象为中国31个省市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2 结果分析

      2.1 省际旅游发展质量具有显著空间差异

      经测度表明，2010年中国旅游发展质量(TDQ值)平均得分仅为0.255(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整体质量不高。从省际来看，旅游发展质量水平最高的省区为广东(0.469)，其次为上海(0.459)。质量水平最低的为宁夏(0.139)，其次为贵州(0.164)。旅游发展质量在省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最高分是最低得分的3倍有余。

      基于各省域旅游发展质量水平，运用自然断裂法(natural breaks)可将其分为4个等级：高质量(TDQ＞0.360)、中高质量(0.256＜TDQ≤0.360)、中低质量(0.199＜TDQ≤0.256)、低质量(TDQ≤0.199)。高质量省区为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中高质量省区为山东、四川、黑龙江、辽宁、安徽、湖南；中低质量省区分别为内蒙古、湖北、重庆、云南、天津、福建、西藏、河南、陕西、广西、新疆、山西、江西；低质量省区分别为海南、吉林、河北、青海、甘肃、贵州、宁夏(图1)。

      按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对各等级省区数量及三大区域旅游发展质量平均得分进行统计(表2)，结合图1可以看出区域间旅游发展质量的巨大差异。东部地区整体质量水平高于中、西部，其平均质量水平约为西部地区的1.5倍。高质量省区全部分布于东部；中高质量省区在中部分布较多；中低质量省区主要分布于中、西部，西部地区达到7个省区；低质量省区在三大区域均有分布，但西部占据半数以上份额。

      

      从东、中、西区域内部各质量等级省区所占比重看，东部高质量省区比重最大，占东部省区总数的1/2；而中部以中高质量、中低质量省区为主，两类比重达88.9%；西部则以中低质量、低质量省区为主，两类比重91.6%。由表2也可看出，东部旅游发展质量整体水平较高，但其内部差异也最为显著。

      2.2 质量子系统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性

      2010年中国省际旅游发展质量各子系统均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旅游产品质量、旅游服务质量、旅游设施质量、旅游市场质量基本都呈现出东部高、西部低的格局，而旅游环境质量则显然不同，其呈现西部高、东部低的空间格局(图1)。

      

      图1 2010年中国省域旅游发展质量评价

      旅游产品质量方面，安徽、江苏、山东、北京、广东、上海等传统旅游大省产品质量指数均达到0.08以上，从相关指标来看，这些省(市)旅游景区总量、4A级以上景区、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等数量均位居全国前列，以致游客停留时间也较长，安徽、上海、北京入境游客停留时间分列全国三甲，分别为4.33 d、4.20 d、4.18 d，而全国平均水平仅为2.52 d。旅游服务质量上，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省(市)旅游服务质量较高，分别达到0.144、0.141、0.137、0.137。根据国家旅游局、国家统计局共同发布的旅游抽样调查资料，上述省(市)的入境游客、国内游客在宾馆饭店、导游、餐饮、购物等方面的服务满意度均处于全国较高水平，游客认为非常满意(5分)的比重基本都超过60%；而宁夏、贵州、新疆等西部地区服务满意度较低，其中，对宾馆饭店服务感到非常满意的比重仅为29.3%、24.0%、13.8%。旅游设施质量、旅游市场质量也呈现出与上述质量子系统相似的空间分异格局，只不过在质量排名的位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如旅游设施质量方面上海得分最高，旅游市场方面广东优势明显。

      旅游环境质量则与其他子系统不同，西部地区质量明显优于东部，西藏旅游环境质量指数最高(0.139)，而内蒙古、青海、新疆等地旅游环境质量也较高，分别为0.091、0.077、0.075，旅游环境质量的这一空间分异特征基本上与中国实情相符，西部地区虽生态本底脆弱，但仍是旅游环境质量较高的地区。污染治理投资费用实质上是对环境所作出的补偿费用，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地区生态环境受影响的状况[38]，西藏该费用仅为0.3亿元，而广东达到1 416.2亿元，此外，在地区空气质量、森林覆盖、湿地保护情况等方面的对比也极为明显。

      从省区各子系统间的质量水平构成可看出(图1)，旅游发展质量较高地区(东部地区)的旅游环境质量这一“质量短板”较为明显，其他子系统质量水平均较高，由此实践中东部地区应正视旅游环境质量对旅游发展的影响，注重环境质量优化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良性互动。这一点由各质量子系统与旅游发展质量的相关性也可看出(图2)，中国31个省(市)旅游环境质量与旅游发展质量的相关程度为-0.165，说明旅游环境质量对旅游发展质量贡献甚微。同时也可看出，其他子系统质量对旅游发展质量的贡献较大，其中旅游服务质量的贡献最为明显，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旅游服务质量提升可作为旅游质量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2.3 发展质量与旅游经济统计指标的关联性特征

      旅游收入、旅游接待人次等总量型指标已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应用[39]，常被用以衡量地区的旅游业发展状态，而实践中这些指标更是官方及媒体最为关注的旅游业指标，且上文中旅游发展质量铰高地区多为东部地区，这与旅游经济规模的空间特征极为相似。本文对发展质量与旅游经济规模的关联性进行了探索，选取旅游总收入作为旅游收入规模的衡量，旅游接待人次作为旅游接待规模的衡量，旅游总收入与地区人口数量之比作为旅游经济水平的衡量。为便于对比分析，所有数据均进行归一化处理，并按旅游发展质量的高低对省区位序进行降序排列(图3)。

      虽然从区域层面来看，包括广东、上海、北京、江苏等旅游发展质量较高的省区在内的东部平均收入规模要显著高于旅游发展质量较低的中、西部地区，但从省际角度来看，与旅游发展质量相对应的各省区旅游收入规模呈现出显著的波动性特征，说明对于省区而言，旅游发展质量与旅游收入规模之间不存在对应关系，不是旅游经济收入规模越大的省区其旅游发展质量就更高，例如河南、贵州等省区，也不是旅游收入规模越小的省区其旅游发展质量就越低，如黑龙江、西藏等省区。而旅游发展质量与旅游接待规模的相关性仅为0.688，与旅游经济水平相关性为0.651，相关性均较低，说明旅游接待规模、旅游经济水平与旅游发展质量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旅游接待规模、旅游经济水平并不能反映旅游发展质量的真实水平。

      2.4 旅游“质”-“量”协调发展度

      选取省区旅游外汇收入、国内旅游收入、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入境旅游及国内旅游人次等作为旅游“量”的衡量指标，运用旅游“量”的评价函数f(x)进行测度。基于协调发展度模型对2010年各省区旅游“质”与“量”的同步发展程度进行测度，结果如图4。

      从“质”与“量”的协调度来看(图4a)，C值大于0.9的省(市)达到19个，其中江苏、浙江、山东等属于“量多质优”型，而贵州、山西、河北等属于“量少质低”型；而青海、西藏等C值不足0.5，协调度极低，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区与其他省区相比，旅游环境子系统质量极优，使得旅游发展质量指数整体上得到抬升，而实践中尽管优质的旅游环境已成为旅游吸引力的重要构成要素，但脱离了产品及服务的旅游环境要素仍难以直接对游客形成吸引力，2010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所涉及的青海、西藏旅游景区数量为10和36，仅相当于北京的5.0%、18.5%。

      

      图2 旅游发展质量与各质量子系统的相关性

      

      图3 旅游经济规模、旅游经济水平与旅游发展质量对比

      “质”-“量”协调发展度方面，参照杨士弘[28]的协调发展类型划分方法，以D值0.8、0.6、0.4作为分类中断值，划分为良好协调发展型、中度协调发展型、勉强协调发展型、中度失调发展型4种类型，如图4b。从各协调发展类型省区数量来看，2010年中度协调发展型、勉强协调发展型省区数量为18个，占省区总数的58%，说明大多数省区旅游“质”、“量”协调发展程度不高。而从各协调发展类型省区空间分布来看，良好协调协调发展型省区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中度协调发展型省区主要集中分布在中部地区，而勉强协调、中度失调发展型则以西部省区为主。各类型省区空间分布格局说明中国旅游“质”、“量”协调发展程度东部优于中部、中部优于西部。

      2.5 基于协调发展度的旅游发展速度判定

      旅游“质”-“量”协调发展度是对旅游质量和数量的同步发展程度的测度，“质”-“量’，协调发展度与旅游发展速度分别体现了旅游发展“好”和“快”的态势，而旅游业又好又快发展是实现旅游强国战略目标的必由之路，因此，有必要从旅游“质”-“量”协调发展度、旅游发展速度两大维度对各省区进行衡量(图5)，以对促进旅游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参考。选取上述“量”涨速率衡量旅游发展速度，并考虑到年度旅游“量”涨的波动性，以“十一五”期间旅游平均增长速度替代，以弱化其波动件。

      

      图4 省际旅游“质”-“量’’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类型分布

      

      图5 旅游发展速度与协调发展度散点图

      作为“质”与“量”同步发展程度较高的省区，北京旅游发展速度是31个省区中最低的，仅为11.6%，除浙江、山东、辽宁外，其余良好协调发展型省区旅游发展速度均低于全国省区平均水平(22.8%)，良好协调发展型省区旅游发展平均速度20.1%；中度协调与勉强协调发展型省区的速度点则分布比较零散，但类型省区均值在全国平均水平附近，分别为22.7%、23.5%；而中度失调发展型省区发展速度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均值达到25.5%，特别是宁夏、甘肃、西藏接近全国最高速度水平。

      为开放式探索省区旅游发展速度、“质”-“量”协调发展度之间的关系，采用局部加权回归[40](LOESS)这一非参数估计方法对散点进行平滑拟合(图5)，其中参与局部回归观察值比重f值取0.5。图5中随着协调发展度的提高，旅游发展速度呈现出“先下降、后均值附近波动、再下降”的曲线特征，这一曲线特征不排除其可能受统计误差等因素的影响，但其总体上所呈现出的回落趋势还是较显著的。导致旅游发展速度回落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集约式发展才是旅游强国的必然选择，而现今旅游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仍未取得明显成效，使得转变过渡期的旅游业发展动力不足；旅游产业化升级过程中缺乏良性机制，且旅游产业仍局限于旅游六要素，尚未实现要素的扩张与裂变；现有旅游产品仍以观光型为主，旅游消费需求则日益多样化，使得旅游供给与消费难以有效对接；传统旅游地生态环境压力显现，传统旅游地重游率下降，可持续性面临挑战，而便利交通利于中西部旅游地崛起；各种形式保护性壁垒的制约使得旅游业难以高度开放等[41]。

      3 结论

      1)中国旅游发展质量整体水平不高，空间差异明显，旅游发展质量从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降低，从这三大区域视角来看，旅游发展质量与旅游业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大致相当。说明旅游发展质量的提升以旅游业的发展为基础或前提，可以说“旅游发展质量”是旅游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程度的产物，中国旅游业已步入快速发展时期，需要在量涨的过程中逐步重视对质的提升，但各地区旅游发展水平、所处阶段不尽相同，应根据区域子系统质量的高低及所面临的不同“质量短板”因素，推行差异化的旅游发展模式，有针对性地制定适合当地的旅游业质量化发展的方针、措施，实施“针对型”旅游发展质量提升模式。

      2)旅游发展质量与旅游经济规模指标的关联性均不强，传统的官方统计指标并不能完全反映地区旅游发展质量的高低，地方上片面追求旅游经济规模等数量指标的做法并不可取，极易形成不健康的旅游发展意识，而出现“只顾数量、不顾质量”的不合理局面。未来理应淡化收入、人次这类单一的数量指标考核内容，而把服务满意度、旅游标准化覆盖率、旅游环境质量水平、旅游便民惠民程度等多维目标内容纳入旅游统计指标体系，并据此完善旅游行业工作考核制度，即实现“综合型”旅游业发展考核模式。

      3)省区旅游“质”、“量”协调度普遍优于协调发展度，而中国旅游协调发展整体水平较低，在今后的实践中应通过强化旅游质量主体作用、加强旅游质量监督管理、实施旅游质量发展创新等措施实现质量强旅。《旅游法》的颁布标志着中国旅游业进入依法治旅、依法行旅时期，而《旅游质量发展纲要》的出台则意味着旅游业步入质量强旅阶段，实践中须将质量强旅相关措施与《旅游法》中相关条款规定、措施等结合以使其更为行之有效，共同推进旅游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地方旅游发展实践还应注重生态旅游、低碳旅游及智慧旅游等先进的旅游发展理念的贯彻，使之成为质量强旅的理论支撑和重要抓手。

      4)旅游发展速度总体上呈现出较显著的回落趋势，其原因来自产业发展方式等多个方面，还可能在于旅游统计及研究本身所存在的缺陷。一方面，旅游产业的融合及新业态的涌现使得传统的旅游统计指标难以覆盖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及产生的贡献；另一方面，当今中国旅游业的功能正悄然发生变化，旅游业的功能日益综合，特别是其在缩小城乡差距、促进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等方面的社会功能已逐渐凸显，旅游业的功能已明显超出了经济范畴，而目前尚缺乏有效的手段以衡量旅游业在各省区所产生的综合效益。但旅游发展速度的回落趋势无疑也对发展方式转变、产业转型升级等提出了时间上的要求，未来理应加快旅游发展方式的转变、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的步伐。

      ①ISO9000族标准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于1987年制订，后经不断修改完善而成的系列标准，是针对组织的管理结构、人员、技术能力、各项规章制度、技术文件和内部监督机制等一系列体现组织保证产品及服务质量的管理措施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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